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井伊直弼是個頗有爭議的歷史人物。
時代週報記者 程洋 發自廣州
旅日歷史文化學者神奈川是個80後。 國內博士畢業後，
1858年即日本安政5年， 時值日本幕府統治末期。 這一年， 當得知昔日情人井伊直弼身處險境時， 身為藝伎的村山多加將自己在衹園打探到的情報全盤托出， 一封寫滿倒幕派人士姓名的信箋， 從京都緩緩飄落在井伊直弼的案前。
更想寫“敗者”的故事
時代週報：在日本歷史上， 幕末時期錯綜複雜， 創作之前， 你都做了哪些準備工作？
神奈川：幕末是複雜的時代， 是新舊勢力死鬥、傑出人物輩出的時代， 因此我將第一部小說的時代背景定在這個時間段。 我個人認為：歷史小說不必百分之百遵循歷史， 但必須鋪陳出獨特的時代氛圍， 不然歷史小說就沒了存在價值。 落實在具體創作上， 大到人物的語言特徵、行動模式，
在創作前， 除了閱讀江戶時代衣食住行相關的史料， 我以東京和京都兩地為中心， 參觀了若干家博物館， 反復觀摩江戶晚期和幕末流傳下的文物；還採訪了博物館的生活史研究人員， 通過交談與書信印證自己的想法。 總之， 我以各類史料、文物為基礎， 再用文字來復原100多年前主人公們的生活。
時代週報：為什麼會選擇幕末時期當作歷史小說的背景？
神奈川：我國歷史讀物很愛斷言“歷史的必然”， 我個人認為歷史固然存在必然性， 但在特定時段、特定事件中， 偶然性往往發揮很大作用。 所謂時代大潮浩浩湯湯， 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這句話不能說全錯，
時代週報：歷史上的井伊直弼是一個頗有爭議的歷史人物， 你在寫他的過程中，
神奈川：在日本， 歷史小說是頗受歡迎的小說類別；在中國， 歷史小說也種類繁多， 但主人公往往是歷史上的勝利者， 他們或是開創偉業的帝王貴族， 或是立下汗馬功勞的良相強將。 我個人更偏愛“敗者”， 更想寫敗者的故事。
有人說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 敗者往往被遮蔽、被汙名化、被扭曲， 井伊直弼就是典型的一位。 他被稱作“井伊赤鬼”， 被視為保守勢力的總頭領、維新勢力的不共戴天之敵， 但是， 他曾經是活生生的人， 有自己的愛與恨， 有自己的追求和執著。 作為世代受恩的“德川譜代家臣”， 作為江戶幕府的領導者， 他對日本前途的關心比任何人都要多。 所以， 我想拋開臉譜化歷史敘述的影響， 從他的青少年時代開始挖掘，通過書信、文物等史料深度解讀他的思想變化，去還原一個不那麼剛毅勇敢，不那麼心狠手辣的幕府老大。
因為是第一次創作小說，技巧難免稚拙，也難有寫作的固定“套路”。如果要舉例，我覺得努力尋找人物性格的矛盾一面，以求更戲劇化的效果，也許算是我喜愛的套路吧。
幕末研究新史觀
時代週報：幕末是日本史上一段激烈的動盪期，多方政治力量相互角逐，新思想不斷衝擊日益腐化的幕府統治，並最終發生了聲勢浩大的“倒幕運動”。你是如何看待這段歷史的？
神奈川：即使在研究氛圍相對自由的日本，幕末史、明治維新史的“禁忌”也比其他時代更多些。中國人愛說“勝者為王，敗者為寇”，這句俗語很好地形容了這一現象。以薩摩、長州等為代表的維新志士奪取政權後，一整套歷史敘述很快被創造出來：江戶幕府是反動勢力的代表，企圖一手拖住時代的車輪；維新志士與他們殊死搏鬥，以鮮血換來明治維新的成功，從此日本的命運從黯淡走向光明。明治政府也有意識地推行一分為二、黑白分明的史觀：江戶代表野蠻落後，明治政府代表文明開化。這種史觀的影響非常巨大，連我國讀者熟知的作家司馬遼太郎等都是它的擁躉。
