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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客坐高堂， 聽僕歌太行。
六歲從先公， 騎馬出晉陽。
遙循厚士足， 忽上天中央。
但聞風雷聲，
狐兔繞馬蹄， 虎豹嗥樹旁。
衡跨十數州， 四面殊封疆。
童心多驚壯， 慄氣已飛揚。
自來江南郡， 佳麗稱吾鄉。
邈哉雄豪觀， 寤寐不可忘。
人生非太行， 耳目空茫茫！
以上一首詩是祝允明的《太行歌》。 太行山綿延于山西、河北、河南三省交界處， 範圍廣大， 山勢雄峻， 是以艱險著稱的一座名山。 《屍子》說：“龍門， 魚之難也；太行， 牛之難也。 ”曹操《苦寒行》一開頭就驚呼：“北上太行山， 艱哉何巍巍！”相比之下， 江南卻是沃野千里， 山媚水軟， 遍地花樹， 可稱人間溫柔鄉。 明代中葉的蘇州， 更是全國最為富庶的城市， 青樓朱閣， 光彩耀目， 絲竹歌舞， 終日不絕。 從環境的舒適宜人而論， 兩者不啻天壤之別， 難以相提並論。
祝允明的祖父祝顥做過山西布政使司參政，
先從詩本身說起。 這詩語言淺易， 好像寫得很隨便， 其實頗為講究。 前四句交代清楚， 然後以十句集中描敘太行山， 作為全篇的主體部分。 “遙循厚士足， 忽上天中央”， 說從山腳登上極頂， 注重于山之高；“但聞風雷聲， 不見日月光”， 注重於山中氣候的惡劣；“狐兔繞馬蹄， 虎豹嗥樹旁”， 注重于深山中荒涼恐怖的氣氛；“衡（橫）跨十數州， 四面殊封疆”， 注重於山域的廣大。 然後， 歸結到“童心多驚壯， 慄氣已飛揚”——這樣的景觀，
從表面上看， 前十四句並無隻字稱讚太行山。 轉入“自來江南郡， 佳麗稱吾鄉”， 前後形成對照。 江南既稱“佳麗”， 又是“吾鄉”， 從常情來說， 當然應該為歸來慶倖。 然而出人意料， 詩的下兩句， 卻是對太行山寤寐難忘的思念。 這一不合常情的轉折， 必須有一個合理的解釋， 於是有末兩句的收結：“人生非太行， 耳目空茫茫！”這才是全詩的主旨所在：如太行之行那樣充滿艱險困厄、不測風雲的人生， 才是有意義的人生， 平庸安樂的境遇，
從詩歌的傳統習慣來說， 如果強調高山的險峻艱危， 則詩人所表達的情緒以畏懼退卻居多。 曹操《苦寒行》作於漢獻帝建安十一年（206）出征高幹時， 作為三軍主帥， 一代豪傑， 本不會有面對太行山而畏怯的心理， 但詩中卻一再說：“我心何怫鬱， 思欲一東歸”， “悲彼東山詩， 悠悠使我哀。 ”李白的名篇《蜀道難》， 多奇幻之思， 驚詭之句， 但也是一再感歎：“蜀道之難， 難於上青天！”“嗟爾遠道之人， 胡為乎來哉！”“錦城雖雲樂， 不如早還家。 ”像祝允明那樣， 既有意寫山勢的險惡， 又特別表示對此險惡雄豪之境界日夜難忘的詩， 屬於例外， 是什麼因素引起這種變化呢？
在詩人筆下， 險惡的山嶺從來不僅是自然的存在， 而常常是壓迫人生的外在力量的象徵。 李白《行路難》也寫到太行山：“欲渡黃河冰塞川， 將登太行雪滿山。 ”表達了難以找到出路的悲哀。 《苦寒行》、《蜀道難》多少也有這樣的意味。 確實， 人總是難以與命運相抗， 發出這樣的哀歎原是自然的感情流露。
