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國有個不太壞的奸臣

安立志

春秋時的齊國，還沒有忠臣、奸臣的說法，晏子將這類品行的人通稱為“佞人讒夫”。在《晏子春秋》中， “出鏡率”最高的反面人物是梁丘據，他是晏子的同僚、齊國大夫，也是歷史上有名的佞臣或奸臣。

隨便翻書時發現，唐代的柳宗元居然寫過一篇《梁丘據贊》（《柳宗元集》，中華書局， 1979年，頁523）。在人們的觀念裡，梁丘據這種以溜鬚拍馬為能事的奸臣，向為人們所不齒。作為中唐改革名臣、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為何要點贊這樣一個奴顏媚骨的奸臣？這要從柳宗元境遇與經歷來說起。

他作為一個立身正直，才幹卓越的士大夫，因為參與永貞革新，被貶職遠放，此時任永州（今湖南永州市）司馬。大概有感于朝政為宦官、佞臣所把持，這篇贊文其實極具諷刺意義。

在人們的觀念裡，奸臣的本質都是自私而邪惡的，但奸臣的表現並不完全相同，他們或張揚，或陰險，或狂傲，或低調，或外露，或內隱，但其本質無一不是通過非法管道或超級捷徑獲得地位、權力、榮譽、金錢等等（至於“拍馬者為了騎馬”，更是志在篡權奪位的野心家了）。其基本表現，無非是唯唯諾諾、獻媚邀寵、嫉賢妒能，拉幫結夥、告密中傷等等。這些印象往往來自古典小說、戲劇、影視，誰說宣傳、文藝沒有效果？

唯唯諾諾，亦步亦趨，是所有奸臣的最高準則，

這類人永遠不會獨立思考，絕對沒有不同意見，一切唯上司馬首是瞻，一切以領導眼珠是轉，接受指示永遠“嗻嗻嗻”，聽取講話永遠“是是是”，被動如提線木偶，主動似鸚鵡學舌。此為其一。獻媚邀寵，溜鬚拍馬，這是所有奸臣行為的優先選項。這類人利用所有權勢者崇尚虛榮、喜好奉承的心理特徵，迎風承旨，曲意逢迎，趨炎附勢，投其所好，不惜浮誇，不怕肉麻，形容詞要用最高級，表忠心更是絕對化，甚至出賣人格，吮癰舔痔，騙取上峰的眷顧與寵信，以躋身上峰的小圈子。此為其二。嫉賢妒能，是所有奸臣的共同心理，這些人不具備相應的德行與才能，一門心思向上爬，嫉賢妒能是必須的。在這些人眼裡，人品、才能比他更高的同僚、同事或同年，

是實現其私欲的絆腳石與眼中釘，傾軋同僚，誣陷同事，無中生有，落井下石，無所不用其極，必須除之而後快。此為其三。告密中傷，是所有奸臣的主要方式。這些人如同陰窟裡的鬼蜮，夜暗中的幽靈，其心地見不得天日，其行徑見不得陽光，策劃于密室，潛身在暗處，鬼鬼祟祟，嘀嘀咕咕。告密是較為正式的說法，通俗點說就是告黑狀、打小報告、寫匿名信，如此等等。此為其四。結黨營私，是奸臣們的組織形式，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拉幫結夥，搞小團體、小宗派，秦檜也有三個好朋友，什麼“同鄉幫”、“同學幫”、“系統幫”，臭味相投，沆瀣一氣，提拔評獎時，團夥中人相互拉抬吹捧；排斥異己時，團夥中人槍口一致對外。此為其五。

梁丘據的行徑如何呢？從《晏子春秋》所記載的劣跡來看，

他的特點似乎是時時處處與齊景公保持一致：景公夜聽新樂，他陪著笑（《晏子春秋集釋》，中華書局， 1982年，頁23。以下同書引文只注頁碼）；景公牛山感慨，他陪著哭（頁63）。景公陶醉于華宮美服以示人，他起哄捧場（頁135）；景公久病欲殺太史以祭天，他煽動慫恿（頁42）。南宋文人劉克莊曾有詩歎之：“國漸移田氏，人誰悟景公。牛山兩行淚，據與寡人同。 ”（《全宋詩》第57冊，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 1998年，頁36342）詩不長，一把抓住“同”字塞進詩眼裡。如此看來，梁丘據這個奸臣並未達到秦檜、嚴嵩之流怙惡不悛的邪惡水準，他的主要表現是始終保持與景公同言同語、同步同調，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齊景公認為只有梁丘據才與他構成和諧狀態（雖然晏子認為那只是同而不是和），

