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1900年至1901年這將近一年的時間裡， 我們腳下的中華大地上發生了一幕幕驚心動魄的事， 隨著一股股來自遙遠異邦軍隊的入侵， 空氣中彌漫著令人窒息的火藥味透出一絲令人感到不安的資訊， 預示著這一年註定是一個不平靜的多事之秋!發生在這一年裡的大事件被史家稱作“庚子事變”。
八國聯軍的戰艦在內海耀武揚威， 清軍的海守形同虛設， 如“銀樣蠟槍頭”一般中看不中用。 八國聯軍憑堅船利炮強行進駐了廣州、福州、上海、煙臺、青島、旅順等大港口， 所到之處如入無人之境。 接著， 列強的兵艦沿著長江逆流而上，
然而， 看似慷慨激烈、英勇無畏的殊死較量的背後， 大清的戰績單卻令人汗顏：七月， 天津淪陷于聯軍之手， 八月北京淪陷， 慈禧太后易裝後率一部分朝廷要員和被打得七零八落的清軍倉皇西竄。 明明是落荒而逃， 卻美其名曰“西狩， ”亡命逃竄被描述得好像悠哉悠哉去西部皇家獵場狩獵一般。 中華語言的豐富多樣， 辭藻之華麗溢美， 令人歎為觀止。
值此危難之際， 清軍中最精銳的部隊“武衛右軍”卻在袁世凱的統領下按兵不動，
那麼， 一路摧枯拉朽， 橫掃清軍如卷席並大獲全勝的八國聯軍究竟有多少兵力呢?
根據各國參戰官兵的戰地日記以及諸國出版的戰後回憶錄統計， 佔領天津衛後， 八月十四日由天津向北京進發， 各國集結總兵力約一萬六千人左右， 由英國海軍中將西摩爾任統帥， 氣勢洶洶的殺奔北京而來。 這區區一萬六千餘人只用了十天時間便一路狂飆突進， 以不可阻擋之勢攻陷北京， 沿路設防的大清官兵一觸即潰， 眼見皇都難保， 大清國帝后被唬得腳底抹油， 一道煙向西北狂奔逃逸而去。 然而， 據史料記載， 不算週邊兵力， 當時僅駐防北京的守軍就有武衛中軍、神機營、神虎營、滿蒙親軍等不下三萬人的兵力，
八國聯軍中的義大利軍隊在北京附近遭遇清軍阻擊， 受挫後曾一度返回天津， 卻無意中佔領了天津附近一座幾乎無人看守的清軍武器庫， 繳獲了該處存放的大量武器彈藥和作戰物資。 清軍裝備的先進武器和各類軍用物資讓這些來自南歐亞平寧半島並“武裝到牙齒”的侵略者們驚呆了!這些當時世界上最新款、性能最優的武器讓義大利人豔羨不已， 甚至自歎不如。
為此領隊的義大利海軍中將西蒙事後寫信對英國公使說：(意軍繳獲的清軍武器)中包括“最新式的曼利徹式卡賓槍的型號， 比聯軍中的奧匈部佇列裝的卡賓槍更為先進;克虜伯大炮比德軍現役的所有大炮口徑更大、瞄準更精、射程更遠、更為新式”。
西蒙中將列出了一份長長的清單呈交聯軍指揮部：87毫米口徑的克虜伯大炮36門， 大部分甚至還沒使用過。 70毫米口徑克虜伯炮60門。 勞登菲爾德速射機關炮各種口徑、型號126門， 各型號、口徑克虜伯大炮、機關炮156門、挺。 這些最新的、當時最先進的重武器甚至是簇新的， 有些還未來得及拆封組裝。 還有三萬枝貼有最新出廠商標的曼利徹牌毛瑟槍和來福槍， 三萬把槍刺，
西蒙以戲謔、調侃的口吻寫道：“戰鬥伊始就意外繳獲清軍這麼多先進武器， 等於給聯軍一萬六千名軍人配備全副武裝還有富餘， 只可惜我們的士兵一人只有兩隻手。 ”讓聯軍指揮官百思不得其解的是， 裝備如此新式武器的清軍竟不堪一擊， 戰鬥意志薄弱， 明顯訓練不足， 紀律廢弛， 士氣低迷， 不言而喻， 戰場上孰勝孰敗和武器裝備優劣與否有一定關係， 但絕非克敵制勝的唯一要素。
以大清國新軍武器之精良， 戰績卻如此不堪。 一直以來， 我們認為自鴉片戰爭以來， 中國屢遭列強欺淩是因為技不如人， 所謂“技”指的就是武器遠遠落後於西人。 然而， “庚難”時的清軍已全部列裝西洋最先進的武器裝備，由西洋教官親自訓練，謂之“新軍，”卻仍然一敗再敗，豈不怪哉?噫嘻!看來“唯武器論”不是決定戰爭勝負的唯一因素，亦或是另有玄機?
