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民初的中國政壇上， 唐紹儀可謂大起大落。 晚清時期他曾擔任封疆大吏(奉天巡撫)和朝廷大員(外務部右侍郎、郵傳部尚書)， 民國肇始他又出任第一屆國務總理， 後來他擔任過護法軍政府財政總長， 晚年回到家鄉委身就任中山縣長。 1938年被國民黨軍統特務刺殺， 終年78歲。
清末外交和洋務新秀
唐紹儀， 又名紹怡， 字少川， 1861年出生在廣東省香山縣唐家灣一個富商家庭。 他的父親唐巨川是上海頗具實力的茶葉出口商。 他的族叔唐廷樞在李鴻章麾下辦理洋務， 經營和創辦了上海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等著名企業， 深為李鴻章所器重。 唐紹儀出生在這樣一個得風氣之先的家庭， 其成長求學經歷自然與一般封建官僚子弟不同， ， 他白幼隨父親到上海讀書， 13歲時作為清政府向美國派遣的第三批幼童赴美留學， 經過勤奮努力， 進入著名的哥倫比亞大學文科學習。
1881年回國後， 唐紹儀被派至天津稅務衙門任職， 翌年被派往朝鮮辦理稅務， 、在朝鮮， 他結識了時任淮軍吳長慶部下的袁世凱， 二人相互傾慕， 結為盟友。 由於唐紹儀熟悉洋務， 後來成為袁世凱辦理洋務的智囊c袁世凱練兵小站， 巡撫山東， 總督直隸時期， 唐紹儀一直是袁世凱最得力的助手。 袁世凱對青年才俊唐紹儀十分信任和欣賞。 在山東巡撫任上時， 他曾向清廷上奏舉薦信這樣評價唐紹儀：“臣查該員才識卓越， 血氣忠誠， 諳練外交， 能持大體， 洵為洋務中傑出之員， 環顧時流， 實罕其比。 ”在清末， 袁世凱是舉薦官員最多的一名高級官僚， 經他保奏的官員在千人之上，
在袁世凱的提攜下， 唐紹儀由一名品級低微的幕僚， 逐步升遷為清政府的一品大員。 他先後擔任清政府全權議約大臣、外務部右侍郎、稅務會辦大臣、奉天巡撫、郵傳部尚書等職， 成為清末著名的外交家和洋務活動家。
在辦理外交的過程中， 唐紹儀為維護我國的領土和主權作出了極大努力。
1904年8月， 英國以防俄保印為名， 侵入西藏拉薩， 強迫西藏地方政府部分官員簽訂了《拉薩條約》， 其實質是要把西藏劃歸英國的勢力範圍。 對這個條約， 不僅清政府不予承 認， 其他國家特別是俄國也表示強烈反對。 面對此種情勢， 英國不得不坐下來與清政府進行談判。
1905年2月， 唐紹儀作為“大清皇帝特派欽差全權大臣”， 赴印度加爾各答與英方舉行談判。 面對強硬的對手， 他以堅定的民族立場， 有理、有利、有節地反復論證中國對西藏擁有不容爭辯的主權， 有力駁斥了英方強詞奪理的謬論， 強烈譴責其侵略行徑。
在此後中日、中俄關於東北問題的談判中， 唐紹儀同樣堅定地維護了我國的主權。 這位洞悉洋務、處事果斷堅決、正值年富力強的哥倫比亞大學高才生成為清末外交新秀， 也成為各國列強不得不關注的人物。
民國第一任內閣總理
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後，唐紹儀被清政府和袁世凱任命為北方議和總代表，主持南北議和談判。在南北議和過程中，唐紹儀順勢而動，採取了“清廷不足保全，而共和應當推
動”的議和綱領，為促進中國共和政體的建立做出了自己的貢獻。1912年初，由黃興、蔡元培介紹，在孫中山監誓下，唐紹儀加入了同盟會。
