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 上海， 在國民黨四處搜捕共產黨人的白色恐怖中。
1927年“四一二清黨”和“七一五分共”， 國民黨上層左派基本可以說是全身而退。
1926年初， 國民黨二大在廣州舉行， 中共大獲全勝。 在36名中執委中， 有共產黨員譚平山、李大釗等7人；在32名候補中執、監委中， 有共產黨員毛澤東、鄧穎超等7人。 但沒多久形勢急轉直下， 蔣介石利用“三二〇”事件， 在5月15日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提出《整理黨務案》， 逼使中共在國民黨內任部長者辭職， 並令共產黨員退出黃埔軍校及蔣氏嫡系第一軍。 為了掌握更多內部情況， 他還威脅周恩來交出所有在國民黨內發展的中共人員名單，
從政治上看來中共輸了一招， 但這卻是共產黨得以同國民黨分庭抗禮的標誌。 原本國民黨只是“容納共產分子”， 而現在， 已經視之如友党了。 正如王若飛所言， “由容共到聯共， 由黨內合作到黨外合作”， 這正是《整理黨務案》造成的直接結果。
1924年1月，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 確定了扶助農工， 國共合作的政策
中共也因此明白， 共產黨員在國民黨中央永遠不可能形成多數派， 更不能決定政策， 與其被人驅趕， 不如沉下心來， 穩紮穩打， 在組織系統中多下功夫， 在基層青年、工農群眾和普通國民黨員中更多地發展中共成員及同情者， 造成所謂“上層國民黨， 下層共產黨”的局面。
後來的國民黨政工人員也不得不承認， 當時黃埔軍校中的共產黨員， 有“爭事不爭權”“你不幹我幹”“不信任不休”等優點， “勞苦毀譽， 在所不計”， 而且“在作戰中特別賣力， 特別勇敢”。 如此的人格品格， 不但能夠感動上官， 更能成風化人， 帶動普通學員加入中共，
據中共六大的報告， “四一二”之前共產黨員近6萬人， 後以“清党”名義被殺2.6萬人。 那麼“清黨”總共殺了多少人呢？據不完全統計， 可能是4萬人。 那麼就是說， 還有1.4萬名非共產黨員被殺， 而其中絕大部分都是年輕的下層國民黨左派分子。 1928年4月， 國民黨《中央日報》刊登了一封讀者來信， 標題就觸目驚心：“在下層工作同志的傷心慘絕的呼聲”。 信中說道：“本黨不幸， 為實際情況所迫而有清黨運動之發生， 致予貪污豪劣及投機腐化分子以乘機崛起向革命勢力反攻機會， 凡屬忠實同志， 受其誣陷摧殘， 幾至與共產黨同歸於盡。 ”信中還說，
類似的來信和報導， 在1928—1929年間的國民黨《中央日報》上屢見刊登， 使得讀者相信， 這場大清洗中受傷害最大反而是下層的國民黨左派。 因為對於許多基礎黨員， “清党”執行者根本分不清哪個已經秘密加入共產黨， 因此只能通過他們的年齡、談吐、服裝來判斷， 甚至讓所有青年黨員通過打群架自動站隊， 一方如果是“忠貞”國民黨， 那另一方肯定是共產黨——如此兒戲的鑒定方法竟然同時被張國燾和陳立夫的回憶錄所記載， 可見國民黨當時誠然已黔驢技窮， 想不出更穩妥的辦法了。 當然，用這種辦法，怕是錯殺的國民黨左派遠比真正的共產黨員要多。
1927年冬，鄧演達（中）與王人達（左）、鮑羅廷在蘇聯
“清黨”雖然使得中共高層受到一定打擊，但由於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發展成員的名單不為外人所知，因此，一些明確的共產黨人倒下了，而許許多多所謂的“跨党分子”卻潛伏了下來，靜靜地等待新的革命高潮的來臨。就拿基層組織來說，由於中共嚴密的組織特徵和頑強的戰鬥精神，到1927年後的好幾年，莆田、濮陽、內黃、蠡縣等國民黨縣黨部還是掌握在共產黨員手裡。江蘇啟東的國民黨縣黨部甚至被中共控制到抗戰前後。
孫中山聯俄聯共的目的就是想師法俄共的組織制度，以造成鐵一般的組織系統，如臂使指，心手合一，根植群眾，腳踏實地。蔣介石雖然更強調“主義”對軍政格局形成的催化作用，但也必須以意識形態貫穿組織，以政治組織支援軍事。“清黨”非但極大地傷害了國民黨的“主義”——尤其是讓土豪劣紳重新粉墨登場，即否定了“扶助農工的民生主義”，“清黨”更加使得國民黨借用中共列寧主義模式辛苦搭建的組織系統一夕崩潰。如此蔣介石只能以政治信念支援軍事，以軍事系統帶動黨政。然而，自國民黨一大以來，布爾什維克的“黨權高於一切”的意識形態又已經成為最高宗旨，既如此，“軍權”和“黨權”之爭反復糾纏，不可開交，成為長達十年的政治亂源，而中國也就慢慢進入了以軍權統治為主體的蔣介石時代。
當然，用這種辦法，怕是錯殺的國民黨左派遠比真正的共產黨員要多。
1927年冬，鄧演達（中）與王人達（左）、鮑羅廷在蘇聯
“清黨”雖然使得中共高層受到一定打擊，但由於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發展成員的名單不為外人所知，因此，一些明確的共產黨人倒下了，而許許多多所謂的“跨党分子”卻潛伏了下來，靜靜地等待新的革命高潮的來臨。就拿基層組織來說，由於中共嚴密的組織特徵和頑強的戰鬥精神，到1927年後的好幾年，莆田、濮陽、內黃、蠡縣等國民黨縣黨部還是掌握在共產黨員手裡。江蘇啟東的國民黨縣黨部甚至被中共控制到抗戰前後。
孫中山聯俄聯共的目的就是想師法俄共的組織制度，以造成鐵一般的組織系統，如臂使指，心手合一，根植群眾，腳踏實地。蔣介石雖然更強調“主義”對軍政格局形成的催化作用，但也必須以意識形態貫穿組織，以政治組織支援軍事。“清黨”非但極大地傷害了國民黨的“主義”——尤其是讓土豪劣紳重新粉墨登場，即否定了“扶助農工的民生主義”，“清黨”更加使得國民黨借用中共列寧主義模式辛苦搭建的組織系統一夕崩潰。如此蔣介石只能以政治信念支援軍事，以軍事系統帶動黨政。然而，自國民黨一大以來，布爾什維克的“黨權高於一切”的意識形態又已經成為最高宗旨，既如此，“軍權”和“黨權”之爭反復糾纏，不可開交，成為長達十年的政治亂源，而中國也就慢慢進入了以軍權統治為主體的蔣介石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