既然人數絕對占優，武器裝備甚至比八國聯軍更好，那麼大清軍隊怎麼就被八國聯軍輕易擊敗了呢?只能說是軍紀廢弛，士氣萎靡導致戰鬥力極端低下而已!
先說說協助清軍作戰的義和團。義和團是一群迷信神功附體、刀槍不入的烏合之眾，他們揮舞著大刀、長矛等冷兵器衝鋒陷陣，在聯軍的優勢火力下幾乎不堪一擊，不是白白做無謂犧牲就是抱頭作鳥獸散，狂熱、愚昧被理性、科學打得原形畢露。史載，義和團認為鐵路、電線都是洋人帶來的邪物，禍害中國，於是扒路基、撬鐵軌、截電線，北京市民不分貴賤凡家藏洋書者，皆以“二毛子”罪名捕殺。
見識短淺鄙陋的慈禧竟認為愚頑蒙昧之團眾“民心可用，”義和團民在慈禧、剛毅等清廷高層的默許、慫恿下紛紛入京，在京城內四處築壇焚香，供奉梨山老母、洪鈞老祖，以致煙薰火燎、霧霾滿城，夜晚則妖氛蒸騰，氤氳繚繞，淒惻迷離，像在鬧鬼。義和團大師兄如儺戲巫師一般縱躍作法，自稱不懼大炮，能避槍子，若有人質疑或嗤之以鼻，因此滿城百姓戰戰兢兢，緘默不語，只求自保。
而此刻的大清正規軍隊八旗與綠營是一支自中日甲午戰爭北洋水師全軍覆沒之後痛定思痛而全部效仿西方，裝備著花費巨額資金從西方採購回的洋槍洋炮，重金聘請德國、美國教官，按照西方特別是德國軍隊作戰方式訓練出來的新式軍隊，名曰“武衛軍”，連軍服都模仿德軍制服樣式。“武衛軍”分前、後、左、中、右五軍，每軍整編滿員達萬餘人，堪稱清軍中的虎賁、嬌子。史載“庚子事變”前，戰鬥力最強的袁世凱部“武衛右軍”奉命去了山東佈防，宋慶的“武衛左軍”駐紮在山海關一線，武衛“前中後”三軍則部署在津京鐵路沿線，五軍互為犄角，形成拱衛帝都之勢，北京城中還有為數不少的宮廷衛戍部隊與滿蒙八旗親兵。
義和團“奉旨造反，扶清滅洋”事發後，各地無辜教民多被荼毒、劫掠，死傷頗重。北京城內的萬余官兵加上為數眾多的團民攻打只有區區一千洋兵守衛的外國使館區，架炮轟、步兵衝鋒、挖地道放炸藥、火攻，各種能想得到的戰法輪番折騰，槍炮聲劈裡啪啦，晝夜不休，如“轉軸般”交替進攻，忙活了月余，使館區外死傷狼籍卻無法攻克，甚至使館區內各國館舍屋頂上插著的國旗雖彈洞累累仍屹立不倒，依舊呼喇喇迎風搖曳。清軍戰鬥力之低下，指揮官無能、無方，戰法陳舊，兵員素質低劣不難想像，這難道不是絕大的嘲諷嗎?
據《景善日記》載：“攻使館二十餘日，來去如蝗，洋兵死者寥寥，義和團、甘勇數萬人死傷，骸骼狼藉，屍體堆滿東交民巷口”。參與進攻使館區的有榮祿統轄的武衛中軍，董福祥的甘勇和少數神機營官兵以及義和團團民。盜匪出身的甘肅提督董福祥橫蠻粗鄙，率甘勇赴京勤王，卻指揮無方，有勇無謀，圍攻使館二十餘日不能下，白白死傷眾多士兵的性命，而使館內守衛的洋兵則傷亡輕微。英國人濮蘭德評價道：“中國官吏無聯合之力，少任事之勇，缺愛國之心，雖事機危迫之時，恒畏縮不能振奮”。此語真乃不偏不倚，鞭辟入裡，誠所謂“旁觀者清，當局者迷”，所言非虛。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目睹兄弟部隊浴血苦戰，大敗虧輸，“武衛右軍”統領袁世凱卻坐山觀虎鬥，不予增援，致使局面不可收拾，兩宮倉皇“西狩”逃竄，最後割地賠款，喪權辱國。
據事後統計，因八國聯軍攻陷帝都，王宮權貴直接或間接死難的有：
一位親王——載勳;三位總督——李秉衡、裕祿、廷雍;兩位將軍——壽山、延茂;一位大學士——徐桐;六位尚書——剛毅、崇綺、趙舒翹、啟秀、立山、徐用儀;還有之前在天津保衛戰中中炮殉難的直隸提督聶士成。這些人有死於亂軍之中的，還有幾位是自盡身亡，餘下的是清廷為推卸責任或取悅洋人而誅殺的所謂主戰派。清軍兵勇、義和團民、普通民眾則死傷無數，據說傷亡多達數十萬人之眾。
令人難堪的是，有資料顯示，八國聯軍除最先參戰的一萬六千餘人外，之後陸續增兵達七萬餘人，事後統計只戰死七百餘人，傷三百餘人，和數不勝數的大清死難軍民相比簡直微不足道。一個個冷冰冰的死亡數字背後是一條條曾經鮮活的生命，都在“庚子事變”中化為齏粉。
看來，裝備先進的武器固然很重要，但光擁有先進武器並不能保證戰爭勝利，而決定戰爭勝利的主要因素是人。那麼，問題與癥結到底出在哪裡?對此令人困惑的現象，梁啟超曾有一段精闢論述，可謂一語中的：“別國之民，且尊且貴過於王侯將相;而我國之民，且卑且賤皆奴產子也。設有戰鬥之事，彼民為公產公利自為鬥也，而中國則為奴為其主鬥也。驅奴隸以鬥貴人，焉得不敗?”公民為國而戰，也即為自己的利益而戰，奴隸則為主子而戰，骨子裡卻不知為何而戰，奴隸焉有為國死戰之心?
