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在戎馬倥傯的革命戰爭年代， 還是在事務繁忙的和平建設時期， 党的老一輩革命家都十分重視讀書。 他們不僅善於抓住戰爭和工作的間隙讀書，
任弼時：“文明人知國家與身有關係， 故以閱報為貴”
早在學童時期， 任弼時就開始注意讀報，
1915年， 11歲的任弼時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師範附屬高等小學。 在同年級的同學中， 他年齡最小， 個子也比較矮， 並不引人注意。 但不久， 老師便發現他是一個聰明好學的學生。 一有時間， 任弼時就去師範部閱覽室讀報。 通過讀報， 任弼時知道了很多國家大事， 瞭解了不少時局變化。 更為重要的是， 在此基礎上， 任弼時能夠獨立思考， 並嘗試著對時局和政事發表自己的看法。 例如， 他在一篇題為《近日聞見錄》的文章中， 就當時日本在湖南開設銀行一事發表評論說：“日本在我國湖南開設銀行，
長征時期， 在資訊來源極度匱乏的情況下， 任弼時依然注重讀報。
任弼時一直堅持讀報， 後來患病期間也是如此。 1949年11月底， 中共中央決定任弼時赴蘇聯治療。 期間， 他堅持閱讀《真理報》、《黨的生活》等報刊， 從中瞭解國際動態、世界格局變化。 他還特意把其中關於“二戰”後蘇聯經濟恢復和党的組織建設方面的內容譯成中文摘錄下來， 以備剛剛成立的新中國開展經濟建設參考借鑒。 1950年6月26日， 任弼時致信毛澤東及書記處各同志， 還提到“最近幾天內， 每日看電報、檔及報紙， 總共在4小時左右，
葉劍英：“抓緊時間工作， 擠出時間學習， 偷點時間休息”
葉劍英生前辦公室寫字臺桌面玻璃板的下面放著這樣一張字條：“抓緊時間工作， 擠出時間學習， 偷點時間休息。 ”葉劍英根據自己的切身體會總結出來的這一座右銘， 凝練地揭示了處理工作、學習和休息之間關係的基本方法。
關於工作，葉劍英認為要“抓緊時間工作”。在葉劍英看來，不管是不是規定的八小時工作時間，不管是不是吃飯時間，不管是不是睡覺時間，只要工作一來就馬上去做。今日事今日畢，絕不拖拖拉拉。
關於學習，葉劍英認為要“擠出時間學習”。1964年3月7日，葉劍英接見勤奮學習毛澤東著作的人民解放軍某部三連副指導員廖初江，在詢問了廖初江學習毛澤東著作的情況後，葉劍英表揚他善於擠時間，勤奮自學。他對廖初江說：“學習的時間主要是靠自己擠出來。努力擠，就有；不擠，就沒有。”這句話來自于葉劍英的親身體會。早上，他一般會早起一會用來讀書。《辯證法唯物論諸問題》這部近33萬字的書，就是他連續用9個早起的時間讀完的。白天工作間隙，他常用來讀書看報，自學外語，主要是英語。吃飯和散步的工夫，他用來聽秘書根據有關資料彙報國內外形勢。晚上入眠前，他也是習慣性地讀會兒書。他讀過的書上記載的時間許多都是深夜12點以後。如在《馬卡洛娃講演集》一書的倒數第二頁背面邊白上記載：“閱過，18／10，1951年，1時15分，於北京北長街81號。”又如在《論農民的社會主義改造》一書的最後一頁正面邊白上記載是：“閱完，1952年2月21夜，12時45分。”還在這裡題寫了“珠江江上月如鉤，夜闌人靜好讀書”兩句詩。
