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齡，海南文昌人，與宋慶齡、宋藹齡、並稱為宋氏三姐妹，父親是富商宋嘉澍。幼年在家學習英文，後隨二姐宋慶齡到美國，就讀於麻塞諸塞州威爾斯利女子大學。宋美齡除了擁有傑出的英語功底外，還會說六國語言，在國畫方面的造詣也是相當可觀，並且還寫得一手好字。是一個琴、棋、書、畫樣樣精通的人，是蔣介石的外交助手。
宋美齡回到上海以後，準備任職，遭到父親的反對。父親去世之後，才到上海基督教女青年會當了英語教師。此時的宋美齡開始思考婚姻問題，她向好友艾瑪建議該結婚，認為“女人若不結婚，會覺得人生失落，仿佛被騙走了人生……如果沒有小孩，又有什麼好期待的？”艾瑪最近才和某個男子有過感情上的危機。美齡為了安慰她，有時理性、有時感性。她對艾瑪說：“你也不確定該走哪一條正確的路，或者是否有所謂正確的路存在……我注意到最成功的男人往往不是具有天才的人，而是對自己有的信心，進而催眠了別人接受他的信念的人。”
這兩位年輕女子通過魚雁往來，互相傾訴挫折，有些很感人,有些很可愛。七月間美齡接到艾瑪來信，談到令她十分苦惱的一番性事遭遇。宋美齡回信說：“我認為……你可以把這個事件當做是獸性的不愉快經驗……喚醒你對獸性熱情的認識……在我們大學年代對它一無所知。”她又說：“……我認為你對男人要有正確態度，最好的方法是完全撇開性這個問題……愛情的組成裡有一部分就是性，如果你把它和組成愛情的其他元素放到一起來看，就不會覺得它噁心。譬如說，肉體之愛有如巴赫或貝多芬作品的某些部分，如果光看它們本身，會覺得並不和諧，但如果把它們和作者原本構想要組成整體的其他部分結合起來，它們就變得和諧、優美。極其可能的是，那麼噁心地瞪著你的那個男子，是受你肉體所吸引，這種男人必然是畜生、禽獸……但是，達達，並非每個人都這樣……別開始以為你厭惡愛情，因為你並不是如此。你只是厭惡其中的若干成分，對於你這樣心思純潔的女生而言，這種態度相當自然。”
宋美齡本身也碰上和男人交往的問題。她告訴艾瑪：“上海現在謠言紛傳，說我訂婚了。”又說，她的朋友們不確定對象是誰，但肯定她是和某人訂了婚。她母親在過去的一個月不准她見任何一個男性朋友。
另一位比她年長十五歲、非常富有的男子向她求婚，也使她格外高興。在她面前是一個機會，可以改善“他工廠裡數百名工人”的教育和社會發展，儘管她表明並不愛他，他仍然向她求婚。
宋美齡喜愛閱讀。一九一九年春天，在威爾斯利學院念書時的一大箱書經過兩年之久，終於漂洋過海寄回上海，令她特別興奮。幾個月後，她告訴艾瑪，威爾斯的《歷史大綱》令她“欣喜若狂”，而莫泊桑的作品令她厭惡。她也重拾中文功課。這次由宋子文的中文秘書擔綱教授。老師“十分嚴格”，不僅嫺熟中、日交流之後引進中國的新字詞，也期待她以舊方式背下古書。她每天上午跟他學習三小時，經過幾個月之後，她寫信給有志當作家的艾瑪說：“我打算一旦對中文有相當把握時，可以把中文稀奇古怪有趣的珠玉小品文譯為英文小說，讓你來接棒。你、我合作來介紹中國文學……你說妙不妙？我可以翻譯出精髓，你負責把它精煉！你覺得‘密爾斯和宋’作品，怎麼樣？”
二十三歲，還和母親、兄弟住在一起的宋美齡，渴望過自己的生活。一九二〇年冬天，她承認自己“像電線一樣，一觸即發，煩躁易怒……非常不合群”。三個星期後，她說她已經好多了，“尤其是我讓家人瞭解，我應該有一部分自己的時間，不能被打擾之後”。有些約會沒問她意見就排好，她幾度拒不參加，總算讓家人瞭解她也是有主見的人。
有一天，她越了線。她說：“你也曉得我母親非常保守，雖然她認為我可以參加朋友開的舞會，卻絕不准我跳舞。你應該記得，我在大學時是多麼喜歡跳舞。有一天我去參加舞會，男士們開始邀舞，一不小心，我跳得太晚了，回家對母親從實招認。你應該在場……你會認為，只因為我跳了舞，我就是世界上最不要臉的人，我要認錯悔過、洗刷宋家恥辱唯一的方法就是穿上懺悔衣，向所有邀舞的人以聖潔的不屑之姿掉頭不理。天啊，真是的。”
宋夫人對兒子的要求，就沒有如對女兒那麼嚴格。或者說，宋子文不像他妺妺，不必把逾越之事巨細無遺向母親報告。喬治·索克思當時住在上海，和宋家全家都熟。他說：“子文和我，以及後來成為我第一任妻子的女士……安排了第一場華人、洋人在一起跳舞的舞會。這個行為才真是不可思議呢！宋夫人不贊成跳舞，也不贊成南方衛理公會傳教士所列舉的一切不當行為。她有一套斯巴達式的規矩，子女們必須要遵守。”