但在明代出現了新的情況， 那就是一部分文人對自我的重視、期待要遠超過前人。 不管實際地位和成就如何， 在人生哲學中， 他們絕不承認有任何高於自我的存在。 祝允明的狂傲自負更是人所皆知。 他的《大遊賦》序劈頭一句， 就是“宇宙之道， 於我而止矣！”這是把“我”視為所面對的世界的主宰者。
狂者進取， 個性自然向外拓張。 儘管在現實世界裡，他們仍然可能被外在力量所壓倒，但在精神世界裡，以及反映自我精神的文學世界內，他們是不肯向任何力量退卻的。這跟前人有很大區別。明人的這種性格，在清代常被批評為輕狂浮躁，但這恰恰表明清代文人進取精神的消退。
再回到《太行歌》。從美學的意義上說，西洋人把各種景觀分成兩大類：粗獷、雄壯、巨大的一類，稱為“崇高”；秀麗、小巧、細潔的一類，稱為“美”。祝允明將太行山的雄峻可怖與江南風光的佳麗可人相對比，很接近西洋人關於“崇高”與“美”的區分。他是取“崇高”而捨棄“美”的。這是詩人個性擴張、衝動，追求刺激而不甘於平靜的表現。
從象徵的意義上說，他是一個渴求有所作為的人，在環境不允許的情況下，此種渴求更其強烈。雖說祝家世代官宦，他的生活絕不會太差，但由於仕途困頓，又無其他可以發揮的餘地，便覺得內在的創造力受到壓抑，而更為厭惡平庸的生活。因而，回想幼年穿越太行山的經歷，儘管驚慄恐怖，卻令人興奮激動，便以此為象徵，表現內心中對壯麗人生的嚮往。
其實，對現代人來說，這種情緒是容易理解的。許多環境安逸、生活富足的人，偏偏喜歡冒生命危險去攀登杳無人煙的山峰，不正是為了克服人生的平庸嗎？開首引《屍子》：“龍門，魚之難也。”但躍過龍門，魚即化龍，這傳說的真正意味，恐怕也正在於此。
文：詩會編輯整理自駱玉明《縱放悲歌》。
圖：來源網路。內容僅供參考。轉載請聯繫授權。
儘管在現實世界裡，他們仍然可能被外在力量所壓倒，但在精神世界裡，以及反映自我精神的文學世界內，他們是不肯向任何力量退卻的。這跟前人有很大區別。明人的這種性格，在清代常被批評為輕狂浮躁，但這恰恰表明清代文人進取精神的消退。再回到《太行歌》。從美學的意義上說，西洋人把各種景觀分成兩大類：粗獷、雄壯、巨大的一類，稱為“崇高”；秀麗、小巧、細潔的一類，稱為“美”。祝允明將太行山的雄峻可怖與江南風光的佳麗可人相對比，很接近西洋人關於“崇高”與“美”的區分。他是取“崇高”而捨棄“美”的。這是詩人個性擴張、衝動，追求刺激而不甘於平靜的表現。
從象徵的意義上說，他是一個渴求有所作為的人，在環境不允許的情況下，此種渴求更其強烈。雖說祝家世代官宦，他的生活絕不會太差，但由於仕途困頓，又無其他可以發揮的餘地，便覺得內在的創造力受到壓抑，而更為厭惡平庸的生活。因而，回想幼年穿越太行山的經歷，儘管驚慄恐怖，卻令人興奮激動，便以此為象徵，表現內心中對壯麗人生的嚮往。
其實，對現代人來說，這種情緒是容易理解的。許多環境安逸、生活富足的人，偏偏喜歡冒生命危險去攀登杳無人煙的山峰，不正是為了克服人生的平庸嗎？開首引《屍子》：“龍門，魚之難也。”但躍過龍門，魚即化龍，這傳說的真正意味，恐怕也正在於此。
文：詩會編輯整理自駱玉明《縱放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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