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方特邀作者李金鍚
有一個很流行的說法：如果能夠給當代文人一個穿越古代的機會的話， 大多數人會選擇宋朝。 因為那個朝代的風情以及社會發展符合文人對浪漫生活的嚮往。
宋朝， 這個政治軍事力量在歷史上並不算強盛的朝代， 竟可以霸佔同期全球一半以上的GDP， 在“農業為王”的時期確實比較罕見。 綜合其原因就是宋朝統治者為了彌補土地的不足對商業發展十分重視。 商業的鼎盛促進了資金的流通， 給社會帶來了活力。
不僅如此， 商業活動竟然還可以帶動中日之間的外交， 不信您慢慢看。
一、中國海商的發展自從唐朝偉岸的形象就進入到這近鄰的眼中。 之後在將近300年的時間裡， 日本派遣唐使到中國學習， 其次數之多、規模之大、時間之久、內容之豐富， 可謂是空前， 對推動日本社會的發展和促進中日交流做出了巨大貢獻。
按說斷了也就斷了， 不來往就是， 可偏偏不行。
唐朝之前中國對外貿易的中心在西北內陸， 便是大名鼎鼎的“絲綢之路”。 可唐朝中期之後崛起的阿拉伯帝國中斷了這條商路， 急於掙錢的民間商業團體被被迫將目光放到了海洋。 當時航海技術還不先進， 近處這幾個鄰居便成為了主要海外市場。
宋王朝的統治者敏銳地意識到， 商業活動帶來的巨大利益可以有效緩解財政困難， 故採取鼓勵和支持的態度， 於是當時東南沿海地區經商逐利的風氣日盛。
無論北宋的東京汴梁還是南宋的都城臨安， 凡是有錢人除了達官大部分都是以海洋貿易為主的商人。 有的鉅賈富賈甚至能夠榮登史冊， 可見當時的影響力， 這在商人政治地位低下的農業社會是個異數。
這樣龐大的海外經商活動有的是對高麗做生意， 有的是去東南亞享受熱帶風光， 但更多的是對日貿易。
不僅中國有“海禁”， 日本也有。 自從藤原氏掌控政權之後便頒佈了“鎖國令”實行海禁， 宋日之間政府交往斷絕一度給中國商人帶來非常大的麻煩。 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 宋朝商人承擔起中日溝通的交流重擔。 其原因在於日本的自我封鎖主要針對日本國民， 並不禁止宋商赴日活動， 但有諸多限制條件。 比如同一商隊只能三年和日本做一次生意， 做生意不能同普通百姓交易。 之所以有這樣的規定主要是因為日本上流社會對高檔消費品需求巨大。
面對這樣的情況，
同時一些日本人借助中國商船對宋朝進行訪問。宋太宗年間，日本東大寺的僧人跟隨宋商來到中國受到了皇帝接見。宋真宗時期，日本人滕吉木又是跟隨宋商前來朝見。海商不斷領著日本人前來激發了宋王朝與日本交往的興趣，於是在西元1013年，宋朝主動派使者攜帶外交文書和禮物赴日。日本同樣規格回復，打破了兩國官方互不往來的僵局。
可惜趙家皇帝無法放下身段，認為自己是“唐”繼任王朝，應該繼續保持對日宗主國地位。於是在往來文書中用了“賜”這個字。這讓日本非常不滿，因為對方認為兩國是平等關係。日本人採取消極處理的態度，一封國書回復可以拖上好幾年，並且所有文書往來都是依靠宋朝商人，而不派遣政府使者了。
隨著商業規模的擴大，認清事實的宋朝不再追求宗主國地位，而是將目標放在擴大商業往來上。巧合的是，日本經過“平治之亂”後，統治者由藤原氏變成了平氏。新掌權者對商貿持支持態度，所以對國書上“賜”這個字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地過去了。
三、宋朝的“唐人街”由於宋朝文化處於當時領先地位，宋朝的書籍深受亞洲國家的歡迎。但趙家皇帝並沒有唐朝皇帝開明，宋哲宗規定書籍為禁物，交易到外國要判處入獄兩年。
這條命令一出卻立即繁榮了商業，禁令背後意味著走私可以帶來豐厚的利潤。於是教育、哲學、音樂、書畫、科技等方面書籍頻繁流入日本，比如《十六羅漢圖》拓本，就是那個時候被日僧帶回國的。
對日貿易的活躍還推動了華人僑居日本的熱潮。九州的博多、越前的瀨戶港等地在宋商到達之後開始營造住宅、修建佛寺，以此為據點開展商貿。比如前文提到的日本華僑領袖謝國明，他資助日本僧人創立承天寺，至今該寺仍然藏有謝國明的畫像，當地居民每年都要定期舉辦紀念活動。