此外，葉劍英還會利用外出視察途中和住院休養的時間讀書。如《掌握布爾什維克領導經濟的方法》一書，就是他在視察工作的途中讀完的。記載在該書《按勞取酬的社會主義分配原則》一文的第四頁背面天頭上的時間地點是“8／3，1950，正午，離開岳陽北上”，記載在本書最後一頁背面邊白上的時間地點是“8／3，1950，閱完，於岳陽、武漢間”。又如閱讀《當前蘇聯軍事學說與戰略的關係》一書時，記載在本書最後一頁邊白上的時間地點是“10／3，1956，在301醫院”。
這樣一來，葉劍英的休息時間更少了，只好“偷點時間休息”。他有時工作累了，就坐在那裡閉上眼睛休息一會，5分鐘、10分鐘就可以了。葉劍英認為，為了革命建設的需要，再辛苦、再勞累也值得，必須養成主動抓緊時間、擠時間讀書學習的習慣。葉劍英曾經謙虛地說：“我這個院長（指軍事科學院院長——引者注），實在慚愧，腦子裡的科學也不多。怎麼辦？要麼爬上琅琊山，要麼退休，解甲歸田。還是要爬山，科學的大山要爬。馬克思五六十歲才學俄文，幹到老，學到老。人生就要幹，要鬥爭，要戰鬥，過前進的人生。”
劉伯承：“學一門就要努力學到手，就要力求精通，否則就永遠是個半瓶醋”
劉伯承曾這樣總結自己的學習經驗：“學習，一定不要趕浪頭，趕時髦，要考慮自己的條件，從實際出發，循序漸進，扎扎實實，學一門就要努力學到手，要力求精通，否則就永遠是個半瓶醋。”劉伯承學的這一門是軍事學。
大革命失敗之後，中共中央決定派劉伯承到蘇聯高級步兵學校學習軍事學。由此，劉伯承開始了鑽研軍事學的歷程。
被派往蘇聯學習的時候，劉伯承已36歲，這個年紀學外文已相對困難。但他從字母和發音開始，只用了兩年多的時間就攻克了外語關，並取得了俄文和其他各科的優秀成績。留學期間，劉伯承刻苦研讀外國軍事著作，積累了比較扎實的軍事理論素養。
1930年，劉伯承學成回國，將這幾年所學付諸實踐。他擔任我黨專司軍事翻譯的軍委編譯科長，根據戰爭的緊迫需要，有針對性地翻譯、校譯了《蘇軍政治工作條例》、《蘇軍步兵戰鬥條令》、《合同戰術》等多部蘇聯軍事論著。
這裡要特別提及校譯《合同戰術》的過程。這本書是蘇聯軍事作家施米爾洛夫寫的一部軍事專著，由延安組織人員譯出初稿後，送到太行山根據地交付劉伯承校譯。1942年，劉伯承在該書評序中寫道：“這本書在校正中經過三次反掃蕩的作戰。”他每到一個宿營地，處理完軍務後，便鋪開稿紙進行校譯。當時環境極為艱苦，有時沒有桌子，他就趴在床板、炕頭上校看；有時連床鋪都沒有，他就坐在地上，在膝蓋上攤開書稿翻閱。到了夜晚，他點起油燈，在微弱的燈火下，一手握著毛筆，一手拿放大鏡，一邊翻閱俄文原稿，一邊查對俄漢字典，逐字逐句地仔細校閱。1945年秋，在指揮上党戰役的緊張時刻，劉伯承以從容的氣度，校完了《合同戰術》全部內容。
據粗略統計，在戰爭年代，劉伯承參與翻譯的軍事著作總計數百萬字。在烽火連天、軍務繁多的環境下，還能從容自若、字斟句酌地翻譯如此大量的著作，在中外戰爭史上都屬罕見。劉伯承勤奮刻苦的治學精神，連敵軍中的有識之士也感慨不已。魯西戰役後，國民黨的一位軍事將領在日記中寫道：“有人告訴我，劉伯承廉潔虛心，不斷求知，以與政府（國民黨）將領比較，誠不啻鶴立雞群，如此，兩黨戰陣上之勝敗，不問可知。”
1950年南京軍事學院成立後，劉伯承忙於軍事教育管理工作，每天很少休息，幾乎把全部精力都花在鑽研軍事科學和培養中高級軍事幹部的事業上。他努力學習古今中外的軍事科學知識。除了中國傳統的兵書，他還注意研究毛奇、拿破崙、克勞塞維茨、蘇沃洛夫、魯登道夫等外國著名軍事家的軍事理論和指揮藝術，注意研究古羅馬戰史、拿破崙戰史、日俄戰爭戰史和兩次世界大戰戰史、戰例等，總結其中的經驗教訓。
