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陶鑄（1908.1.16-1969.11.30）原名陶際華， 號劍寒， 湖南省祁陽人， 畢業於黃埔軍校， 參加過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 傑出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党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 1932年1月到1933年4月， 擔任中共福州中心市委書記的陶鑄， 充分發揮軍事才能， 親手點燃閩東遊擊武裝鬥爭的烈火， 推動了創建閩東蘇區的歷史進程。 今天是陶鑄同志誕辰110周年紀念日， 刊發特稿以緬懷和紀念這位閩東人民熟悉和愛戴的革命老前輩。
待 看 赤 旗 遍 九 州
——謹以此文紀念陶鑄同志誕辰110周年
陶鑄
一．推進閩東“五抗”轉向武裝鬥爭新階段
上世紀30年代的閩東， 風雨如磐， 長夜難明。 國民黨反動政府豢養的海軍陸戰隊和警備隊勢力不斷加強， 已成為鎮壓工農革命的主要劊子手。
隨著數股大土匪或被收編、或被繳械， 最初以防匪保家為主要目的的民團大刀會， 此時便調轉槍口指向共產黨人和廣大奮起鬥爭的農民，
閩東地區1931年的秋收鬥爭和1932年春的抗麥債、抗鴉片捐鬥爭， 遭到了反動武裝的血腥鎮壓。 殘酷的鬥爭現實， 把建立工農武裝、開展遊擊戰爭再次提到黨的議事日程上來。 面對統治階級的反動武裝， 僅僅依靠血肉之軀、依靠經濟鬥爭的方式是斷難取得勝利的。
1932年4月22日， 以陶鑄為書記的福州中心市委根據黨中央的指示信精神， 作出《緊急決議》。 提出：“在農村方面應普遍的去發動反抗煙捐的鬥爭， 組織遊擊戰爭， 尤其是福安、連江現在更要具體的佈置遊擊戰爭， 勇敢的堅決的發動。 ”
如果說此時閩東黨組織對建立革命武裝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已有所認識的話，
5月15日， 福州中心市委召開擴大會議， 確定了“現在福州黨的任務”。 即“發動和領導閩東北千百萬工農士兵勞苦群眾的鬥爭， 展開新的蘇區來爭取福建全省蘇維埃的勝利， 成為福州黨當前的戰鬥任務。 ”
會議決議指出：“為實現上述任務， 在紅五月中……福安、連江醞釀的抗煙捐鬥爭， 更要積極去發動， 馬上在這兩縣組織遊擊隊， 開展遊擊戰爭， 連系到反帝的鬥爭， 紀念‘五卅’來個大的示威的行動， 更有力的來動搖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 更有力的給新的閩南蘇維埃和閩北紅軍向外發展以有力的一合”。
6月25日， 陶鑄書記以“怒濤”為筆名，
為此， “怒濤”指出：“堅決的在福安等縣將過去參加鬥爭失敗後無家可歸表現堅決要鬥爭的分子集合起來， 尤其是党團員， 組成為遊擊隊。 準備一些武裝， 短小精幹的很科學地來收繳豪紳地主的武裝和取得廣大群眾的掩護，
為貫徹“五一五會議”精神， 陶鑄在6月25日制定的《“八一”工作決議與七月份工作計畫》中， 明確要求：“1.反抗鴉片捐聯繫到夏收的鬥爭， 福安、連江要加緊去佈置和發動。 2.福安遊擊隊在(7月)15號以前， 一定要正式組織起來， 實行開始遊擊。 連江遊擊隊要擴大到50人去打透堡……”
“五一五會議”是福州中心市委開始轉變工作重心， 發動和領導遊擊運動的標誌性會議。 它從思想上解決了黨內對閩東武裝鬥爭的認識問題。 特別是“怒濤”的署名文章， 進一步給閩東黨組織指明了將“五抗”鬥爭逐步引上武裝鬥爭軌道以及建立工農武裝的方針和方法。
