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道尊嚴”比“吾愛吾師， 吾更愛真理”的境界， 差得太遠。 “吾愛吾師， 吾更愛真理”這樣的話， 只有理性發育成熟西方人才能說出來， 因為他們能夠把“師”和“真理”區分開來， 而漢人不能。 漢人只會說：“畏天命， 畏大人， 畏聖人之言”。 因為鄧析子和少正卯因言被殺使得人們不得不“畏”。
“吾愛吾師， 吾更愛真理。 ”這是亞里斯多德的一句名言， 在中國也被反復引用。 這句話的含義：感情不等於真理， 師尊不能取代批判。 這比批判外人和批判自我（即反省）需要更大的勇氣， 因為需要面對來自各方面的重壓， 以及來自內心感情上的責難。
不必討論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到底誰的見解更正確， 應該注意的是亞里斯多德對於別人責難他對老師的批判時， 他的回答之坦然而自信。 他殘酷地假定老師的教導和真理不吻合， 並且坦承此時作為學生應該採取的態度。 柏拉圖面對離經叛道的弟子亞里斯多德卻毫不介意。
在東方， 則不然。 繼承是頂禮膜拜、粉飾和抄襲。 於是， 以上在古希臘被完全寬容和鼓勵的行為， 在東方毫無例外都會被視為違逆綱常犯上作亂， 甚至導致行為者被逐出山門。 批判遙遠的他人， 在東方可以被容忍， 但是要針對尊長， 批判自己的小圈子， 那可就不行， 師道尊嚴神聖不可侵犯，
批判， 對於古希臘人來說習以為常。 阿裡斯托芬（Aristophanes， 西元前446－386）在《呂西斯忒拉忒》中描述了雅典和斯巴達的婦女厭惡雅典和斯巴達之間的戰爭， 她們約定如果不結束戰爭就不和她們當兵的丈夫過性生活。 劇情詼諧幽默， 令人捧腹， 在笑聲中對政府的政策提出了尖銳的批判。 雅典政府對此絕不干涉， 須知當時雅典正處在和斯巴達的嚴酷戰爭中， 這樣的氣度，
在繼承了古希臘傳統的西方， 批判是極其正常的事情。 自然科學的發展離不開批判， 社會科學也不例外。 美國人把“吾愛吾師， 吾更愛真理”引申為“吾愛憲法， 吾更愛人權。 ”
有美國人說：憲法至上， 言論自由應在憲法許可範圍內， 也就是不能批評憲法。 這些人以為， 不管是什麼東西， 只要寫進了憲法， 就批評不得， 一批評就是違憲， 就該遭禁。 這實在是荒謬。 違背了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規定：“國會不得制定關於下列事項的法律：確立國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剝奪言論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和向政府請願伸冤的權利。 ”也就是說美國人有批評憲法的權利， 而且美國人還有焚燒國旗的權利。
在任何自由民主國家， “憲法至上”並不意味著憲法是神， 憲法是不可以批評的。 “憲法至上”指在法律層面， 憲法統帥眾法律， 可以以違憲的理由否定其他法律；“憲法可以反對”， 意指人們的言論可以不贊同或者批評憲法。 “憲法不可違犯”， 意指人們的行為要遵循憲法。
有人會爭辯道：憲法是全國人民公認的， 怎麼能批評反對呢？這種指責是錯的。 “全民都贊同”， 是指沒有任何人批評反對。 如果有一個人提出了反對意見， 就表明沒有得到全體人民的贊同。 事實上， 憲法不可能、也沒有必要被每一個公民所贊同。 人們對憲法提出各種意見， 包括反對的意見， 這正是民主憲法的天然屬性。
因為：沒有言論自由就沒有真正的憲法。
在西方， 批判是平等的， 批判者從不殺氣騰騰， 被批判者也心平氣和。 但是到了東方就不行了。 被批判者總覺得批判者別有用心， 於是被批評者一旦可能便非置批判者於死地不可。批判變成了利益和權力鬥爭的工具，成了置人於死地的手段，接受批判成了對於罪名的默認；於是“自我批判”（即“自省”）成了苟延殘喘的伎倆，成了尋求寬恕的乞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