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的誓詞， 不應當僅僅看作是一種個人承諾， 更應該是看作他所代表的國家政權對國民的承諾。 強國、和平、統一、共和、民主、法治……這些至今仍熠熠生輝的名詞， 裝飾著民國總統們華麗的誓詞， 也裝飾著民國與國民的夢境。 然而， 誓言歷歷在耳， 承諾卻屢屢成空。 “無量頭顱無量血， 可憐購得假共和！”——這是時人對時局的悲諷之議。 屢屢成為空頭支票的誓言， 最後變成民國動盪的政治現實。
孫中山： 理想主義者的治國
強國， 孫中山誓詞
“傾覆滿洲專制政府， 鞏固中華民國， 圖謀民生幸福， 此國民之公意， 文實遵之， 以忠於國， 為眾服務。 至專制政府既倒， 國內無變亂， 民國卓立於世界， 為列邦公認， 斯時文當解臨時大總統之職。 謹以此誓于國民。 中華民國元年元旦。 ”
這一段極短的誓詞， 成為“中華五千年政治史上， 一座極重要的里程碑和分水嶺”(唐德剛《民國前十年》)。 從這天午夜起， 中國數千年“帝制”的政體模式， 開始轉入“民治”時代。 誓詞的第一句繼續了他1894年在檀香山茂宜島募款組織興中會時提出的“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 這項任務看來就要達成了。 全國22個省， 已有17個省通電起義 脫離清政府。 而“鞏固中華民國，
袁世凱：搖擺中的共和
共和， 袁世凱誓詞
“民國建設造端， 百凡待治， 世凱深願竭其能力， 發揚共和之精神，
1912年2月12日， 外有革命党施壓， 內有袁世凱逼宮。 隆裕太后和清帝頒詔退位。 在清帝退位後第二天， 袁世凱即通電南京臨時政府贊成共和。 退位詔乃是立憲派領袖張謇所擬， 袁世凱審閱過詔書， 又在末段增了一句：“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 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 ”在清帝退位後第二天， 袁世凱即通電南京臨時政府贊成共和。 共和還是帝制， 始終是擺在袁世凱面前的兩條路。 他以共和夢始， 以帝制夢終， 這不僅是一個人的悲劇， 更是一個國家的悲劇。
黎元洪：法與刀
法治， 黎元洪就職宣言
“現在時局艱難， 補救之方， 以遵守法律為主。 元洪謹本前大總統救國救民之意， 繼任職務。 嗣後一切設施， 自應謹遵法律辦理。 惟元洪武人， 法律知識較淺， 尚望諸公同心協力， 匡我不逮， 無任感盼。 ”
1916年6月6日， 正是端陽佳節。袁世凱因尿毒癥去世，民國元首出現了短暫的真空。黎元洪的總統就職典禮，可謂極為簡略。只有黎府門前懸掛著兩面五色旗，東廠胡同的兩端停有十數輛汽車馬車外，才顯示出本宅有大事發生。庭中站了一隊軍樂隊，沒有前來祝賀的外國使節和各界精英。唯有段祺瑞及內閣閣員見證了這一時刻。不幸的是，他遇上了民國史上最強勢的段內閣；黎大總統柔軟的德性抵擋得住刀槍的寒光嗎？在他充滿戲劇性的一生中，黎元洪的兩任總統皆在失敗中結束，但仍然不失為他個人的閃耀時刻。但對於民國，則是悲劇性的，黷武主義逐漸開始取代憲政，而國家也開始走向分裂。
馮國璋：“和平統一”夢
統一，馮國璋就職通電
