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安年文黃安年的博客/2018年1月24日發佈
屈指一算， 今年已是我大學畢業一個甲子年了。 60年前大學畢業時正值向科學進軍、全民大躍進的時代， 在高校還是帶有時代印記的插紅旗、拔白旗的教材教學“革命”時期。
我大學畢業時被評為全校十名優秀畢業生之一。 和絕大多數畢業生一樣， 我填報畢業分配的志願寫上：第一邊疆、第一邊疆、第三邊疆， 組織服從分配。 到邊疆去、到農村去、到最艱苦的地方去， 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 是那個時代大學生們發出的時代最強音。 最後組織上宣佈我留系任教時， 我還哭了一鼻子，
留系後， 組織上分配我在世界現代史教研室任助教（時教研室的唯一教授是朱慶永先生）， 從此我就和世界現代史研究結下了不解之緣。 當時除了擔任主講教師王紹岳的輔導教師外， 還要參加新編世界現代史講稿的任務， 我被分配編寫東歐人民民主國家一章， 在舊教材裡沒有1945年後的當代世界部分， 當然也沒有這一章， 全新一章需要從翻譯蘇聯最新研究成果中吸取營養， 為此每天夜戰到深夜， 那時的身體能夠連續幾天熬夜到淩晨， 有時通宵不眠， 累了把腦袋浸泡在涼水一會兒就清醒過來。
那個時候還有社會工作要做， 我做的是團總支宣傳委員的工作， 還參與組建首都民兵師北京師範大學民兵團的工作（任團參謀長， 時團長為團委宣傳部長郭子玉， 政委為中文系黨總支副書記汪毓馥 ）， 參加1959年天安門遊行， 接受毛主席等中央領導人檢閱。 這些也花費了我的不少時間。
此外還接受了系裡的一項任務， 要通過社會調查（主要是大躍進、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中的哲學思考）研究編寫“歷史唯物主義”教材。 參加這項調查的有馬家駿、丁西林、莊建鑲、藤文藻（首都師範學院進修教師）等老師， 我們到河南新鄉七裡營人民公社， 河南遂平嵖岈山人民公社、河南登封三官廟人民學哲學等地， 進行了為期近一個月實地考察。
那個時候自己好像是個不知疲倦的人， 大幹、苦幹、拼命的幹。 那時的精神狀態確實有點忘我精神。 和現在人們的精神狀態相比， 確實感到人是需要一點精神的道理。 後來有了困難時期的親身體感， 才感到人在講求精神的主動能動性時， 需要有科學精神才對。
我的這些過來人體驗， 現在的年輕人恐怕不會遇到了。 除非又來個“大躍進”。 如今我們進入了一個新時代， 不管怎麼新， 務實和科學是千萬不能忘的。 人還是需要精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