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東陽（１４４７—１５１６）， 字賓之， 號西涯， 祖籍湖南茶陵。 四歲能詩， 有“神童”之稱， 十八歲中進士， 人翰林院， 歷任編修、侍講、侍講學士等職。 翰林院地位雖高， 但不預政事， 但李東陽總是心系國家， 常借給皇帝講讀經史之機， 結合當時社會利弊、時政得失向皇帝進言， 有時則上疏直諫。 他在翰林院近三十年， 歷經憲宗、代宗、孝宗三朝， 史稱他“以講官直諫知名”， 為國家興利除弊作出了很大貢獻。 弘治六年， 久旱不雨， 孝宗詔求直言， 李東陽從《孟子》一書中摘錄了有關治國恤民的言論， 結合當時一些弊端， 列成數條進諫， 因切中時弊，
弘治十八年（１５０５年）， 孝宗皇帝一病不起， 臨終前將李東陽、劉健、謝遷三人召人乾清官， 遺命他們三人用心輔佐新皇帝。 孝宗死後， 十五歲的朱厚照繼位， 是為武宗。 武宗最大的愛好就是遊玩逸樂， 對善於迎合他玩樂的宦官太監劉瑾、馬永成、高鳳、羅祥、魏彬、邱聚、穀大用、張永等八人極為寵信， 尤其是劉瑾更得到他的歡心。
劉健、謝遷被逐離內閣後， 劉宇、曹元相繼人閣， 此兩人皆劉瑾黨羽， 李東陽愈加孤立， 但他不屈不撓， 與劉瑾智鬥巧鬥。 李東陽系四朝重臣， 又授顧命， 處事深謀遠慮， 不露鋒芒， 武宗對他也禮讓三分。 劉瑾得勢後， 藐視一切公卿， 唯見東陽， 則改容起敬， 李東陽正是利用這一點， 與他周旋， 常對他“婉言曉喻， 屢見聽從”ｏ《明史》載稱：“凡瑾所為亂政， 彌縫其間， 亦多有補救， 其潛移默奪， 保全善類， 天下亦陰受其庇ｏ”正德三年（１５０９年）六月的一天，在禦道旁發現一卷歷數劉瑾罪狀的匿名卷，劉瑾怒不可遏，矯詔命百官跪在奉天門外，時值酷暑，當場曬死三人。日暮又將五晶以下官員三百余人投入監獄，李東陽急忙解救，上疏言道：“匿名文字出於一人之手，百官豈能知曉，不若先行釋放，再密加察訪ｏ”眾人才獲宥免。當時劉瑾亂政成法，立下“一人犯法，鄰里皆坐”的新法規，為報復陷害錦衣衛羅校，竟以他近京捕盜不力為罪名，將他的親屬、鄰居共三十余人，一併執送法司，李東陽上疏力言不可，才使無辜百姓免受誅連。劉瑾為了巧取豪奪，中飽私囊，並借機打擊他的政敵，凡百官有失職之錯者，一律罰米輸邊。初時兩三百擔，後增至一千五百擔，許多官員被害得傾家蕩產。李東陽婉言相勸，劉瑾才同意將“輸邊”改為就地交納，縱有被罰者，也免受了“輸邊”之苦。四川鎮守太監羅答，是劉瑾死黨，奏請撤銷巡撫，並人鎮守衙門便宜行事，武宗在劉瑾的慫恿下意欲准奏，李東陽力言直諫：“祖宗設官，自有深造，不能擅改”，武宗才未准奏，從而遏制了宦官勢力的擴張。劉健、謝遷、劉大夏、楊一清等一批忠臣，因反對劉瑾專權，招來殺身之禍，皆因李東陽多方保護救援，方得無事。
李東陽還是著名的文學家，朝中大作多出其手，如《憲宗實錄》、《孝宗實錄》、《大明會典》、《歷代通鑒篡要》等均由他編修。李東陽常“以詩文引後進”，其門生遍佈朝野，常群聚他家，談詩論藝，當時詩壇一些有才華的詩人，環繞在他周圍，形成以他為領袖的詩歌流派，時稱“茶陵派”，一改過去“台閣體派”占統治地位的局面，開創了“真詩複生”的新局面，在中國詩壇流派中佔有重要地位。
明正德五年（１５１０年），駐寧夏一位藩王叫朱真錨的，以討伐奸宦劉瑾為名，舉兵反叛朝廷，李東陽乘機推薦前都禦史楊一清為總督，太監張永為監軍，率師前往平叛。張永原系“八虎”之一，深得武宗寵信，因與劉瑾在爭權奪利中產生了矛盾，楊一清利用這一矛盾說服了張永參與誅劉。平叛後，班師還朝，途中又風聞劉瑾將要謀反。張永將朱賓錨討伐劉瑾罪狀的檄文和劉瑾將要謀反的消息密奏武宗，武宗大驚，命令連夜逮捕劉瑾、馬永成、穀大用等人。