“國璋由寧北上，曾於豔日通電布聞，一號抵都，亦經電達。目擊京畿秩序，漸復舊狀，商民樂業， 廛市無驚，感觀之餘，差堪欣慰。比即恭詣黎大總統寓邸，敦請複任，期卸代裡仔肩，黎公謙退為懷，堅不見允，再四陳勸，意竟難回，國璋既攝職權，無可諉讓。而本月六日，適為新任駐京比國公使呈遞國書之期，各國公使，亦訂於是日修覲見之禮，均已查照院部成案代行各儀。自雇藐躬，膺滋大任，雖暫時承乏，而兢惕彌深。所幸者得段總理以總其成，又有凡百職司以為之輔，從此府院一體，內外同心，意見果不涉紛歧，大局可漸臻統一。國璋但求利國，不計其他，耿耿於心，竊願自誓，邦人君子，幸鑒斯言。”
入主總統府，馮國璋登上了權力的巔峰。但是，他腳下的路卻荊棘密佈：放眼全國，清王朝土崩瓦解形成的軍閥割據局面依然如故；而北洋政府內部，袁世凱死後北洋集團群龍無首，已經逐步分化，以馮國璋和段祺瑞為中心形成了直系和皖系軍閥；而民國初年的政治亂象，尤其是袁世凱、張勳接連復辟帝制，使剛剛發軔的共和政體遭受嚴重打擊，帝制與共和之爭仍困擾著時局紛亂的中國。自1917年8月正式代理總統職務到1918年10月卸任，馮國璋擔任中華民國大總統前後不過一年零兩個月。由於是代理總統，馮國璋只是草草發了份就職通電，既沒有舉行就職儀式，也沒有發表就職演說。1919年12月28日，馮國璋因傷寒在北京逝世。臨終前，馮國璋遺言：“和平統一，身未及見，死有遺憾。”他至死仍不能釋懷的依然是國家的和平統一。
徐世昌：武夫時代的文治夢想
文治，徐世昌就職宣言
“今我國民心目之所注意，僉曰南北統一，求統一之方法，固宜尊重和平。和平所不能達。則不得不訴諸武力。乃溯其已往之跡，兩者皆有困難。當日國人果能一心一德以赴時機，亦何至擾攘頻年，重傷國脈？世昌以救國救民為前提，竊願以誠心謀統一之進行，以毅力達和平之主旨。果使鬩牆知悟，休養可期，民國前途，庶幾有豸。否則息爭弭亂，徒托空言，或虞詐之相尋，至兵戎之再見，邦人既有苦兵之歎，友邦且生厭亂之心，推原事變，必有屍其咎者。”
1918年9月4日，徐世昌被選舉為總統。10月10日，在中南海舉行了新舊總統交接儀式。正如其就職宣言所講，徐世昌一上任便拈出“偃武修文”四字以昭示天下。當時，國人已厭倦了武人專政、南北紛爭的現狀，一戰結束後，許多時人都對未來充滿了希望：“既有‘公理戰勝’的樂觀，也有對‘文治’及和平的憧憬”。因而，人們對於徐一介文人的身份及其執政的思想，立即表示出了莫大的好感。然而，1921年6月3日，北京，一場教育界的索薪運動，給一直標榜“文治”的總統徐世昌帶來了麻煩。不僅如此，各地罷工、學潮也是此起彼伏，這些的背後都暗藏著令人棘手的問題。它們不斷地在徐世昌的政治前景上塗抹著一重又一重的陰影。而又一年後，這位民國史上唯一的文人總統落寞辭職了。
曹錕：賄選與穢憲
憲政，曹錕就職宣言
“所私幸者，國家之成立，以法治為根基，總統之職務，以守法為要議。歷任總統，皆系一時之彥，以國家根本大法未立，無所依據，未竟其施。錕就任之時適在大法告成之際，此後庶政舉措，一一皆有遵循，私心竊幸遭際遠過於前人也。”
一位出身寒門做事憨厚的布販終於在半生戎馬之後逼近了權利的頂峰，此時，擺在他面前的有兩條路，其一，功成身退安享晚年; 其二，竭盡全力去爭搶那張“總統寶座”。時年61歲的曹錕終於選擇了後者，在1923年他擠走了傀儡黎元洪，決定自己往上再挪一步做一次最高元首。他很清楚，為了具有合法性他只能在議員們的選票中走上權力之巔，最終他選擇了賄選。以賄選上位的曹錕，試圖以頒佈第一部《中華民國憲法》而法統重光。然而，多年之後，毛澤東反問：“憲法，中國已經有過了，曹錕不是頒佈過憲法嗎？但是民主自由在何處呢？”
蔣介石：一生未完的民主課