為了讀到更多的軍事書，劉伯承盡一切努力搜集中外軍事書籍。他曾托時任我國駐印度大使的袁仲賢從國外給他買軍事書籍，也曾向何長工要當年紅軍大學的教材。為此，何長工和他訂了一個“君子協定”：紅大教材可以拿走，但是，軍事學院出什麼教材也要送一套來。 劉伯承不斷總結中外戰爭經驗，形成自己的軍事理論。他提出了生動形象的“五行術”，在“五行術”中把我軍看成戰爭主體，把任務當作中心，把敵情看作前提，把時間和地形看作物質條件。他常說：“五行不定，輸得乾乾淨淨。”劉伯承一生專注於鑽研軍事學，在我軍軍事理論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
王震：為了勝利完成進疆、戍疆任務而讀史
王震常自稱“大老粗”，人們提起他也往往想到他作戰勇猛、行事果斷的一面，卻疏於瞭解他愛讀書特別是從歷史書中汲取智慧的另一面。
1949年10月6日至8日，王震和彭德懷、許光達、甘泗淇一起在酒泉同陶峙岳、郝家駿、彭銘鼎、曾震五舉行會談，商討人民解放軍進疆、起義部隊改編等事宜以及中共新疆省委、新疆省政府、省軍區等機構的組建問題。王震帶領部隊提前幾天到了酒泉。酒泉古稱肅州，是河西走廊上的古代名城。剛一到達，王震不顧鞍馬勞頓，便令人找來大量歷史典籍，認真翻閱起來。王震特地對漢代的張騫、班超出使和經略西域、唐玄奘西土取經，以及近代的左宗棠率部進疆的路線，進行了認真細緻的研究。顯然，王震此舉是為了與國民黨起義將領就解放軍入疆和建設新新疆問題進行會談做準備。
其實，早在解放西安的時候，王震就開始收集有關邊疆政治、軍事、地理、歷史、宗教、民族、農業、水利等各種書籍和歷史資料，在進軍途中反復閱讀。他的住處，床上、床下、窗臺上、桌子上，到處都堆滿了書，其中不乏平時不多見的古籍，如清代徐松撰寫的《西域水道記》、俞浩撰寫的《西域考古錄》，以及《新疆私議》、《新疆識略》、《新疆圖志》等，這些書籍有的因年代久遠缺卷缺頁，但偶得一見，他也頗覺欣慰。他從僅殘存一卷的《新疆私議》一書中獲益匪淺。此書列舉了漢代以來經營西域的史例，論證了新疆安定對我國國防和領土統一的重大意義；針對1827年清政府平定新疆叛亂後的局勢，提出加強軍政建設，慎重處理民族關係，以及探明當地水道、開發水利、實行屯田、發展邊疆經濟和鞏固國防等主張。書中記載的這些歷史經驗，對進一步補充和完善王震開發新疆、建設新疆的戰略方針，起到了重要的資鑒作用。
王震在讀史的同時，往往對歷史上的人和事作出自己的評價，其中不乏有深度、有創見的觀點。例如，新中國成立後，他曾對左宗棠作過如下評價：“左宗棠西征是有功的，否則，祖國西北大好河山很難設想。”“左宗棠在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歷史情況下，力排投降派的非議，毅然率部西征，收復新疆，符合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是愛國主義的表現，是值得我們後人發揚的。”他回憶說，解放初期，我進軍新疆的路線，就是當年左宗棠西征走過的路線。在那條路上，還能看到當年種的“左公柳”。走那條路非常艱苦，可以想像，當年走那條路就更艱苦了。他還指出：“辦洋務的人也有所不同，有些是愛國的，有些是賣國的。像曾國藩、李鴻章，就不能和左宗棠相提並論。”原因是曾國藩、李鴻章是喪權辱國的，而左宗棠在福建辦船政局，在甘肅辦織呢廠，在新疆的屯田，客觀上還是有利於國計民生的。“我們是歷史唯物主義者，對歷史人物要一分為二，左宗棠一生有功有過，收復新疆的功勞不可泯滅”。王震對左宗棠能作出如此客觀細緻的分析，是與他認真研讀歷史並注意從中汲取歷史經驗是分不開的。