二.親臨閩東指導建立工農遊擊武裝
根據中心市委六七月份的工作安排，陶鑄書記親自到閩東巡視工作。對於此行的目標和任務，他早已了然於胸，並對此充滿信心和期許。
6月中旬，在連江特支書記楊而菖陪同下，陶鑄到連江巡視，指導連江特支組建遊擊隊，並給予經費和物資的支持。
6月19日清晨，一陣嘹亮的軍號聲在合山觀音亭響起。
楊而菖帶領20名遊擊隊員在觀音亭前列隊集合，舉行莊嚴的授旗儀式，由陶鑄書記向遊擊隊領導授旗。仰望繡著“閩中工農遊擊隊第一支隊”字樣迎風飄揚的戰旗，遊擊隊員們神情凝重，高舉右臂莊嚴宣誓。
福州中心市委任命林炳光為支隊長，陳興貴為政委。
不久，一份以通俗押韻的民間快板詩形式寫成的佈告被油印成傳單，在全縣城鄉廣為散發，地主豪紳家大門上、駐連江海軍陸戰隊團部媽祖廟圍牆上、甚至國民黨連江縣長的辦公桌上，也居然出現了這份傳單。它嚇得當局如臨大敵，縣城閉門3天。
1931年，中共福安縣委在溪潭馬山村組建了短小精悍的秘密遊擊隊
6月下旬，在福安縣委書記馬立峰陪同下，陶鑄來到福安巡視工作。他帶來的“五一五會議”決議精神，讓福安黨組織倍受鼓舞和鞭策。
隨後，陶鑄在詹如柏的護衛下深入農村開展調查研究，瞭解“五抗”鬥爭情況。他還冒險化妝進入縣城，找城區區委同志和進步青年學生談話，瞭解城鎮反帝愛國鬥爭和學生運動情況。
為迎接武裝鬥爭高潮的到來，陶鑄在溪北洋上馬山村郭厝舉辦了一期黨員幹部訓練班。他給黨員幹部介紹了國際國內的政治形勢，對如何開展閩東地區武裝鬥爭提出了指導意見。
福安縣委在原有秘密遊擊隊基礎上，把一批暴露身份不能回家的二三十位黨員同志和鬥爭骨幹集中起來，在陶鑄親自主持下，于郭厝正式成立了“閩東北工農遊擊隊第一支隊”，隊長詹如柏，政委馬立峰。
閩東北第一支隊的建立，標誌著閩東革命進入了武裝鬥爭的新階段。
此後，陶鑄和詹如柏帶著這支隊伍隱蔽在這個離縣城五六十裡的小山村裡，晚上秘密出去打土豪，回來後將繳獲錢財的一部分分給當地貧苦農民。陶鑄還指導馬立峰發動部署了福安農村的抗債等鬥爭。
福安縣委一班人，因陶鑄書記的到來而幹勁倍增，激情如火；福安黨的各項工作，也因上級領導的親臨指導而加快步伐，全面展開。
7月下旬，在結束對閩東的巡視後，陶鑄返回福州。他對此次閩東之行所掌握的第一手資料，特別是福安、連江兩支遊擊隊的建立，頗感欣慰！
8月，福州中心市委召開外縣工作聯席會議，對閩東武裝鬥爭作出新的部署，決定在秋收即將來臨之際，“切實去佈置發動秋收抗租鬥爭，極力發動各縣的遊擊戰爭，開展閩東、閩北的遊擊運動。”
在8月19日以福州中心市委名義給中央的報告中，陶鑄高興地這樣寫道：“七月份主要的工作是肅清富農的路線，佈置了抗債鬥爭。在工作中除福安外，其他各縣是沒有成績的。”“尤其是最近連江遊擊隊的發動……福安、莆仙遊擊隊的擴大，開展閩東閩中的遊擊運動是初步實現了。”
溪北洋的蘭田暴動紀念碑
9月14日深夜，閩東北第一支隊在福安溪潭成功舉行“蘭田暴動” 。“閩東北工農遊擊隊第一支隊”的旗號從此公開打出，震驚閩東。
是年12月下旬，陶鑄書記再次來到連羅地區巡視工作。他冒雪前往連羅邊界山區，到丹陽文朱村遊擊隊駐地看望遊擊隊員。
閩東山區難得一見白雪飄飛，銀裝素裹，恰似一派北國風光。
當晚，這位意志如鋼卻素有革命浪漫主義情懷的市委書記，觸景生情，邊吟邊用木炭條在遊擊隊駐地的東牆上，隨手塗鴉寫下了後來在連羅根據地廣為傳誦的七律3首，蘇區群眾稱之為“木炭詩”。其中一首詩曰：“夜冷風寒熱血浮，未除蔣賊恨難愁；隨遊山頂觀飛雪，待看赤旗遍九州。”
這首詩作格律嚴謹，語詞優美，表現了一個革命家的豪邁情懷和在嚴酷鬥爭環境下的堅定信念，極大鼓舞了連羅黨組織和遊擊隊員的革命鬥志。