當醞釀內閣總理人選時，唐紹儀成為革命党人和袁世凱雙方都可以接受的人選。 1912年3月9日，袁世凱在致孫中山的電文中說：“現國務總長(理)擬派唐紹儀。國基初定，萬國具瞻，必須華洋信服，閱歷中外者，始足膺斯艱巨。”3月29日，以唐紹儀為總理的中華民國第一屆內閣宣告成立。
唐紹儀勤於公務，注重行政辦事效率，使新政府迅即呈現出新的氣象。而袁世凱卻要以共和之名，行專制之實。對他來說，所謂“約法”、“內閣”，不過是堂而皇之的名詞而已。他認為，內閣總理只不過是自己的幕僚長，應對自己絕對忠心，惟命是從。而崇尚西方民主政治的唐紹儀卻認為，自己既為民國政府總理，就應對國民負責，對國家負責。因此，他“事事鹹恪遵約法”，對總統府的決定，他認為不可行的即行駁回，有時為某一問題甚至和袁世凱爭得面紅耳赤。唐紹儀的舉止使袁世凱大為惱火，他對這位政治上的盟友不僅失去了信任，而且懷疑唐紹儀挾同盟會以自重，“有獨樹一幟之意”。因此，他語帶諷刺地對唐紹儀說：“少川，吾老矣，子其為總統!”
袁世凱感到自己不僅控制不住唐紹儀，反而為其所制，這是他絕對不能容忍的，於是他決心弄垮唐紹儀內閣。他唆使陸軍總長段祺瑞、內務總長趙秉鈞故意不出席國務會議；他繞過唐紹儀直接插手部務，將內閣總理架空；他還通過借款案，從外國列強和反對黨兩方面施加壓力，使唐紹儀時時陷於非常尷尬的境地。為排唐、去唐，袁世凱還處心積慮地製造了“王芝祥督直事件”。
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唐紹儀南下組閣時，曾與同盟會達成了由直隸籍的駐南京第三軍軍長王芝祥任直隸都督的口頭協定。當時唐紹儀就此事徵求過袁世凱的意見，袁世凱示無異議。唐紹儀遂通知J頃直議會，順直議會即通過了推舉王芝祥任直隸都督的正式決議。袁世凱決不容許接近同盟會的王芝祥插足自己的發跡之地，因此當王進京，順直議會請求袁世凱正式任命時，袁採取了一個卑劣手段，暗地指示直隸五路軍隊突然通電反對王芝祥督直。袁世凱繼而以軍隊反對為由拒絕委任，發佈改派王芝祥任南方軍隊宣慰使的命令要唐紹儀副署。唐紹儀“以承諾在先，不肯失信，堅持不肯副署”。雙方爭持不下，而袁世凱竟然以沒有總理副署的命令發表，並交王芝祥前去南京赴任。這個王芝祥也不爭氣，竟帶著袁世凱給的一筆經費，拿著沒有總理副署的命令到南京上任去。
副署制度是臨時約法規定的內閣職權，也是責任內閣的主要標誌。這一制度的破壞，不僅關乎民國法制，更關乎內閣的職權和信譽。唐紹儀氣憤難平，於6月15日不辭而別，出 走天津。唐出走後，袁世凱假惺惺地先後派梁士詒、段祺瑞等人到天津挽留，勸唐回任。唐紹儀知道自己與袁世凱這個專制獨裁者再也無法合作下去，一口回絕：“若要留我，只好用棺材來吧!”6月27日，袁世凱批准唐紹儀的辭呈，唐內閣僅僅維持了三個月即告結束。同盟會元老馮自由後來曾這樣評論：“唐總理為保障約法上副署之權，出最後之決心以爭之，使民國開幕之內閣，不致留貽污點，養成尊重法律之美風，杜絕不當干涉之陋習。國人聞之當如何欣慰。”“少川與袁世凱數十年友誼，竟因維護約法而中斷”，真可謂“政治家純潔高尚之風度”。
唐紹儀辭去總理職務後，長期寓居上海，曾任金星人壽保險公司董事長，仍密切關注民國的政治前途，並參加了反對袁世凱專制統治和復辟帝制的鬥爭，為時人所稱道。
“五四”運動時期，唐紹儀通電北洋軍閥政府，表示堅決支持學生的愛國運動，同時他還去電巴黎，要求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他的女婿顧維鈞拒絕在和約上簽字。