老一輩革命家們讀書經歷雖不盡相同、各具特色，卻都充滿著智慧，給人以啟迪。任弼時將讀報看作開啟民智的重要途徑，說明讀書之於國家民族的重要性；葉劍英僅以“抓”、“擠”、“偷”三字就巧妙化解了讀書與工作、休息之間矛盾的難題，說明讀書時間不是沒有，關鍵是有沒有讀書的恒心和毅力；劉伯承一生鑽研軍事學一門學問，說明博覽群書固然很有必要，但專於一門、學有所長也很重要；王震戎馬倥傯，卻不忘認真讀史，且能鑒史知今，亦令人欽佩。所有這些都說明了這樣一個道理：讀書能增加智慧，讀書要讀好也需要智慧。毛澤東曾說：讀史是智慧的事。讀史，讀任何書都是智慧的事。
凝練地揭示了處理工作、學習和休息之間關係的基本方法。關於工作，葉劍英認為要“抓緊時間工作”。在葉劍英看來，不管是不是規定的八小時工作時間，不管是不是吃飯時間，不管是不是睡覺時間，只要工作一來就馬上去做。今日事今日畢，絕不拖拖拉拉。
關於學習，葉劍英認為要“擠出時間學習”。1964年3月7日，葉劍英接見勤奮學習毛澤東著作的人民解放軍某部三連副指導員廖初江，在詢問了廖初江學習毛澤東著作的情況後，葉劍英表揚他善於擠時間，勤奮自學。他對廖初江說：“學習的時間主要是靠自己擠出來。努力擠，就有；不擠，就沒有。”這句話來自于葉劍英的親身體會。早上，他一般會早起一會用來讀書。《辯證法唯物論諸問題》這部近33萬字的書，就是他連續用9個早起的時間讀完的。白天工作間隙，他常用來讀書看報，自學外語，主要是英語。吃飯和散步的工夫，他用來聽秘書根據有關資料彙報國內外形勢。晚上入眠前，他也是習慣性地讀會兒書。他讀過的書上記載的時間許多都是深夜12點以後。如在《馬卡洛娃講演集》一書的倒數第二頁背面邊白上記載：“閱過，18／10，1951年，1時15分，於北京北長街81號。”又如在《論農民的社會主義改造》一書的最後一頁正面邊白上記載是：“閱完，1952年2月21夜，12時45分。”還在這裡題寫了“珠江江上月如鉤，夜闌人靜好讀書”兩句詩。
此外，葉劍英還會利用外出視察途中和住院休養的時間讀書。如《掌握布爾什維克領導經濟的方法》一書，就是他在視察工作的途中讀完的。記載在該書《按勞取酬的社會主義分配原則》一文的第四頁背面天頭上的時間地點是“8／3，1950，正午，離開岳陽北上”，記載在本書最後一頁背面邊白上的時間地點是“8／3，1950，閱完，於岳陽、武漢間”。又如閱讀《當前蘇聯軍事學說與戰略的關係》一書時，記載在本書最後一頁邊白上的時間地點是“10／3，1956，在301醫院”。
這樣一來，葉劍英的休息時間更少了，只好“偷點時間休息”。他有時工作累了，就坐在那裡閉上眼睛休息一會，5分鐘、10分鐘就可以了。葉劍英認為，為了革命建設的需要，再辛苦、再勞累也值得，必須養成主動抓緊時間、擠時間讀書學習的習慣。葉劍英曾經謙虛地說：“我這個院長（指軍事科學院院長——引者注），實在慚愧，腦子裡的科學也不多。怎麼辦？要麼爬上琅琊山，要麼退休，解甲歸田。還是要爬山，科學的大山要爬。馬克思五六十歲才學俄文，幹到老，學到老。人生就要幹，要鬥爭，要戰鬥，過前進的人生。”
劉伯承：“學一門就要努力學到手，就要力求精通，否則就永遠是個半瓶醋”
