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三木楚漢文化
楚國， 帝顓頊高陽的子孫在南方建立的諸侯國。 《史記 楚世家》:高陽者， 黃帝之孫， 昌意之子也。 楚王族屬於華夏。 楚人先祖鬻熊輔佐周文王滅商有功， 周成王念其功勞， 封鬻熊曾孫熊繹為子爵， 建國於丹陽， 領地50裡。
楚國全盛時的最大轄地大致為現在的湖北、湖南全部、重慶、河南、安徽、江蘇、江西、山東、上海、浙江的部分地方。
存在起訖西元前1042年~西元前223年
文 化
楚文化(以商周文明為核心)
重要郡縣
長沙、申、息、蒼梧、滇、洞庭
少數民族
庸、巴、陸渾、百濮
爵 位
子爵(周封) 王爵(自封)
主要民族
華夏族(漢族別稱)
戰略郡縣
漢中 上庸 黔中 江東 淮北 巫郡
首 都
丹陽、郢、鄀、鄢、陳、矩陽、壽春
統治中心
湖北
主要城市
宛、葉、許、重丘
楚長城
方城
享 國
819年(前1042年~前223年)
重要宮殿
章華台、楚王城、蘭台宮
政治體制
君主制
國 姓
羋姓熊氏
簡 稱
楚
重要文學
《離騷》、《道德經》
官方語言
楚語(上古漢語的一種方言)
基本資訊
楚國， 又稱作荊、荊楚， 中國歷史上春秋戰國時代的一個諸侯國。 楚國祖先族姓羋， 熊氏。 最早興起于古丹淅之地（今河南省淅川縣東南部， 淅川丹江口水庫現存大量楚貴族墓）的楚部落， 滅于秦國。 轄地大致為現在的湖北全部、湖南、重慶、廣東、安徽、江蘇、河南、江西部分地方。
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氏。 高陽者， 黃帝之孫， 昌意之子也。 顓頊帝后第五代吳回，
春秋戰國時期， 楚國一度強大起來， 一路南征， 滅掉了隨國（今湖北隨州）， 迫使隨侯投降。 熊通因此在前704年自稱為王（後諡武）。
楚人來源 西漢史家司馬遷在《史記·楚世家》中記載西周初期楚人領袖熊繹：“當成王之時， 舉文、武勤勞之後嗣， 而封熊繹于楚蠻， 封以子男之田， 姓羋氏， 居丹陽。 ”， 此一論述認為商末周初， 楚先人祝融的後裔從北方遷徙至“丹陽”。 這是楚人首次自中原進入湖北省內， 也是楚國首次得到周王室的正式承認。
據考古學家劉玉堂、王紅星、高崇文研究， 古“丹陽”位於丹水和淅水交匯之處（今河南省丹江口水庫淹沒區）， 因處丹水之北， 故稱為丹陽。
楚人出自黃帝（或以黃帝為先祖的部落集團)， 這在我國古代重要文獻中都有明確的記載。 《史記·楚世家》說：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 高陽者， 黃帝之孫， 昌意之子也。 《史記·五帝本紀》又說：帝顓頊高陽者， 黃帝之孫而昌意之子也。
《世本》、《大戴禮》亦為此說。 楚國詩人屈原在其《離騷》中一開始就自稱是：帝高陽之苗裔兮， 朕皇考曰伯庸。 《史記》是我國最早的通史， 司馬遷博覽群書， 廣采傳說， 對楚人先祖之考證， 應該是可信的。
屈原是楚宗族後裔， 對祖先的認定， 應該是鄭重的，
文化成就 戰國時期， 楚國藝術取得了光輝的成就， 主要表現在音樂、舞蹈、繪畫與雕刻等方面。
春秋時期， 楚國音樂已很發達。 楚國設置了樂官， 專門掌管音樂事務。 如楚鄖公鐘儀世代世襲“伶人”一職。 鐘建被楚昭王任命為樂尹， 樂師扈子也是以司樂為職的樂官。 在樂官的管理下，楚國的音樂水準是很高的。楚國樂器種類齊全，有鐘、磬、鼓、瑟、竽、筆[竹/虎]、排簫等。這些樂器在湖北、湖南、河南各地戰國楚墓出土的樂器實物得到了印證。
中外聞名的擂鼓墩1號墓所出土的一套，即曾侯乙編鐘。曾侯乙編鐘65件，除去楚王[今/酉]章外，其餘均可供演奏。這64件，包括鈕鐘19件，甬鐘45件。鐘與鐘鈞附件及鐘架上，均有銘文，共2800多字。銘文記錄了曾、楚和華夏各國律名、階名、變化音名的相互對應關係。其中涉及的音階、調式、律名、階名、變化音名、旋宮法、固定名標音體系、音域術語等方面，相當全面地反映了先秦楚國樂學的高度發展水準。銘文中列舉了曾國與楚、周、晉諸國和申地之間律名、階名、變化音名的對應關係。其中共計律名28個。
楚國是南方的民族融合中心，楚國音樂亦表現出了民族性和融合性的特點。《文選·宋玉對楚王問》載：“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下里巴人》當為楚人、巴人雜居地區所流行的通俗歌曲，人們演唱起來，簡直是載歌載舞，場面十分熱鬧。其餘歌曲，由於難度較大，人們能演唱的也逐漸減少。這一記載，非常真實地反映了楚國這一音樂之邦，在音樂發展中，允許夷夏並存，雅俗共賞，從一個側面，展現了楚人的開闊胸懷和融夷夏為一體的開放精神。
舞蹈是和音樂相伴而來的。自商周以來，楚國一直盛行巫舞。王逸《楚辭章句》說：“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巫舞實際上就是一種宗教舞蹈，在楚國一直長盛不衰。屈原筆下的《九歌》等篇，就生動地反映了巫舞的各個方面。
楚國宮廷樂舞不同於民間樂舞，表現場面要大得多，當然也就要豪華得多。如《招魂》所寫：“肴羞未通，女樂羅些。陳鐘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發揚荷些。”“被衣服纖，麗而不奇些。長髮曼鬋，豔陸離些。”“竽瑟狂會，搷鳴鼓些。宮廷震驚，發激楚些。”《大招》所寫：“二八接舞，投詩舞只。叩鐘調磬，娛人亂只。”另外，由於隨著各國各地文化交流的密切，楚國宮廷樂舞中也廣泛地吸收或引進了各國各地的樂舞，成為楚國樂舞的一大特點。如《招魂》所寫：“二八齊容，趙鄭舞些。”“吳[俞欠]蔡謳，奏大品些。”“鄭衛妖玩，來雜陳些。”《大招》所寫：“代奏鄭衛，鳴竽張只。”各國各地樂舞同時表演，竟到了“四上競飛，極聲變只”(《大招》)的地步。
無論是民間的巫舞或宮廷樂舞，它都特別講究舞蹈者線條美、律動美。如《招魂》、《大招》多處說到“姱容修態”、“長髮曼鬋”、“豐肉嫩骨”、“容則秀雅”、“小腰秀頸，若鮮卑只”、“長袖拂面”、“豐肉微骨，體便娟只”，可見楚人是追求修長細腰之美的，否則舞蹈起來，是不可能達到“偃蹇”、“連蜷”的效果的。1941年在長沙黃土嶺戰國楚墓出土的一件彩繪人物漆奩，共繪有11個舞女，其中二人長袖細腰，翩翩起舞，其餘8人或靜坐小憩，或一旁觀賞，1人挽袖揮鞭，似在指揮，也全都長衣曳地，面清目秀，體態輕盈。這件漆奩生動地展現了楚國集體舞蹈的場面，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
楚國的繪畫有很大的發展，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主要有帛畫、壁畫與漆畫等。《人物龍鳳帛畫》和《人物禦龍帛畫》，是迄今所見我國古代最早的兩幅帛畫，是“早期國畫的雙璧”《人物龍鳳帛畫》，長31釐米，寬22.5釐米。畫中一婦人側立，高髻細腰，寬袖長裙，雍容富貴，合掌作祈禱狀。婦人頭上，左前畫有一鳳，作飛翔狀；鳳對面畫有一龍，作騰升狀。《人物禦龍帛畫》長37.5釐米，寬28釐米。正中畫一男子，側立面左，高冠博袍，腰佩長劍，立于巨龍之背。龍昂首卷尾，宛如龍舟。龍左腹下畫有一條鯉魚，龍尾畫有一立鳥(似鶴)。男人頭上方還畫有華蓋一重。人、龍、魚均向左，以示前進方向，連華蓋上的纓絡也迎鳳飄動。整個畫面呈行進狀，充滿了動感。這兩幅帛畫，基本上運用白描手法，但也有地方使用平塗，人物則略施彩色。畫面佈局精當，比例準確。線條流暢，想像豐富，表現了楚藝術譎怪莫測的獨特風格。楚國先王宗廟及公卿祠堂，有大量壁畫，壁畫主要內容是圖畫天地、山川、神靈，和古代聖賢、怪物。江陵天星觀1號墓槨室的橫隔板上繪有畫。另11幅彩繪壁畫，所繪為菱形、田字和雲紋等幾何形紋樣。
楚國漆器業發達，所以楚人也善於在漆器上繪畫，成為我國古代獨特的藝術珍品棗漆畫，如1941年長沙黃土嶺出土了彩繪車馬人物花紋漆奩、1952年長沙顏家嶺出土了繪有圖案的漆奩、1957年信陽長台關出土了繪有狩獵場面的漆瑟、1978年隨州擂鼓墩1號墓出土了繪有二十八宿圖案的漆箱和繪有人、物的鴛鴦形盒等。荊門包山2號墓出土漆奩上的《迎賓圖》，繪有眾多的人、物，堪稱楚漆畫中的奇葩，在我國古代繪畫藝術史上，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這幅漆畫，長87.4釐米、高5.2釐米，繪有26個人、4輛馬車、10匹馬、2頭豬、1條狗、7只雁和5棵柳樹。
以黑漆為底色，兼采紅、黃、褐、綠諸色，運用線勾平塗等手法，使眾多的人、物組成一幅色彩富麗、和諧別致、生動活潑的富有立體感和動感的組合性畫面。
戰國楚雕刻藝術的許多極有特色的代表性作品，如神奇的虎盆座飛鳳、譎怪的“鎮墓獸”雕刻，形態輕盈優美的虎座鳳座鼓，各種形式的雕刻座屏、寫實的木雕鹿、具有抽象意味的木雕辟邪和幡蛇樽以及各種狀態形象的漆盒等等，代表著楚雕刻藝術成就，以及楚人在運用雕刻藝術形式時所表現出來的一些審美意識。春秋戰國時期的青銅雕塑作品一般均為各種青銅器物的附飾，如攀附獸或作為器耳、器首、器足的各種動物形象雕塑；也有用作大型器物的支架、底座或附件，如曾侯乙墓編鐘架銅人、虎形掛鉤、編磐架立獸、蟠龍建鼓座等。而較少如曾侯乙墓所出《鹿角立鶴》那樣獨立的青銅雕塑作品。這些作為器物附飾或支架、底座、附件的青銅雕塑大都具有相對獨立的藝術欣賞價值，可以看出設計者在考慮到它們作為附飾與附件的特殊功能，注意到它們與器物之總體藝術風格相統一的同時，是把它們當作一件獨立的藝術品來創作的。因而這些作品往往體現出戰國楚人對雕塑這一藝術樣式的濃烈興味。 楚國圖騰：鳳
楚人自古尊鳳崇鳳。如果您到過鐘祥莫愁湖上的陽春白雪島，一定會被充滿楚國風韻的建築佈局所吸引，如隔水相望的白雪樓和陽春台，舜帝南巡親手種下蘭花蕙草而得名的蘭台宮，威武富貴的楚王府，還有笑聲陣陣的萬花陣。在這些景點細節點綴之處，鳳的圖案或鳳鳥的陳設俯拾皆是：如白雪樓和楚王府的雕欄，蘭台宮楚王座位後面的屏風，陽春台撫琴彈唱的現代莫愁女華麗服飾上的圖案，還有守衛楚王府的門神“羽化鳥人”腳踩鳳凰騰雲駕霧······楚國人如此鍾情於鳳這一吉祥物，其中寓有怎樣的深意呢？
古代傳說中將鳳視為神鳥，是鳥中之王。雄的叫“鳳”，雌的稱“凰”。《說文》記載：“鳳，神鳥也，天老曰：鳳之象也，鴻前，鱗後，蛇頸，魚尾、鸛嗓、鴛思、龍文、魚背、燕頷、雞喙，五色備舉。”戰國時楚人歇冠子的《歇冠子》也說：“鳳，鶉火之禽，太陽之精也。”描繪出了“鳳”的基本特徵：鳥類，高大，五彩金，能歌善舞，吉祥安寧，被奉為氏族圖騰。
