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4月24日（復活節的後一日）， 在愛爾蘭共和兄弟會的策劃下， 兩支主張愛爾蘭獨立的武裝力量——傾向於愛爾蘭民族主義、共和主義的愛爾蘭志願軍和傾向於社會主義的愛爾蘭公民軍合流， 發動起義。
1250名起義者攻佔了都柏林市內的郵政總局大樓、市政廳、報社大樓等關鍵據點， 並在聖斯蒂芬草地、火車站以及城區與市郊交界處的弧形地帶等處構築陣地。 起義的領導人之一、志願軍領袖派翠克·亨利·皮爾斯（Patrick Henry Pearse）在郵政總局大樓前， 向圍觀群眾及過往行人宣讀了以上宣言（即《1916年共和國宣言》， 俗稱《復活節宣言》）， 宣佈愛爾蘭從大不列顛及愛爾蘭聯合王國（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中獨立， 建立愛爾蘭共和國（Irish Republic）， 並升起兩面旗幟——寫著“Irish Republic”大字的綠底金字旗和綠、白、橘黃三色旗（這面旗幟可以追溯到青年愛爾蘭党起義）， 第一次高高飄揚在都柏林——大英帝國在愛爾蘭的統治核心。
▲兩面旗幟
愛爾蘭志願軍於1913年11月25日組建， 其初衷只是為了對抗統一派（忠於英王、忠於英國， 主張愛爾蘭或愛爾蘭北部六郡應當與英國緊密地統一在一起的愛爾蘭政治派別。 ）——在1913年1月13日組建的武裝組織厄爾斯特志願軍（Ulster Volunteers）， 以及反擊橙帶黨（Orange Order）分子針對天主教徒、愛爾蘭民族主義者、共和主義者的暴力行為和恐怖襲擊。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的1914年8月， 地方自治派（主張通過政治手段在英帝國內取得愛爾蘭地方自治權， 以至將來謀求獨立的愛爾蘭政治派別。 ）和愛爾蘭國會黨（Irish Parliamentary Party）的領袖約翰·愛德華·雷德蒙德（John Edward Redmond）向愛爾蘭民眾宣稱， “以英國為代表的協約國正在為了自由而戰， 那麼自由的勝利也必將為愛爾蘭帶來自由”， 主張停止一切政治上的敵對行動， 鼓動愛爾蘭人加入英軍。
愛爾蘭志願軍裡超過90%的成員被雷德蒙德忽悠成了英軍志願兵， 被編入第10（愛爾蘭）步兵師、第16（愛爾蘭）步兵師等英軍部隊， 就此投身到其實與愛爾蘭人根本沒多少關係的殘酷戰爭中。 志願軍內留下的堅定分子只剩1萬~1.4萬人。 但這愛爾蘭志願軍， 以及其後身愛爾蘭共和軍（Irish Republican Army）， 難以細數的歷次分裂中的第一次。
▲橙帶黨
1795年成立的新教激進派國際組織， 總部設在貝爾法斯特， 主要活動在愛爾蘭北部、蘇格蘭、加拿大， 在澳大利亞、紐西蘭、美國等英聯邦國家或前英國殖民地也有一定影響力。 名稱來源於新教英雄、同妻子瑪麗二世（Mary II of England）共治英國的奧蘭治的威廉三世（William III of Orange）， 但與歷史上尼德蘭等地政治派系意義上的奧蘭治黨（Orange Order）並不是一回事兒。 鼓吹忠誠（忠於英王、忠於英國）、統一（與英格蘭的聯合）， 具有強烈反天主教、反分離獨立傾向。 是愛爾蘭統一派的主要組成部分。
除了志願軍，參加起義的力量還有愛爾蘭公民軍和愛爾蘭共和婦女會（Cumann na mBan）。愛爾蘭公民軍是1913年都柏林大罷工前，發源于愛爾蘭運輸工人總工會（Irish Transport and General Workers' Union）的武裝組織。同愛爾蘭工黨（Labour Party）、愛爾蘭社會主義共和黨（Irish Socialist Republican Party，即1924年解散的第一次愛爾蘭共產黨的前身）聯繫密切。這支愛爾蘭工人武裝雖然規模不大，卻在與愛爾蘭志願軍聯合之後，對其造成了深遠的意識形態影響——這種影響成為日後愛爾蘭共和軍“1934年左翼退出”、“1969年主流派轉向馬克思主義、放棄恐怖主義活動”等幾次左右翼分裂的催化劑。共和婦女會則是由一些愛爾蘭女性共和主義者組成的准軍事組織，這些巾幗英雄在起義中不僅承擔了戰場救護、運輸、通訊等輔助工作，還曾拿起步槍同男人一起並肩作戰。