劉伯承曾這樣總結自己的學習經驗：“學習，一定不要趕浪頭，趕時髦，要考慮自己的條件，從實際出發，循序漸進，扎扎實實，學一門就要努力學到手，要力求精通，否則就永遠是個半瓶醋。”劉伯承學的這一門是軍事學。
大革命失敗之後，中共中央決定派劉伯承到蘇聯高級步兵學校學習軍事學。由此，劉伯承開始了鑽研軍事學的歷程。
被派往蘇聯學習的時候，劉伯承已36歲，這個年紀學外文已相對困難。但他從字母和發音開始，只用了兩年多的時間就攻克了外語關，並取得了俄文和其他各科的優秀成績。留學期間，劉伯承刻苦研讀外國軍事著作，積累了比較扎實的軍事理論素養。
1930年，劉伯承學成回國，將這幾年所學付諸實踐。他擔任我黨專司軍事翻譯的軍委編譯科長，根據戰爭的緊迫需要，有針對性地翻譯、校譯了《蘇軍政治工作條例》、《蘇軍步兵戰鬥條令》、《合同戰術》等多部蘇聯軍事論著。
這裡要特別提及校譯《合同戰術》的過程。這本書是蘇聯軍事作家施米爾洛夫寫的一部軍事專著，由延安組織人員譯出初稿後，送到太行山根據地交付劉伯承校譯。1942年，劉伯承在該書評序中寫道：“這本書在校正中經過三次反掃蕩的作戰。”他每到一個宿營地，處理完軍務後，便鋪開稿紙進行校譯。當時環境極為艱苦，有時沒有桌子，他就趴在床板、炕頭上校看；有時連床鋪都沒有，他就坐在地上，在膝蓋上攤開書稿翻閱。到了夜晚，他點起油燈，在微弱的燈火下，一手握著毛筆，一手拿放大鏡，一邊翻閱俄文原稿，一邊查對俄漢字典，逐字逐句地仔細校閱。1945年秋，在指揮上党戰役的緊張時刻，劉伯承以從容的氣度，校完了《合同戰術》全部內容。
據粗略統計，在戰爭年代，劉伯承參與翻譯的軍事著作總計數百萬字。在烽火連天、軍務繁多的環境下，還能從容自若、字斟句酌地翻譯如此大量的著作，在中外戰爭史上都屬罕見。劉伯承勤奮刻苦的治學精神，連敵軍中的有識之士也感慨不已。魯西戰役後，國民黨的一位軍事將領在日記中寫道：“有人告訴我，劉伯承廉潔虛心，不斷求知，以與政府（國民黨）將領比較，誠不啻鶴立雞群，如此，兩黨戰陣上之勝敗，不問可知。”
1950年南京軍事學院成立後，劉伯承忙於軍事教育管理工作，每天很少休息，幾乎把全部精力都花在鑽研軍事科學和培養中高級軍事幹部的事業上。他努力學習古今中外的軍事科學知識。除了中國傳統的兵書，他還注意研究毛奇、拿破崙、克勞塞維茨、蘇沃洛夫、魯登道夫等外國著名軍事家的軍事理論和指揮藝術，注意研究古羅馬戰史、拿破崙戰史、日俄戰爭戰史和兩次世界大戰戰史、戰例等，總結其中的經驗教訓。
為了讀到更多的軍事書，劉伯承盡一切努力搜集中外軍事書籍。他曾托時任我國駐印度大使的袁仲賢從國外給他買軍事書籍，也曾向何長工要當年紅軍大學的教材。為此，何長工和他訂了一個“君子協定”：紅大教材可以拿走，但是，軍事學院出什麼教材也要送一套來。 劉伯承不斷總結中外戰爭經驗，形成自己的軍事理論。他提出了生動形象的“五行術”，在“五行術”中把我軍看成戰爭主體，把任務當作中心，把敵情看作前提，把時間和地形看作物質條件。他常說：“五行不定，輸得乾乾淨淨。”劉伯承一生專注於鑽研軍事學，在我軍軍事理論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
王震：為了勝利完成進疆、戍疆任務而讀史
王震常自稱“大老粗”，人們提起他也往往想到他作戰勇猛、行事果斷的一面，卻疏於瞭解他愛讀書特別是從歷史書中汲取智慧的另一面。