畢竟認可了梁某始終與其看齊、與其一致的政治堅定性。正因如此，梁某去世後，景公才提議予其厚葬的非常待遇，理由是梁丘據“忠且愛我”，因此應“豐厚其葬，高大其壟”（頁160）。那麼，梁丘據對景公的“忠”和“愛”體現在何處呢？“吾有喜於玩好，有司未能我具也，則據以其所有共我，是以知其忠也；每有風雨，暮夜求必存，吾是以知其愛也。 ”（同上）晏子對此並不苟同，他指出，臣子為獲得國君的寵愛而獨專其君，這恰恰是不忠。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全國的財富都歸國君所有，只有梁某用私財向國君效忠，效忠國君者為何如此之少？“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全國民眾都是國君的臣下，只有梁某愛護國君，愛護國君者何以如此之少？如此來看，正是梁某蒙蔽了國君，堵塞了群臣，豈非過分！景公似乎恍然大悟，立刻改變其決定，“罷為陵之役，廢厚葬之令”，而且要求“有司據法而責，群臣陳過而諫”（頁161），進一步改進政府工作。

其實，就常理而言，梁丘據與晏子同處一朝，可謂悲劇。一能臣，一佞臣，如何相處？然而，梁某對晏子並未詆毀誣陷、造謠中傷，雖然他對晏子在三代國君手下應付裕如感到不解（頁290），但對晏子還是敬服的，甚至說出“吾至死不及夫子矣”（頁425）的謙詞。晏子從政清廉儉樸，梁某傳達景公指示，為晏子修造官邸、封賞土地、配備車馬、補助經費、贈送華服等事宜，這些都是按領導要求辦事。但有一次確是梁某主動的。梁某發現晏子飲食粗簡，極少肉食，當即報告景公。次日景公即決定將都昌（今山東昌邑）封給晏子。雖然晏子最終婉拒（《晏子春秋今注今譯》，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頁294），此事說明梁某並未將晏子視為“假想敵”。

柳宗元在《梁丘據贊》中稱，“齊景有嬖，曰梁丘子，同君不爭，古號媚士。君悲亦悲，君喜亦喜。”“梁丘之媚，順心狎耳。”（《柳宗元集》，頁524）子厚果然文章大家，寥寥數語，點出了梁丘據在景公手下唯唯諾諾，亦步亦趨，保持一致，一味看齊的佞臣嘴臉。那麼，梁某的這類德行有多少讚賞的價值與必要呢？

子厚首先為梁某定性，“不撓厥政，不嫉反己”，這樣的政治品格，雖非大善，亦非大惡。因此他認為，“晏子躬相，梁丘不毀。恣其為政，政實允理。”不詆毀晏嬰，不擾亂朝政，雖然是低標準，畢竟值得肯定。如果說這只是抽象評價的話，那麼，子厚在下面則提供了具體事實，“時睹晏子食，寡肉缺味。憂其不飽，告君使賜。”這就是上面提到的梁丘據主動關心晏子飲食營養一事。此文的悲憤主題在於，梁某固非道德楷模。然而，如此行徑，在其後世，也找不到傳人了（“後之嬖君，罕或師是”）。後世的媚士或奸臣，早已不止於“君悲亦悲，君喜亦喜”的保持一致了，而是更為惡劣的“導君以諛，聞正則忌。讒賢協惡，民蠹國圮。”後來的奸臣，已經集奸臣的全部邪惡本質之大成了。他諷刺道：豈止今天的君子不如當年的君子，就是今天小人也不像古代的小人了（“嗚呼！豈惟賢不逮古，嬖亦莫類”）。梁某尚有如此這般可取之處，何況晏子這位名貫古今的政治家呢（“梁丘可思，又況晏氏”）？王右軍在《蘭亭集序》有雲：“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想康生、張春橋之類奸臣，後來者在諂媚之肉麻、舉止之噁心、行徑的拙劣、用心之露骨方面，較之康、張之心機、之文采乃至其信仰，早已是等而下之，完全不可同日而語了。

《梁丘據贊》前有“韓曰”：“梁丘據不毀晏子之賢，是誠可取。公（柳宗元）之竄逐遠方，左右近臣無一人為之地者，其曰激贊梁丘，誠有以哉！”子厚先生在文中激賞梁某這種不無可議的人物，顯然是在抒發其內心的激憤與憂慮（“激贊梁丘，心焉孔瘁”）。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章士釗重述子厚的話說：“豈惟賢不逮古，嬖亦莫類。子厚此贊，可謂沉痛之至。”（《柳文指要》，文匯出版社，2000年，頁469）

愛護國君者何以如此之少？如此來看，正是梁某蒙蔽了國君，堵塞了群臣，豈非過分！景公似乎恍然大悟，立刻改變其決定，“罷為陵之役，廢厚葬之令”，而且要求“有司據法而責，群臣陳過而諫”（頁161），進一步改進政府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