民主，蔣介石就職演說
“我們必須尊重憲法，實行憲法，確立法治的基礎。同時更須全體國民瞭解民主的真諦，向真正的民主而學習。要知道民主制度是一種生活方式，不僅表現在政治方面，也表現在經濟和社會以及各種職業的活動上面，民主國家的國民，決不放棄權利，也決不推諉義務；民主是要少數服從多數，但絕不是多數壓迫少數，更不容少數劫持多數。每一個公民要有自尊心，要有表達公正意見的機會，也要有接受批評和犧牲小我的精神。”
一身長袍馬褂，一口江浙鄉音，1948年5月20日，在21響禮炮聲中，蔣介石宣誓就任行憲以來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統。在不到3800字的就職演講中，蔣介石提出的施政綱領是：對內遵行憲法，鞏固國權，保障民權；對外政策則強調維護聯合國、與世界各國互惠共利、寬恕日本。細心的人可以發現，在蔣介石的就職承諾中，“民主”出現了20次，超過了 “憲法”、“民生”、“人民”，甚至他最關心的“戡亂”，成為出現頻率最高的詞。但最終的結果顯示，他一直在奮鬥，但從未懂民主。就在他宣誓就職的那一天，62歲的蔣介石滿腦子盤算的都是如何辭職下野。在當天的日記中，他寫下自己的感受：“心緒愁鬱，精神沉悶，似乎到處都是黑暗，悲傷淒慘未有如今之甚……更切辭職之念矣。”
“李宗仁代總統”的三個願望
和平，蔣介石替李宗仁擬的“繼任文告”
“總統蔣公軫念國家之艱危，顧恤人民之痛苦，促成和平之早日實現，決然引退。宗仁依據中華民國憲法第四十九條之規定，代行總統職權，自揣庸愚，膺茲重任，曷勝惶恐。唯是宗仁追隨總統革命二十餘年，深知其處事持躬悉以國家人民為重，而對於個人之進退出處，嚴謹光明，心志既決，不可移易。宗仁仰承督責，不容辭謝，唯有黽勉將事，效忠國家，冀使中樞之政務不墜，而總統救國救民之志業有成。所望我全體軍民抒誠合作，文武官吏各安職守，精誠團結，一德同心，本和平建國之方針，為民主自由而努力，國家民族實利賴之。”
對李宗仁而言，1949年的春天是充滿希望的新開始。這一年的1月21日，南京中央社播發了蔣介石的聲明：“戰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達到。本人因故不能視事，決定身先引退，由副總統李宗仁代行總統職權。”可是，李宗仁接手的國民黨政權危如累卵。蔣介石雖然自稱“下野”，實際上只是退居幕後，一切仍然操控在自己手裡。除了蔣介石，行政院院長孫科也跟他唱反調。早在1月19日，孫科就以行政院的名義給各國駐南京使節發出通知，要他們遷往廣州——因為行政院要遷往廣州。這樣，國民政府一分為三：蔣介石在溪口遙控；李宗仁在南京“代理”；孫科在廣州辦公——毛澤東撰文嘲笑此為“一國三公”。李宗仁在上臺之初給了自己三項重大任務：一是和談；二是謀求“體面的和平”，同時要在內部進行民主改革，獲得民眾支持；三是尋求美國幫助，穩定通貨膨脹。但直到他的“代總統”職位結束，這三個願望一個也沒能實現。
正是端陽佳節。袁世凱因尿毒癥去世，民國元首出現了短暫的真空。黎元洪的總統就職典禮，可謂極為簡略。只有黎府門前懸掛著兩面五色旗，東廠胡同的兩端停有十數輛汽車馬車外，才顯示出本宅有大事發生。庭中站了一隊軍樂隊，沒有前來祝賀的外國使節和各界精英。唯有段祺瑞及內閣閣員見證了這一時刻。不幸的是，他遇上了民國史上最強勢的段內閣；黎大總統柔軟的德性抵擋得住刀槍的寒光嗎？在他充滿戲劇性的一生中，黎元洪的兩任總統皆在失敗中結束，但仍然不失為他個人的閃耀時刻。但對於民國，則是悲劇性的，黷武主義逐漸開始取代憲政，而國家也開始走向分裂。馮國璋：“和平統一”夢