如此看來，大清軍隊人數眾多，裝備也不輸八國聯軍，卻是一堆沒有靈魂的行屍走肉。兩軍交戰，即望風披靡，一敗塗地，看似偶然，實則必然。由魏源首倡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看似找出了中國長期積貧積弱的癥結所在，但國人要學習的不光是西方先進的科學知識，更有西方文明的精髓——人文思想。改變國民萎靡蒙昧狀態不光在於“師夷之長技，”更要“師夷之思想”，“師夷之教育，”國民的精、氣、神正是這個國家的精、氣、神，改變國民的精神面貌與整體素質的最佳切入點非教育莫屬，這才是民富國強的人間正道。
歷史如一面久經滄桑的鏡子，照之能正衣冠，明得失，知興替。它默默講述著這個古老民族的過去、現在以及將來，告誡著人們須學會反思、自省和糾偏，才不會迷失在重複、輪回的漩渦裡無法自拔，是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
“庚難”時的清軍已全部列裝西洋最先進的武器裝備，由西洋教官親自訓練，謂之“新軍，”卻仍然一敗再敗，豈不怪哉?噫嘻!看來“唯武器論”不是決定戰爭勝負的唯一因素，亦或是另有玄機?既然人數絕對占優，武器裝備甚至比八國聯軍更好，那麼大清軍隊怎麼就被八國聯軍輕易擊敗了呢?只能說是軍紀廢弛，士氣萎靡導致戰鬥力極端低下而已!
先說說協助清軍作戰的義和團。義和團是一群迷信神功附體、刀槍不入的烏合之眾，他們揮舞著大刀、長矛等冷兵器衝鋒陷陣，在聯軍的優勢火力下幾乎不堪一擊，不是白白做無謂犧牲就是抱頭作鳥獸散，狂熱、愚昧被理性、科學打得原形畢露。史載，義和團認為鐵路、電線都是洋人帶來的邪物，禍害中國，於是扒路基、撬鐵軌、截電線，北京市民不分貴賤凡家藏洋書者，皆以“二毛子”罪名捕殺。
見識短淺鄙陋的慈禧竟認為愚頑蒙昧之團眾“民心可用，”義和團民在慈禧、剛毅等清廷高層的默許、慫恿下紛紛入京，在京城內四處築壇焚香，供奉梨山老母、洪鈞老祖，以致煙薰火燎、霧霾滿城，夜晚則妖氛蒸騰，氤氳繚繞，淒惻迷離，像在鬧鬼。義和團大師兄如儺戲巫師一般縱躍作法，自稱不懼大炮，能避槍子，若有人質疑或嗤之以鼻，因此滿城百姓戰戰兢兢，緘默不語，只求自保。
而此刻的大清正規軍隊八旗與綠營是一支自中日甲午戰爭北洋水師全軍覆沒之後痛定思痛而全部效仿西方，裝備著花費巨額資金從西方採購回的洋槍洋炮，重金聘請德國、美國教官，按照西方特別是德國軍隊作戰方式訓練出來的新式軍隊，名曰“武衛軍”，連軍服都模仿德軍制服樣式。“武衛軍”分前、後、左、中、右五軍，每軍整編滿員達萬餘人，堪稱清軍中的虎賁、嬌子。史載“庚子事變”前，戰鬥力最強的袁世凱部“武衛右軍”奉命去了山東佈防，宋慶的“武衛左軍”駐紮在山海關一線，武衛“前中後”三軍則部署在津京鐵路沿線，五軍互為犄角，形成拱衛帝都之勢，北京城中還有為數不少的宮廷衛戍部隊與滿蒙八旗親兵。
義和團“奉旨造反，扶清滅洋”事發後，各地無辜教民多被荼毒、劫掠，死傷頗重。北京城內的萬余官兵加上為數眾多的團民攻打只有區區一千洋兵守衛的外國使館區，架炮轟、步兵衝鋒、挖地道放炸藥、火攻，各種能想得到的戰法輪番折騰，槍炮聲劈裡啪啦，晝夜不休，如“轉軸般”交替進攻，忙活了月余，使館區外死傷狼籍卻無法攻克，甚至使館區內各國館舍屋頂上插著的國旗雖彈洞累累仍屹立不倒，依舊呼喇喇迎風搖曳。清軍戰鬥力之低下，指揮官無能、無方，戰法陳舊，兵員素質低劣不難想像，這難道不是絕大的嘲諷嗎?
