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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 | 蘇聰,你敢來賭一把嗎?

蘇聰近日從德國飛抵上海, 帶著歌劇《田漢》新創作的音樂片段, 到上海歌劇院聽演員試唱, 兩天后就得離開。 在排練廳裡, 他眼鏡反著光, 表情嚴肅, 講話直來直去, 讓氣氛一度緊張, 也讓記者有點擔心排練後的採訪要如何進行下去。

真正聊起來才發現, 他嚴肅卻耐心, 直接但誠懇。 不過, 他喜歡侃侃而談, 漫無邊際, 很難將他拽回正題。 一場兩個多小時的訪談只好在不斷回溯又不斷跳轉的過程中, 撿拾碎片, 摸索著拼成完整的拼圖。

蘇聰是中央音樂學院“78屆”的一員, 他的同學裡有譚盾、陳其鋼、郭文景、瞿小松、葉小綱、劉索拉、陳怡、周龍,

如今個個大名鼎鼎, 可謂中國作曲界的“黃金一代”。 蘇聰是班裡最早出國留學的一個, 1982年7月3日, 畢業後第3天他就去了慕尼克。 1988年, 31歲的他和阪本龍一、大衛·拜恩一起, 憑藉《末代皇帝》的配樂拿到了第60屆奧斯卡最佳原創音樂獎。

1968年, 在家練琴的蘇聰。

隨後他留在德國, 教書、創作。 他的作品中可以聽見中國風格, 也聽見來自世界各地不同的音樂元素的影響。 他說他喜歡把不同的配方放到一起, 熬成新藥。 如今蘇聰60歲了, 繼續在創作, 繼續在冒險。

蘇聰離開上海後, 一些訪談細節的溝通只能通過郵件進行。 他回德國不久便去了拜羅依特地區一處森林中的舊屋, 隱居創作。 於是郵件的往來變得很慢。 以下這段話摘自1月8日收到的一封郵件:

“我在德國的家位於阿爾卑斯山脈腳下萊茵河邊的農村, 但對我來說還是遊客農人過往不靜。 為此我每年都會到拜羅依特去幾次。 這兒沒商店, 房無網路和通話信號, 深冬牆窗透風, 此間我僅一次短時間進城購物和上網。

拜羅依特森林地區窮鄉辟壤, 瓦格納在此生活, 李斯特在此生活, 阿· 赫夫曼在此寫了童話《胡桃夾子》。 我和德國人開玩笑:這兒越閉塞, 人越窮, 越土, 越不開竅, 就越能利於生產文化。 ”

蘇聰對話錄

不要把跌倒看成失敗, 要看成是挑戰

上觀新聞:25歲一個人去了德國, 是怎麼在那兒一步步站穩腳跟的?

蘇聰:我們當時和今天許多學嚴肅音樂作曲的年輕人一樣, 畢業就意味著失業, 95%的人可能都是要改行的, 壓力很大。 當時在慕尼克州立高等音樂學院, 湯沐海跟我同一個學生宿舍。 這個上海人很洋派, 敢想敢闖。 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 他的為人對我後面幾年的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我們剛認識了幾個月他就去了當時的西柏林,

再過了幾個月他給我打電話, 讓我去一個藝術節應徵。

2004年, 蘇聰在工作室。

上觀新聞:湯沐海那時候已經算嶄露頭角了吧?

蘇聰:對, 他比我年長, 能成為卡拉揚的學生, 膽子比我大多了。 他打電話給我, 說柏林要在1985年辦“地平線”藝術節。 為呈現來自亞洲的新聲音,

藝術節要委約三名亞州作曲家給柏林愛樂音樂廳寫交響音樂, 這場音樂會包括三部首演作品和其它與亞洲相關的傳統作品, 持續5小時, 將從黃昏演到淩晨!在53歲的日本作曲家武滿徹、66歲的韓國作曲家尹伊桑之外, 他們想選個年輕的中國作曲家。 湯沐海說, 蘇聰, 你敢來賭一把嗎?