統一，馮國璋就職通電
“國璋由寧北上，曾於豔日通電布聞，一號抵都，亦經電達。目擊京畿秩序，漸復舊狀，商民樂業， 廛市無驚，感觀之餘，差堪欣慰。比即恭詣黎大總統寓邸，敦請複任，期卸代裡仔肩，黎公謙退為懷，堅不見允，再四陳勸，意竟難回，國璋既攝職權，無可諉讓。而本月六日，適為新任駐京比國公使呈遞國書之期，各國公使，亦訂於是日修覲見之禮，均已查照院部成案代行各儀。自雇藐躬，膺滋大任，雖暫時承乏，而兢惕彌深。所幸者得段總理以總其成，又有凡百職司以為之輔，從此府院一體，內外同心，意見果不涉紛歧，大局可漸臻統一。國璋但求利國，不計其他，耿耿於心，竊願自誓，邦人君子，幸鑒斯言。”
入主總統府，馮國璋登上了權力的巔峰。但是，他腳下的路卻荊棘密佈：放眼全國，清王朝土崩瓦解形成的軍閥割據局面依然如故；而北洋政府內部，袁世凱死後北洋集團群龍無首，已經逐步分化，以馮國璋和段祺瑞為中心形成了直系和皖系軍閥；而民國初年的政治亂象，尤其是袁世凱、張勳接連復辟帝制，使剛剛發軔的共和政體遭受嚴重打擊，帝制與共和之爭仍困擾著時局紛亂的中國。自1917年8月正式代理總統職務到1918年10月卸任，馮國璋擔任中華民國大總統前後不過一年零兩個月。由於是代理總統，馮國璋只是草草發了份就職通電，既沒有舉行就職儀式，也沒有發表就職演說。1919年12月28日，馮國璋因傷寒在北京逝世。臨終前，馮國璋遺言：“和平統一，身未及見，死有遺憾。”他至死仍不能釋懷的依然是國家的和平統一。
徐世昌：武夫時代的文治夢想
文治，徐世昌就職宣言
“今我國民心目之所注意，僉曰南北統一，求統一之方法，固宜尊重和平。和平所不能達。則不得不訴諸武力。乃溯其已往之跡，兩者皆有困難。當日國人果能一心一德以赴時機，亦何至擾攘頻年，重傷國脈？世昌以救國救民為前提，竊願以誠心謀統一之進行，以毅力達和平之主旨。果使鬩牆知悟，休養可期，民國前途，庶幾有豸。否則息爭弭亂，徒托空言，或虞詐之相尋，至兵戎之再見，邦人既有苦兵之歎，友邦且生厭亂之心，推原事變，必有屍其咎者。”
1918年9月4日，徐世昌被選舉為總統。10月10日，在中南海舉行了新舊總統交接儀式。正如其就職宣言所講，徐世昌一上任便拈出“偃武修文”四字以昭示天下。當時，國人已厭倦了武人專政、南北紛爭的現狀，一戰結束後，許多時人都對未來充滿了希望：“既有‘公理戰勝’的樂觀，也有對‘文治’及和平的憧憬”。因而，人們對於徐一介文人的身份及其執政的思想，立即表示出了莫大的好感。然而，1921年6月3日，北京，一場教育界的索薪運動，給一直標榜“文治”的總統徐世昌帶來了麻煩。不僅如此，各地罷工、學潮也是此起彼伏，這些的背後都暗藏著令人棘手的問題。它們不斷地在徐世昌的政治前景上塗抹著一重又一重的陰影。而又一年後，這位民國史上唯一的文人總統落寞辭職了。
曹錕：賄選與穢憲
憲政，曹錕就職宣言
“所私幸者，國家之成立，以法治為根基，總統之職務，以守法為要議。歷任總統，皆系一時之彥，以國家根本大法未立，無所依據，未竟其施。錕就任之時適在大法告成之際，此後庶政舉措，一一皆有遵循，私心竊幸遭際遠過於前人也。”