楚人尊鳳最初由其遠祖拜日、尊鳳的原始信仰衍化而來的，迄今已逾七千多年有證可考的歷史。楚人的祖先祝融是火神兼雷神，漢代《白虎通》載，祝融“其精為鳥，離為鸞。”《卞鴉·絳鳥》注曰：“鳳凰屬也”。可見，祝融也是鳳的化身。楚文化遺存中大量存在人首蛇身和人首鳥身的圖案表明，正是楚國的先民們以“人心營構之象”經歷了對鳥的崇拜，由此開啟了我國傳說文化中“龍鳳呈祥”文化的淵源。從圖騰崇拜在氏族制時期所反映出的突出特點來看，鳳為楚人的祖先，故被楚人作為本氏族的圖騰加以崇拜、尊愛便是必然的事了。
鳳不僅是神鳥，而且還是楚族、楚國尊嚴的象徵。楚人尊鳳的影響滲透到生活的各個領域。如在楚國的文物中，鳳的圖像、繡像和雕像不勝枚舉，楚人衣服上的刺繡圖案也是以鳳為主要內容。此外，還有“鳳鳥雙連環”、“虎座鳳架鼓”、“鳳龍虎繡羅禪衣”等，楚國的鳳紋彩繪可謂千姿百態、無奇不有。
楚國圖騰還和楚國的詩、樂和舞蹈緊密相聯。楚人善歌舞，每到此時，隨著主管音樂的擊拊石罄的樂感節奏，神與人相和而歌，戴著各種圖騰面具的各個部落相率跟著翩翩起舞。相和而歌，是歌謠形式；百獸率舞，是舞蹈形態――圖騰舞蹈，二者合一，為載歌載舞。那圖騰舞蹈，既包括龍的圖騰，也包括鳳的圖騰。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宗教意義的信仰崇拜。楚國歌舞的原始形式，亦即為相和歌，伴之以鳳凰的圖騰舞蹈，例如“百獸率舞”中的玄鳥，就意味著舞者對於鳳凰的崇拜。
楚人崇鳳的習俗一直沿襲至今。1992年，在古城荊州的大東門處聳立起了一座氣勢雄偉的城徽－－金鳳騰飛。這座城徽的建築結構分三層平臺，上中兩層的平臺四周，護以雕刻有多種鳳形紋飾的青石欄杆。“金鳳騰飛”分上中下三個部分：上部是一隻展翅欲飛的金鳳，中部是一輪朝陽，造型如同神話中的九齒風火輪，下部為長方形的基座，飾雲雷紋。以鳳作為荊楚大地一座城市的城徽，表明鳳乃中華民族所推崇，“楚是尊鳳的民族”，鳳是楚人的圖騰。
鐘祥市內名勝興王府裡的“鳳翔宮”乃嘉靖皇帝父母的寢宮，嘉靖皇帝出生于此。鳳翔宮――取“鳳凰來翔“之意，寓吉祥瑞異之象。這正與千百年來楚人信仰的圖騰鳳凰不謀而合。是機緣？還是巧合？誰又能解其中之意呢？
當您來到美麗的莫愁湖，登上令人心曠神怡的陽春白雪島，置身於幾千年前的楚文化氛圍中，耳邊回蕩曲高和寡的高雅音樂，看一看摸一摸帶有鳳凰圖案的裝飾和物件，也許您也能沾上不少的吉祥之氣！
發展歷程
熊繹以及其後代是江漢流域最早的開發者，他們的創業歷史是艱苦卓絕的。《左傳》昭公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川I，以事天子。”荊山，在今湖北省西部，漢江兩岸。《左傳》宣公十二年：“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於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蚧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箴之日：‘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左傳》兩言“篳路藍縷”，皆指楚國熊繹至熊儀(若敖)、熊眴(蚧冒)等十余代君王。可見楚國在建國以後的相當長的時期，都過著艱苦奮鬥的窮日子。
西元前656年，齊桓公率兵伐楚，歷數楚國兩大罪狀，其一即為前文已述及的“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另一條罪狀是：“爾貢包茅不人，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征”。說明楚國不向周王朝按時納貢，已有很長的時間。楚國在齊國重兵壓境的時候，毫不畏懼，嚴陣以待。但出於戰略上的考慮，作了適當妥協，答應納貢，於是與齊結盟，各自罷兵。齊桓公死後，繼起圖霸的宋襄公不自量力，欲召見楚成王，一度被楚所拘。國君帶領臣民跋涉山林，開闢疆土，甘苦與共。面對周邊各國存在的威脅，尤其是面對北方周朝軍隊一次又一次的南侵，楚人振軍經武，保持警惕，枕戈待旦。楚國君王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特別注重以先王艱苦創業的事蹟對臣民進行傳統教育，以此凝聚人心，鼓舞士氣，尋求內部穩定和對外發展。蚧冒之弟熊通自立為楚武王，時在楚國“結舊好于諸侯”，迫使周天子“賜胙”，要求楚國“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 周天子的話流露出對楚國的畏怯之情，同時，不得不承認了楚國鎮撫南方夷越的“首領”地位。西元前740年東周平王三十一年。這在楚國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也是春秋初期的一件大事，它宣告了一個南方大國的崛起。楚武王之子文王建都於郢，國勢更加強大，江漢一帶的小國都畏懼楚國。到文王之子楚成王即位，已經“楚地千里”。
西元前638年，宋、楚兩軍戰于泓水(在今河南柘城西北)，宋軍大敗，宋襄公受箭傷，次年身亡，宋國從此一蹶不振。西元前633年，楚成王率陳、蔡等國軍隊圍攻宋國，宋求救于晉，晉、楚兩國爆發城濮之戰。這是中國歷史上一個以弱勝強的著名戰例。晉國先退避三舍誘敵，趁楚軍方陣大亂時一舉擊敗強大的楚軍，挫敗了楚國北進的勢頭．為周王室一吐幾百年鬱積的怨氣．晉文公重耳也因此一舉而躋身“春秋五霸”之列。楚國雖遭此敗但是元氣未傷，仍然不斷攻城掠地。西元前606年，楚莊王北伐陸渾戎至於洛陽，在東周的王都郊外舉行閱兵儀式。周定王派王孫滿勞師，楚莊王公然探問周朝傳國之鼎的輕重大小，並且揚言說，楚軍只要折斷戈矛的尖端，就足夠鑄成九鼎了。此後，楚軍鋒芒益銳，所向披靡。在春秋戰國之交，相繼滅陳，滅蔡，後來又滅越，成為席捲南土、問鼎中原的極強盛的國家。楚國兼併的小國，有案可稽的，也在四五十個以上，多
在今湖北、河南、安徽、江蘇等地。《戰國策·楚策一》“楚，天下之強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陘之塞、郇陽，地方五千里。”楚國之疆域，雖然時有得失損益，“但在其鼎盛時期，據考察其地跨今十一省，兼縣三百余，為戰國時代最大之國”。””楚國的這種蓬勃發展的勢頭，從西周初年算起，持續了大約700年之久，直到戰國後期楚懷王時代，由於重大決策失誤，才出現轉折。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分裂割據、戰亂頻仍的時期，也是社會政治發生劇烈變革的重要時期。周王朝從衰微走向瓦解，諸侯各國通過兼併戰爭奪取政權。其中受益最大的，莫過於楚國。楚國從局促於丹陽一隅的“蠻夷”之邦，通過南征北戰，變成“地方五千里”的戰國時代最大之國，發展速度是很快的。不斷開拓疆土所形成的大範圍內的民族融合，無疑是使楚國充滿生機和活力的一個重要原因。
愛國主義精神密切相關的，是寬容寬厚的態度和廣闊博大的胸懷。楚國吞併了如此眾多的國家。縱橫跨越今天的11個省，面臨的具體情況肯定是極其複雜的。黃瑞雲先生在《楚國論》一文中說：“華夏蠻夷濮越，文明程度相差很大，歷史淵源各不相同，楚國都能加以安撫。楚國在戰爭中從未有過像秦軍那樣，動輒斬首幾萬，也沒有見過大量俘馘的記錄。”張正明先生也在其所著的《楚文
化史》中說：“對於被滅之國，楚人的慣例是遷其公室，存其宗廟，縣其疆土，撫其臣民，用其賢能。即使對於蠻夷，也是相當寬厚的”。正因為如此，楚國才能夠得到各民族的擁護，顯示出強大的開放性和凝聚力，在橫跨大江南北的廣大領域，建立起一個強盛的積極進取的多民族國家，並且不斷強化其臣民的國家認同的觀念，激發他們的愛國主義精神，以及強烈的本土意識和民族意識。應該說，這是楚國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獲得迅猛發展的一個重要的內在原因。
相關名人 屈原
屈平，字原，通常稱為屈原，又自雲名正則，字靈均，漢族，戰國末期楚國丹陽（今湖北秭歸或河南西峽）人，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後代。屈原雖忠事楚懷王，卻屢遭排擠，懷王死後又因頃襄王聽信讒言而被流放，最終投汨羅江而死。屈原是中國最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之一，也是我國已知最早的著名詩人，世界文化名人。他創立了“楚辭”這種文體，也開創了“香草美人”的傳統。代表作品有《離騷》《九歌》等。“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入漵浦餘儃徊兮，迷不知吾所如……”，在流放期間，屈原為後世留下了許多不朽名篇。其作品文字華麗，想像奇特，比喻新奇，內涵深刻，成為中國文學的起源之一。“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屈原被放逐後，在和漁父的一次對話中，漁父勸他“與世推移”，不要“深思高舉”，自找苦吃。屈原表示寧可投江而死，也不能使清白之身，蒙受世俗之塵埃。在漁父看來，處世不必過於清高。世道清廉，可以出來為官；世道渾濁，可以與世沉浮。至於“深思高舉”，落得個被放逐，則是大可不必。屈原和漁父的談話，表現出了兩種處世哲學。 西元前278年，秦國攻破了楚國國都郢都。當年五月五日，屈原在絕望和悲憤之下懷抱大石投汨羅江而死。端午節，也是因此而來的。
老子 字伯陽，諡號聃，又稱李耳（古時“老”和“李”同音；“聃”和“耳”同義），（約西元前571年～西元前471年），楚國苦縣厲鄉曲仁裡（今河南鹿邑太清宮鎮）人。 曾作過周朝“守藏室之官”（管理藏書的官員），我國最偉大的哲學家和思想家之一，被道教尊為教祖，世界文化名人。老子的思想主張是"無為"，《老子》以“道”解釋宇宙萬物的演變，“道”為客觀自然規律，同時又具有“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永恆意義。《老子》書中包括大量樸素辯證法觀點，如以為一切事物均具有正反兩面，“反者道之動”，並能由對立而轉化，“正複為奇，善複為妖”，“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又以為世間事物均為“有”與“無”之統一，“有、無相生”，而“無”為基礎，“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其學說對中國哲學發展具有深刻影響，其內容主要見《老子》 這本書。他的哲學思想和由他創立的道家學派，不但對我國古代思想文化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而且對我國2000多年來思想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項羽 西楚霸王，晚期楚國 下相（今江蘇宿遷）人，（前232－前202）名籍，字羽，通常被稱作項羽，中國古代傑出軍事家及著名政治人物。中國軍事思想“勇戰”派代表人物，秦末起義軍領袖。是力能扛鼎氣壓萬夫的一代英雄豪傑。漢族。下相。秦末隨項梁發動會稽起義，在前207年的決定性戰役巨鹿之戰中大破秦軍主力。秦亡後自立為西楚霸王，統治黃河及長江下游的梁、楚九郡。後在楚漢戰爭中為漢王劉邦所敗，在烏江（今安徽和縣）自刎而死。項羽的勇武古今無雙（古人對其有“羽之神勇，千古無二”的評價），他是中華數千年歷史上最為勇猛的將領，“霸王”一詞，專指項羽。大澤鄉起義不久，項羽在會稽郡斬殺郡守後崛起，舉兵反秦。巨鹿之戰後，率軍入關中，以五諸侯滅暴秦，威震海內。是時，仗分天下，冊封十八路諸侯。 司馬遷評價道：“大政皆由羽出，號稱西楚霸王，權同皇帝。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他的出現，為中國的歷史掀起了一場風雲，寫下了一段不朽的神話。