1985年,在柏林愛樂音樂廳和柏林廣播交響樂團彩排。

好!我把拿不出手的錄音帶都寄了出去,沒想到,我的作品真的被挑中了。我當時連去柏林的路費都出不起,我想,實在不行就去餐廳洗碟子,或者帶把小提琴去教堂拉琴賺錢。後來,我在學生宿舍走廊裡接到“地平線” 藝術節打來的電話,他們說給我的委約費用足夠讓我在未來兩年的時間裡安心作曲。

上觀新聞:1985年不光是參加“地平線”藝術節,你還拿了國際現代音樂協會辦的國際作曲比賽獎,似乎進入了創作力爆發期。

蘇聰:那場比賽是為紀念李斯特逝世100周年舉行的,我拿了第二名,第一名空缺。其實在這之前我參加過兩三次德國境內的比賽,一無所獲。但每跌倒一次,我都告訴自己,不要氣餒,要看成是挑戰, 要總結經驗,下次做得更好。

我們當時學生宿舍裡除了湯沐海,還有一個人講的話對我影響很深,就是吳澤洲。他當時是西門子公司的工程師,後來因為太喜歡音樂,1991年回國後創立了一個國際性的演出公司吳氏策劃,很成功。他曾經對我說,要想做成一件事,不能從底層慢慢往上爬,要從最頂層開始考慮。

自1983年譚盾的絃樂四重奏在東德的德累斯頓市韋伯國際室內樂作曲比賽上獲第二名開始,中國青年作曲家們已經逐漸在西方嶄露頭角了,我自己從1984年開始也得了不少獎,包括韋伯國際室內樂比賽。

我拿所有積蓄買了一張機票回北京

上觀新聞:那時候既然拿了那麼多獎,怎會想到去寫電影配樂呢?

蘇聰:因為無法謀生啊。作曲比賽的獎金很快就花得差不多了。我因為獲獎簽了國際著名的C. F. 彼得斯出版社。畢竟音樂經紀人不管作曲家的事,只有出版社因推銷新音樂而向外或多或少推薦作曲家。當時我的出版商幫我出主意,寫歌劇賺錢但耗時長,寫電影配樂來錢快。那就寫電影配樂吧!

上觀新聞:怎麼第一次寫電影配樂就碰上了《末代皇帝》?

蘇聰:沒人給我介紹門路,我就去翻當時全世界上最大的電影雜誌《綜藝》、大衛·拜恩(中)、蘇聰(右)拿著奧斯卡小金人

1985年,在柏林愛樂音樂廳和柏林廣播交響樂團彩排。

好!我把拿不出手的錄音帶都寄了出去,沒想到,我的作品真的被挑中了。我當時連去柏林的路費都出不起,我想,實在不行就去餐廳洗碟子,或者帶把小提琴去教堂拉琴賺錢。後來,我在學生宿舍走廊裡接到“地平線” 藝術節打來的電話,他們說給我的委約費用足夠讓我在未來兩年的時間裡安心作曲。

上觀新聞:1985年不光是參加“地平線”藝術節,你還拿了國際現代音樂協會辦的國際作曲比賽獎,似乎進入了創作力爆發期。

蘇聰:那場比賽是為紀念李斯特逝世100周年舉行的,我拿了第二名,第一名空缺。其實在這之前我參加過兩三次德國境內的比賽,一無所獲。但每跌倒一次,我都告訴自己,不要氣餒,要看成是挑戰, 要總結經驗,下次做得更好。

我們當時學生宿舍裡除了湯沐海,還有一個人講的話對我影響很深,就是吳澤洲。他當時是西門子公司的工程師,後來因為太喜歡音樂,1991年回國後創立了一個國際性的演出公司吳氏策劃,很成功。他曾經對我說,要想做成一件事,不能從底層慢慢往上爬,要從最頂層開始考慮。

自1983年譚盾的絃樂四重奏在東德的德累斯頓市韋伯國際室內樂作曲比賽上獲第二名開始,中國青年作曲家們已經逐漸在西方嶄露頭角了,我自己從1984年開始也得了不少獎,包括韋伯國際室內樂比賽。

我拿所有積蓄買了一張機票回北京

上觀新聞:那時候既然拿了那麼多獎,怎會想到去寫電影配樂呢?

蘇聰:因為無法謀生啊。作曲比賽的獎金很快就花得差不多了。我因為獲獎簽了國際著名的C. F. 彼得斯出版社。畢竟音樂經紀人不管作曲家的事,只有出版社因推銷新音樂而向外或多或少推薦作曲家。當時我的出版商幫我出主意,寫歌劇賺錢但耗時長,寫電影配樂來錢快。那就寫電影配樂吧!

上觀新聞:怎麼第一次寫電影配樂就碰上了《末代皇帝》?

蘇聰:沒人給我介紹門路,我就去翻當時全世界上最大的電影雜誌《綜藝》、大衛·拜恩(中)、蘇聰(右)拿著奧斯卡小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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