劉瑾等人伏誅後，朝野上下莫不稱快，時人議論這一事件時說：“以言誅劉瑾者，張永也，以計授張永者，楊一清也，救一清之死而使其在位者，東陽也。東陽在朝，大有功于國ｏ”楊一清也感慨地說：“賓翁補天捧日無跡”。此話的意思是：李東陽行事不啻補天捧日，而且做得毫無痕跡，體現了大政治家的風範。
李東陽於正德七年（１５１２年）辭官退休，時年已６６歲高齡，他在辭呈中說：“顧命重重，責任方殷，大義所關，已非得已，蓋聖上年輕，各種政事還未處理好，則不敢言退；藩臣倡亂，邊境未寧、則不敢言退，大奸未除，弊政未革，則不敢言退。”李東陽始終把國家利益放在首位。李東陽為官四十餘年，官居宰相，卻是兩袖清風，辭官家居時還靠詩文賣錢貼補家用。明正德十一年（１５１６年）李東陽與世長辭，終年七十歲，家貧無錢治喪，其門生故舊湊錢給他辦了喪事，足見一代政治家的高風亮節。
天下亦陰受其庇ｏ”正德三年（１５０９年）六月的一天，在禦道旁發現一卷歷數劉瑾罪狀的匿名卷，劉瑾怒不可遏，矯詔命百官跪在奉天門外，時值酷暑，當場曬死三人。日暮又將五晶以下官員三百余人投入監獄，李東陽急忙解救，上疏言道：“匿名文字出於一人之手，百官豈能知曉，不若先行釋放，再密加察訪ｏ”眾人才獲宥免。當時劉瑾亂政成法，立下“一人犯法，鄰里皆坐”的新法規，為報復陷害錦衣衛羅校，竟以他近京捕盜不力為罪名，將他的親屬、鄰居共三十余人，一併執送法司，李東陽上疏力言不可，才使無辜百姓免受誅連。劉瑾為了巧取豪奪，中飽私囊，並借機打擊他的政敵，凡百官有失職之錯者，一律罰米輸邊。初時兩三百擔，後增至一千五百擔，許多官員被害得傾家蕩產。李東陽婉言相勸，劉瑾才同意將“輸邊”改為就地交納，縱有被罰者，也免受了“輸邊”之苦。四川鎮守太監羅答，是劉瑾死黨，奏請撤銷巡撫，並人鎮守衙門便宜行事，武宗在劉瑾的慫恿下意欲准奏，李東陽力言直諫：“祖宗設官，自有深造，不能擅改”，武宗才未准奏，從而遏制了宦官勢力的擴張。劉健、謝遷、劉大夏、楊一清等一批忠臣，因反對劉瑾專權，招來殺身之禍，皆因李東陽多方保護救援，方得無事。李東陽還是著名的文學家，朝中大作多出其手，如《憲宗實錄》、《孝宗實錄》、《大明會典》、《歷代通鑒篡要》等均由他編修。李東陽常“以詩文引後進”，其門生遍佈朝野，常群聚他家，談詩論藝，當時詩壇一些有才華的詩人，環繞在他周圍，形成以他為領袖的詩歌流派，時稱“茶陵派”，一改過去“台閣體派”占統治地位的局面，開創了“真詩複生”的新局面，在中國詩壇流派中佔有重要地位。
明正德五年（１５１０年），駐寧夏一位藩王叫朱真錨的，以討伐奸宦劉瑾為名，舉兵反叛朝廷，李東陽乘機推薦前都禦史楊一清為總督，太監張永為監軍，率師前往平叛。張永原系“八虎”之一，深得武宗寵信，因與劉瑾在爭權奪利中產生了矛盾，楊一清利用這一矛盾說服了張永參與誅劉。平叛後，班師還朝，途中又風聞劉瑾將要謀反。張永將朱賓錨討伐劉瑾罪狀的檄文和劉瑾將要謀反的消息密奏武宗，武宗大驚，命令連夜逮捕劉瑾、馬永成、穀大用等人。
劉瑾等人伏誅後，朝野上下莫不稱快，時人議論這一事件時說：“以言誅劉瑾者，張永也，以計授張永者，楊一清也，救一清之死而使其在位者，東陽也。東陽在朝，大有功于國ｏ”楊一清也感慨地說：“賓翁補天捧日無跡”。此話的意思是：李東陽行事不啻補天捧日，而且做得毫無痕跡，體現了大政治家的風範。
李東陽於正德七年（１５１２年）辭官退休，時年已６６歲高齡，他在辭呈中說：“顧命重重，責任方殷，大義所關，已非得已，蓋聖上年輕，各種政事還未處理好，則不敢言退；藩臣倡亂，邊境未寧、則不敢言退，大奸未除，弊政未革，則不敢言退。”李東陽始終把國家利益放在首位。李東陽為官四十餘年，官居宰相，卻是兩袖清風，辭官家居時還靠詩文賣錢貼補家用。明正德十一年（１５１６年）李東陽與世長辭，終年七十歲，家貧無錢治喪，其門生故舊湊錢給他辦了喪事，足見一代政治家的高風亮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