劉邦 字季（一說原名季），生於（前256年—前195年6月1日）楚國沛郡豐邑中陽裡（今江蘇豐縣）人，漢族。出身平民階級，秦朝時曾擔任泗水亭長，起兵於沛（今江蘇沛縣），稱沛公。秦亡後被封為漢王。後於楚漢戰爭中打敗西楚霸王項羽，成為漢朝（西漢）開國皇帝，廟號為高祖，漢景帝時改為太祖，自漢武帝時期司馬遷開始，多以最初的廟號“高祖”稱之，諡號為高皇帝，所以史稱漢高祖、太祖高皇帝或漢高帝。他對漢民族的統一、中國的統一強大，漢文化的保護發揚有決定性的貢獻。
劉邦為漢朝開國皇帝，漢民族和漢文化偉大的開拓者之一、我國歷史上傑出的政治家、卓越的軍事家和指揮家。
陳勝
（?－前208），字涉，楚國陽城縣（商水縣）人。秦朝末年反秦義軍的首領之一，與吳廣一同在大澤鄉（今安徽宿州西南）率眾起兵，成為反秦義軍的先驅，拉開秦末轟轟烈烈的楚人反秦大幕；不久後在陳郡稱王，建立張楚政權。
與項羽、劉邦一起，應驗了楚人因懷王被辱、進而滅國，而立下的“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誓言。
春申君，本名黃歇，戰國時期楚國人（出生地在今河南省信陽市潢川縣境內），明智忠信，寬厚愛人，以禮賢下士、招致賓客、輔佐治國而聞於世。頃襄王時，秦昭王派大將白起帶兵打敗韓國和魏國後，聯合韓、魏兩國共同討伐楚國，形勢危急，頃襄王派能言善辯的春申君出使秦國，說服秦昭王退兵。頃襄王病重，春申君設計使留在秦國作為人質的楚太子熊完逃回楚國即位，即考烈王。考烈王任他為相。在秦軍圍攻邯鄲時，春申君帶兵救援。後又為楚北伐滅魯。春申君與魏國信陵君魏無忌、趙國平原君趙勝、齊國孟嘗君田文並稱為“戰國四公子”。
孫叔敖（約前630－前593），蒍氏，名敖，字孫叔，春秋時期楚國期思（今河南淮濱縣）人，楚國名臣。在海子湖邊被楚莊王舉用，西元前601年，出任楚國令尹（楚相），輔佐楚莊王施教導民，寬刑緩政，發展經濟，政績赫然。主持興修了芍陂（今安豐塘），改善了農業生產條件，增強了國力。
約西元前605年，孫叔敖在期思雩婁（今河南省固始縣史河灣試驗區境內）主持興修水利，建成中國最早的大型渠系水利工程——期思雩婁灌區（期思陂），相當於現代新建的梅山灌區中幹渠所灌地區。據記載他還曾主持修建芍陂（今安徽壽縣安豐塘），在今湖北江陵一帶也興修過水利。
孫叔敖還是傑出的軍事家，他選擇適合於楚國的條文，立為軍法，對各軍的行動、任務、紀律等都制定了明確規定，運用於訓練和實戰。莊王十六年(西元前598年)，楚軍在訴地(今河南正陽一帶)修築城池，由於他用人得當，計畫周密，物資準備充足，30天就完成了任務。次年，楚與晉大占於邲，他輔助莊王機智靈活地指揮了這場戰鬥，剛一出動戰車，他即鼓動楚軍勇猛衝擊，一鼓作氣，迅速逼近晉軍，使其措手不及，倉惶潰散，逃歸黃河以北。由於行政、治軍有功，楚莊王多次重額封賞，孫叔敖堅辭不受。為官多年，家中卻沒有積蓄，臨終時，連棺槨也沒有。司馬遷《史記》中記為“循吏”第一。
楚國楚辭 “楚辭”又稱“楚詞”，是戰國時代的偉大詩人屈原創造的一種詩體。作品運用楚地（今兩湖一帶）的文學樣式、方言聲韻，敘寫楚地的山川人物、歷史風情，具有濃厚的地方特色。漢代時，劉向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襲屈賦”的作品編輯成集，名為《楚辭》。並成為繼《詩經》以後，對我國文學具有深遠影響的一部詩歌總集屈原的《離騷》是楚辭的代表作，所以楚辭又被稱為“騷”或“騷體”。
楚國漆器 楚人經過一個多世紀的慘澹經營，至熊渠時初露崢嶸。熊渠是熊繹第四代孫，是一位既有才識又有進取精神的君主，他整軍習武，趁著中原動亂之機，開始了開疆拓土的進程。三苗早已歸順荊楚，熊渠把征伐重點放在西部和東部。在西征中，攻打了庸國（今湖北竹山境內），拉開了拓疆序幕。在東討中，楚人攻打了位於今湖北中部的揚越，勢力推進至江漢平原。接著遠征，攻打了位於今湖北鄂州境內的鄂國。
楚族是多元的，在黃河、長江流域遠古先民的長期交往、爭戰與融合中，終於在荊楚地區形成有共同語言、共同經濟生活、共同文化和共同心理素質的楚族。楚族就是以楚地而得名。但是，楚族的族源來自何方，或者原本就是楚地土生土長的民族，歷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早在本世紀二十年代末，郭沫若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中，就認為“楚本蠻夷，亦即淮夷”。淮夷即楚人，即蠻荊，……淮徐荊舒每連言，必系同族，且為殷之同盟。 後來在《殷周青銅器銘文考釋》、《金文叢考》等書中，又明確認定楚人即“熊盈族”。楚之先世居淮水下游，與奄人徐人等同屬東國。……熊盈當即鬻熊，盈鬻一聲之轉。熊盈族為周人所壓迫，始南下至江，為江所阻，複西上至鄂。
胡厚宣在《楚民族源於東方考》一文中進一步提出“楚之始祖為祝融”。 祝融即陸終……即遂人即黎；而陸終、遂人及黎皆為東方之民族也。……惟其後以周民族之東方壓迫，及黃河流域之漸漸改變，東方民族遂多相率南遷，而楚民族勢力甚強，乃漸擴土于南方之江漢流域。 郭、胡二先生倡楚族東方說，至今仍影響深遠，不少學者從此說。
熊繹及其後代是江漢流域最早的開發者，他們的創業歷史是艱苦卓絕的。《左傳》昭公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川I，以事天子。”荊山，在今湖北省西部，漢江兩岸。(左傳》宣公十二年：“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於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蚧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箴之日：‘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左傳》兩言“篳路藍縷”，皆指楚國熊繹至熊儀(若敖)、熊胸(蚧冒)等十余代君王。可見楚國在建國以後的相當長的時期，都過著艱苦奮鬥的窮日子。國君帶領臣民跋涉山林，開闢疆土，甘苦與共。面對周邊各國存在的威脅，尤其是面對北方周朝軍隊一次又一次的南侵，楚人振軍經武，保持警惕，枕戈待旦。楚國君王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特別注重以先王艱苦創業的事蹟對臣民進行傳統教育，以此凝聚人心，鼓舞士氣，尋求內部穩定和對外發展。蚧冒之弟熊通自立為楚武王，時在西元前740年東周平王三十一年。這在楚國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也是春秋初期的一件大事，它宣告了一個南方大國的崛起。楚武王之子文王建都於郢，國勢更加強大，江漢一帶的小國都畏懼楚國。到文王之子楚成王即位，已經“楚地千里”。楚國“結舊好于諸侯”，迫使周天子“賜胙”，要求楚國“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 周天子的話流露出對楚國的畏怯之情，同時，不得不承認了楚國鎮撫南方夷越的“首領”地位。
西元前656年，齊桓公率兵伐楚，歷數楚國兩大罪狀，其一即為前文已述及的“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另一條罪狀是：“爾貢包茅不人，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征”。說明楚國不向周王朝按時納貢，已有很長的時間。楚國在秦國重兵壓境的時候，毫不畏懼，嚴陣以待。但出於戰略上的考慮，作了適當妥協，答應納貢，於是與齊結盟，各自罷兵。齊桓公死後，繼起圖霸的宋襄公不自量力，欲召見楚成王，一度被楚所拘。
春秋楚國鼎 西元前638年，宋、楚兩軍戰于泓水(在今河南柘城西北)，宋軍大敗，宋襄公受箭傷，次年身亡，宋國從此一蹶不振。
西元前633年，楚成王率陳、蔡等國軍隊圍攻宋國，宋求救于晉，晉、楚兩國爆發城濮之戰。這是中國歷史上一個以弱勝強的著名戰例。晉國打敗了強大的楚軍，挫傷了楚國北進的勢頭．為周王室一吐幾百年鬱積的怨氣．晉文公重耳也因此一舉而躋身“春秋五霸”之列。楚國雖遭此敗而元氣未傷，
仍然不斷攻城掠地。
西元前606年，楚莊王北伐陸渾戎至於洛陽，在東周的王都郊外舉行閱兵儀式。周定王派王孫滿勞師，楚莊王公然探問周朝傳國之鼎的輕重大小，並且揚言說，楚軍只要折斷戈矛的尖端，就足夠鑄成九鼎了。此後，楚軍鋒芒益銳，所向披靡。在春秋戰國之交，相繼滅陳，滅蔡，後來又滅越，成為席捲南土、問鼎中原的極強盛的國家。楚國兼併的小國，有案可稽的，也在四五十個以上，多在今湖北、河南、安徽、江蘇等地。
《戰國策·楚策一》“楚，天下之強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陘之塞、郇陽，地方五千里。”楚國之疆域，雖然時有得失損益，“但在其鼎盛時期，據考察其地跨今十一省，兼縣三百余，為戰國時代最大之國”。””楚國的這種蓬勃發展的勢頭，從西周初年算起，持續了大約700年之久，直到戰國後期楚懷王時代，由於重大決策失誤，才出現轉折。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分裂割據、戰亂頻仍的時期，也是社會政治發生劇烈變革的重要時期。周王朝從衰微走向瓦解，諸侯各國通過兼併戰爭奪取政權。其中受益最大的，莫過於楚國。楚國從局促於丹陽一隅的“蠻夷”之邦，通過南征北戰，變成“地方五千里”的戰國時代最大之國，發展速度是很快的。不斷開拓疆土所形成的大範圍內的民族融合，無疑是使楚國充滿生機和活力的一個重要原因。