躬身力行的布衣縣長
在此後的歲月裡，唐紹儀從政壇淡出，幾乎沒有擔任過實質性的職務，只是在國民黨執政南京後，出任過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國民政府委員等掛名虛職。他基本上成了政壇上的點綴和看客。
值得一提的是，1929年4月，已近古稀之年的唐紹儀，竟然出馬就任家鄉香山縣(這時已改為中山縣)縣長。曾任國務總理的唐紹儀做起七品縣官來，一樣有板有眼，毫不含糊，
甚至比當總理更加認真，更有興致。他把在民國內閣未及實施的民主政治推行於中山縣府，注重發揚民主，集中民眾的智慧和力量。據不完全統計，唐紹儀在主持中山縣政的五年半(1929年4月——1934年10月)時間裡，共召集“訓政實施委員會會議”73次；僅在193l——1933年三年間，就舉行了113次縣政會議G唐紹儀雖然年高德劭，卻能做到身體力行，事事躬親，不只是動動口或遙控指揮。各項決議均經會議討論，決無例外；甚至連公園修石階、石凳，學校擴充班級等瑣細事務，亦經討論通過。
在家鄉任職期間他衣著樸素，平易近人，經常微服私訪，隨時解決一些民眾關心的現實問題。縣城街道修好之後，下水道的井蓋經常被盜，他下令在每個井蓋上都鑄上“盜買與盜賣，均罰五十元；報信或引拿，均六成充賞”的字樣，很快就杜絕了井蓋被盜的現象。不論大事小情，他都一樣重視，一樣對待；不論官員還是百姓，他都一樣接待，一樣熱情，時人稱之為“布衣縣長”。
在五年半的縣官生涯中，唐紹儀四處化緣，籌措資金，修馬路，建醫院，興學校，為家鄉父老辦了不少實事。他還把自家的花園“小玲瓏山館”改名為“共樂園”，充作城市公園，並在花園石門上親書楹聯一副：“開門任便來賓客，看竹何須問主人。”展現了他與民共樂的愛鄉情懷。他甚至還雄心勃勃地籌畫在中山縣唐家灣一帶的海域上建設一個溝通港澳與內河的大型國際商業港，由於多方面的原因，終未成事。
唐紹儀以做過內閣總理的身份去當縣長，反差之大，實為罕見，而他自己安之若素，覺得只是在為家鄉父老服務，也並沒有屈就之感。新中國成立之後，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幾次引用這個例子，教育幹部要能上能下。
抗日戰爭爆發後，閒居上海的唐紹儀成為日偽拉攏的重量級人物，而唐紹儀雖與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有過接觸，但他將妻室子女送往香港，表示“寧做亡國奴，不去當漢奸”。蔣介石、孔祥熙多次勸唐紹儀離開上海這個是非之地，而唐紹儀卻遲遲未動。與此同時，唐紹儀周圍的——些親友，卻打著他的旗號從事漢奸活動。1938年9月30日，國民黨軍統派特務將唐紹儀刺殺。 10月5日，重慶方面以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長孔祥熙的名義，頒佈《唐紹儀褒揚令》，同時撥付治喪費5000元，並令將其生平事蹟“宣付國史”。 國史館撰寫的《唐紹儀傳》，稱唐紹儀晚年被日偽拉攏，要其充當傀儡，“終不肯出”。
民國第一任內閣總理
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後，唐紹儀被清政府和袁世凱任命為北方議和總代表，主持南北議和談判。在南北議和過程中，唐紹儀順勢而動，採取了“清廷不足保全，而共和應當推