1949年10月6日至8日，王震和彭德懷、許光達、甘泗淇一起在酒泉同陶峙岳、郝家駿、彭銘鼎、曾震五舉行會談，商討人民解放軍進疆、起義部隊改編等事宜以及中共新疆省委、新疆省政府、省軍區等機構的組建問題。王震帶領部隊提前幾天到了酒泉。酒泉古稱肅州，是河西走廊上的古代名城。剛一到達，王震不顧鞍馬勞頓，便令人找來大量歷史典籍，認真翻閱起來。王震特地對漢代的張騫、班超出使和經略西域、唐玄奘西土取經，以及近代的左宗棠率部進疆的路線，進行了認真細緻的研究。顯然，王震此舉是為了與國民黨起義將領就解放軍入疆和建設新新疆問題進行會談做準備。
其實，早在解放西安的時候，王震就開始收集有關邊疆政治、軍事、地理、歷史、宗教、民族、農業、水利等各種書籍和歷史資料，在進軍途中反復閱讀。他的住處，床上、床下、窗臺上、桌子上，到處都堆滿了書，其中不乏平時不多見的古籍，如清代徐松撰寫的《西域水道記》、俞浩撰寫的《西域考古錄》，以及《新疆私議》、《新疆識略》、《新疆圖志》等，這些書籍有的因年代久遠缺卷缺頁，但偶得一見，他也頗覺欣慰。他從僅殘存一卷的《新疆私議》一書中獲益匪淺。此書列舉了漢代以來經營西域的史例，論證了新疆安定對我國國防和領土統一的重大意義；針對1827年清政府平定新疆叛亂後的局勢，提出加強軍政建設，慎重處理民族關係，以及探明當地水道、開發水利、實行屯田、發展邊疆經濟和鞏固國防等主張。書中記載的這些歷史經驗，對進一步補充和完善王震開發新疆、建設新疆的戰略方針，起到了重要的資鑒作用。
王震在讀史的同時，往往對歷史上的人和事作出自己的評價，其中不乏有深度、有創見的觀點。例如，新中國成立後，他曾對左宗棠作過如下評價：“左宗棠西征是有功的，否則，祖國西北大好河山很難設想。”“左宗棠在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歷史情況下，力排投降派的非議，毅然率部西征，收復新疆，符合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是愛國主義的表現，是值得我們後人發揚的。”他回憶說，解放初期，我進軍新疆的路線，就是當年左宗棠西征走過的路線。在那條路上，還能看到當年種的“左公柳”。走那條路非常艱苦，可以想像，當年走那條路就更艱苦了。他還指出：“辦洋務的人也有所不同，有些是愛國的，有些是賣國的。像曾國藩、李鴻章，就不能和左宗棠相提並論。”原因是曾國藩、李鴻章是喪權辱國的，而左宗棠在福建辦船政局，在甘肅辦織呢廠，在新疆的屯田，客觀上還是有利於國計民生的。“我們是歷史唯物主義者，對歷史人物要一分為二，左宗棠一生有功有過，收復新疆的功勞不可泯滅”。王震對左宗棠能作出如此客觀細緻的分析，是與他認真研讀歷史並注意從中汲取歷史經驗是分不開的。
老一輩革命家們讀書經歷雖不盡相同、各具特色，卻都充滿著智慧，給人以啟迪。任弼時將讀報看作開啟民智的重要途徑，說明讀書之於國家民族的重要性；葉劍英僅以“抓”、“擠”、“偷”三字就巧妙化解了讀書與工作、休息之間矛盾的難題，說明讀書時間不是沒有，關鍵是有沒有讀書的恒心和毅力；劉伯承一生鑽研軍事學一門學問，說明博覽群書固然很有必要，但專於一門、學有所長也很重要；王震戎馬倥傯，卻不忘認真讀史，且能鑒史知今，亦令人欽佩。所有這些都說明了這樣一個道理：讀書能增加智慧，讀書要讀好也需要智慧。毛澤東曾說：讀史是智慧的事。讀史，讀任何書都是智慧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