爭霸
熊通子楚文王定都於郢（今湖北省荊州市西北），此後為擴充領域，楚國與中原的中原諸侯國經常發生戰事。楚成王時，楚在令尹子文的治理下更顯強盛。後來的楚莊王武功彪炳，又勵精圖治，選拔孫叔敖施行文冶，使楚國經濟繁榮、文化鼎盛。前606年莊王征伐陸渾之戎（在雒邑西南），派人向周天子問九鼎之輕重。前597年，楚圍鄭，迫鄭降，晉派兵救鄭，兩軍於邲會戰，晉大敗。此後，陳、蔡、許、鄭俱從楚。西元前594年，楚圍宋，宋告急于晉，晉不能救，宋遂與楚言和，尊楚。這時中原各國除晉、齊、魯之外，盡尊楚莊王為霸主，確立了楚莊王在春秋五霸的歷史地位。史載，透過戰事，楚國先後吞併了四十五個較弱小的諸侯方國。
邲之戰後，楚莊王稱霸一時，但是晉國國勢猶不可忽視，晉、楚雙方形成南北對峙、各霸一方。前546年，宋國執政向戌倡議弭兵，奔走于晉國執政趙武和楚國令尹子木之間，使晉、楚、齊、秦、宋、魯、鄭、衛、陳、蔡、曹、許、邾、滕等十四國于宋召開弭兵大會。結果由前述十國簽訂盟約，規定除齊、秦等大國外，小國須既朝晉又朝楚，霸權乃由晉、楚二強平分，尊兩國為共同霸主。史稱‘向戌弭兵’。
屈原與楚國
屈原，出生于貴族。在他生活的年代，楚國已經有了700多年的歷史，正經歷著從盛到衰的過程。屈原從小就懷著振興楚國的遠大志向。他博學多才，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塾館教育，飽覽當時能夠搜集到的詩書。青年時代走出三峽，步入楚宮，曾做過蘭台宮文學侍臣。屈原見聞廣博，記憶力強，對時代風雲變化瞭若指掌，擅長口才，很快成為楚國政壇引人注目的人物。
楚懷王十一年（西元前318年），屈原由文學侍臣晉升為左徒，僅次於楚國最高行政長官令尹，相當於後來的副宰相。這時候屈原才22歲。他對內經常和懷王一起討論國家大事，頒佈政令；對外處理楚國與列國的外交事務。楚懷王非常信任他。當時的戰國形成東西兩大陣營，即西邊的秦國想吞併東邊的六國，東邊的六國聯合起來抵禦秦國的兼併。屈原審時度勢，對內推行舉賢授能、彰明法度、發展經濟、富國強兵的政治路線；對外實行聯齊抗秦、南北合縱的統一陣線，爭取和平環境發展楚國。就在這一年，屈原協助楚懷王邀請齊、韓、趙、魏、燕五國君王在楚國的郢都（今湖北省江陵縣紀南城）聚會，締結了戰國歷史上第二次六國聯盟，公推楚懷王為“縱約長”。楚懷王早年也曾有過繼承先王遺志，完成統一大業的宏偉構想。他叫屈原秘密起草了一個革新楚國內政的《憲令》，屈原剛完成草稿，便被上官大夫靳尚發現，要將稿子奪去。屈原當然不肯給他。靳尚在職務上與屈原相等，他之所以敢於奪稿，有著複雜的背景和深刻的原因。
春秋戰國時期的楚國 所謂“楚人”，即熊氏一族。楚人的上層統治者，即屈原所說的“帝高陽之苗裔”，也就是來自西北方的夏人後裔，本為遊牧民族，沿漢水南下，至周已定居於丹陽一帶。江、漢之間的土著居民，包括楚地固有之周民族與土著民族。按照姜亮夫先生所說：“此土著之民族，自歷史發展論之，當即《堯典》‘竄三苗于三危’(今甘肅一帶)之苗民。此時其主要部分，當已隨時代而西征，西征而落伍者，則當為屈子所謂之‘南人’、‘南夷’，為三苗沿途遺在沅湘辰漵間者。
從周代的情況來看，江漢沅湘一帶的土著居民相當複雜，除了三苗及其遺民之外，“還有越、濮、巴三族。他們是從不同的地方遷徙到這裡來的”。先民的遷徙是謀求生存和發展的必要手段，在出現比較發達的農業以前，遷徙是不可避免的。狩獵、採集、遊牧以及刀耕火種式的原始農業，都要求在不斷的遷徙中尋求較好的生產和生活場所。此外，部族繁衍，支系另謀發展，更是要求遷徙的原因。同族之間的“不相能”，近親族之間的矛盾鬥爭以及不同部族之間的戰爭，都會引起大規模的遷徙。 從土著居民的構成來說，可能還不僅是苗、越、濮、巴，而是包括“九夷八蠻”，即南中國的諸多部族和民族。他們在羋氏之族的統治下，融合成被北方人稱為“荊蠻”的強大的楚民族，並建立了日益強大的楚國。楚武王前後，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楚國就完成了對江漢地區許多姬姓小國的兼併和佔領，造成“漢陽諸姬，楚實盡之” 的局面。後來終於統一了長江流域，吞併了吳越，並以咄咄逼人之勢，不斷問鼎中原．不斷兼併中原各國。在兼併戰爭不斷取勝的過程中，多民族的大融合，也就不斷地在更大的範圍內得以實現。
楚人英勇善戰，視死如歸，具有為國捐軀的犧牲精神。即使戰死疆場，馬革裹屍，也視為光榮和自豪。屈原《國殤》對此作了淋漓盡致的歌頌：“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 可淩。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與剛強英武的愛國主義精神密切相關的，是寬容寬厚的態度和廣闊博大的胸懷。楚國吞併了如此眾多的國家。縱橫跨越今天的11個省，面臨的具體情況肯定是極其複雜的。黃瑞雲先生在《楚國論》一文中說：“華夏蠻夷濮越，文明程度相差很大，歷史淵源各不相同，楚國都能加以安撫。楚國在戰爭中從未有過像秦軍那樣，動輒斬首幾萬，也沒有見過大量俘馘的記錄。”張正明先生也在其所著的《楚文化史》中說：“對於被滅之國，楚人的慣例是遷其公室，存其宗廟，縣其疆土，撫其臣民，用其賢能。即使對於蠻夷，也是相當寬厚的”。正因為如此，楚國才能夠得到各民族的擁護，顯示出強大的開放性和凝聚力，在橫跨大江南北的廣大領域，建立起一個強盛的積極進取的多民族國家，並且不斷強化其臣民的國家認同的觀念，激發他們的愛國主義精神，以及強烈的本土意識和民族意識。應該說，這是楚國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獲得迅猛發展的一個重要的內在原因。
征戰既後，楚國逐漸興盛起來，真正立于諸侯之林，熊渠離經叛道，分封3個兒子為王，鎮守長江中游的3個要地：雖然在周王朝的壓力之下，熊渠取消了3個兒子的王號，但楚國仍然在江漢平原紮穩了根基。
西元前770年，周平王遷都洛陽，歷史進入春秋戰國時代，平王三十一年（西元前740年），熊通為楚地之王，繼續了熊渠的開篇拓土歷程，西元前706年，楚國攻打姬姓諸候國隨，並逼周天子晉升其爵位。遭拒絕後，熊通親率大軍再次征討隨國，大獲全勝後，熊通自稱"楚武王"，成為天下諸侯中第一個敢於自己稱王的國君。楚成王時，楚國在令尹子文的治理下更顯強盛，楚國的大國聲威真正建立起來了。
鄖縣出土的"楚國第一玉劍"
成王兩傳至莊王。莊王勵精圖治，終成霸業。莊王曾率領楚軍，浩浩蕩蕩開赴伊水與洛水之間，對周天子耀武揚威。莊王武功之時，選拔孫叔敖實行文冶，楚國出現了經濟繁榮、文化燦爛的鼎盛局面。吳楚大戰後，楚國經過8年的休養生息，逐漸恢復了元氣。惠王時，歷史進入戰國時代，其間，楚國和諸侯列國戰戰和和，並無大的建樹，一直延續到簡王、聲王。西元前400年，韓、趙、魏合兵數次攻楚，向楚國提出了嚴峻的挑戰。楚悼王謀求富國強兵之道，任用吳起開始變法，並取得了成效，一時間，楚國兵強馬壯，橫歸中原，初露稱雄之勢。威王後期，楚國成了七雄中唯一能與秦國抗衡的大國，疆土西起大巴山、巫山、武陵山，東至大海，南起南嶺，北至今安徽北部，幅員空前廣闊。"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楚國至此進入了最鼎盛的時期。西元前246年，秦王政即位，隨即開始統-全國的迸程，諸侯國紛紛割地事秦，但仍不能挽救滅亡的命運。在攻滅韓、趙、魏後，秦軍於西元前224年大舉伐楚，楚國只有招架之功，而無反擊之力。西元前223年、秦軍席捲淮北淮南，攻陷壽郢，俘獲負芻，綿延800的楚國就此滅亡。
楚國軍事
“楚人信鬼神而嗜蔔筮。”自春秋以來，楚國人迷信就是眾所周知，他們的迷信有甚于其他諸侯國，北方的諸侯甚至把他們與蠻族放到了一起，稱為“楚蠻”。在正常的情況下是每戰必蔔，信封巫術的他們在軍中會配有隨軍巫師，這些巫師有時也可“行謀士之職”。
楚人的軍陣分為五部：前、中、後、左、右。每部軍都會有斥候先行，這些斥候或步行，或騎馬，都是手持茅草。茅草既為楚國的特產，亦是其祭祀占卜用的重要植物，斥候手持茅草作為信號之用，既有軍事意義也有濃重的宗教意義。其五軍中，又以前軍持茅草著最多，因此按這個原理可以判別楚陣五軍的方位。
“蔿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出自《左傳》的這句話，把楚國軍陣的兵力部署很好地體現出來：左右軍為策應，前軍為先哨，中軍為指揮部，預備兵力集中在後軍。
《 吳起兵法》中有“楚性弱，其地廣，其政騷，其民疲。故整而不久。擊此之道，襲亂其屯，先奪其氣，輕進速退，弊而勞之，勿與征戰，其軍可敗。”的闡述，寥寥數句把楚軍的弊病都揭示了出來。其實楚國自春秋始一直有著尚武的習俗，其歷代國君也多征戰沙場，甚至有“三年不征則愧”的說法，頻繁的征戰擴大了楚國的疆域也消耗了其國力，戰國中後期楚國由於忙於境內少數民族的治理，而無暇北顧，“楚王問鼎”的時代過去了。
楚國的軍事技術較為發達，士兵大規模著用水犀（生活在長江流域的犀牛，因其近水，故稱“水犀”）、象皮製成的鎧甲，甚至盾牌也大量採用這種材質。楚國兵員眾多，大量捕殺犀、象，成為這些動物在長江流域消失的一個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楚人還發明了雙手劍，但是雙手劍的大量配備是在吳國。
國名緣由 自古以來，楚國有楚、荊、楚荊、荊楚之稱。楚國為何稱“楚”？中國先秦史學會副會長、武漢大學博士生導師羅運環教授透露，楚國之名，竟源于楚國“國母”之死。“荊”、“楚”這兩個字都有落葉灌木荊的意思。但作為一個國家的名字，這兩個字是否就只是來源於“荊條”這麼簡單？2008年7月，清華大學的校友捐贈了一批戰國竹簡，共2388枚，被稱為“清華簡”，價值極高，有專家稱“這將極大地改變中國古史研究的面貌，價值難以估計”。羅運環作為楚文化與簡帛研究專家，參與了這批竹簡的學術研討。據其介紹，《楚居》是清華簡中的一篇，其中一段對楚先君穴熊的記載：穴熊的妻子妣厲，生子麗季時難產，剖腹產後妣厲死去，麗季存活。妣厲死後，巫師用荊條（原文中為“楚”）包裹埋葬。為了紀念她，後人就稱自己的國家為“楚”。
為何要如此隆重地以國名來紀念一位難產剖腹而死的楚先君的妻子？羅運環表示，按照楚國君世系，妣厲的丈夫以及她用生命換來的這個兒子先後做過楚人的領袖，成為楚國的開國先君，開創楚國八百年基業。
三木楚漢文化
三木乃森，三人乃眾，有木方有材，有人方有才，傳播楚漢文化!