動”的議和綱領，為促進中國共和政體的建立做出了自己的貢獻。1912年初，由黃興、蔡元培介紹，在孫中山監誓下，唐紹儀加入了同盟會。
當醞釀內閣總理人選時，唐紹儀成為革命党人和袁世凱雙方都可以接受的人選。 1912年3月9日，袁世凱在致孫中山的電文中說：“現國務總長(理)擬派唐紹儀。國基初定，萬國具瞻，必須華洋信服，閱歷中外者，始足膺斯艱巨。”3月29日，以唐紹儀為總理的中華民國第一屆內閣宣告成立。
唐紹儀勤於公務，注重行政辦事效率，使新政府迅即呈現出新的氣象。而袁世凱卻要以共和之名，行專制之實。對他來說，所謂“約法”、“內閣”，不過是堂而皇之的名詞而已。他認為，內閣總理只不過是自己的幕僚長，應對自己絕對忠心，惟命是從。而崇尚西方民主政治的唐紹儀卻認為，自己既為民國政府總理，就應對國民負責，對國家負責。因此，他“事事鹹恪遵約法”，對總統府的決定，他認為不可行的即行駁回，有時為某一問題甚至和袁世凱爭得面紅耳赤。唐紹儀的舉止使袁世凱大為惱火，他對這位政治上的盟友不僅失去了信任，而且懷疑唐紹儀挾同盟會以自重，“有獨樹一幟之意”。因此，他語帶諷刺地對唐紹儀說：“少川，吾老矣，子其為總統!”
袁世凱感到自己不僅控制不住唐紹儀，反而為其所制，這是他絕對不能容忍的，於是他決心弄垮唐紹儀內閣。他唆使陸軍總長段祺瑞、內務總長趙秉鈞故意不出席國務會議；他繞過唐紹儀直接插手部務，將內閣總理架空；他還通過借款案，從外國列強和反對黨兩方面施加壓力，使唐紹儀時時陷於非常尷尬的境地。為排唐、去唐，袁世凱還處心積慮地製造了“王芝祥督直事件”。
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唐紹儀南下組閣時，曾與同盟會達成了由直隸籍的駐南京第三軍軍長王芝祥任直隸都督的口頭協定。當時唐紹儀就此事徵求過袁世凱的意見，袁世凱示無異議。唐紹儀遂通知J頃直議會，順直議會即通過了推舉王芝祥任直隸都督的正式決議。袁世凱決不容許接近同盟會的王芝祥插足自己的發跡之地，因此當王進京，順直議會請求袁世凱正式任命時，袁採取了一個卑劣手段，暗地指示直隸五路軍隊突然通電反對王芝祥督直。袁世凱繼而以軍隊反對為由拒絕委任，發佈改派王芝祥任南方軍隊宣慰使的命令要唐紹儀副署。唐紹儀“以承諾在先，不肯失信，堅持不肯副署”。雙方爭持不下，而袁世凱竟然以沒有總理副署的命令發表，並交王芝祥前去南京赴任。這個王芝祥也不爭氣，竟帶著袁世凱給的一筆經費，拿著沒有總理副署的命令到南京上任去。
副署制度是臨時約法規定的內閣職權，也是責任內閣的主要標誌。這一制度的破壞，不僅關乎民國法制，更關乎內閣的職權和信譽。唐紹儀氣憤難平，於6月15日不辭而別，出 走天津。唐出走後，袁世凱假惺惺地先後派梁士詒、段祺瑞等人到天津挽留，勸唐回任。唐紹儀知道自己與袁世凱這個專制獨裁者再也無法合作下去，一口回絕：“若要留我，只好用棺材來吧!”6月27日，袁世凱批准唐紹儀的辭呈，唐內閣僅僅維持了三個月即告結束。同盟會元老馮自由後來曾這樣評論：“唐總理為保障約法上副署之權，出最後之決心以爭之，使民國開幕之內閣，不致留貽污點，養成尊重法律之美風，杜絕不當干涉之陋習。國人聞之當如何欣慰。”“少川與袁世凱數十年友誼，竟因維護約法而中斷”，真可謂“政治家純潔高尚之風度”。
唐紹儀辭去總理職務後，長期寓居上海，曾任金星人壽保險公司董事長，仍密切關注民國的政治前途，並參加了反對袁世凱專制統治和復辟帝制的鬥爭，為時人所稱道。