如今距明治維新成功已有150年，一些秘而不宣的史料逐漸解密，不少人驚訝地發現“維新史觀”的矛盾：簡單地把江戶幕府當成落後代表似有偏頗，不少官員也是積極的開國主義者；而不少提倡開國的政治家，在幕末竟是與洋人勢不兩立的攘夷派。所以，近年來日本湧現出一股“江戶潮流”，不光是研究者，連普通人也開始重新審視江戶時代，重新解讀幕末歷史，這是非常令人振奮的現象。
時代週報：在研究歷史的過程中，你持有怎樣的方法論和歷史觀？
神奈川：我更願意用一種開放的眼光來看幕末史，頭腦中不做任何預設。如果不設立場，在大量閱讀史料的基礎上，我們能看到不同人物演繹的歷史。先設立場，即使在讀到史料時也可能有意無意歪曲或裁剪，使它們與固有立場一致。杜贊奇先生認為，人們普遍採信的歷史知識和理論實際是被權力有意識地組織和設計出來的，在這樣的線性歷史背後，隱藏著被遮蔽的“他者”的歷史。如果對他者歷史進行梳理，則可以展現出另一種模樣的複綫歷史。雖然我只寫了一本歷史小說，但通過小說創作去呈現複綫歷史，用同情之理解、理解之同情去講述他者歷史，將會是我在未來創作時堅持的方向。
時代週報：通過講述村山多加和井伊直弼的故事，你想要傳達些什麼給讀者？
神奈川：我一直認為，時代變化或許滄海桑田，人性相對恒定，難有翻天覆地的變化。村山多加和井伊直弼生活的時代雖與我們相隔百餘年，但我們與他們依然可以相互理解。村山多加為了愛，寧願捨棄一切，這種奮不顧身的勇氣，現代女性理解起來沒有任何困難。井伊直弼在家族責任和愛人之間左右為難，最終忍痛放棄愛人，這種兩難的局面，相信很多男性也親身經歷過。“妖婦”“女諜”“赤鬼”“佞臣”，撕開這些粗暴的臉譜遮蔽，她與他原本是平凡的人，只是恰巧生在波譎雲詭的時代，恰好處在關鍵重要的位置，因此他們不得不做出抉擇，而這些抉擇也或多或少影響了歷史進程。我期待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能夠將自己代入他們，去仔細想一想，如果自己面臨那樣的局面，自己會怎麼做呢？
日本人的“低欲望”與“小幸福”
時代週報：你平時喜歡沉浸到故紙堆中發現歷史的趣味，具體來說，這是一種什麼體驗？
神奈川：和中國比起來，日本的歷史短暫許多，可是在對歷史遺跡、史料的保護上，常讓作為中國人的我常常汗顏。想像力固然重要，但若沒有堅實的史料做依附，想像力往往無所歸依。我曾去井伊直弼的故鄉彥根城探訪，對著城池的碧水凝視，想像百餘年前男女主人公曾在附近過著相濡以沫的生活。在井伊博物館裡，我親眼看到井伊直弼手制的花器，看到他親手寫的書籍和信件。這樣的感覺是憑空想像無法帶來的，也是單純閱讀文字資料無法提供的，它們帶給我巨大的衝擊，百餘年前的一幕幕好像在眼前重現。可以說，沒有親身體驗，就沒有《村山多加》這部小說。
時代週報：中國人對日本人的印象，大體還停留在《菊與刀》上。通過研究日本歷史，你認為日本人是什麼樣的？
神奈川：提到日本國民的國民性，很多人會第一時間想到《菊與刀》。當然，露絲·本尼迪克特的研究相當有獨創性，不過，在半個世紀後的現在，日本人的國民性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此很難一一詳述，只單說一些讓我印象深刻的點。
首先是敬業精神。日本人善於從平凡、甚至“低端”的工作裡發現價值，哪怕是清掃、洗盤子，他們都願意做到精益求精，並享有極大的精神滿足。但是，有時他們的敬業會發展到極端：如果任務沒能完成，很多日本人會無休止地自我責備，認為是自己努力不足。與日本人比較起來，很多中國人擅長推卸責任，失敗都是外因導致，自己只是受害者。因為風格差別太大，日本人與中國人合作、共事時，嚴重程度不一的文化衝突時有發生。
其次是知足。得益於大前研一的書，很多中國人知道日本已進入“低欲望社會”。確實，成長于平成時代的年輕人對生活的“低欲望”表現得相當明顯。沒好工作沒關係，沒房子沒關係，不結婚沒關係，沒戀人沒關係，沒錢買奢侈品沒關係……不過，雖然低欲望，他們卻很擅長從生活中發現“細微而確實的幸福”：工作中的一杯咖啡，回到家的一罐啤酒，他們都會覺得相當滿足。與他們相反，中國的年輕人常常處於焦慮狀態，在很多人看來，沒有學區房、沒有大把鈔票的人生都是失敗的。
