商朝從湯開始， 到紂滅亡， 共傳十七代三十一王， 近六百年。 約當西元前十六世紀至西元前十一世紀。 商朝歷史上有一個很顯著的現象， 就是都城屢遷。 湯最初建都於亳(今河南商丘市)。 其後五遷：中丁遷都於隞(今河南滎陽北敖山南);河亶甲遷都於相(今河南安陽市西)， 祖乙遷都于邢(今河南溫縣東);南庚遷都於奄(今山東曲阜舊城東)， 盤庚遷都于殷(今河南安陽西北)。 盤庚遷殷， 在商朝歷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在此之前， 從湯至陽甲， 傳十代十九王， 約三百年， 為商朝前期。 在此之後， 從盤庚至紂， 傳八代十二王，
商朝前期為何屢次遷都呢?
關於這個問題， 古今學者眾說紛紜， 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一、“水災”說;二、“遊牧”、“游農”說， 三、“去奢行儉”說， 四、“王位紛爭”說。
“水災”說試圖從自然災禍方面去尋求商都屢遷的原因。 但它舉不出一條過硬的材料來證明水災逼迫商人遷都。 相反， 從湯至中丁， 傳六代十一王， 至少都亳一百五十軍， 難道這麼長一段時間河水就役有鬧災嗎?而且從武丁到紂卜辭多次記載洹水氾濫為害殷都， 但殷人並未因此遷都。
“遊牧”、“游農”說試圖從社會生產方面去尋求商都屢遷的原因。
“游農”說認為， 商代的農業是原始的。 其原始性表現為生產工具的笨拙和耕作方法的原始。 商人採用“火耕”的方法， 即“焚田”， 來代替笨拙的生產工具開闢原野， 把林莽燒平後， 在灰土上播種。 他們既不知道灌溉， 也不懂得施肥， 一旦土地的自然力耗盡， 便需改換耕地， 不得不經常遷徙。 “游農”經濟是商人都城屢遷的原因所在。 但考古資料證明， 鄭州和小屯兩地商代文化中出土的石鐮和石斧都很近似。 這兩地正好一個代表商代前期， 一個代表商代晚期。 商代農業生產已使用少量青銅器。 目前出土的幾件青銅農具， 商代前後期的數量也大體相當。 這說明商代前後期農業生產工具並未發生重大變化， 同樣是“笨拙”的。 至於耕作方法，胡厚宣先生在《殷代焚田說》中指出“焚田”是殷人狩獵的一種方法，根本與農業無關，至於說商人“不懂得施肥”，則與史實不符。《汜勝之書》說：“湯有旱災，伊尹作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甲骨文“尿”字即糞便之“屎”字。卜辭中有大量“尿田”的記載，商代初期已知“糞種”，當是可能的。“游農”說的論據經不住推敲。另外，它跟“水災”說一樣，無法解釋中丁之前和盤庚之後，商都穩定的史實。所以，“游農”說也難以令人置信。
“去奢行儉”說和“王位紛爭”說試圖從社會政治方面去尋求商都屢遷的原因。“去奢行儉”說認為“抑制奢侈，宣導儉樸，藉以緩和階級矛盾，是商都屢遷的原因。此說多少有點合理成分。因為《尚書》中《盤庚》三篇是保存下來的商王盤庚遷殷時對臣民的三次演講詞，將遷之時，他曾指責貴族中有貪求財富的亂政官吏; 既遷之後，他又告誡官吏：不要積聚財物，光為自己孜孜不倦地增殖產業，應該施惠於民，要永遠潔淨你們那顆和國王一樣的心。
但是，奢侈是剝削階級的“痼疾”和“通病”。不僅遷殷之時存在，遷殷之後照樣存在。為什麼此時奢侈可以促使遷都，而彼時卻不能呢?“去奢行儉”說雖然看到商都屢遷的某些現象，卻未能透過現象，抓住本質。所以，它對商都屢遷原因的解釋缺乏說服力。“王位紛爭”說，根據《史記·殷本紀》：“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的記載，注意到從中丁至陽甲正好九王，先秦典籍中“幾世”即指“幾王”，這“九世之亂”與商都屢遷，在時間上如此若合符契，決非偶然巧合，它應是促使商都屢遷的客觀原因。這個推斷，可以在《尚書·盤庚》中篇裡找到證據。盤庚追述先王遷都原因時說：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