前英國外交官、志願軍成員羅傑·大衛·凱斯門特（Roger David Casement）作為爭取外援的負責人，通過蓋爾人兄弟會與德國政府秘密接觸後，千辛萬苦從德國弄來2萬餘件武器。軍事委員會準備在接收到武器後，立刻分發給在科克、利默里克等地的起義者，然後在西南部佔領一塊巨大的新月形地帶建立根據地；其他各個地方的起義者則負責阻擊英軍援兵、破壞英國殖民政府的統治秩序。同時，按計劃起義者中的1250名精銳將以奇襲方式奪取都柏林。這樣的話，英國政府除非派遣大量援軍，否則難以繼續控制愛爾蘭。可如果英國一次性調動大批軍隊鎮壓，不僅會受到國際輿論的譴責，還會影響到歐洲戰局。倘若英國政府採取“添油戰術”，一點點投入部隊，只要愛爾蘭人民響應起義，拿起武器勇敢反抗殖民者，那英軍必然會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直到完全被趕出愛爾蘭島。
然而，正當起義者們焦急等待運送武器的挪威船隻抵達愛爾蘭島時，卻傳來了“船已被英國海軍攔截、武器被繳獲、凱斯門特被捕”的壞消息。時任愛爾蘭總督的溫伯恩男爵（Ivor Churchill Guest, 2nd Baron Wimborne, 1st Viscount Wimborn）旋即下令在愛爾蘭全境進行大搜捕。軍事委員會面臨重大抉擇——是否取消起義？取消起義即便能減少一定損失，武裝共和派卻必然會受到重大打擊——這是一場毫無意義的失敗。如果能夠像1798年第二次愛爾蘭人起義或1848年青年愛爾蘭黨起義那樣鬧出些大動靜，造成一場“光榮的失敗”，至少能把愛爾蘭共和革命的火種傳下去，激勵更多的後繼者，推動獨立運動上一個新的臺階。
不幸的是，同麥克尼爾一派的爭執直到4月23日復活節那天依然沒有得到（哪怕是暫時地）解決。以致在軍事委員會義無反顧決定繼續舉行起義時，麥克尼爾卻早已發出了相反的命令，都柏林以外的地區幾乎沒有跟進採取行動——這起義成功的最後一點可能性也不存在了。4月24日的起義雖然出人意料，卻因為敵我力量懸殊而很快陷入困境：
第一日，面對都柏林駐軍的111名軍官和2316名士兵，起義者還能通過伏擊、反衝擊等手段擊退英軍的反撲。隨後，英國政府立刻開始調動兵力鎮壓，大批英軍準備登陸愛爾蘭島。
第二日，增至5000人並得到火炮加強的英軍開始利用兵力優勢和重武器優勢分割、孤立起義者未連成一片而各自為戰的陣地與據點。
第三日，架在都柏林大學三一學院內的火炮與英國海軍炮艇的艦炮連續不斷轟擊市區，但起義者的士氣卻依然高昂，先贏得了一場防禦戰的勝利，斃傷了魯莽衝擊交叉火力網的英軍官兵234人，入夜後在英軍激烈進攻下，也只有一個臨時哨所陷落。
第四日，由於起義總部郵政總局大樓被炮彈和大火吞噬，起義者原本就不怎麼統一的指揮體系徹底癱瘓，各處陣地和據點只能各自為戰，堅持多久算多久。圍攻起義者的部隊增加到1.6萬名正規軍和1000名武裝員警，英軍完全掌握了主動權。
第五日，郵政總局大樓本就是一處難以防守、難以撤離、難以獲得補給的“死地”，熊熊大火後更是留不住人了。因撤退線路遭英軍火力封鎖，直到該日黃昏起義者們才在付出重大犧牲後逃離大樓。
第六日，英軍拒絕了臨時避難所內皮爾斯的談判要求。15時30分，起義者們被迫無條件投降。
▲復活節起義第一天，起義者據守郵政總局大樓的場景復原圖。
這6天裡，起義者以陣亡64人的代價擊斃了132名英軍。但直至起義失敗，其他地方也只發生了零星戰鬥。實力對比懸殊、事先準備不足、軍事策略業餘、內部意見不統一、組織不嚴密——在軍事層面上，起義毫無疑問是一場慘痛的失敗，在政治層面上似乎也未取得什麼成功。愛爾蘭民眾或將起義視為一場鬧劇，或無動於衷。部分媒體公開支援英國殖民當局鎮壓起義，統一派將起義者視為暴徒，地方自治派則聲稱對爆發起義“感到震驚和遺憾”。然而，在起義領導層被集體處決後，事情很快峰迴路轉，“暴徒”變為“烈士”、“亂党”變為“英雄”，這場起義在政治層面上忽然取得了出乎起義者意料的成功。