時代週報：旅日多年，如果讓你用幾個元素勾畫你心目中的日本，你會選取哪些？為什麼？
神奈川：比方說富士山。連日本人都認為它是日本的標誌物，神聖莊嚴神秘，充滿力量。比方說櫻花。在日本人看來，春天不賞櫻，似乎白過了春天。幾乎沒有日本人不愛櫻花，普通人也許沒什麼哲學思考，就是單純覺得美麗可愛。比方說上班族。工作日清晨，車站擠滿了黑壓壓的上班族，西裝革履，提著公事包。日復一日如此，他們似乎從不會厭煩。人人穿得大同小異，他們不覺得有什麼不好，反而覺得安心。比如說味噌湯。也許有日本人不愛吃納豆，但味噌湯絕對是日本的國民食物。有些去國的日本人懷念故鄉，喝上一碗味噌湯，就依稀聞到了故鄉的味道。作為中國人，我常常會想：中國似乎沒有什麼人人都愛的國民食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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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他的青少年時代開始挖掘，通過書信、文物等史料深度解讀他的思想變化，去還原一個不那麼剛毅勇敢，不那麼心狠手辣的幕府老大。因為是第一次創作小說，技巧難免稚拙，也難有寫作的固定“套路”。如果要舉例，我覺得努力尋找人物性格的矛盾一面，以求更戲劇化的效果，也許算是我喜愛的套路吧。
幕末研究新史觀
時代週報：幕末是日本史上一段激烈的動盪期，多方政治力量相互角逐，新思想不斷衝擊日益腐化的幕府統治，並最終發生了聲勢浩大的“倒幕運動”。你是如何看待這段歷史的？
神奈川：即使在研究氛圍相對自由的日本，幕末史、明治維新史的“禁忌”也比其他時代更多些。中國人愛說“勝者為王，敗者為寇”，這句俗語很好地形容了這一現象。以薩摩、長州等為代表的維新志士奪取政權後，一整套歷史敘述很快被創造出來：江戶幕府是反動勢力的代表，企圖一手拖住時代的車輪；維新志士與他們殊死搏鬥，以鮮血換來明治維新的成功，從此日本的命運從黯淡走向光明。明治政府也有意識地推行一分為二、黑白分明的史觀：江戶代表野蠻落後，明治政府代表文明開化。這種史觀的影響非常巨大，連我國讀者熟知的作家司馬遼太郎等都是它的擁躉。
如今距明治維新成功已有150年，一些秘而不宣的史料逐漸解密，不少人驚訝地發現“維新史觀”的矛盾：簡單地把江戶幕府當成落後代表似有偏頗，不少官員也是積極的開國主義者；而不少提倡開國的政治家，在幕末竟是與洋人勢不兩立的攘夷派。所以，近年來日本湧現出一股“江戶潮流”，不光是研究者，連普通人也開始重新審視江戶時代，重新解讀幕末歷史，這是非常令人振奮的現象。
時代週報：在研究歷史的過程中，你持有怎樣的方法論和歷史觀？
神奈川：我更願意用一種開放的眼光來看幕末史，頭腦中不做任何預設。如果不設立場，在大量閱讀史料的基礎上，我們能看到不同人物演繹的歷史。先設立場，即使在讀到史料時也可能有意無意歪曲或裁剪，使它們與固有立場一致。杜贊奇先生認為，人們普遍採信的歷史知識和理論實際是被權力有意識地組織和設計出來的，在這樣的線性歷史背後，隱藏著被遮蔽的“他者”的歷史。如果對他者歷史進行梳理，則可以展現出另一種模樣的複綫歷史。雖然我只寫了一本歷史小說，但通過小說創作去呈現複綫歷史，用同情之理解、理解之同情去講述他者歷史，將會是我在未來創作時堅持的方向。
時代週報：通過講述村山多加和井伊直弼的故事，你想要傳達些什麼給讀者？