《孔疏》認為“大虐”的具體含義是：“上雲‘不能相匡以生，罔知天之斷命’，即是天降災也”。很明顯，“大虐”不是天災而是人禍，就是指以王位紛爭為中心的“九世之亂”。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政治上的動亂和紛爭，給人民帶來無窮災禍，先王並不懷戀他們手造的基業，為人民的利益來遷徙。那麼，王位紛爭所引起的社會動亂，為什麼必須用遷都的辦法來解決呢?因為“九世之亂”的直接後果是商王權威削弱和貴族勢力膨脹。貴族勢力膨脹，表現在經濟上，是聚斂財富;表現在政治上，是弑君篡位。鬥爭的雙方，為了贏得勝利，必須借助天時、地利與人和。天時，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而且是彼此共用的。人和，要靠主觀努力去爭取。惟獨地利，誰佔有它，就屬於誰。很明顯，既然貴族的勢力能夠膨脹起來，並足以威脅王權，那麼，貴族一定佔有地利。殷商時期雖然已進入青銅時代，但社會生產力發展水準仍舊很低。在那種社會發展水準上，地利的作用就格外重要。通過遷都來改變貴族地利的優勢，從而削減貴族的實力，是商王的戰略措施。這應是促使商都屢遷的主觀原因。證之《尚書·盤庚》篇，正是這樣。
盤庚遷殷幾乎遭到舉國上下的反對，“民諮胥怨”，但主要阻力來自貴族，不是平民，更不是奴隸。貴族用浮言來煽動民心，而盤庚則抓住“天命”和“先王”兩面大旗，口口聲聲鼓吹為人民打算來爭取民心。在當時，“天命”和“先王”無疑是有威力的，使盤庚得以遷殷。將遷之時，盤庚發出警告：“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奸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於茲新邑”，就是說，有奸詐邪惡，不聽話的人，我就把他們斬盡殺絕，不讓這孬種遺留在新邑蔓延滋長。可見盤庚企圖通過遷都打擊貴族。既遷之後，盤庚重申：“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即不管與商王血緣的遠近，造罪就處死，立功便封賞;並宣稱自己有權“制乃短長之命”。這說明通過遷都，鎮壓了異己，商王權威上升了。“九世之亂”的教訓是深刻的。
為了避免歷史重演，王位繼承制發生變化。商王繼統法分三期：第一期大丁至祖丁以兄為直系，第二期小乙至康丁以弟為直系;第三期武乙至紂傳嫡長子。盤庚處於由第一期向第二期轉變階段。遷殷後商王繼統法出現以弟為直系並終於轉變為傳子的新情況。嫡長子繼承制的確立，減少王位紛爭，王室內部穩定下來，所以導致遷殷後二百七十三年沒有再徙都城。“王位紛爭”說對商代前期都城屢遷的解釋是比較合理的。
至於耕作方法，胡厚宣先生在《殷代焚田說》中指出“焚田”是殷人狩獵的一種方法，根本與農業無關，至於說商人“不懂得施肥”，則與史實不符。《汜勝之書》說：“湯有旱災，伊尹作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甲骨文“尿”字即糞便之“屎”字。卜辭中有大量“尿田”的記載，商代初期已知“糞種”，當是可能的。“游農”說的論據經不住推敲。另外，它跟“水災”說一樣，無法解釋中丁之前和盤庚之後，商都穩定的史實。所以，“游農”說也難以令人置信。
“去奢行儉”說和“王位紛爭”說試圖從社會政治方面去尋求商都屢遷的原因。“去奢行儉”說認為“抑制奢侈，宣導儉樸，藉以緩和階級矛盾，是商都屢遷的原因。此說多少有點合理成分。因為《尚書》中《盤庚》三篇是保存下來的商王盤庚遷殷時對臣民的三次演講詞，將遷之時，他曾指責貴族中有貪求財富的亂政官吏; 既遷之後，他又告誡官吏：不要積聚財物，光為自己孜孜不倦地增殖產業，應該施惠於民，要永遠潔淨你們那顆和國王一樣的心。