這種轉變很大程度上有賴於英國殖民當局的強硬手段。被臨時派來愛爾蘭擔任駐愛英軍總司令的陸軍中將約翰·麥克斯韋爾爵士（John Maxwell）把整個愛爾蘭島置於令人窒息的高壓軍管下，逮捕數千名“叛亂嫌疑分子”的同時，還將克拉克、皮爾斯、康諾利等7名《復活節宣言》簽署人（亦即軍事委員會的成員），以及凱斯門特、公民軍的邁克爾·馬林（Michael Mallin）等9名起義領導層其他成員迅速判處死刑。最終，處死90人，監禁或流放了3500名男人、79名女人。
對麥克斯韋爾這樣擁有豐富殖民地軍事經歷的英軍將領來說，愛爾蘭同埃及、蘇丹、南非之類的地方並沒有什麼本質區別：槍斃因受重傷無法行走的康諾利也好，像對待刑事犯一樣絞死皮爾斯和凱斯門特也好，處決當時並非武裝共和派的新芬黨（Sinn Féin，字面可譯為“我們自己”，意即“自助”。）主席亞瑟·格里菲斯（Arthur Griffith）也好……總之，對殖民地叛亂分子野蠻的報復措施，完全合理合法！
然而，這恰恰提醒了大多數愛爾蘭人本不太願正視的事實——大英帝國從來沒有把他們與英國人（尤其是英格蘭人）全然同等。以前沒有，現在沒有，將來恐怕也不可能。從後續來看，起義者的鮮血不僅換來了愛爾蘭人民對他們以及他們事業的同情和支持，也換來了愛爾蘭民族自覺意識的進一步覺醒。
▲凱斯門特，201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秘魯作家巴爾加斯·略薩（ Vargas Llosa），在2010年出版了講述凱斯門特生平的歷史小說《凱爾特人之夢》（El sue?o del celta）。
本文為築壘地域與文匯報聯合創作
是愛爾蘭統一派的主要組成部分。
除了志願軍，參加起義的力量還有愛爾蘭公民軍和愛爾蘭共和婦女會（Cumann na mBan）。愛爾蘭公民軍是1913年都柏林大罷工前，發源于愛爾蘭運輸工人總工會（Irish Transport and General Workers' Union）的武裝組織。同愛爾蘭工黨（Labour Party）、愛爾蘭社會主義共和黨（Irish Socialist Republican Party，即1924年解散的第一次愛爾蘭共產黨的前身）聯繫密切。這支愛爾蘭工人武裝雖然規模不大，卻在與愛爾蘭志願軍聯合之後，對其造成了深遠的意識形態影響——這種影響成為日後愛爾蘭共和軍“1934年左翼退出”、“1969年主流派轉向馬克思主義、放棄恐怖主義活動”等幾次左右翼分裂的催化劑。共和婦女會則是由一些愛爾蘭女性共和主義者組成的准軍事組織，這些巾幗英雄在起義中不僅承擔了戰場救護、運輸、通訊等輔助工作，還曾拿起步槍同男人一起並肩作戰。
前英國外交官、志願軍成員羅傑·大衛·凱斯門特（Roger David Casement）作為爭取外援的負責人，通過蓋爾人兄弟會與德國政府秘密接觸後，千辛萬苦從德國弄來2萬餘件武器。軍事委員會準備在接收到武器後，立刻分發給在科克、利默里克等地的起義者，然後在西南部佔領一塊巨大的新月形地帶建立根據地；其他各個地方的起義者則負責阻擊英軍援兵、破壞英國殖民政府的統治秩序。同時，按計劃起義者中的1250名精銳將以奇襲方式奪取都柏林。這樣的話，英國政府除非派遣大量援軍，否則難以繼續控制愛爾蘭。可如果英國一次性調動大批軍隊鎮壓，不僅會受到國際輿論的譴責，還會影響到歐洲戰局。倘若英國政府採取“添油戰術”，一點點投入部隊，只要愛爾蘭人民響應起義，拿起武器勇敢反抗殖民者，那英軍必然會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直到完全被趕出愛爾蘭島。
然而，正當起義者們焦急等待運送武器的挪威船隻抵達愛爾蘭島時，卻傳來了“船已被英國海軍攔截、武器被繳獲、凱斯門特被捕”的壞消息。時任愛爾蘭總督的溫伯恩男爵（Ivor Churchill Guest, 2nd Baron Wimborne, 1st Viscount Wimborn）旋即下令在愛爾蘭全境進行大搜捕。軍事委員會面臨重大抉擇——是否取消起義？取消起義即便能減少一定損失，武裝共和派卻必然會受到重大打擊——這是一場毫無意義的失敗。如果能夠像1798年第二次愛爾蘭人起義或1848年青年愛爾蘭黨起義那樣鬧出些大動靜，造成一場“光榮的失敗”，至少能把愛爾蘭共和革命的火種傳下去，激勵更多的後繼者，推動獨立運動上一個新的臺階。