神奈川：我一直認為，時代變化或許滄海桑田，人性相對恒定，難有翻天覆地的變化。村山多加和井伊直弼生活的時代雖與我們相隔百餘年，但我們與他們依然可以相互理解。村山多加為了愛，寧願捨棄一切，這種奮不顧身的勇氣，現代女性理解起來沒有任何困難。井伊直弼在家族責任和愛人之間左右為難，最終忍痛放棄愛人，這種兩難的局面，相信很多男性也親身經歷過。“妖婦”“女諜”“赤鬼”“佞臣”，撕開這些粗暴的臉譜遮蔽，她與他原本是平凡的人，只是恰巧生在波譎雲詭的時代，恰好處在關鍵重要的位置，因此他們不得不做出抉擇，而這些抉擇也或多或少影響了歷史進程。我期待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能夠將自己代入他們，去仔細想一想，如果自己面臨那樣的局面，自己會怎麼做呢？
日本人的“低欲望”與“小幸福”
時代週報：你平時喜歡沉浸到故紙堆中發現歷史的趣味，具體來說，這是一種什麼體驗？
神奈川：和中國比起來，日本的歷史短暫許多，可是在對歷史遺跡、史料的保護上，常讓作為中國人的我常常汗顏。想像力固然重要，但若沒有堅實的史料做依附，想像力往往無所歸依。我曾去井伊直弼的故鄉彥根城探訪，對著城池的碧水凝視，想像百餘年前男女主人公曾在附近過著相濡以沫的生活。在井伊博物館裡，我親眼看到井伊直弼手制的花器，看到他親手寫的書籍和信件。這樣的感覺是憑空想像無法帶來的，也是單純閱讀文字資料無法提供的，它們帶給我巨大的衝擊，百餘年前的一幕幕好像在眼前重現。可以說，沒有親身體驗，就沒有《村山多加》這部小說。
時代週報：中國人對日本人的印象，大體還停留在《菊與刀》上。通過研究日本歷史，你認為日本人是什麼樣的？
神奈川：提到日本國民的國民性，很多人會第一時間想到《菊與刀》。當然，露絲·本尼迪克特的研究相當有獨創性，不過，在半個世紀後的現在，日本人的國民性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此很難一一詳述，只單說一些讓我印象深刻的點。
首先是敬業精神。日本人善於從平凡、甚至“低端”的工作裡發現價值，哪怕是清掃、洗盤子，他們都願意做到精益求精，並享有極大的精神滿足。但是，有時他們的敬業會發展到極端：如果任務沒能完成，很多日本人會無休止地自我責備，認為是自己努力不足。與日本人比較起來，很多中國人擅長推卸責任，失敗都是外因導致，自己只是受害者。因為風格差別太大，日本人與中國人合作、共事時，嚴重程度不一的文化衝突時有發生。
其次是知足。得益於大前研一的書，很多中國人知道日本已進入“低欲望社會”。確實，成長于平成時代的年輕人對生活的“低欲望”表現得相當明顯。沒好工作沒關係，沒房子沒關係，不結婚沒關係，沒戀人沒關係，沒錢買奢侈品沒關係……不過，雖然低欲望，他們卻很擅長從生活中發現“細微而確實的幸福”：工作中的一杯咖啡，回到家的一罐啤酒，他們都會覺得相當滿足。與他們相反，中國的年輕人常常處於焦慮狀態，在很多人看來，沒有學區房、沒有大把鈔票的人生都是失敗的。
時代週報：旅日多年，如果讓你用幾個元素勾畫你心目中的日本，你會選取哪些？為什麼？
神奈川：比方說富士山。連日本人都認為它是日本的標誌物，神聖莊嚴神秘，充滿力量。比方說櫻花。在日本人看來，春天不賞櫻，似乎白過了春天。幾乎沒有日本人不愛櫻花，普通人也許沒什麼哲學思考，就是單純覺得美麗可愛。比方說上班族。工作日清晨，車站擠滿了黑壓壓的上班族，西裝革履，提著公事包。日復一日如此，他們似乎從不會厭煩。人人穿得大同小異，他們不覺得有什麼不好，反而覺得安心。比如說味噌湯。也許有日本人不愛吃納豆，但味噌湯絕對是日本的國民食物。有些去國的日本人懷念故鄉，喝上一碗味噌湯，就依稀聞到了故鄉的味道。作為中國人，我常常會想：中國似乎沒有什麼人人都愛的國民食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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