“五四”運動時期，唐紹儀通電北洋軍閥政府，表示堅決支持學生的愛國運動，同時他還去電巴黎，要求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他的女婿顧維鈞拒絕在和約上簽字。
躬身力行的布衣縣長
在此後的歲月裡，唐紹儀從政壇淡出，幾乎沒有擔任過實質性的職務，只是在國民黨執政南京後，出任過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國民政府委員等掛名虛職。他基本上成了政壇上的點綴和看客。
值得一提的是，1929年4月，已近古稀之年的唐紹儀，竟然出馬就任家鄉香山縣(這時已改為中山縣)縣長。曾任國務總理的唐紹儀做起七品縣官來，一樣有板有眼，毫不含糊，
甚至比當總理更加認真，更有興致。他把在民國內閣未及實施的民主政治推行於中山縣府，注重發揚民主，集中民眾的智慧和力量。據不完全統計，唐紹儀在主持中山縣政的五年半(1929年4月——1934年10月)時間裡，共召集“訓政實施委員會會議”73次；僅在193l——1933年三年間，就舉行了113次縣政會議G唐紹儀雖然年高德劭，卻能做到身體力行，事事躬親，不只是動動口或遙控指揮。各項決議均經會議討論，決無例外；甚至連公園修石階、石凳，學校擴充班級等瑣細事務，亦經討論通過。
在家鄉任職期間他衣著樸素，平易近人，經常微服私訪，隨時解決一些民眾關心的現實問題。縣城街道修好之後，下水道的井蓋經常被盜，他下令在每個井蓋上都鑄上“盜買與盜賣，均罰五十元；報信或引拿，均六成充賞”的字樣，很快就杜絕了井蓋被盜的現象。不論大事小情，他都一樣重視，一樣對待；不論官員還是百姓，他都一樣接待，一樣熱情，時人稱之為“布衣縣長”。
在五年半的縣官生涯中，唐紹儀四處化緣，籌措資金，修馬路，建醫院，興學校，為家鄉父老辦了不少實事。他還把自家的花園“小玲瓏山館”改名為“共樂園”，充作城市公園，並在花園石門上親書楹聯一副：“開門任便來賓客，看竹何須問主人。”展現了他與民共樂的愛鄉情懷。他甚至還雄心勃勃地籌畫在中山縣唐家灣一帶的海域上建設一個溝通港澳與內河的大型國際商業港，由於多方面的原因，終未成事。
唐紹儀以做過內閣總理的身份去當縣長，反差之大，實為罕見，而他自己安之若素，覺得只是在為家鄉父老服務，也並沒有屈就之感。新中國成立之後，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幾次引用這個例子，教育幹部要能上能下。
抗日戰爭爆發後，閒居上海的唐紹儀成為日偽拉攏的重量級人物，而唐紹儀雖與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有過接觸，但他將妻室子女送往香港，表示“寧做亡國奴，不去當漢奸”。蔣介石、孔祥熙多次勸唐紹儀離開上海這個是非之地，而唐紹儀卻遲遲未動。與此同時，唐紹儀周圍的——些親友，卻打著他的旗號從事漢奸活動。1938年9月30日，國民黨軍統派特務將唐紹儀刺殺。 10月5日，重慶方面以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長孔祥熙的名義，頒佈《唐紹儀褒揚令》，同時撥付治喪費5000元，並令將其生平事蹟“宣付國史”。 國史館撰寫的《唐紹儀傳》，稱唐紹儀晚年被日偽拉攏，要其充當傀儡，“終不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