在樂官的管理下，楚國的音樂水準是很高的。楚國樂器種類齊全，有鐘、磬、鼓、瑟、竽、筆[竹/虎]、排簫等。這些樂器在湖北、湖南、河南各地戰國楚墓出土的樂器實物得到了印證。
中外聞名的擂鼓墩1號墓所出土的一套，即曾侯乙編鐘。曾侯乙編鐘65件，除去楚王[今/酉]章外，其餘均可供演奏。這64件，包括鈕鐘19件，甬鐘45件。鐘與鐘鈞附件及鐘架上，均有銘文，共2800多字。銘文記錄了曾、楚和華夏各國律名、階名、變化音名的相互對應關係。其中涉及的音階、調式、律名、階名、變化音名、旋宮法、固定名標音體系、音域術語等方面，相當全面地反映了先秦楚國樂學的高度發展水準。銘文中列舉了曾國與楚、周、晉諸國和申地之間律名、階名、變化音名的對應關係。其中共計律名28個。
楚國是南方的民族融合中心，楚國音樂亦表現出了民族性和融合性的特點。《文選·宋玉對楚王問》載：“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下里巴人》當為楚人、巴人雜居地區所流行的通俗歌曲，人們演唱起來，簡直是載歌載舞，場面十分熱鬧。其餘歌曲，由於難度較大，人們能演唱的也逐漸減少。這一記載，非常真實地反映了楚國這一音樂之邦，在音樂發展中，允許夷夏並存，雅俗共賞，從一個側面，展現了楚人的開闊胸懷和融夷夏為一體的開放精神。
舞蹈是和音樂相伴而來的。自商周以來，楚國一直盛行巫舞。王逸《楚辭章句》說：“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巫舞實際上就是一種宗教舞蹈，在楚國一直長盛不衰。屈原筆下的《九歌》等篇，就生動地反映了巫舞的各個方面。
楚國宮廷樂舞不同於民間樂舞，表現場面要大得多，當然也就要豪華得多。如《招魂》所寫：“肴羞未通，女樂羅些。陳鐘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發揚荷些。”“被衣服纖，麗而不奇些。長髮曼鬋，豔陸離些。”“竽瑟狂會，搷鳴鼓些。宮廷震驚，發激楚些。”《大招》所寫：“二八接舞，投詩舞只。叩鐘調磬，娛人亂只。”另外，由於隨著各國各地文化交流的密切，楚國宮廷樂舞中也廣泛地吸收或引進了各國各地的樂舞，成為楚國樂舞的一大特點。如《招魂》所寫：“二八齊容，趙鄭舞些。”“吳[俞欠]蔡謳，奏大品些。”“鄭衛妖玩，來雜陳些。”《大招》所寫：“代奏鄭衛，鳴竽張只。”各國各地樂舞同時表演，竟到了“四上競飛，極聲變只”(《大招》)的地步。
無論是民間的巫舞或宮廷樂舞，它都特別講究舞蹈者線條美、律動美。如《招魂》、《大招》多處說到“姱容修態”、“長髮曼鬋”、“豐肉嫩骨”、“容則秀雅”、“小腰秀頸，若鮮卑只”、“長袖拂面”、“豐肉微骨，體便娟只”，可見楚人是追求修長細腰之美的，否則舞蹈起來，是不可能達到“偃蹇”、“連蜷”的效果的。1941年在長沙黃土嶺戰國楚墓出土的一件彩繪人物漆奩，共繪有11個舞女，其中二人長袖細腰，翩翩起舞，其餘8人或靜坐小憩，或一旁觀賞，1人挽袖揮鞭，似在指揮，也全都長衣曳地，面清目秀，體態輕盈。這件漆奩生動地展現了楚國集體舞蹈的場面，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
楚國的繪畫有很大的發展，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主要有帛畫、壁畫與漆畫等。《人物龍鳳帛畫》和《人物禦龍帛畫》，是迄今所見我國古代最早的兩幅帛畫，是“早期國畫的雙璧”《人物龍鳳帛畫》，長31釐米，寬22.5釐米。畫中一婦人側立，高髻細腰，寬袖長裙，雍容富貴，合掌作祈禱狀。婦人頭上，左前畫有一鳳，作飛翔狀；鳳對面畫有一龍，作騰升狀。《人物禦龍帛畫》長37.5釐米，寬28釐米。正中畫一男子，側立面左，高冠博袍，腰佩長劍，立于巨龍之背。龍昂首卷尾，宛如龍舟。龍左腹下畫有一條鯉魚，龍尾畫有一立鳥(似鶴)。男人頭上方還畫有華蓋一重。人、龍、魚均向左，以示前進方向，連華蓋上的纓絡也迎鳳飄動。整個畫面呈行進狀，充滿了動感。這兩幅帛畫，基本上運用白描手法，但也有地方使用平塗，人物則略施彩色。畫面佈局精當，比例準確。線條流暢，想像豐富，表現了楚藝術譎怪莫測的獨特風格。楚國先王宗廟及公卿祠堂，有大量壁畫，壁畫主要內容是圖畫天地、山川、神靈，和古代聖賢、怪物。江陵天星觀1號墓槨室的橫隔板上繪有畫。另11幅彩繪壁畫，所繪為菱形、田字和雲紋等幾何形紋樣。
楚國漆器業發達，所以楚人也善於在漆器上繪畫，成為我國古代獨特的藝術珍品棗漆畫，如1941年長沙黃土嶺出土了彩繪車馬人物花紋漆奩、1952年長沙顏家嶺出土了繪有圖案的漆奩、1957年信陽長台關出土了繪有狩獵場面的漆瑟、1978年隨州擂鼓墩1號墓出土了繪有二十八宿圖案的漆箱和繪有人、物的鴛鴦形盒等。荊門包山2號墓出土漆奩上的《迎賓圖》，繪有眾多的人、物，堪稱楚漆畫中的奇葩，在我國古代繪畫藝術史上，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這幅漆畫，長87.4釐米、高5.2釐米，繪有26個人、4輛馬車、10匹馬、2頭豬、1條狗、7只雁和5棵柳樹。
以黑漆為底色，兼采紅、黃、褐、綠諸色，運用線勾平塗等手法，使眾多的人、物組成一幅色彩富麗、和諧別致、生動活潑的富有立體感和動感的組合性畫面。
戰國楚雕刻藝術的許多極有特色的代表性作品，如神奇的虎盆座飛鳳、譎怪的“鎮墓獸”雕刻，形態輕盈優美的虎座鳳座鼓，各種形式的雕刻座屏、寫實的木雕鹿、具有抽象意味的木雕辟邪和幡蛇樽以及各種狀態形象的漆盒等等，代表著楚雕刻藝術成就，以及楚人在運用雕刻藝術形式時所表現出來的一些審美意識。春秋戰國時期的青銅雕塑作品一般均為各種青銅器物的附飾，如攀附獸或作為器耳、器首、器足的各種動物形象雕塑；也有用作大型器物的支架、底座或附件，如曾侯乙墓編鐘架銅人、虎形掛鉤、編磐架立獸、蟠龍建鼓座等。而較少如曾侯乙墓所出《鹿角立鶴》那樣獨立的青銅雕塑作品。這些作為器物附飾或支架、底座、附件的青銅雕塑大都具有相對獨立的藝術欣賞價值，可以看出設計者在考慮到它們作為附飾與附件的特殊功能，注意到它們與器物之總體藝術風格相統一的同時，是把它們當作一件獨立的藝術品來創作的。因而這些作品往往體現出戰國楚人對雕塑這一藝術樣式的濃烈興味。 楚國圖騰：鳳
楚人自古尊鳳崇鳳。如果您到過鐘祥莫愁湖上的陽春白雪島，一定會被充滿楚國風韻的建築佈局所吸引，如隔水相望的白雪樓和陽春台，舜帝南巡親手種下蘭花蕙草而得名的蘭台宮，威武富貴的楚王府，還有笑聲陣陣的萬花陣。在這些景點細節點綴之處，鳳的圖案或鳳鳥的陳設俯拾皆是：如白雪樓和楚王府的雕欄，蘭台宮楚王座位後面的屏風，陽春台撫琴彈唱的現代莫愁女華麗服飾上的圖案，還有守衛楚王府的門神“羽化鳥人”腳踩鳳凰騰雲駕霧······楚國人如此鍾情於鳳這一吉祥物，其中寓有怎樣的深意呢？
古代傳說中將鳳視為神鳥，是鳥中之王。雄的叫“鳳”，雌的稱“凰”。《說文》記載：“鳳，神鳥也，天老曰：鳳之象也，鴻前，鱗後，蛇頸，魚尾、鸛嗓、鴛思、龍文、魚背、燕頷、雞喙，五色備舉。”戰國時楚人歇冠子的《歇冠子》也說：“鳳，鶉火之禽，太陽之精也。”描繪出了“鳳”的基本特徵：鳥類，高大，五彩金，能歌善舞，吉祥安寧，被奉為氏族圖騰。
楚人尊鳳最初由其遠祖拜日、尊鳳的原始信仰衍化而來的，迄今已逾七千多年有證可考的歷史。楚人的祖先祝融是火神兼雷神，漢代《白虎通》載，祝融“其精為鳥，離為鸞。”《卞鴉·絳鳥》注曰：“鳳凰屬也”。可見，祝融也是鳳的化身。楚文化遺存中大量存在人首蛇身和人首鳥身的圖案表明，正是楚國的先民們以“人心營構之象”經歷了對鳥的崇拜，由此開啟了我國傳說文化中“龍鳳呈祥”文化的淵源。從圖騰崇拜在氏族制時期所反映出的突出特點來看，鳳為楚人的祖先，故被楚人作為本氏族的圖騰加以崇拜、尊愛便是必然的事了。
鳳不僅是神鳥，而且還是楚族、楚國尊嚴的象徵。楚人尊鳳的影響滲透到生活的各個領域。如在楚國的文物中，鳳的圖像、繡像和雕像不勝枚舉，楚人衣服上的刺繡圖案也是以鳳為主要內容。此外，還有“鳳鳥雙連環”、“虎座鳳架鼓”、“鳳龍虎繡羅禪衣”等，楚國的鳳紋彩繪可謂千姿百態、無奇不有。
楚國圖騰還和楚國的詩、樂和舞蹈緊密相聯。楚人善歌舞，每到此時，隨著主管音樂的擊拊石罄的樂感節奏，神與人相和而歌，戴著各種圖騰面具的各個部落相率跟著翩翩起舞。相和而歌，是歌謠形式；百獸率舞，是舞蹈形態――圖騰舞蹈，二者合一，為載歌載舞。那圖騰舞蹈，既包括龍的圖騰，也包括鳳的圖騰。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宗教意義的信仰崇拜。楚國歌舞的原始形式，亦即為相和歌，伴之以鳳凰的圖騰舞蹈，例如“百獸率舞”中的玄鳥，就意味著舞者對於鳳凰的崇拜。
楚人崇鳳的習俗一直沿襲至今。1992年，在古城荊州的大東門處聳立起了一座氣勢雄偉的城徽－－金鳳騰飛。這座城徽的建築結構分三層平臺，上中兩層的平臺四周，護以雕刻有多種鳳形紋飾的青石欄杆。“金鳳騰飛”分上中下三個部分：上部是一隻展翅欲飛的金鳳，中部是一輪朝陽，造型如同神話中的九齒風火輪，下部為長方形的基座，飾雲雷紋。以鳳作為荊楚大地一座城市的城徽，表明鳳乃中華民族所推崇，“楚是尊鳳的民族”，鳳是楚人的圖騰。
鐘祥市內名勝興王府裡的“鳳翔宮”乃嘉靖皇帝父母的寢宮，嘉靖皇帝出生于此。鳳翔宮――取“鳳凰來翔“之意，寓吉祥瑞異之象。這正與千百年來楚人信仰的圖騰鳳凰不謀而合。是機緣？還是巧合？誰又能解其中之意呢？
當您來到美麗的莫愁湖，登上令人心曠神怡的陽春白雪島，置身於幾千年前的楚文化氛圍中，耳邊回蕩曲高和寡的高雅音樂，看一看摸一摸帶有鳳凰圖案的裝飾和物件，也許您也能沾上不少的吉祥之氣！
發展歷程