據《景善日記》載：“攻使館二十餘日，來去如蝗，洋兵死者寥寥，義和團、甘勇數萬人死傷，骸骼狼藉，屍體堆滿東交民巷口”。參與進攻使館區的有榮祿統轄的武衛中軍，董福祥的甘勇和少數神機營官兵以及義和團團民。盜匪出身的甘肅提督董福祥橫蠻粗鄙，率甘勇赴京勤王，卻指揮無方，有勇無謀，圍攻使館二十餘日不能下，白白死傷眾多士兵的性命，而使館內守衛的洋兵則傷亡輕微。英國人濮蘭德評價道：“中國官吏無聯合之力，少任事之勇，缺愛國之心，雖事機危迫之時，恒畏縮不能振奮”。此語真乃不偏不倚，鞭辟入裡，誠所謂“旁觀者清，當局者迷”，所言非虛。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目睹兄弟部隊浴血苦戰，大敗虧輸，“武衛右軍”統領袁世凱卻坐山觀虎鬥，不予增援，致使局面不可收拾，兩宮倉皇“西狩”逃竄，最後割地賠款，喪權辱國。
據事後統計，因八國聯軍攻陷帝都，王宮權貴直接或間接死難的有：
一位親王——載勳;三位總督——李秉衡、裕祿、廷雍;兩位將軍——壽山、延茂;一位大學士——徐桐;六位尚書——剛毅、崇綺、趙舒翹、啟秀、立山、徐用儀;還有之前在天津保衛戰中中炮殉難的直隸提督聶士成。這些人有死於亂軍之中的，還有幾位是自盡身亡，餘下的是清廷為推卸責任或取悅洋人而誅殺的所謂主戰派。清軍兵勇、義和團民、普通民眾則死傷無數，據說傷亡多達數十萬人之眾。
令人難堪的是，有資料顯示，八國聯軍除最先參戰的一萬六千餘人外，之後陸續增兵達七萬餘人，事後統計只戰死七百餘人，傷三百餘人，和數不勝數的大清死難軍民相比簡直微不足道。一個個冷冰冰的死亡數字背後是一條條曾經鮮活的生命，都在“庚子事變”中化為齏粉。
看來，裝備先進的武器固然很重要，但光擁有先進武器並不能保證戰爭勝利，而決定戰爭勝利的主要因素是人。那麼，問題與癥結到底出在哪裡?對此令人困惑的現象，梁啟超曾有一段精闢論述，可謂一語中的：“別國之民，且尊且貴過於王侯將相;而我國之民，且卑且賤皆奴產子也。設有戰鬥之事，彼民為公產公利自為鬥也，而中國則為奴為其主鬥也。驅奴隸以鬥貴人，焉得不敗?”公民為國而戰，也即為自己的利益而戰，奴隸則為主子而戰，骨子裡卻不知為何而戰，奴隸焉有為國死戰之心?
如此看來，大清軍隊人數眾多，裝備也不輸八國聯軍，卻是一堆沒有靈魂的行屍走肉。兩軍交戰，即望風披靡，一敗塗地，看似偶然，實則必然。由魏源首倡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看似找出了中國長期積貧積弱的癥結所在，但國人要學習的不光是西方先進的科學知識，更有西方文明的精髓——人文思想。改變國民萎靡蒙昧狀態不光在於“師夷之長技，”更要“師夷之思想”，“師夷之教育，”國民的精、氣、神正是這個國家的精、氣、神，改變國民的精神面貌與整體素質的最佳切入點非教育莫屬，這才是民富國強的人間正道。
歷史如一面久經滄桑的鏡子，照之能正衣冠，明得失，知興替。它默默講述著這個古老民族的過去、現在以及將來，告誡著人們須學會反思、自省和糾偏，才不會迷失在重複、輪回的漩渦裡無法自拔，是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