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景公如何考核地方官？

安立志

義大利歷史學家貝內德托·克羅齊有一句名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單單引用一句名言太簡單，有點“語錄病”的嫌疑，我們不妨給出一個段落背景，看看他的上下文：“在一切歷史判斷的深層存在的實際需求，賦予一切歷史‘當代史’的性質，因為從年代學上看，不管進入歷史的事實多麼悠遠，實際上它總是涉及現今需求和形勢的歷史，那些事實在當前形勢下不斷震顫。 ”（《作為思想和行動的歷史》，商務印書館， 2012年，頁6-7）

本文提到的齊景公，其所涉及的“歷史事實”自然是十分“悠遠”的。

那麼，研究齊景公如何考核地方官這樣的課題是否必要，要作出這樣的“歷史判斷”，是否也取決於當今的我們所具有的“深層存在的實際需求”呢？春秋時期，在地方幹部的配備上，沒有現代的選舉、招聘機制，甚至連科舉制度還沒建立，只能依靠上級對下級的任命來產生。晏子不知怎麼就被派到東阿（今山東聊城有東阿縣）當了三年地方官。那時的東阿，可能只是一個“邑”，並沒有縣、市、區這樣的區劃名稱（200多年後秦始皇才實行郡縣制），晏子也不是縣、市、區長，當然更不是縣、市、區委書記，因此只能模糊稱之——一介地方官而已。

晏嬰在東阿任職一事，《晏子春秋》中有兩個版本，分別見於第五卷“內篇雜上”之四“晏子再治阿，而見信景公，

任以國政”（《晏子春秋集釋》，中華書局， 1982年，頁303。以下同書引文只注頁碼）和第七卷“外篇”之二十“晏子再治東阿，上計景公迎賀，晏子辭”（頁478）。地方官既然是國君任命的，當然只向國君負責；地方官政績如何，當然也由國君來考核，這其間自然不排除或真或假地聽取一點“民意”。

景公派晏嬰治理東阿，僅止三年，群眾反映強烈， “毀聞于國”。景公不悅，隨即召回晏子，就地免職。晏子報告說：“我知道我錯在哪裡了，請讓我再到東阿治理一次，三年之後，一定挽回聲譽。 ”景公不忍，答應了他的要求。三年之後，東阿果然“譽聞于國”。景公非常高興，召回晏子，予以獎勵，並詢問他何以前後兩次施政竟有如此明顯的反差，晏子回答說：“前次治理東阿，我在那裡開闢交通，

修築道路，強化地方行政，加強基層建設，得罪了當地的刁民；提倡勤儉孝悌，處罰偷盜怠惰，又得罪了當地的懶漢；秉公執法，法不阿貴，則得罪了那裡的豪強。對於身邊人員的要求，堅持原則，合法者答應，非法者拒絕，又得罪了近侍；對於當地的顯貴，我堅持以禮行政，不逾分際，也得罪了顯貴。如此以來，刁民、懶漢、豪強這“三邪”在外面敗壞我的名聲；近侍、顯貴這“二讒”又在內部敗壞我的名聲。不出三年，我就惡名昭彰，讓國君您都知道了。

這次治理東阿，我換了一個思路，對於以往的做法做了謹慎地調整。不再修築道路，放緩基層建設，當地的刁民高興；不再獎勤罰懶，不搞勤儉孝悌，當地的懶漢高興；靈活執法，遷就強梁，

當地的豪強高興；左右近侍，凡有所求，一律答應，身邊的近侍高興；侍奉顯貴，潛越禮儀，不予計較，當地的顯貴高興。這樣以來，刁民、懶漢、豪強這“三邪”對我稱譽於外，近侍、顯貴這“二讒”對我讚頌於內，美譽很快就聞于國君了。