陶鑄還與支隊長陳茂昌、政委李成共同起草了《閩中工農遊擊隊第一支隊告連江工農群眾書》，在連羅地區廣為印發，影響甚大。
在巡視期間，陶鑄和李成政委率領遊擊隊頻繁出擊，連連奏捷。1933年1月3日深夜，攻打羅源飛竹民團，將繳獲的槍支武裝農會骨幹，成立了飛竹遊擊隊；4日，攻打洋中、嶺頭、東山3村民團；5日，攻打應德民團；9日，聯合飛竹遊擊隊擊潰霍口民團。隨後，又接連襲擊了馬洋、塔里等18個地主民團。並爭取了丹陽、桂林民團團兵20餘人攜帶步槍18支，棄暗投明加入遊擊隊。
1月中旬，陶鑄結束在連羅的第二次巡視，返回福州。
為進一步指導和推進閩東的武裝鬥爭，繼1932年9月陶鑄指派富有鬥爭經驗的葉飛、江平等前來閩東工作之後，1933年1月又派出軍事幹部任鐵峰、賴金彪等到閩東工作，推動閩東遊擊武裝鬥爭的開展。
三.成功平定閩東遊擊隊的叛亂事變
隨著福安、連江兩地遊擊隊的迅速建立，一批党團員、農會骨幹和有志青年進入革命隊伍，但難免出現魚龍混雜、泥沙俱下。由於思想政治工作薄弱，原先從土匪那裡爭取過來的隊員和混入隊伍的流氓無產者，匪性和惡習難改，在群眾中造成了極壞影響。
葉飛在回憶錄中曾經這樣回憶道：“遊擊隊建立的早期，常常混進流氓無產者。閩東地區民心強悍，又多山地港灣，在殘暴的封建壓迫下，多有鋌而走險上山下海當‘土匪’的，壽寧就是出名的‘土匪’窩。當革命初起時，這一批人參加進來，確是很能勇敢奮鬥，而且會使用武器，懂得軍事，在暴動中能起一定的積極作用；但也確有破壞性，流寇思想較嚴重，破壞紀律，發洋財，甚至搶劫也會發生。一支百把人的遊擊隊，只要有五六個‘土匪’分子，就能控制這支隊伍，改變政治方向，發生變質為土匪部隊的嚴重危害。”
1932年7月，閩中第一支隊支隊長王調勳趁政委楊而菖被中心市委調往廈門執行特別任務之機，把持了遊擊隊的指揮權。他與第一支隊內的老丁、劉勝、陳景良等結拜兄弟，組成小集團，密謀率隊投敵。
新任連江特支書記陳茂昌察覺後，迅速向福州中心市委報告。陶鑄書記立即將王調勳調回市委審查，最終將其撤職並開除出黨。中心市委指定陳茂昌兼任支隊長，同時指派常委、宣傳部長黃孝敏（化名李成）到連江，接任第一支隊政委。
9月，閩中第一支隊轉戰連羅山區，開展政治、軍事訓練。這期間，遊擊隊在各村發動群眾開展秋收抗租鬥爭，開闢了長龍遊擊根據地。
1933年1月，透堡民團以2000塊大洋將閩中第一支隊特務隊隊長李德標收買，並煽動遊擊隊員拖槍投敵。李德標勾結鄭和玉、任向賢等7名隊員，“形成了反革命組織”。
李德標聽信叛徒王調勳散佈的“江西紅軍失敗了”“市委機關已被破壞”等謠言，在遊擊區域內散播，動搖民心、軍心，引起部分隊員對革命前途悲觀失望，乃至拖槍回家。
1月24日，李德標竟將縣委書記兼支隊長陳茂昌和政委李成拘押起來，準備槍斃，圖謀率隊投敵。
機警的李成乘李德標不備成功逃脫，緊急趕回福州向中心市委彙報。
李德標遂宣佈把這兩人驅逐出隊，自封為“支隊長”，任向賢為“政委”，篡奪了遊擊隊的領導權。還宣佈把隊伍開往透堡，接受“整編”，因遭大多數隊員的反對而未能得逞。
這一被福州中心市委稱為“連江遊擊隊事變”叛亂行為，“幾乎使得遊擊隊瓦解，影響到整個連江的工作，在整個福建開展著的遊擊運動歷史上是著了一個極大的污點。”
陶鑄書記聞訊後，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立即採取措施。指派楊而菖和市委軍事幹部任鐵鋒、賴金彪為市委特派員，火速前往連江長龍山面區遊擊隊駐地處理叛亂事變。
平定叛亂是一次鬥智鬥勇的較量，且充滿了驚險和戲劇性。其中經歷了截獲密信，掌握叛徒投敵證據；正式“任命”，欲擒故縱穩住叛徒；分而治之，解除武裝束手就擒；揭露真相，公開審判依法嚴懲。
