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問西東》中的西南聯大和梅貽奇

岳南

西南聯大校門

“奔赴一場劫難，卻像奔赴一場盛宴。 ” 電影《無問西東》憑藉著對自由、盛放、深情和初心的追尋，

賺足了觀眾的眼淚。片尾對聞一多、鄧稼先、楊振寧、朱自清等一代大師的致敬，讓我們重新審視了那段厚重的歷史，以及歷史深處已經不復存在，但卻不曾被時光掩埋的傳奇大學——西南聯大。

讀了岳南的《大學與大師：清華校長梅貽琦傳》，才能真正明白這個傳奇是怎麼誕生的。這部書非常全面地講述了清華大學發生發展的歷史，而梅貽琦是清華大學“終身校長”，也是任期最長的校長，也是西南聯大三大常委（張伯苓、蔣夢麟、梅貽琦）中的主席，他幾乎一身撐起了西南聯大的各項事務，從他身上可以清晰地讀懂那個時代那個傳奇。

為什麼說西南聯大是傳奇？首先，它的誕生十分曲折和坎坷，可謂是“生於國難之時，

立於戰火之中”。當時日軍侵華，平津淪陷，為了“不絕國家弦誦之音”，北大、清華、南開這三所國內頂尖學府南遷至長沙，三校在此合併組成長沙臨時大學。隨著戰火的不斷蔓延，眼看長沙即將被日軍攻佔，長沙臨時大學不得不再次南遷。經過學校常委會的商討，最終決定將這所臨時大學遷至離前線較遠，交通發達的雲南昆明。這表面看上去是一所大學的搬遷，而在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這實際上是一次艱苦卓絕的戰略轉移。

根據校方的安排，長沙臨時大學的師生一共兵分三路，趕赴昆明：

一批是全體女生和體弱不適合步行的男生，走水路。一批要出境，途經越南輾轉至昆明。而最後一批則要打著“湘黔滇旅行團”的旗號，

全程步行前往。那時湘黔一代土匪橫行，加上西南一代大多是崇山峻嶺，對於這群文弱的讀書人來講，其艱險程度可想而知。途經3個省份，跋涉1600餘公里，日夜兼程68天，旅行團全體成員終於抵達昆明。我國著名語言學家兼音樂家為此創作了一首歌：遙遙長路，到聯合大學，遙遙長路，徒步。遙遙長路，到聯合大學，不怕危險和辛苦。再見嶽麓山下，再會貴陽城。遙遙長路走罷三千餘裡，今天到了昆明。自此，三路成員，數千名師生全都于昆明平安會師，正式組建了標榜青史，永垂後世的西南聯合大學。于抗戰烽火中，大學的落成只是階段性的勝利，隨後，諸多的考驗便接踵而至，其中一個最為簡單粗暴的困難就是——窮！原本當年，

梁思成為西南聯大的新校舍畫了一幅設計圖，馮友蘭評價它說：“肝膽俱全，有了這座校舍，聯大可以說是在昆明定居了。 ” 遺憾的是，因為經費奇缺，新建的教室及宿舍容量，尚不及全校教職員生及其家屬所需的一半。其餘只能另尋租處，條件十分局促簡陋。

時湘黔一代土匪橫行，加上西南一代大多是崇山峻嶺，對於這群文弱的讀書人來講，其艱險程度可想而知。途經3個省份，跋涉1600餘公里，日夜兼程68天，旅行團全體成員終於抵達昆明。我國著名語言學家兼音樂家為此創作了一首歌：遙遙長路，到聯合大學，遙遙長路，徒步。遙遙長路，到聯合大學，不怕危險和辛苦。再見嶽麓山下，再會貴陽城。遙遙長路走罷三千餘裡，今天到了昆明。

自此，三路成員，數千名師生全都于昆明平安會師，正式組建了標榜青史，永垂後世的西南聯合大學。于抗戰烽火中，大學的落成只是階段性的勝利，隨後，諸多的考驗便接踵而至，其中一個最為簡單粗暴的困難就是——窮！原本當年，梁思成為西南聯大的新校舍畫了一幅設計圖，馮友蘭評價它說：“肝膽俱全，有了這座校舍，聯大可以說是在昆明定居了。 ” 遺憾的是，因為經費奇缺，新建的教室及宿舍容量，尚不及全校教職員生及其家屬所需的一半。其餘只能另尋租處，條件十分局促簡陋。

那時湘黔一代土匪橫行，加上西南一代大多是崇山峻嶺，對於這群文弱的讀書人來講，其艱險程度可想而知。途經3個省份，跋涉1600餘公里，日夜兼程68天，旅行團全體成員終於抵達昆明。我國著名語言學家兼音樂家為此創作了一首歌：遙遙長路，到聯合大學，遙遙長路，徒步。遙遙長路，到聯合大學，不怕危險和辛苦。再見嶽麓山下，再會貴陽城。遙遙長路走罷三千餘裡，今天到了昆明。自此，三路成員，數千名師生全都于昆明平安會師，正式組建了標榜青史，永垂後世的西南聯合大學。于抗戰烽火中，大學的落成只是階段性的勝利，隨後，諸多的考驗便接踵而至，其中一個最為簡單粗暴的困難就是——窮！原本當年，梁思成為西南聯大的新校舍畫了一幅設計圖，馮友蘭評價它說：“肝膽俱全，有了這座校舍，聯大可以說是在昆明定居了。” 遺憾的是，因為經費奇缺，新建的教室及宿舍容量，尚不及全校教職員生及其家屬所需的一半。其餘只能另尋租處，條件十分局促簡陋。