但是，奢侈是剝削階級的“痼疾”和“通病”。不僅遷殷之時存在，遷殷之後照樣存在。為什麼此時奢侈可以促使遷都，而彼時卻不能呢?“去奢行儉”說雖然看到商都屢遷的某些現象，卻未能透過現象，抓住本質。所以，它對商都屢遷原因的解釋缺乏說服力。“王位紛爭”說，根據《史記·殷本紀》：“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的記載，注意到從中丁至陽甲正好九王，先秦典籍中“幾世”即指“幾王”，這“九世之亂”與商都屢遷，在時間上如此若合符契，決非偶然巧合，它應是促使商都屢遷的客觀原因。這個推斷，可以在《尚書·盤庚》中篇裡找到證據。盤庚追述先王遷都原因時說：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
《孔疏》認為“大虐”的具體含義是：“上雲‘不能相匡以生，罔知天之斷命’，即是天降災也”。很明顯，“大虐”不是天災而是人禍，就是指以王位紛爭為中心的“九世之亂”。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政治上的動亂和紛爭，給人民帶來無窮災禍，先王並不懷戀他們手造的基業，為人民的利益來遷徙。那麼，王位紛爭所引起的社會動亂，為什麼必須用遷都的辦法來解決呢?因為“九世之亂”的直接後果是商王權威削弱和貴族勢力膨脹。貴族勢力膨脹，表現在經濟上，是聚斂財富;表現在政治上，是弑君篡位。鬥爭的雙方，為了贏得勝利，必須借助天時、地利與人和。天時，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而且是彼此共用的。人和，要靠主觀努力去爭取。惟獨地利，誰佔有它，就屬於誰。很明顯，既然貴族的勢力能夠膨脹起來，並足以威脅王權，那麼，貴族一定佔有地利。殷商時期雖然已進入青銅時代，但社會生產力發展水準仍舊很低。在那種社會發展水準上，地利的作用就格外重要。通過遷都來改變貴族地利的優勢，從而削減貴族的實力，是商王的戰略措施。這應是促使商都屢遷的主觀原因。證之《尚書·盤庚》篇，正是這樣。
盤庚遷殷幾乎遭到舉國上下的反對，“民諮胥怨”，但主要阻力來自貴族，不是平民，更不是奴隸。貴族用浮言來煽動民心，而盤庚則抓住“天命”和“先王”兩面大旗，口口聲聲鼓吹為人民打算來爭取民心。在當時，“天命”和“先王”無疑是有威力的，使盤庚得以遷殷。將遷之時，盤庚發出警告：“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奸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於茲新邑”，就是說，有奸詐邪惡，不聽話的人，我就把他們斬盡殺絕，不讓這孬種遺留在新邑蔓延滋長。可見盤庚企圖通過遷都打擊貴族。既遷之後，盤庚重申：“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即不管與商王血緣的遠近，造罪就處死，立功便封賞;並宣稱自己有權“制乃短長之命”。這說明通過遷都，鎮壓了異己，商王權威上升了。“九世之亂”的教訓是深刻的。
為了避免歷史重演，王位繼承制發生變化。商王繼統法分三期：第一期大丁至祖丁以兄為直系，第二期小乙至康丁以弟為直系;第三期武乙至紂傳嫡長子。盤庚處於由第一期向第二期轉變階段。遷殷後商王繼統法出現以弟為直系並終於轉變為傳子的新情況。嫡長子繼承制的確立，減少王位紛爭，王室內部穩定下來，所以導致遷殷後二百七十三年沒有再徙都城。“王位紛爭”說對商代前期都城屢遷的解釋是比較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