在陶鑄領導下，楊而菖、任鐵峰等憑藉著過人的智慧，最終取得了平叛的勝利，在危難中挽救了連江黨和遊擊隊，挫敗了當地地主反動勢力扼殺工農武裝的險惡陰謀。
無獨有偶，類似連江遊擊隊的情況，也同樣在福安遊擊隊中發生。
同年1月，閩東北第一支隊在壽寧活動期間就“曾經發生過打土豪發洋財、強姦、隊員帶槍跑的事情”。為此，福安中心縣委果斷採取措施，堅決清除遊擊隊內部的“土匪”分子，避免重蹈連江遊擊隊的覆轍。
四.加強對閩東工農武裝的教育改造
連江遊擊隊事變，引起了福州中心市委書記陶鑄的震驚與反思。
福州中心市委於3月15日所作的《對連江遊擊隊事變的決議》就是反思的產物。《決議》對事變原因進行了分析，指出：“無疑的連江遊擊隊這次事變的發生絕不是簡單的問題，在主觀上是領導執行遊擊隊工作路線犯了極大的錯誤，在客觀上是因遊擊運動的開展仍引起了豪紳地主和一切反動派積極進攻的一個開始，進行組織上的破壞。”
正如陶鑄向中央彙報的，遊擊隊事變的發生，“非常明白地說明了閩東北遊擊運動一年的過程中，所犯的錯誤的嚴重主要是脫離群眾沒有正確的執行遊擊戰爭的任務，在工作上表現的天天打土豪沒有很好的去做群眾工作，沒有教育和訓練，沒有去建立真實遊擊隊的生活，尤其是忘記了建立堅強的黨在遊擊隊的領導，這樣下去的結果，自然會發生這種的現象。因為遊擊隊與群眾不能打成一片，沒有政治的內容已失了遊擊隊的本質”。
陶鑄的這一精闢分析揭示了閩東遊擊隊存在嚴重問題的根源所在。
陶鑄認為，對遊擊隊的徹底改造，重點是組織整頓和思想整頓，核心是加強黨對遊擊隊的領導和注重政治思想教育，使遊擊隊真正擔負起實行土地革命與創建閩東蘇區的重任。為此，福州中心市委採取了以下措施：
一是中心市委建立對遊擊隊的直接領導。“在市委軍委的領導之下，應與遊擊隊建立直接的交通網，經常迅速的瞭解和檢查遊擊隊的工作，給以具體的指示，來幫助各縣黨對遊擊隊的領導。”
二是在遊擊隊中建立党的特支，直屬縣委領導，確保党對遊擊隊的絕對領導。政治委員必須成為遊擊隊政治上的唯一領導者。“現特支的黨員，可說完全是工人貧雇農成份，是遊擊隊最好的隊員，他們都能領導群眾，而支部的工作已成為遊擊隊的生活內容與行動的樞紐。”
三是普遍進行“遊擊隊是幹什麼”的教育，明確遊擊隊的宗旨、性質與任務。劃清遊擊隊進行土地革命與“劫富濟貧”的界線，整肅“匪氣”和流寇思想，糾正非無產階級思想，逐步提高隊員們的思想覺悟。
四是加強紀律教育，反對極端民主化。遊擊隊員觸犯紀律的，不能姑息遷就，應予紀律制裁，從而提高紀律的威嚴和保證紀律的執行。
五是吐故納新，清除“土匪”和不良分子，“同時應徵調和訓練大批工人派到各遊擊隊去……徹底改造遊擊隊的成份。”
福州中心市委對閩東遊擊隊的教育改造措施是有力的，效果是明顯的。
正如葉飛所言：“事實證明這些措施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對‘土匪’分子區別對待的政策是正確的。在以後漫長的艱苦歲月裡，保證了部隊在党的領導下，完成了各項艱巨任務。”
是年2月，福州中心市委成功平定“連江遊擊隊事變”，召開公審大會處決叛徒團夥之後，緊接著舉行了授旗典禮。“閩中工農遊擊隊第一支隊”從此更名為“閩東工農遊擊隊第十三支隊”。
福州中心市委正式指派任鐵峰擔任支隊長，楊而菖任政委。連江縣委恢復了遊擊隊特支，特支書記由政委楊而菖兼任。
同月，福安中心縣委在清除福安遊擊隊中的“土匪”分子後，及時調整遊擊隊領導班子，指派江平接替葉茂遷擔任第一支隊隊長兼政委，同時撤換了3個曾當過土匪、會打仗但流氓意識很濃的班長，選派潘伯成、陳洪妹、真速等區級黨員幹部擔任。