一位出身寒門做事憨厚的布販終於在半生戎馬之後逼近了權利的頂峰，此時，擺在他面前的有兩條路，其一，功成身退安享晚年; 其二，竭盡全力去爭搶那張“總統寶座”。時年61歲的曹錕終於選擇了後者，在1923年他擠走了傀儡黎元洪，決定自己往上再挪一步做一次最高元首。他很清楚，為了具有合法性他只能在議員們的選票中走上權力之巔，最終他選擇了賄選。以賄選上位的曹錕，試圖以頒佈第一部《中華民國憲法》而法統重光。然而，多年之後，毛澤東反問：“憲法，中國已經有過了，曹錕不是頒佈過憲法嗎？但是民主自由在何處呢？”
蔣介石：一生未完的民主課
民主，蔣介石就職演說
“我們必須尊重憲法，實行憲法，確立法治的基礎。同時更須全體國民瞭解民主的真諦，向真正的民主而學習。要知道民主制度是一種生活方式，不僅表現在政治方面，也表現在經濟和社會以及各種職業的活動上面，民主國家的國民，決不放棄權利，也決不推諉義務；民主是要少數服從多數，但絕不是多數壓迫少數，更不容少數劫持多數。每一個公民要有自尊心，要有表達公正意見的機會，也要有接受批評和犧牲小我的精神。”
一身長袍馬褂，一口江浙鄉音，1948年5月20日，在21響禮炮聲中，蔣介石宣誓就任行憲以來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統。在不到3800字的就職演講中，蔣介石提出的施政綱領是：對內遵行憲法，鞏固國權，保障民權；對外政策則強調維護聯合國、與世界各國互惠共利、寬恕日本。細心的人可以發現，在蔣介石的就職承諾中，“民主”出現了20次，超過了 “憲法”、“民生”、“人民”，甚至他最關心的“戡亂”，成為出現頻率最高的詞。但最終的結果顯示，他一直在奮鬥，但從未懂民主。就在他宣誓就職的那一天，62歲的蔣介石滿腦子盤算的都是如何辭職下野。在當天的日記中，他寫下自己的感受：“心緒愁鬱，精神沉悶，似乎到處都是黑暗，悲傷淒慘未有如今之甚……更切辭職之念矣。”
“李宗仁代總統”的三個願望
和平，蔣介石替李宗仁擬的“繼任文告”
“總統蔣公軫念國家之艱危，顧恤人民之痛苦，促成和平之早日實現，決然引退。宗仁依據中華民國憲法第四十九條之規定，代行總統職權，自揣庸愚，膺茲重任，曷勝惶恐。唯是宗仁追隨總統革命二十餘年，深知其處事持躬悉以國家人民為重，而對於個人之進退出處，嚴謹光明，心志既決，不可移易。宗仁仰承督責，不容辭謝，唯有黽勉將事，效忠國家，冀使中樞之政務不墜，而總統救國救民之志業有成。所望我全體軍民抒誠合作，文武官吏各安職守，精誠團結，一德同心，本和平建國之方針，為民主自由而努力，國家民族實利賴之。”
對李宗仁而言，1949年的春天是充滿希望的新開始。這一年的1月21日，南京中央社播發了蔣介石的聲明：“戰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達到。本人因故不能視事，決定身先引退，由副總統李宗仁代行總統職權。”可是，李宗仁接手的國民黨政權危如累卵。蔣介石雖然自稱“下野”，實際上只是退居幕後，一切仍然操控在自己手裡。除了蔣介石，行政院院長孫科也跟他唱反調。早在1月19日，孫科就以行政院的名義給各國駐南京使節發出通知，要他們遷往廣州——因為行政院要遷往廣州。這樣，國民政府一分為三：蔣介石在溪口遙控；李宗仁在南京“代理”；孫科在廣州辦公——毛澤東撰文嘲笑此為“一國三公”。李宗仁在上臺之初給了自己三項重大任務：一是和談；二是謀求“體面的和平”，同時要在內部進行民主改革，獲得民眾支持；三是尋求美國幫助，穩定通貨膨脹。但直到他的“代總統”職位結束，這三個願望一個也沒能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