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10日， 國民政府教育部頒佈命令：北大、清華、南開和中央研究院， 整體南遷， 先到長沙， 成立長沙臨時大學。
11月13日南京陷落， 戰事緊逼長沙， 遂決定再遷昆明。
1938年12月1日， 西南聯合大學歷盡劫難， 終於開學。 從此開始了抗戰及革命長達9年的輝煌歷程。
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從長沙到昆明
根據官方的資料， 從長沙到昆明的陸路距離是1,033.7英里（1,663.6公里）， 其中八百多英里是走下來的， 平均每天步行二十余英里， 共走了四十天。 長途跋涉的行程多為崎嶇地帶， 且天氣惡劣。 對未曾準備接受這種艱苦的身體考驗的城市青年來說， 這是一個非凡的成績。
這次長征是教育上的探險。 這群青年再也不會覺得祖國和人民是遙不可及的抽象概念了。 在這六十八天裡， 他們經過了中國二十八個省中的三個省， 深刻地認識到祖國幅員之遼闊， 並意識到中國現代的沿海城市與落後的內陸地區在時間、空間和思想觀念上存在著驚人的差距。
然而， 路邊的邂逅只是消除中國學生與普羅大眾在社會、經濟、思想上的隔閡的開始。 經過軍隊數十年的剝削、壓榨和劫掠之後，
當然， 必須指出的是， 旅行團成員學到了許多知識。 比如， 黃鈺生就琢磨， 為什麼劉兆吉所搜集的民歌中百分之九十都是情歌呢：
有一次， 我和幾個挑棉紗的人同行。 他們的擔子， 都在百斤以上。 我跟他們走了一天， 他們整整唱了一天……他們所唱的， 是……情歌。 又記得， 在將近盤江的荒山中， 遇到一群……馱鐵鍋……的人。 山路難行， 一步一喘， 但是喘噓之中， 還斷斷續續地唱些……情歌。 這些人是在調情麼？是在謳歌戀愛麼？是在宣洩男女之情麼？肩上的擔子太重了， 唱一唱， 似乎可以減輕筋骨的痛苦。 再聽人一唱， 也覺得綿綿長途上， 還有同伴， 還有一樣辛苦的人。 他們所唱的歌， 與其說是情歌， 毋寧說是勞苦的呼聲。
有個名叫高廷章的學生有過貧窮的親身經歷。
但是， 假如有學生看穿所見所聞的政治內涵， 許多人可能就不會發出這種疑問，更別提它所暗示的答案了。他們雖然像旅行者一樣生活過，但只是以遊客的眼光來看這個世界。正如聞一多所注意到的，他們印象最深的，不是每天都看到的普通百姓，而是壯美的奇觀、歷史名勝以及苗民奇異的服飾、風俗和方言。
歷史總是推陳出新。現在，半個世紀過後，已很難估計這場長征對參加者的影響。在中國和美國採訪那些日益年邁的旅行團成員時，他們會帶著今天的視角看待過去。那些在中國生活的人傾向於把這件事當做一次經歷，它使他們認識到平民百姓的苦難，從而決心走向革命的道路。在美國過著舒適生活的團員，則傾向於貶低這一經歷的影響。
從聲名最著、文獻最豐的旅行團成員聞一多身上，就顯示出準確評價這次長征的困難。六十八天的行軍生活加深了聞一多與勞苦大眾在一起的親切感，可是，他一抵達昆明就回到了學術象牙塔。直至1943年，他才開始轉向政治活動。雖然這位中年教授看到國民黨的碉堡，被蔣介石的部隊夷為平地的村莊，牆上的革命口號，以及血灑戰場的紅軍戰士之墓；但是，聞一多以前的學生、為他立傳的王康說：“聞一多那時的確不瞭解革命鬥爭，很難理解革命戰士們的英雄氣概……共產黨的隊伍究竟是為了什麼忍受那樣的千辛萬苦呢？暫時是回答不了的。”在王康看來，聞一多的見解不是源於無產階級的政治分析，而是出於詩人的悲憫情懷：
他同情、憐憫這些苦難同胞，他見到在饑餓死亡線上掙扎的慘狀，還不能為這些人找到什麼出路。……這都是由於抗戰，有了這樣步行的機會，才會見到從來不曾見過的苦難的事實，才會引起這些從未有過的疑惑。
這次經歷雖然沒有使聞一多立即投身政治行動，或利用武力反抗現實，但這次行軍為他向這條道路發展創造了條件。回首往昔，我們可以看到，從長沙到昆明長途跋涉的第一步，使他走向了殉道之路。
在學生團員當中，又有多少青年聞一多呢？他們都看到了他所看到的。許多人感到震驚，少數人投身於或再次投身於反抗現狀的鬥爭。但是，就在選擇徒步前往昆明時，他們拒絕了更加激進的選擇。大部分堅定的積極分子投奔延安加入共產黨，或參加國民黨的軍隊，或留在長沙發動群眾。旅行團成員寧願獨處書齋，也不願投筆從戎，嘯傲疆場。他們的目光停留在所經過的路途，可是並沒有深入一貧如洗的農村。他們的使命是完成學業，為民族復興這個長遠目標鍛煉才智。戰後，他們將建立一個使貧窮、饑饉、苦難無處存身的新中國。