3月，福安中心縣委派陳震夷等兩人，到福州中心市委處領回“閩東北工農遊擊隊第一支隊”的隊旗一面，並舉行了隆重的授旗典禮。
在火紅的戰旗下，遊擊隊員莊嚴宣誓，為創建閩東蘇區而英勇戰鬥！
鳳凰涅槃，向死而生。經過組織整頓和思想教育之後，閩東遊擊隊比以往更加純潔、更加團結、更富有戰鬥力。遊擊隊員的政治素質不斷提高。他們軍紀嚴明，秋毫無犯，所到之處受到群眾的愛戴和支持。
正當閩東遊擊運動呈現蓬勃發展之時，陶鑄於4月下旬依依不捨前往上海向中央覆命。他在5月1日給中央的報告中這樣寫道：“閩東北的遊擊運動給群眾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在農村中沒有哪個農民不曉得福安、連江遊擊隊是打土豪、抗捐稅、分糧食、燒契據、分田地的，而遊擊隊的英勇行動（如福安不斷繳民團槍支，擊敗大刀會，連江與敵海軍作戰等)，更給閩東北的反動統治以有力的搖撼。”
陶鑄與曾志
特別需要提到的是，雖然陶鑄離開了福州中心市委書記的崗位，但他親手點燃的遊擊鬥爭烈火，迅速在閩東大地形成燎原之勢。半年之後，在葉飛、曾志、馬立峰、詹如柏等領導下，閩東蘇區全面創建，成為黨在南方建立的最後一塊革命根據地。
在閩東革命處在關鍵的歷史階段，福州中心市委書記陶鑄從思想上解決黨內對發動和領導閩東遊擊運動的認識問題；並深入福安、連江巡視，親自主持創建工農遊擊隊，傳授遊擊戰略戰術和軍事鬥爭經驗；指導閩東黨組織將以農民“五抗”鬥爭為中心的經濟鬥爭，轉為創建蘇區的武裝鬥爭。閩東革命從此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閩東人民永遠銘記推動這一革命歷史進程的陶鑄同志。
“大美福安”隨手拍有獎征圖大賽火熱徵稿中，
“隨手拍•曬年味”小視頻拍攝活動火熱徵稿中，
為陶鑄點贊↓↓↓
二.親臨閩東指導建立工農遊擊武裝
根據中心市委六七月份的工作安排，陶鑄書記親自到閩東巡視工作。對於此行的目標和任務，他早已了然於胸，並對此充滿信心和期許。
6月中旬，在連江特支書記楊而菖陪同下，陶鑄到連江巡視，指導連江特支組建遊擊隊，並給予經費和物資的支持。
6月19日清晨，一陣嘹亮的軍號聲在合山觀音亭響起。
楊而菖帶領20名遊擊隊員在觀音亭前列隊集合，舉行莊嚴的授旗儀式，由陶鑄書記向遊擊隊領導授旗。仰望繡著“閩中工農遊擊隊第一支隊”字樣迎風飄揚的戰旗，遊擊隊員們神情凝重，高舉右臂莊嚴宣誓。
福州中心市委任命林炳光為支隊長，陳興貴為政委。
不久，一份以通俗押韻的民間快板詩形式寫成的佈告被油印成傳單，在全縣城鄉廣為散發，地主豪紳家大門上、駐連江海軍陸戰隊團部媽祖廟圍牆上、甚至國民黨連江縣長的辦公桌上，也居然出現了這份傳單。它嚇得當局如臨大敵，縣城閉門3天。
1931年，中共福安縣委在溪潭馬山村組建了短小精悍的秘密遊擊隊
6月下旬，在福安縣委書記馬立峰陪同下，陶鑄來到福安巡視工作。他帶來的“五一五會議”決議精神，讓福安黨組織倍受鼓舞和鞭策。
隨後，陶鑄在詹如柏的護衛下深入農村開展調查研究，瞭解“五抗”鬥爭情況。他還冒險化妝進入縣城，找城區區委同志和進步青年學生談話，瞭解城鎮反帝愛國鬥爭和學生運動情況。
為迎接武裝鬥爭高潮的到來，陶鑄在溪北洋上馬山村郭厝舉辦了一期黨員幹部訓練班。他給黨員幹部介紹了國際國內的政治形勢，對如何開展閩東地區武裝鬥爭提出了指導意見。
福安縣委在原有秘密遊擊隊基礎上，把一批暴露身份不能回家的二三十位黨員同志和鬥爭骨幹集中起來，在陶鑄親自主持下，于郭厝正式成立了“閩東北工農遊擊隊第一支隊”，隊長詹如柏，政委馬立峰。
閩東北第一支隊的建立，標誌著閩東革命進入了武裝鬥爭的新階段。