當時的學生宿舍，都是土牆茅草屋，在牆上開幾個方扣，嵌上幾根木棍就是窗子。每個房子放20張雙層木床，用簾子隔開，四個人，只有6平方米的空間。年輕時在此就讀的楊振寧，多年之後回憶起來，對這段特殊的日子仍然記憶猶新：“那時聯大的教室是鐵皮頂的房子，下雨的時候，叮噹之聲不停。地面是泥土壓成，幾年之後，滿是泥垢；窗戶沒有玻璃。風吹時必須用東西把紙張壓住，否則就會被吹掉……”

在《大學與大師》中也曾提到過與之有關的一段逸事：某日上午，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三常委，由秘書主任楊振聲陪同巡視宿舍。蔣看到宿舍破敗不堪，一派風雨飄搖的樣子，大為不滿，認為此處會影響學生的身心健康，不宜居住。海軍出身、在長沙臨大負責設備採購的張伯苓則認為國難方殷，政府在極度困難中仍能顧及青年學生的學業，已屬難能可貴，而且學生正應該接受鍛煉，有這樣的宿舍安身就很不錯了，於是二人爭執起來。梅貽琦作為張伯苓的學生，生性寡言，此時不便表示態度。爭執中，蔣夢麟突然有點賭氣地說：“倘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在這個宿舍裡！”張伯苓聽罷，臉一沉，不甘示弱地反擊道：“倘若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他住在這裡！”見二人皆面露慍色，梅貽琦不得不出面打圓場，說：“如果有條件住大樓自然要住，不必放棄大樓去住破房；如果沒有條件那就該適應環境，因為大學並不是有大樓，而是有大師的學校。”梅氏一語雙關的勸說，使一場爭執得以平息。這也就是梅貽琦後來總結的：“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西南聯大也正是應了這句話。短短8年的時間，這所很窮很破的大學，竟凝聚並培育出了一大批精英，比這三所院校在三十年內培養的還要多。這也是它稱之為“傳奇”的第二個原因。不難想像，在那個戰火紛飛、物資緊缺的年代，西南聯大在貧窮與困苦中走過了整整8個年頭實屬不易。當時西南聯大雖由三所院校組成，但南開校長與北大校長不常在校，實際就是清華校長梅貽琦一人在撐持。體力的勞苦不必提，精神上的勞苦也是可想而知的。他總說：“校長不過是率領職工給教授搬椅子凳子的。”

為了賺點外快補貼師生們的拮据生活，他在暑假帶領學生組建服務社，賣掉了自己所有值錢的東西。有次上課時遲到了，他歉疚地解釋：“我剛才在街上給我內人的糕點攤守攤，她去進貨了，可她辦事不利，我告訴她八點我有課，她七點半還沒回來，我只好丟下攤，跑來了，不過，今天點心賣得特好，有錢掙啊！”同學們卻紛紛拭淚，他們知道校長為了辦學變賣了值錢的家當，連師母都得去街上賣早點。（《大學與大師》）西南聯大正式秉承著“剛毅堅卓”的精神，與民族共患難，為國家爭未來，誕生了一批有一批的專業頂尖人才。翻看聯大的師生名錄：葉企孫，陳寅恪，趙元任，吳有訓，梁思成，金岳霖，陳省身，王力，朱自清，馮友蘭，王竹溪，沈從文，陳岱孫，聞一多，錢穆，錢鐘書，吳大猷，周培源，費孝通，華羅庚，朱光潛，趙九章，林徽因，吳晗，吳宓，張奚若，潘光旦，卞之琳，李憲之，梅貽琦，張伯苓，蔣夢麟，楊武之，馮景蘭，袁複，禮馮至，劉文典，穆旦，趙以炳.…… 真的可謂是“群星璀璨，大師雲集”。所謂大師，是因為西南聯大培養出的學生，不僅僅是專才，更是通才。這全都得益于當時的校長梅貽琦超前的教育理念，也正是我們當下教育中所重視的“通識教育”。他主張，學生應先通後專，即“通識為本，專識為末”。新生入學第一年不分文實，各系學生一律實施通才教育，第二年起進入各自專業領域。各學科分為必修和選修二種，成績以學分計算，視學生能力定高低，各系畢業學生至少須修滿136 個學分（體育除外），土木工程學系單列。如此改革的總目的，是讓學生有較大的選修空間，但各系學生畢業之前，須受該系之畢業考試，考試及格，方為畢業。這也正印證了《大學與大師》中，清華校友、著名史家何炳棣所言：“我國20 世紀論大學教育以通識為本、專識為末，從未有堅毅明通如梅師者。梅師長校之初即提出含有至理的名言：‘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唯大師始克通專備具，唯大師始能啟沃未來之大師，此清華精神之所以為‘大’也。” 這才是真正的“大師之大”。這才是真的“聯大之大”。推薦閱讀《大學與大師》，看清華“終身校長”梅貽琦與中國教育的黃金時代。

旅行團全體成員終於抵達昆明。我國著名語言學家兼音樂家為此創作了一首歌：遙遙長路，到聯合大學，遙遙長路，徒步。遙遙長路，到聯合大學，不怕危險和辛苦。再見嶽麓山下，再會貴陽城。遙遙長路走罷三千餘裡，今天到了昆明。自此，三路成員，數千名師生全都于昆明平安會師，正式組建了標榜青史，永垂後世的西南聯合大學。于抗戰烽火中，大學的落成只是階段性的勝利，隨後，諸多的考驗便接踵而至，其中一個最為簡單粗暴的困難就是——窮！原本當年，梁思成為西南聯大的新校舍畫了一幅設計圖，馮友蘭評價它說：“肝膽俱全，有了這座校舍，聯大可以說是在昆明定居了。” 遺憾的是，因為經費奇缺，新建的教室及宿舍容量，尚不及全校教職員生及其家屬所需的一半。其餘只能另尋租處，條件十分局促簡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