晏子的彙報，其實體現了一個地方官極其鮮明、極其強烈的施政對比，他指出，在治理東阿問題上，前期差點受到治罪受罰的，恰恰是應當受到獎賞褒揚的；今天受到獎賞褒揚的，恰恰是應當治罪受罰的。正因如此，他向景公婉拒說，我不敢接受這種獎賞。景公的態度如何呢？“景公知晏子賢，乃任以國政，三年，而齊大興。 ”（《晏子春秋集釋》，頁304）景公得知晏子之賢能，從地方調到中央，輔佐其治理國政，三年，齊國得到振興。

這說明，景公並不十分昏庸。

《晏子春秋》第七卷“外篇”之二十，內容略有不同，在治理東阿問題上，無論經驗與教訓、正面與反面，都是從民生、法治、吏制三個方面進行闡述的。最後的結局也很不同。晏子在彙報完前後兩個階段治理東阿的對比後，向景公表示， “臣愚不能複治東阿，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 ”於是，拜別國君，轉身要走。景公見狀，趕快挽留，並向晏子表示說， “子強複治東阿，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複與焉。 ”（頁478）意思是說，就按照你的思路治理東阿吧，我不再干預了。這意味著，一個時期內，晏子仍是地方官。

在這裡，我們至少可以思考三個方面的問題。

作為齊景公這個級別的領導人，其治國施政的基本要求、基本標準是什麼？是一個體現公平正義的標準，還是一個滿足虛榮浮華的標準？這不僅取決於“頂層設計”，更體現在地方官的考核。比如當代一些地方官員，片面強調增長GDP,無視制度正義、分配公平、環境保護、社會文明，甚至侵犯人民群眾的根本權利和利益。這樣的人不僅受不到任何懲處，反而得到提拔和重用。這較之晏子後一階段有些“矯枉過正”的“對比試驗”，豈非異曲同工？！

如何把握民意？齊景公對晏子的評價與處理，並非獨斷專行，表面看起來更像順應民意。然而，並非任何“群眾意見”都可稱為“民意”。晏子遭遇的“三邪”、“二讒”的意見，只代表和反映了不同社會群體與利益集團的意見，並不等於真正的民意。在改革開放過程中，一些地方官施政時，甚至打著“聽證會”的旗號，遷就和傾向不同社會群體與利益集團，無視廣大人民的真正民意，此類現象屢見不鮮。“有司”出臺舉措，制訂政策，當然要考慮民意。然而，在公共權力部門化、部門權力利益化、部門利益法律化的情況下，一些法規、政策本身就是利益集團意志的體現。如此以來，這樣的法規與決策甚至不如兩千多年前晏子的決策。

既然景公感知的並非真正的民意，那麼，如何考察與測定民意呢？民意調查在當代民主政體之下司空見慣，已經形成一種相對科學、相對準確、相對公平的資料統計科學。他們不僅可以對公共政策進行“民調”，也可以對政治領導人進行“民調”。這樣的“民調”，通過科學的樣本選擇與資料計算，最大限度地避開了某些利益集團與相關群體的影響與干擾。相對科學、公正、準確的“民調”，不僅可以校正與監督公共決策的偏差與失誤，也可以提醒與制衡政治領導人的政治行為。而這樣的“民調”與齊景公所得到的“毀聞于國”或“譽聞于國”的所謂民意，是根本不同的。然而，這樣的“民調”，對於我們這樣一個“等級授職制”（馬克思《法蘭西內戰》）的制度體系來說，對於我們多數的地方官來說，那是十分可怕的。

晏子任職東阿的“那些事實”，由以上的分析與思考可以感知，它們的確“在當前形勢下不斷震顫”，這也從一個側面佐證了克羅齊“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道理。

還是一個滿足虛榮浮華的標準？這不僅取決於“頂層設計”，更體現在地方官的考核。比如當代一些地方官員，片面強調增長GDP,無視制度正義、分配公平、環境保護、社會文明，甚至侵犯人民群眾的根本權利和利益。這樣的人不僅受不到任何懲處，反而得到提拔和重用。這較之晏子後一階段有些“矯枉過正”的“對比試驗”，豈非異曲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