不幸的是，同麥克尼爾一派的爭執直到4月23日復活節那天依然沒有得到（哪怕是暫時地）解決。以致在軍事委員會義無反顧決定繼續舉行起義時，麥克尼爾卻早已發出了相反的命令，都柏林以外的地區幾乎沒有跟進採取行動——這起義成功的最後一點可能性也不存在了。4月24日的起義雖然出人意料，卻因為敵我力量懸殊而很快陷入困境：
第一日，面對都柏林駐軍的111名軍官和2316名士兵，起義者還能通過伏擊、反衝擊等手段擊退英軍的反撲。隨後，英國政府立刻開始調動兵力鎮壓，大批英軍準備登陸愛爾蘭島。
第二日，增至5000人並得到火炮加強的英軍開始利用兵力優勢和重武器優勢分割、孤立起義者未連成一片而各自為戰的陣地與據點。
第三日，架在都柏林大學三一學院內的火炮與英國海軍炮艇的艦炮連續不斷轟擊市區，但起義者的士氣卻依然高昂，先贏得了一場防禦戰的勝利，斃傷了魯莽衝擊交叉火力網的英軍官兵234人，入夜後在英軍激烈進攻下，也只有一個臨時哨所陷落。
第四日，由於起義總部郵政總局大樓被炮彈和大火吞噬，起義者原本就不怎麼統一的指揮體系徹底癱瘓，各處陣地和據點只能各自為戰，堅持多久算多久。圍攻起義者的部隊增加到1.6萬名正規軍和1000名武裝員警，英軍完全掌握了主動權。
第五日，郵政總局大樓本就是一處難以防守、難以撤離、難以獲得補給的“死地”，熊熊大火後更是留不住人了。因撤退線路遭英軍火力封鎖，直到該日黃昏起義者們才在付出重大犧牲後逃離大樓。
第六日，英軍拒絕了臨時避難所內皮爾斯的談判要求。15時30分，起義者們被迫無條件投降。
▲復活節起義第一天，起義者據守郵政總局大樓的場景復原圖。
這6天裡，起義者以陣亡64人的代價擊斃了132名英軍。但直至起義失敗，其他地方也只發生了零星戰鬥。實力對比懸殊、事先準備不足、軍事策略業餘、內部意見不統一、組織不嚴密——在軍事層面上，起義毫無疑問是一場慘痛的失敗，在政治層面上似乎也未取得什麼成功。愛爾蘭民眾或將起義視為一場鬧劇，或無動於衷。部分媒體公開支援英國殖民當局鎮壓起義，統一派將起義者視為暴徒，地方自治派則聲稱對爆發起義“感到震驚和遺憾”。然而，在起義領導層被集體處決後，事情很快峰迴路轉，“暴徒”變為“烈士”、“亂党”變為“英雄”，這場起義在政治層面上忽然取得了出乎起義者意料的成功。
這種轉變很大程度上有賴於英國殖民當局的強硬手段。被臨時派來愛爾蘭擔任駐愛英軍總司令的陸軍中將約翰·麥克斯韋爾爵士（John Maxwell）把整個愛爾蘭島置於令人窒息的高壓軍管下，逮捕數千名“叛亂嫌疑分子”的同時，還將克拉克、皮爾斯、康諾利等7名《復活節宣言》簽署人（亦即軍事委員會的成員），以及凱斯門特、公民軍的邁克爾·馬林（Michael Mallin）等9名起義領導層其他成員迅速判處死刑。最終，處死90人，監禁或流放了3500名男人、79名女人。
對麥克斯韋爾這樣擁有豐富殖民地軍事經歷的英軍將領來說，愛爾蘭同埃及、蘇丹、南非之類的地方並沒有什麼本質區別：槍斃因受重傷無法行走的康諾利也好，像對待刑事犯一樣絞死皮爾斯和凱斯門特也好，處決當時並非武裝共和派的新芬黨（Sinn Féin，字面可譯為“我們自己”，意即“自助”。）主席亞瑟·格里菲斯（Arthur Griffith）也好……總之，對殖民地叛亂分子野蠻的報復措施，完全合理合法！
然而，這恰恰提醒了大多數愛爾蘭人本不太願正視的事實——大英帝國從來沒有把他們與英國人（尤其是英格蘭人）全然同等。以前沒有，現在沒有，將來恐怕也不可能。從後續來看，起義者的鮮血不僅換來了愛爾蘭人民對他們以及他們事業的同情和支持，也換來了愛爾蘭民族自覺意識的進一步覺醒。
▲凱斯門特，201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秘魯作家巴爾加斯·略薩（ Vargas Llosa），在2010年出版了講述凱斯門特生平的歷史小說《凱爾特人之夢》（El sue?o del celta）。
本文為築壘地域與文匯報聯合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