此後，陶鑄和詹如柏帶著這支隊伍隱蔽在這個離縣城五六十裡的小山村裡，晚上秘密出去打土豪，回來後將繳獲錢財的一部分分給當地貧苦農民。陶鑄還指導馬立峰發動部署了福安農村的抗債等鬥爭。
福安縣委一班人，因陶鑄書記的到來而幹勁倍增，激情如火；福安黨的各項工作，也因上級領導的親臨指導而加快步伐，全面展開。
7月下旬，在結束對閩東的巡視後，陶鑄返回福州。他對此次閩東之行所掌握的第一手資料，特別是福安、連江兩支遊擊隊的建立，頗感欣慰！
8月，福州中心市委召開外縣工作聯席會議，對閩東武裝鬥爭作出新的部署，決定在秋收即將來臨之際，“切實去佈置發動秋收抗租鬥爭，極力發動各縣的遊擊戰爭，開展閩東、閩北的遊擊運動。”
在8月19日以福州中心市委名義給中央的報告中，陶鑄高興地這樣寫道：“七月份主要的工作是肅清富農的路線，佈置了抗債鬥爭。在工作中除福安外，其他各縣是沒有成績的。”“尤其是最近連江遊擊隊的發動……福安、莆仙遊擊隊的擴大，開展閩東閩中的遊擊運動是初步實現了。”
溪北洋的蘭田暴動紀念碑
9月14日深夜，閩東北第一支隊在福安溪潭成功舉行“蘭田暴動” 。“閩東北工農遊擊隊第一支隊”的旗號從此公開打出，震驚閩東。
是年12月下旬，陶鑄書記再次來到連羅地區巡視工作。他冒雪前往連羅邊界山區，到丹陽文朱村遊擊隊駐地看望遊擊隊員。
閩東山區難得一見白雪飄飛，銀裝素裹，恰似一派北國風光。
當晚，這位意志如鋼卻素有革命浪漫主義情懷的市委書記，觸景生情，邊吟邊用木炭條在遊擊隊駐地的東牆上，隨手塗鴉寫下了後來在連羅根據地廣為傳誦的七律3首，蘇區群眾稱之為“木炭詩”。其中一首詩曰：“夜冷風寒熱血浮，未除蔣賊恨難愁；隨遊山頂觀飛雪，待看赤旗遍九州。”
這首詩作格律嚴謹，語詞優美，表現了一個革命家的豪邁情懷和在嚴酷鬥爭環境下的堅定信念，極大鼓舞了連羅黨組織和遊擊隊員的革命鬥志。
陶鑄還與支隊長陳茂昌、政委李成共同起草了《閩中工農遊擊隊第一支隊告連江工農群眾書》，在連羅地區廣為印發，影響甚大。
在巡視期間，陶鑄和李成政委率領遊擊隊頻繁出擊，連連奏捷。1933年1月3日深夜，攻打羅源飛竹民團，將繳獲的槍支武裝農會骨幹，成立了飛竹遊擊隊；4日，攻打洋中、嶺頭、東山3村民團；5日，攻打應德民團；9日，聯合飛竹遊擊隊擊潰霍口民團。隨後，又接連襲擊了馬洋、塔里等18個地主民團。並爭取了丹陽、桂林民團團兵20餘人攜帶步槍18支，棄暗投明加入遊擊隊。
1月中旬，陶鑄結束在連羅的第二次巡視，返回福州。
為進一步指導和推進閩東的武裝鬥爭，繼1932年9月陶鑄指派富有鬥爭經驗的葉飛、江平等前來閩東工作之後，1933年1月又派出軍事幹部任鐵峰、賴金彪等到閩東工作，推動閩東遊擊武裝鬥爭的開展。
三.成功平定閩東遊擊隊的叛亂事變
隨著福安、連江兩地遊擊隊的迅速建立，一批党團員、農會骨幹和有志青年進入革命隊伍，但難免出現魚龍混雜、泥沙俱下。由於思想政治工作薄弱，原先從土匪那裡爭取過來的隊員和混入隊伍的流氓無產者，匪性和惡習難改，在群眾中造成了極壞影響。
葉飛在回憶錄中曾經這樣回憶道：“遊擊隊建立的早期，常常混進流氓無產者。閩東地區民心強悍，又多山地港灣，在殘暴的封建壓迫下，多有鋌而走險上山下海當‘土匪’的，壽寧就是出名的‘土匪’窩。當革命初起時，這一批人參加進來，確是很能勇敢奮鬥，而且會使用武器，懂得軍事，在暴動中能起一定的積極作用；但也確有破壞性，流寇思想較嚴重，破壞紀律，發洋財，甚至搶劫也會發生。一支百把人的遊擊隊，只要有五六個‘土匪’分子，就能控制這支隊伍，改變政治方向，發生變質為土匪部隊的嚴重危害。”
1932年7月，閩中第一支隊支隊長王調勳趁政委楊而菖被中心市委調往廈門執行特別任務之機，把持了遊擊隊的指揮權。他與第一支隊內的老丁、劉勝、陳景良等結拜兄弟，組成小集團，密謀率隊投敵。