從長沙到昆明的長途跋涉，最深刻的影響，可能並沒有反映在近三百名團員後來的工作上，而是反映在這所大學的校風上。通過已出版的文獻和口述資料，長征的現實夾雜著層層神話和傳奇的色彩。老資格的旅行團成員發表他們的日記，撰寫散文和詩歌，錢能欣的《西南三千五百里》於1939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旅行團成員搜集的民歌、民間傳說及岩石、植物和昆蟲標本，豐富了昆明有限的學術資源。在雲南的前幾年，由於高年級同學自豪地穿著印有“湘黔滇旅行團”字樣的襯衫在校園出沒，聯大學生會經常想起那次歷經艱難的跋涉。聯大在昆明八年，無數學生用自己的長征加入這所著名的大學。
毛澤東率領紅軍從江西開始的長征成就了延安精神，與此相類，從長沙出發的長征對聯大精神的塑造至關重要。這是一次堅苦卓絕的長途跋涉。此後是八年患難，因此這次長征就成了中國學術共同體群策群力的縮影，也成為中國高等教育和文化賡續不輟的象徵。
許多人可能就不會發出這種疑問，更別提它所暗示的答案了。他們雖然像旅行者一樣生活過，但只是以遊客的眼光來看這個世界。正如聞一多所注意到的，他們印象最深的，不是每天都看到的普通百姓，而是壯美的奇觀、歷史名勝以及苗民奇異的服飾、風俗和方言。歷史總是推陳出新。現在，半個世紀過後，已很難估計這場長征對參加者的影響。在中國和美國採訪那些日益年邁的旅行團成員時，他們會帶著今天的視角看待過去。那些在中國生活的人傾向於把這件事當做一次經歷，它使他們認識到平民百姓的苦難，從而決心走向革命的道路。在美國過著舒適生活的團員，則傾向於貶低這一經歷的影響。
從聲名最著、文獻最豐的旅行團成員聞一多身上，就顯示出準確評價這次長征的困難。六十八天的行軍生活加深了聞一多與勞苦大眾在一起的親切感，可是，他一抵達昆明就回到了學術象牙塔。直至1943年，他才開始轉向政治活動。雖然這位中年教授看到國民黨的碉堡，被蔣介石的部隊夷為平地的村莊，牆上的革命口號，以及血灑戰場的紅軍戰士之墓；但是，聞一多以前的學生、為他立傳的王康說：“聞一多那時的確不瞭解革命鬥爭，很難理解革命戰士們的英雄氣概……共產黨的隊伍究竟是為了什麼忍受那樣的千辛萬苦呢？暫時是回答不了的。”在王康看來，聞一多的見解不是源於無產階級的政治分析，而是出於詩人的悲憫情懷：
他同情、憐憫這些苦難同胞，他見到在饑餓死亡線上掙扎的慘狀，還不能為這些人找到什麼出路。……這都是由於抗戰，有了這樣步行的機會，才會見到從來不曾見過的苦難的事實，才會引起這些從未有過的疑惑。
這次經歷雖然沒有使聞一多立即投身政治行動，或利用武力反抗現實，但這次行軍為他向這條道路發展創造了條件。回首往昔，我們可以看到，從長沙到昆明長途跋涉的第一步，使他走向了殉道之路。
在學生團員當中，又有多少青年聞一多呢？他們都看到了他所看到的。許多人感到震驚，少數人投身於或再次投身於反抗現狀的鬥爭。但是，就在選擇徒步前往昆明時，他們拒絕了更加激進的選擇。大部分堅定的積極分子投奔延安加入共產黨，或參加國民黨的軍隊，或留在長沙發動群眾。旅行團成員寧願獨處書齋，也不願投筆從戎，嘯傲疆場。他們的目光停留在所經過的路途，可是並沒有深入一貧如洗的農村。他們的使命是完成學業，為民族復興這個長遠目標鍛煉才智。戰後，他們將建立一個使貧窮、饑饉、苦難無處存身的新中國。
從長沙到昆明的長途跋涉，最深刻的影響，可能並沒有反映在近三百名團員後來的工作上，而是反映在這所大學的校風上。通過已出版的文獻和口述資料，長征的現實夾雜著層層神話和傳奇的色彩。老資格的旅行團成員發表他們的日記，撰寫散文和詩歌，錢能欣的《西南三千五百里》於1939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旅行團成員搜集的民歌、民間傳說及岩石、植物和昆蟲標本，豐富了昆明有限的學術資源。在雲南的前幾年，由於高年級同學自豪地穿著印有“湘黔滇旅行團”字樣的襯衫在校園出沒，聯大學生會經常想起那次歷經艱難的跋涉。聯大在昆明八年，無數學生用自己的長征加入這所著名的大學。
毛澤東率領紅軍從江西開始的長征成就了延安精神，與此相類，從長沙出發的長征對聯大精神的塑造至關重要。這是一次堅苦卓絕的長途跋涉。此後是八年患難，因此這次長征就成了中國學術共同體群策群力的縮影，也成為中國高等教育和文化賡續不輟的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