熊繹以及其後代是江漢流域最早的開發者，他們的創業歷史是艱苦卓絕的。《左傳》昭公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川I，以事天子。”荊山，在今湖北省西部，漢江兩岸。《左傳》宣公十二年：“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於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蚧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箴之日：‘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左傳》兩言“篳路藍縷”，皆指楚國熊繹至熊儀(若敖)、熊眴(蚧冒)等十余代君王。可見楚國在建國以後的相當長的時期，都過著艱苦奮鬥的窮日子。
西元前656年，齊桓公率兵伐楚，歷數楚國兩大罪狀，其一即為前文已述及的“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另一條罪狀是：“爾貢包茅不人，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征”。說明楚國不向周王朝按時納貢，已有很長的時間。楚國在齊國重兵壓境的時候，毫不畏懼，嚴陣以待。但出於戰略上的考慮，作了適當妥協，答應納貢，於是與齊結盟，各自罷兵。齊桓公死後，繼起圖霸的宋襄公不自量力，欲召見楚成王，一度被楚所拘。國君帶領臣民跋涉山林，開闢疆土，甘苦與共。面對周邊各國存在的威脅，尤其是面對北方周朝軍隊一次又一次的南侵，楚人振軍經武，保持警惕，枕戈待旦。楚國君王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特別注重以先王艱苦創業的事蹟對臣民進行傳統教育，以此凝聚人心，鼓舞士氣，尋求內部穩定和對外發展。蚧冒之弟熊通自立為楚武王，時在楚國“結舊好于諸侯”，迫使周天子“賜胙”，要求楚國“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 周天子的話流露出對楚國的畏怯之情，同時，不得不承認了楚國鎮撫南方夷越的“首領”地位。西元前740年東周平王三十一年。這在楚國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也是春秋初期的一件大事，它宣告了一個南方大國的崛起。楚武王之子文王建都於郢，國勢更加強大，江漢一帶的小國都畏懼楚國。到文王之子楚成王即位，已經“楚地千里”。
西元前638年，宋、楚兩軍戰于泓水(在今河南柘城西北)，宋軍大敗，宋襄公受箭傷，次年身亡，宋國從此一蹶不振。西元前633年，楚成王率陳、蔡等國軍隊圍攻宋國，宋求救于晉，晉、楚兩國爆發城濮之戰。這是中國歷史上一個以弱勝強的著名戰例。晉國先退避三舍誘敵，趁楚軍方陣大亂時一舉擊敗強大的楚軍，挫敗了楚國北進的勢頭．為周王室一吐幾百年鬱積的怨氣．晉文公重耳也因此一舉而躋身“春秋五霸”之列。楚國雖遭此敗但是元氣未傷，仍然不斷攻城掠地。西元前606年，楚莊王北伐陸渾戎至於洛陽，在東周的王都郊外舉行閱兵儀式。周定王派王孫滿勞師，楚莊王公然探問周朝傳國之鼎的輕重大小，並且揚言說，楚軍只要折斷戈矛的尖端，就足夠鑄成九鼎了。此後，楚軍鋒芒益銳，所向披靡。在春秋戰國之交，相繼滅陳，滅蔡，後來又滅越，成為席捲南土、問鼎中原的極強盛的國家。楚國兼併的小國，有案可稽的，也在四五十個以上，多
在今湖北、河南、安徽、江蘇等地。《戰國策·楚策一》“楚，天下之強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陘之塞、郇陽，地方五千里。”楚國之疆域，雖然時有得失損益，“但在其鼎盛時期，據考察其地跨今十一省，兼縣三百余，為戰國時代最大之國”。””楚國的這種蓬勃發展的勢頭，從西周初年算起，持續了大約700年之久，直到戰國後期楚懷王時代，由於重大決策失誤，才出現轉折。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分裂割據、戰亂頻仍的時期，也是社會政治發生劇烈變革的重要時期。周王朝從衰微走向瓦解，諸侯各國通過兼併戰爭奪取政權。其中受益最大的，莫過於楚國。楚國從局促於丹陽一隅的“蠻夷”之邦，通過南征北戰，變成“地方五千里”的戰國時代最大之國，發展速度是很快的。不斷開拓疆土所形成的大範圍內的民族融合，無疑是使楚國充滿生機和活力的一個重要原因。
愛國主義精神密切相關的，是寬容寬厚的態度和廣闊博大的胸懷。楚國吞併了如此眾多的國家。縱橫跨越今天的11個省，面臨的具體情況肯定是極其複雜的。黃瑞雲先生在《楚國論》一文中說：“華夏蠻夷濮越，文明程度相差很大，歷史淵源各不相同，楚國都能加以安撫。楚國在戰爭中從未有過像秦軍那樣，動輒斬首幾萬，也沒有見過大量俘馘的記錄。”張正明先生也在其所著的《楚文
化史》中說：“對於被滅之國，楚人的慣例是遷其公室，存其宗廟，縣其疆土，撫其臣民，用其賢能。即使對於蠻夷，也是相當寬厚的”。正因為如此，楚國才能夠得到各民族的擁護，顯示出強大的開放性和凝聚力，在橫跨大江南北的廣大領域，建立起一個強盛的積極進取的多民族國家，並且不斷強化其臣民的國家認同的觀念，激發他們的愛國主義精神，以及強烈的本土意識和民族意識。應該說，這是楚國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獲得迅猛發展的一個重要的內在原因。
相關名人 屈原
屈平，字原，通常稱為屈原，又自雲名正則，字靈均，漢族，戰國末期楚國丹陽（今湖北秭歸或河南西峽）人，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後代。屈原雖忠事楚懷王，卻屢遭排擠，懷王死後又因頃襄王聽信讒言而被流放，最終投汨羅江而死。屈原是中國最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之一，也是我國已知最早的著名詩人，世界文化名人。他創立了“楚辭”這種文體，也開創了“香草美人”的傳統。代表作品有《離騷》《九歌》等。“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入漵浦餘儃徊兮，迷不知吾所如……”，在流放期間，屈原為後世留下了許多不朽名篇。其作品文字華麗，想像奇特，比喻新奇，內涵深刻，成為中國文學的起源之一。“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屈原被放逐後，在和漁父的一次對話中，漁父勸他“與世推移”，不要“深思高舉”，自找苦吃。屈原表示寧可投江而死，也不能使清白之身，蒙受世俗之塵埃。在漁父看來，處世不必過於清高。世道清廉，可以出來為官；世道渾濁，可以與世沉浮。至於“深思高舉”，落得個被放逐，則是大可不必。屈原和漁父的談話，表現出了兩種處世哲學。 西元前278年，秦國攻破了楚國國都郢都。當年五月五日，屈原在絕望和悲憤之下懷抱大石投汨羅江而死。端午節，也是因此而來的。
老子 字伯陽，諡號聃，又稱李耳（古時“老”和“李”同音；“聃”和“耳”同義），（約西元前571年～西元前471年），楚國苦縣厲鄉曲仁裡（今河南鹿邑太清宮鎮）人。 曾作過周朝“守藏室之官”（管理藏書的官員），我國最偉大的哲學家和思想家之一，被道教尊為教祖，世界文化名人。老子的思想主張是"無為"，《老子》以“道”解釋宇宙萬物的演變，“道”為客觀自然規律，同時又具有“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永恆意義。《老子》書中包括大量樸素辯證法觀點，如以為一切事物均具有正反兩面，“反者道之動”，並能由對立而轉化，“正複為奇，善複為妖”，“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又以為世間事物均為“有”與“無”之統一，“有、無相生”，而“無”為基礎，“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其學說對中國哲學發展具有深刻影響，其內容主要見《老子》 這本書。他的哲學思想和由他創立的道家學派，不但對我國古代思想文化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而且對我國2000多年來思想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項羽 西楚霸王，晚期楚國 下相（今江蘇宿遷）人，（前232－前202）名籍，字羽，通常被稱作項羽，中國古代傑出軍事家及著名政治人物。中國軍事思想“勇戰”派代表人物，秦末起義軍領袖。是力能扛鼎氣壓萬夫的一代英雄豪傑。漢族。下相。秦末隨項梁發動會稽起義，在前207年的決定性戰役巨鹿之戰中大破秦軍主力。秦亡後自立為西楚霸王，統治黃河及長江下游的梁、楚九郡。後在楚漢戰爭中為漢王劉邦所敗，在烏江（今安徽和縣）自刎而死。項羽的勇武古今無雙（古人對其有“羽之神勇，千古無二”的評價），他是中華數千年歷史上最為勇猛的將領，“霸王”一詞，專指項羽。大澤鄉起義不久，項羽在會稽郡斬殺郡守後崛起，舉兵反秦。巨鹿之戰後，率軍入關中，以五諸侯滅暴秦，威震海內。是時，仗分天下，冊封十八路諸侯。 司馬遷評價道：“大政皆由羽出，號稱西楚霸王，權同皇帝。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他的出現，為中國的歷史掀起了一場風雲，寫下了一段不朽的神話。
劉邦 字季（一說原名季），生於（前256年—前195年6月1日）楚國沛郡豐邑中陽裡（今江蘇豐縣）人，漢族。出身平民階級，秦朝時曾擔任泗水亭長，起兵於沛（今江蘇沛縣），稱沛公。秦亡後被封為漢王。後於楚漢戰爭中打敗西楚霸王項羽，成為漢朝（西漢）開國皇帝，廟號為高祖，漢景帝時改為太祖，自漢武帝時期司馬遷開始，多以最初的廟號“高祖”稱之，諡號為高皇帝，所以史稱漢高祖、太祖高皇帝或漢高帝。他對漢民族的統一、中國的統一強大，漢文化的保護發揚有決定性的貢獻。