新任連江特支書記陳茂昌察覺後，迅速向福州中心市委報告。陶鑄書記立即將王調勳調回市委審查，最終將其撤職並開除出黨。中心市委指定陳茂昌兼任支隊長，同時指派常委、宣傳部長黃孝敏（化名李成）到連江，接任第一支隊政委。
9月，閩中第一支隊轉戰連羅山區，開展政治、軍事訓練。這期間，遊擊隊在各村發動群眾開展秋收抗租鬥爭，開闢了長龍遊擊根據地。
1933年1月，透堡民團以2000塊大洋將閩中第一支隊特務隊隊長李德標收買，並煽動遊擊隊員拖槍投敵。李德標勾結鄭和玉、任向賢等7名隊員，“形成了反革命組織”。
李德標聽信叛徒王調勳散佈的“江西紅軍失敗了”“市委機關已被破壞”等謠言，在遊擊區域內散播，動搖民心、軍心，引起部分隊員對革命前途悲觀失望，乃至拖槍回家。
1月24日，李德標竟將縣委書記兼支隊長陳茂昌和政委李成拘押起來，準備槍斃，圖謀率隊投敵。
機警的李成乘李德標不備成功逃脫，緊急趕回福州向中心市委彙報。
李德標遂宣佈把這兩人驅逐出隊，自封為“支隊長”，任向賢為“政委”，篡奪了遊擊隊的領導權。還宣佈把隊伍開往透堡，接受“整編”，因遭大多數隊員的反對而未能得逞。
這一被福州中心市委稱為“連江遊擊隊事變”叛亂行為，“幾乎使得遊擊隊瓦解，影響到整個連江的工作，在整個福建開展著的遊擊運動歷史上是著了一個極大的污點。”
陶鑄書記聞訊後，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立即採取措施。指派楊而菖和市委軍事幹部任鐵鋒、賴金彪為市委特派員，火速前往連江長龍山面區遊擊隊駐地處理叛亂事變。
平定叛亂是一次鬥智鬥勇的較量，且充滿了驚險和戲劇性。其中經歷了截獲密信，掌握叛徒投敵證據；正式“任命”，欲擒故縱穩住叛徒；分而治之，解除武裝束手就擒；揭露真相，公開審判依法嚴懲。
在陶鑄領導下，楊而菖、任鐵峰等憑藉著過人的智慧，最終取得了平叛的勝利，在危難中挽救了連江黨和遊擊隊，挫敗了當地地主反動勢力扼殺工農武裝的險惡陰謀。
無獨有偶，類似連江遊擊隊的情況，也同樣在福安遊擊隊中發生。
同年1月，閩東北第一支隊在壽寧活動期間就“曾經發生過打土豪發洋財、強姦、隊員帶槍跑的事情”。為此，福安中心縣委果斷採取措施，堅決清除遊擊隊內部的“土匪”分子，避免重蹈連江遊擊隊的覆轍。
四.加強對閩東工農武裝的教育改造
連江遊擊隊事變，引起了福州中心市委書記陶鑄的震驚與反思。
福州中心市委於3月15日所作的《對連江遊擊隊事變的決議》就是反思的產物。《決議》對事變原因進行了分析，指出：“無疑的連江遊擊隊這次事變的發生絕不是簡單的問題，在主觀上是領導執行遊擊隊工作路線犯了極大的錯誤，在客觀上是因遊擊運動的開展仍引起了豪紳地主和一切反動派積極進攻的一個開始，進行組織上的破壞。”
正如陶鑄向中央彙報的，遊擊隊事變的發生，“非常明白地說明了閩東北遊擊運動一年的過程中，所犯的錯誤的嚴重主要是脫離群眾沒有正確的執行遊擊戰爭的任務，在工作上表現的天天打土豪沒有很好的去做群眾工作，沒有教育和訓練，沒有去建立真實遊擊隊的生活，尤其是忘記了建立堅強的黨在遊擊隊的領導，這樣下去的結果，自然會發生這種的現象。因為遊擊隊與群眾不能打成一片，沒有政治的內容已失了遊擊隊的本質”。
陶鑄的這一精闢分析揭示了閩東遊擊隊存在嚴重問題的根源所在。
陶鑄認為，對遊擊隊的徹底改造，重點是組織整頓和思想整頓，核心是加強黨對遊擊隊的領導和注重政治思想教育，使遊擊隊真正擔負起實行土地革命與創建閩東蘇區的重任。為此，福州中心市委採取了以下措施：
一是中心市委建立對遊擊隊的直接領導。“在市委軍委的領導之下，應與遊擊隊建立直接的交通網，經常迅速的瞭解和檢查遊擊隊的工作，給以具體的指示，來幫助各縣黨對遊擊隊的領導。”