這些華人僑居社區漸漸有了規模連成片，當地人稱之為“唐房”。這裡不僅聚集著商人，而且還有跟隨船隊渡海謀生的手藝人，甚至還有逃犯。居住在這裡的華僑，不少人組成跨國婚姻，在當地娶妻養子。比如宋商周良史的父親是宋朝人，母親則是日本貴族公主。
宋朝海商群體經營的商品種類繁多、規模龐大，不僅有金銀銅鐵，還有茶葉、玩具、雨傘等日用品。這背後主要源于晚唐的戰亂破壞了北方中原農耕模式的經濟統治地位，經濟重心開始傾向重商風氣的東南地區，商品經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而宋王朝無力追求“萬國宗主”的地位，只能借助民間商業力量開展對外交往。
海商貿易衝破了傳統的觀念，有助於華夏民族借鑒外來文明，發展多層次開放格局。對後來的元朝的海外貿易和明朝“鄭和下西洋”都有一定的指引作用。只可惜這種局面因為各種原因沒有延續下去，在“閉關鎖國”中，中國與世界脫節，被甩地越來越遠。
參考資料：《江西社會科學》2013年第11期
崖山海戰：大宋王朝謝幕前，劃破歷史時空的悲壯
一名越南戰俘，竟為明朝製造出世界最先進的武器
同時一些日本人借助中國商船對宋朝進行訪問。宋太宗年間，日本東大寺的僧人跟隨宋商來到中國受到了皇帝接見。宋真宗時期，日本人滕吉木又是跟隨宋商前來朝見。海商不斷領著日本人前來激發了宋王朝與日本交往的興趣，於是在西元1013年，宋朝主動派使者攜帶外交文書和禮物赴日。日本同樣規格回復，打破了兩國官方互不往來的僵局。
可惜趙家皇帝無法放下身段，認為自己是“唐”繼任王朝，應該繼續保持對日宗主國地位。於是在往來文書中用了“賜”這個字。這讓日本非常不滿，因為對方認為兩國是平等關係。日本人採取消極處理的態度，一封國書回復可以拖上好幾年，並且所有文書往來都是依靠宋朝商人，而不派遣政府使者了。
隨著商業規模的擴大，認清事實的宋朝不再追求宗主國地位，而是將目標放在擴大商業往來上。巧合的是，日本經過“平治之亂”後，統治者由藤原氏變成了平氏。新掌權者對商貿持支持態度，所以對國書上“賜”這個字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地過去了。
三、宋朝的“唐人街”由於宋朝文化處於當時領先地位，宋朝的書籍深受亞洲國家的歡迎。但趙家皇帝並沒有唐朝皇帝開明，宋哲宗規定書籍為禁物，交易到外國要判處入獄兩年。
這條命令一出卻立即繁榮了商業，禁令背後意味著走私可以帶來豐厚的利潤。於是教育、哲學、音樂、書畫、科技等方面書籍頻繁流入日本，比如《十六羅漢圖》拓本，就是那個時候被日僧帶回國的。
對日貿易的活躍還推動了華人僑居日本的熱潮。九州的博多、越前的瀨戶港等地在宋商到達之後開始營造住宅、修建佛寺，以此為據點開展商貿。比如前文提到的日本華僑領袖謝國明，他資助日本僧人創立承天寺，至今該寺仍然藏有謝國明的畫像，當地居民每年都要定期舉辦紀念活動。
這些華人僑居社區漸漸有了規模連成片，當地人稱之為“唐房”。這裡不僅聚集著商人，而且還有跟隨船隊渡海謀生的手藝人，甚至還有逃犯。居住在這裡的華僑，不少人組成跨國婚姻，在當地娶妻養子。比如宋商周良史的父親是宋朝人，母親則是日本貴族公主。
宋朝海商群體經營的商品種類繁多、規模龐大，不僅有金銀銅鐵，還有茶葉、玩具、雨傘等日用品。這背後主要源于晚唐的戰亂破壞了北方中原農耕模式的經濟統治地位，經濟重心開始傾向重商風氣的東南地區，商品經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而宋王朝無力追求“萬國宗主”的地位，只能借助民間商業力量開展對外交往。
海商貿易衝破了傳統的觀念，有助於華夏民族借鑒外來文明，發展多層次開放格局。對後來的元朝的海外貿易和明朝“鄭和下西洋”都有一定的指引作用。只可惜這種局面因為各種原因沒有延續下去，在“閉關鎖國”中，中國與世界脫節，被甩地越來越遠。
參考資料：《江西社會科學》2013年第11期
崖山海戰：大宋王朝謝幕前，劃破歷史時空的悲壯
一名越南戰俘，竟為明朝製造出世界最先進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