劉邦為漢朝開國皇帝，漢民族和漢文化偉大的開拓者之一、我國歷史上傑出的政治家、卓越的軍事家和指揮家。
陳勝
（?－前208），字涉，楚國陽城縣（商水縣）人。秦朝末年反秦義軍的首領之一，與吳廣一同在大澤鄉（今安徽宿州西南）率眾起兵，成為反秦義軍的先驅，拉開秦末轟轟烈烈的楚人反秦大幕；不久後在陳郡稱王，建立張楚政權。
與項羽、劉邦一起，應驗了楚人因懷王被辱、進而滅國，而立下的“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誓言。
春申君，本名黃歇，戰國時期楚國人（出生地在今河南省信陽市潢川縣境內），明智忠信，寬厚愛人，以禮賢下士、招致賓客、輔佐治國而聞於世。頃襄王時，秦昭王派大將白起帶兵打敗韓國和魏國後，聯合韓、魏兩國共同討伐楚國，形勢危急，頃襄王派能言善辯的春申君出使秦國，說服秦昭王退兵。頃襄王病重，春申君設計使留在秦國作為人質的楚太子熊完逃回楚國即位，即考烈王。考烈王任他為相。在秦軍圍攻邯鄲時，春申君帶兵救援。後又為楚北伐滅魯。春申君與魏國信陵君魏無忌、趙國平原君趙勝、齊國孟嘗君田文並稱為“戰國四公子”。
孫叔敖（約前630－前593），蒍氏，名敖，字孫叔，春秋時期楚國期思（今河南淮濱縣）人，楚國名臣。在海子湖邊被楚莊王舉用，西元前601年，出任楚國令尹（楚相），輔佐楚莊王施教導民，寬刑緩政，發展經濟，政績赫然。主持興修了芍陂（今安豐塘），改善了農業生產條件，增強了國力。
約西元前605年，孫叔敖在期思雩婁（今河南省固始縣史河灣試驗區境內）主持興修水利，建成中國最早的大型渠系水利工程——期思雩婁灌區（期思陂），相當於現代新建的梅山灌區中幹渠所灌地區。據記載他還曾主持修建芍陂（今安徽壽縣安豐塘），在今湖北江陵一帶也興修過水利。
孫叔敖還是傑出的軍事家，他選擇適合於楚國的條文，立為軍法，對各軍的行動、任務、紀律等都制定了明確規定，運用於訓練和實戰。莊王十六年(西元前598年)，楚軍在訴地(今河南正陽一帶)修築城池，由於他用人得當，計畫周密，物資準備充足，30天就完成了任務。次年，楚與晉大占於邲，他輔助莊王機智靈活地指揮了這場戰鬥，剛一出動戰車，他即鼓動楚軍勇猛衝擊，一鼓作氣，迅速逼近晉軍，使其措手不及，倉惶潰散，逃歸黃河以北。由於行政、治軍有功，楚莊王多次重額封賞，孫叔敖堅辭不受。為官多年，家中卻沒有積蓄，臨終時，連棺槨也沒有。司馬遷《史記》中記為“循吏”第一。
楚國楚辭 “楚辭”又稱“楚詞”，是戰國時代的偉大詩人屈原創造的一種詩體。作品運用楚地（今兩湖一帶）的文學樣式、方言聲韻，敘寫楚地的山川人物、歷史風情，具有濃厚的地方特色。漢代時，劉向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襲屈賦”的作品編輯成集，名為《楚辭》。並成為繼《詩經》以後，對我國文學具有深遠影響的一部詩歌總集屈原的《離騷》是楚辭的代表作，所以楚辭又被稱為“騷”或“騷體”。
楚國漆器 楚人經過一個多世紀的慘澹經營，至熊渠時初露崢嶸。熊渠是熊繹第四代孫，是一位既有才識又有進取精神的君主，他整軍習武，趁著中原動亂之機，開始了開疆拓土的進程。三苗早已歸順荊楚，熊渠把征伐重點放在西部和東部。在西征中，攻打了庸國（今湖北竹山境內），拉開了拓疆序幕。在東討中，楚人攻打了位於今湖北中部的揚越，勢力推進至江漢平原。接著遠征，攻打了位於今湖北鄂州境內的鄂國。
楚族是多元的，在黃河、長江流域遠古先民的長期交往、爭戰與融合中，終於在荊楚地區形成有共同語言、共同經濟生活、共同文化和共同心理素質的楚族。楚族就是以楚地而得名。但是，楚族的族源來自何方，或者原本就是楚地土生土長的民族，歷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早在本世紀二十年代末，郭沫若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中，就認為“楚本蠻夷，亦即淮夷”。淮夷即楚人，即蠻荊，……淮徐荊舒每連言，必系同族，且為殷之同盟。 後來在《殷周青銅器銘文考釋》、《金文叢考》等書中，又明確認定楚人即“熊盈族”。楚之先世居淮水下游，與奄人徐人等同屬東國。……熊盈當即鬻熊，盈鬻一聲之轉。熊盈族為周人所壓迫，始南下至江，為江所阻，複西上至鄂。
胡厚宣在《楚民族源於東方考》一文中進一步提出“楚之始祖為祝融”。 祝融即陸終……即遂人即黎；而陸終、遂人及黎皆為東方之民族也。……惟其後以周民族之東方壓迫，及黃河流域之漸漸改變，東方民族遂多相率南遷，而楚民族勢力甚強，乃漸擴土于南方之江漢流域。 郭、胡二先生倡楚族東方說，至今仍影響深遠，不少學者從此說。
熊繹及其後代是江漢流域最早的開發者，他們的創業歷史是艱苦卓絕的。《左傳》昭公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川I，以事天子。”荊山，在今湖北省西部，漢江兩岸。(左傳》宣公十二年：“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於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蚧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箴之日：‘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左傳》兩言“篳路藍縷”，皆指楚國熊繹至熊儀(若敖)、熊胸(蚧冒)等十余代君王。可見楚國在建國以後的相當長的時期，都過著艱苦奮鬥的窮日子。國君帶領臣民跋涉山林，開闢疆土，甘苦與共。面對周邊各國存在的威脅，尤其是面對北方周朝軍隊一次又一次的南侵，楚人振軍經武，保持警惕，枕戈待旦。楚國君王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特別注重以先王艱苦創業的事蹟對臣民進行傳統教育，以此凝聚人心，鼓舞士氣，尋求內部穩定和對外發展。蚧冒之弟熊通自立為楚武王，時在西元前740年東周平王三十一年。這在楚國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也是春秋初期的一件大事，它宣告了一個南方大國的崛起。楚武王之子文王建都於郢，國勢更加強大，江漢一帶的小國都畏懼楚國。到文王之子楚成王即位，已經“楚地千里”。楚國“結舊好于諸侯”，迫使周天子“賜胙”，要求楚國“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 周天子的話流露出對楚國的畏怯之情，同時，不得不承認了楚國鎮撫南方夷越的“首領”地位。
西元前656年，齊桓公率兵伐楚，歷數楚國兩大罪狀，其一即為前文已述及的“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另一條罪狀是：“爾貢包茅不人，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征”。說明楚國不向周王朝按時納貢，已有很長的時間。楚國在秦國重兵壓境的時候，毫不畏懼，嚴陣以待。但出於戰略上的考慮，作了適當妥協，答應納貢，於是與齊結盟，各自罷兵。齊桓公死後，繼起圖霸的宋襄公不自量力，欲召見楚成王，一度被楚所拘。
春秋楚國鼎 西元前638年，宋、楚兩軍戰于泓水(在今河南柘城西北)，宋軍大敗，宋襄公受箭傷，次年身亡，宋國從此一蹶不振。
西元前633年，楚成王率陳、蔡等國軍隊圍攻宋國，宋求救于晉，晉、楚兩國爆發城濮之戰。這是中國歷史上一個以弱勝強的著名戰例。晉國打敗了強大的楚軍，挫傷了楚國北進的勢頭．為周王室一吐幾百年鬱積的怨氣．晉文公重耳也因此一舉而躋身“春秋五霸”之列。楚國雖遭此敗而元氣未傷，
仍然不斷攻城掠地。
西元前606年，楚莊王北伐陸渾戎至於洛陽，在東周的王都郊外舉行閱兵儀式。周定王派王孫滿勞師，楚莊王公然探問周朝傳國之鼎的輕重大小，並且揚言說，楚軍只要折斷戈矛的尖端，就足夠鑄成九鼎了。此後，楚軍鋒芒益銳，所向披靡。在春秋戰國之交，相繼滅陳，滅蔡，後來又滅越，成為席捲南土、問鼎中原的極強盛的國家。楚國兼併的小國，有案可稽的，也在四五十個以上，多在今湖北、河南、安徽、江蘇等地。
《戰國策·楚策一》“楚，天下之強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陘之塞、郇陽，地方五千里。”楚國之疆域，雖然時有得失損益，“但在其鼎盛時期，據考察其地跨今十一省，兼縣三百余，為戰國時代最大之國”。””楚國的這種蓬勃發展的勢頭，從西周初年算起，持續了大約700年之久，直到戰國後期楚懷王時代，由於重大決策失誤，才出現轉折。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分裂割據、戰亂頻仍的時期，也是社會政治發生劇烈變革的重要時期。周王朝從衰微走向瓦解，諸侯各國通過兼併戰爭奪取政權。其中受益最大的，莫過於楚國。楚國從局促於丹陽一隅的“蠻夷”之邦，通過南征北戰，變成“地方五千里”的戰國時代最大之國，發展速度是很快的。不斷開拓疆土所形成的大範圍內的民族融合，無疑是使楚國充滿生機和活力的一個重要原因。
爭霸
熊通子楚文王定都於郢（今湖北省荊州市西北），此後為擴充領域，楚國與中原的中原諸侯國經常發生戰事。楚成王時，楚在令尹子文的治理下更顯強盛。後來的楚莊王武功彪炳，又勵精圖治，選拔孫叔敖施行文冶，使楚國經濟繁榮、文化鼎盛。前606年莊王征伐陸渾之戎（在雒邑西南），派人向周天子問九鼎之輕重。前597年，楚圍鄭，迫鄭降，晉派兵救鄭，兩軍於邲會戰，晉大敗。此後，陳、蔡、許、鄭俱從楚。西元前594年，楚圍宋，宋告急于晉，晉不能救，宋遂與楚言和，尊楚。這時中原各國除晉、齊、魯之外，盡尊楚莊王為霸主，確立了楚莊王在春秋五霸的歷史地位。史載，透過戰事，楚國先後吞併了四十五個較弱小的諸侯方國。