二是在遊擊隊中建立党的特支，直屬縣委領導，確保党對遊擊隊的絕對領導。政治委員必須成為遊擊隊政治上的唯一領導者。“現特支的黨員，可說完全是工人貧雇農成份，是遊擊隊最好的隊員，他們都能領導群眾，而支部的工作已成為遊擊隊的生活內容與行動的樞紐。”
三是普遍進行“遊擊隊是幹什麼”的教育，明確遊擊隊的宗旨、性質與任務。劃清遊擊隊進行土地革命與“劫富濟貧”的界線，整肅“匪氣”和流寇思想，糾正非無產階級思想，逐步提高隊員們的思想覺悟。
四是加強紀律教育，反對極端民主化。遊擊隊員觸犯紀律的，不能姑息遷就，應予紀律制裁，從而提高紀律的威嚴和保證紀律的執行。
五是吐故納新，清除“土匪”和不良分子，“同時應徵調和訓練大批工人派到各遊擊隊去……徹底改造遊擊隊的成份。”
福州中心市委對閩東遊擊隊的教育改造措施是有力的，效果是明顯的。
正如葉飛所言：“事實證明這些措施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對‘土匪’分子區別對待的政策是正確的。在以後漫長的艱苦歲月裡，保證了部隊在党的領導下，完成了各項艱巨任務。”
是年2月，福州中心市委成功平定“連江遊擊隊事變”，召開公審大會處決叛徒團夥之後，緊接著舉行了授旗典禮。“閩中工農遊擊隊第一支隊”從此更名為“閩東工農遊擊隊第十三支隊”。
福州中心市委正式指派任鐵峰擔任支隊長，楊而菖任政委。連江縣委恢復了遊擊隊特支，特支書記由政委楊而菖兼任。
同月，福安中心縣委在清除福安遊擊隊中的“土匪”分子後，及時調整遊擊隊領導班子，指派江平接替葉茂遷擔任第一支隊隊長兼政委，同時撤換了3個曾當過土匪、會打仗但流氓意識很濃的班長，選派潘伯成、陳洪妹、真速等區級黨員幹部擔任。
3月，福安中心縣委派陳震夷等兩人，到福州中心市委處領回“閩東北工農遊擊隊第一支隊”的隊旗一面，並舉行了隆重的授旗典禮。
在火紅的戰旗下，遊擊隊員莊嚴宣誓，為創建閩東蘇區而英勇戰鬥！
鳳凰涅槃，向死而生。經過組織整頓和思想教育之後，閩東遊擊隊比以往更加純潔、更加團結、更富有戰鬥力。遊擊隊員的政治素質不斷提高。他們軍紀嚴明，秋毫無犯，所到之處受到群眾的愛戴和支持。
正當閩東遊擊運動呈現蓬勃發展之時，陶鑄於4月下旬依依不捨前往上海向中央覆命。他在5月1日給中央的報告中這樣寫道：“閩東北的遊擊運動給群眾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在農村中沒有哪個農民不曉得福安、連江遊擊隊是打土豪、抗捐稅、分糧食、燒契據、分田地的，而遊擊隊的英勇行動（如福安不斷繳民團槍支，擊敗大刀會，連江與敵海軍作戰等)，更給閩東北的反動統治以有力的搖撼。”
陶鑄與曾志
特別需要提到的是，雖然陶鑄離開了福州中心市委書記的崗位，但他親手點燃的遊擊鬥爭烈火，迅速在閩東大地形成燎原之勢。半年之後，在葉飛、曾志、馬立峰、詹如柏等領導下，閩東蘇區全面創建，成為黨在南方建立的最後一塊革命根據地。
在閩東革命處在關鍵的歷史階段，福州中心市委書記陶鑄從思想上解決黨內對發動和領導閩東遊擊運動的認識問題；並深入福安、連江巡視，親自主持創建工農遊擊隊，傳授遊擊戰略戰術和軍事鬥爭經驗；指導閩東黨組織將以農民“五抗”鬥爭為中心的經濟鬥爭，轉為創建蘇區的武裝鬥爭。閩東革命從此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閩東人民永遠銘記推動這一革命歷史進程的陶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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