邲之戰後，楚莊王稱霸一時，但是晉國國勢猶不可忽視，晉、楚雙方形成南北對峙、各霸一方。前546年，宋國執政向戌倡議弭兵，奔走于晉國執政趙武和楚國令尹子木之間，使晉、楚、齊、秦、宋、魯、鄭、衛、陳、蔡、曹、許、邾、滕等十四國于宋召開弭兵大會。結果由前述十國簽訂盟約，規定除齊、秦等大國外，小國須既朝晉又朝楚，霸權乃由晉、楚二強平分，尊兩國為共同霸主。史稱‘向戌弭兵’。
屈原與楚國
屈原，出生于貴族。在他生活的年代，楚國已經有了700多年的歷史，正經歷著從盛到衰的過程。屈原從小就懷著振興楚國的遠大志向。他博學多才，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塾館教育，飽覽當時能夠搜集到的詩書。青年時代走出三峽，步入楚宮，曾做過蘭台宮文學侍臣。屈原見聞廣博，記憶力強，對時代風雲變化瞭若指掌，擅長口才，很快成為楚國政壇引人注目的人物。
楚懷王十一年（西元前318年），屈原由文學侍臣晉升為左徒，僅次於楚國最高行政長官令尹，相當於後來的副宰相。這時候屈原才22歲。他對內經常和懷王一起討論國家大事，頒佈政令；對外處理楚國與列國的外交事務。楚懷王非常信任他。當時的戰國形成東西兩大陣營，即西邊的秦國想吞併東邊的六國，東邊的六國聯合起來抵禦秦國的兼併。屈原審時度勢，對內推行舉賢授能、彰明法度、發展經濟、富國強兵的政治路線；對外實行聯齊抗秦、南北合縱的統一陣線，爭取和平環境發展楚國。就在這一年，屈原協助楚懷王邀請齊、韓、趙、魏、燕五國君王在楚國的郢都（今湖北省江陵縣紀南城）聚會，締結了戰國歷史上第二次六國聯盟，公推楚懷王為“縱約長”。楚懷王早年也曾有過繼承先王遺志，完成統一大業的宏偉構想。他叫屈原秘密起草了一個革新楚國內政的《憲令》，屈原剛完成草稿，便被上官大夫靳尚發現，要將稿子奪去。屈原當然不肯給他。靳尚在職務上與屈原相等，他之所以敢於奪稿，有著複雜的背景和深刻的原因。
春秋戰國時期的楚國 所謂“楚人”，即熊氏一族。楚人的上層統治者，即屈原所說的“帝高陽之苗裔”，也就是來自西北方的夏人後裔，本為遊牧民族，沿漢水南下，至周已定居於丹陽一帶。江、漢之間的土著居民，包括楚地固有之周民族與土著民族。按照姜亮夫先生所說：“此土著之民族，自歷史發展論之，當即《堯典》‘竄三苗于三危’(今甘肅一帶)之苗民。此時其主要部分，當已隨時代而西征，西征而落伍者，則當為屈子所謂之‘南人’、‘南夷’，為三苗沿途遺在沅湘辰漵間者。
從周代的情況來看，江漢沅湘一帶的土著居民相當複雜，除了三苗及其遺民之外，“還有越、濮、巴三族。他們是從不同的地方遷徙到這裡來的”。先民的遷徙是謀求生存和發展的必要手段，在出現比較發達的農業以前，遷徙是不可避免的。狩獵、採集、遊牧以及刀耕火種式的原始農業，都要求在不斷的遷徙中尋求較好的生產和生活場所。此外，部族繁衍，支系另謀發展，更是要求遷徙的原因。同族之間的“不相能”，近親族之間的矛盾鬥爭以及不同部族之間的戰爭，都會引起大規模的遷徙。 從土著居民的構成來說，可能還不僅是苗、越、濮、巴，而是包括“九夷八蠻”，即南中國的諸多部族和民族。他們在羋氏之族的統治下，融合成被北方人稱為“荊蠻”的強大的楚民族，並建立了日益強大的楚國。楚武王前後，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楚國就完成了對江漢地區許多姬姓小國的兼併和佔領，造成“漢陽諸姬，楚實盡之” 的局面。後來終於統一了長江流域，吞併了吳越，並以咄咄逼人之勢，不斷問鼎中原．不斷兼併中原各國。在兼併戰爭不斷取勝的過程中，多民族的大融合，也就不斷地在更大的範圍內得以實現。
楚人英勇善戰，視死如歸，具有為國捐軀的犧牲精神。即使戰死疆場，馬革裹屍，也視為光榮和自豪。屈原《國殤》對此作了淋漓盡致的歌頌：“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 可淩。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與剛強英武的愛國主義精神密切相關的，是寬容寬厚的態度和廣闊博大的胸懷。楚國吞併了如此眾多的國家。縱橫跨越今天的11個省，面臨的具體情況肯定是極其複雜的。黃瑞雲先生在《楚國論》一文中說：“華夏蠻夷濮越，文明程度相差很大，歷史淵源各不相同，楚國都能加以安撫。楚國在戰爭中從未有過像秦軍那樣，動輒斬首幾萬，也沒有見過大量俘馘的記錄。”張正明先生也在其所著的《楚文化史》中說：“對於被滅之國，楚人的慣例是遷其公室，存其宗廟，縣其疆土，撫其臣民，用其賢能。即使對於蠻夷，也是相當寬厚的”。正因為如此，楚國才能夠得到各民族的擁護，顯示出強大的開放性和凝聚力，在橫跨大江南北的廣大領域，建立起一個強盛的積極進取的多民族國家，並且不斷強化其臣民的國家認同的觀念，激發他們的愛國主義精神，以及強烈的本土意識和民族意識。應該說，這是楚國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獲得迅猛發展的一個重要的內在原因。
征戰既後，楚國逐漸興盛起來，真正立于諸侯之林，熊渠離經叛道，分封3個兒子為王，鎮守長江中游的3個要地：雖然在周王朝的壓力之下，熊渠取消了3個兒子的王號，但楚國仍然在江漢平原紮穩了根基。
西元前770年，周平王遷都洛陽，歷史進入春秋戰國時代，平王三十一年（西元前740年），熊通為楚地之王，繼續了熊渠的開篇拓土歷程，西元前706年，楚國攻打姬姓諸候國隨，並逼周天子晉升其爵位。遭拒絕後，熊通親率大軍再次征討隨國，大獲全勝後，熊通自稱"楚武王"，成為天下諸侯中第一個敢於自己稱王的國君。楚成王時，楚國在令尹子文的治理下更顯強盛，楚國的大國聲威真正建立起來了。
鄖縣出土的"楚國第一玉劍"
成王兩傳至莊王。莊王勵精圖治，終成霸業。莊王曾率領楚軍，浩浩蕩蕩開赴伊水與洛水之間，對周天子耀武揚威。莊王武功之時，選拔孫叔敖實行文冶，楚國出現了經濟繁榮、文化燦爛的鼎盛局面。吳楚大戰後，楚國經過8年的休養生息，逐漸恢復了元氣。惠王時，歷史進入戰國時代，其間，楚國和諸侯列國戰戰和和，並無大的建樹，一直延續到簡王、聲王。西元前400年，韓、趙、魏合兵數次攻楚，向楚國提出了嚴峻的挑戰。楚悼王謀求富國強兵之道，任用吳起開始變法，並取得了成效，一時間，楚國兵強馬壯，橫歸中原，初露稱雄之勢。威王後期，楚國成了七雄中唯一能與秦國抗衡的大國，疆土西起大巴山、巫山、武陵山，東至大海，南起南嶺，北至今安徽北部，幅員空前廣闊。"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楚國至此進入了最鼎盛的時期。西元前246年，秦王政即位，隨即開始統-全國的迸程，諸侯國紛紛割地事秦，但仍不能挽救滅亡的命運。在攻滅韓、趙、魏後，秦軍於西元前224年大舉伐楚，楚國只有招架之功，而無反擊之力。西元前223年、秦軍席捲淮北淮南，攻陷壽郢，俘獲負芻，綿延800的楚國就此滅亡。
楚國軍事
“楚人信鬼神而嗜蔔筮。”自春秋以來，楚國人迷信就是眾所周知，他們的迷信有甚于其他諸侯國，北方的諸侯甚至把他們與蠻族放到了一起，稱為“楚蠻”。在正常的情況下是每戰必蔔，信封巫術的他們在軍中會配有隨軍巫師，這些巫師有時也可“行謀士之職”。
楚人的軍陣分為五部：前、中、後、左、右。每部軍都會有斥候先行，這些斥候或步行，或騎馬，都是手持茅草。茅草既為楚國的特產，亦是其祭祀占卜用的重要植物，斥候手持茅草作為信號之用，既有軍事意義也有濃重的宗教意義。其五軍中，又以前軍持茅草著最多，因此按這個原理可以判別楚陣五軍的方位。
“蔿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出自《左傳》的這句話，把楚國軍陣的兵力部署很好地體現出來：左右軍為策應，前軍為先哨，中軍為指揮部，預備兵力集中在後軍。
《 吳起兵法》中有“楚性弱，其地廣，其政騷，其民疲。故整而不久。擊此之道，襲亂其屯，先奪其氣，輕進速退，弊而勞之，勿與征戰，其軍可敗。”的闡述，寥寥數句把楚軍的弊病都揭示了出來。其實楚國自春秋始一直有著尚武的習俗，其歷代國君也多征戰沙場，甚至有“三年不征則愧”的說法，頻繁的征戰擴大了楚國的疆域也消耗了其國力，戰國中後期楚國由於忙於境內少數民族的治理，而無暇北顧，“楚王問鼎”的時代過去了。
楚國的軍事技術較為發達，士兵大規模著用水犀（生活在長江流域的犀牛，因其近水，故稱“水犀”）、象皮製成的鎧甲，甚至盾牌也大量採用這種材質。楚國兵員眾多，大量捕殺犀、象，成為這些動物在長江流域消失的一個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楚人還發明了雙手劍，但是雙手劍的大量配備是在吳國。
國名緣由 自古以來，楚國有楚、荊、楚荊、荊楚之稱。楚國為何稱“楚”？中國先秦史學會副會長、武漢大學博士生導師羅運環教授透露，楚國之名，竟源于楚國“國母”之死。“荊”、“楚”這兩個字都有落葉灌木荊的意思。但作為一個國家的名字，這兩個字是否就只是來源於“荊條”這麼簡單？2008年7月，清華大學的校友捐贈了一批戰國竹簡，共2388枚，被稱為“清華簡”，價值極高，有專家稱“這將極大地改變中國古史研究的面貌，價值難以估計”。羅運環作為楚文化與簡帛研究專家，參與了這批竹簡的學術研討。據其介紹，《楚居》是清華簡中的一篇，其中一段對楚先君穴熊的記載：穴熊的妻子妣厲，生子麗季時難產，剖腹產後妣厲死去，麗季存活。妣厲死後，巫師用荊條（原文中為“楚”）包裹埋葬。為了紀念她，後人就稱自己的國家為“楚”。
為何要如此隆重地以國名來紀念一位難產剖腹而死的楚先君的妻子？羅運環表示，按照楚國君世系，妣厲的丈夫以及她用生命換來的這個兒子先後做過楚人的領袖，成為楚國的開國先君，開創楚國八百年基業。
三木楚漢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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