隔了幾個月，宋齡開始想要回美國念醫學院。當年她父親也有此心願，但是被母親否決了。然而，在她開刀切除扁桃體之後，她告訴艾瑪：“回國後我體會到一件事，朋友雖然很好，但切記當你真正遇上大麻煩時，總是家人向你伸出援手。”
經過一段休養之後，美齡前往廣州探望二姐宋慶齡和其丈夫孫中山。孫中山制服地方軍閥，廢除軍政府，此時正在組建革命政府。宋慶齡顯然央求妹妹南下幫忙一兩個月。美齡告訴艾瑪，廣州“不像上海那麼洋化”。隔了一個月，她被哥哥從南方“捉回家”。她向艾瑪講起悄悄話，提到“我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B先生”，要介紹他來見她。她說：“我要告訴你一個秘密……我非常喜歡他，他也非常喜歡我。我在香港登船前才在某個朋友家認識他，雖然我們只同船三天，卻成為很好的朋友。到達上海那一天，恰好是他的生日，儘管我離家已經三個星期，因為船下午就要開了，我陪他過了一整天。我們一起過得很愉快，我也很高興竟然可以如此放縱。用不著說，家人氣炸了……他們氣，因為他是洋人……他星期六下午離開後，我已收到兩封電報訴說他想念我。家人試圖攔截電報，但沒有成功……你也曉得我家是出了名保守的，重視家族聲譽，要保持家族血統純正，他們寧見我死，也不能讓我嫁給外國人。通常我也是如此想。但是，現在，我正在認真考慮接受另一位男士。我喜歡他；他是最聰明的年輕人之一，家世良好。但我還是猶豫不決。你也曉得，很多時候，人已經理性上信服了、感情上卻仍未能信服某種行動是對的……但是，拜託，請別對任何人說，因為我必須自己思考清楚。同時，當B先生來訪時，請對他特別好，但千萬別說漏我告訴你的事。”
1922年12月的一天，宋美齡的哥哥宋子文在上海莫里哀路孫中山寓所舉辦了一個別開生面的晚會，蔣介石也應邀參加。就是在這次晚會上，蔣介石第一次見到了年輕漂亮、氣質出眾的宋美齡，決心不惜一切代價娶她為妻，但遭到宋慶齡的堅決反對。
1927年3月蔣介石率北伐軍殺進上海，依然對宋美齡窮追不捨，惟一持贊成意見的大姐宋靄齡歷數嫁給蔣介石的好處。在姐姐的勸說下，她終於下定決心。於西元1927年12月1日與蔣介石結婚，先循基督教儀式，在宋宅由余日章博士主持成婚，次日在上海大華飯店，由蔡元培證婚。
一九三七年一月，艾瑪·密爾斯收到蔣氏夫婦寄來一張正式聖誕卡。典型的國家元首問候卡，內附一張蔣氏居家照片。艾瑪幽怨回憶說：“我最後一次接到美齡的信，已是將近十年前的事。這段期間，我寄去的幾封信都沒收到回信。”即使如此，艾瑪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仍召集一群威爾斯利校友一起聽聽中國近況。她邀請十多位同學午餐，大家合起來寫回信給美齡。次月，艾瑪收到美齡覆信，請她轉給大家傳閱，一方面感謝大家寫信給她，一方面也敘述中國的立場：“我們國家存亡絕續已到緊要關頭……全世界慢慢理解到中國不僅為自己作戰，也為大家作戰……為我們禱告———是的，但是同時也請諸位盡力推行抵制運動。我不必告訴各位過去三個月我國所遭遇的恐怖暴行……我走過當地之後，鞋子浸滿鮮血……請協助我們制止這場戰爭。”
這封信尚未寄達，宋美齡又收到艾瑪另一封信。艾瑪答應會隨時讓蔣夫人瞭解美國對中國的民意動向。艾瑪說：“你應該仍記得我，可以確定我對你的忠誠與深刻同情。你或許不清楚的是，多年來我對中國的興趣不減、甚至更增……美國百分之百同情中國。”但是她不能不又補上一句：美國人絕對尚未準備好接受大規模的抵制運動。姑且不論其對錯是非，大部分人似乎覺得這將是無可避免走上戰爭的第一步。艾瑪告訴美齡，她已經在威爾斯利同學中發起運動，募款賑濟中國難民。艾瑪的結語是：如果還有任何事我可以為你效勞，或是你覺得我可以為中國貢獻，你一定已知道可以借重我。
美齡同意她可以全力推動之後，艾瑪提升美國人關注中國局勢、捐款賑濟中國難民的工作，變成一份全職的工作。這時候的艾瑪除了有待提出論文以取得中國研究碩士之外，已經沒有太多旁騖。她並沒結婚。她說，因為和八十九歲高齡的祖母相依為命，她的社交生活“十分有限”，“在她家也無事可做”。至於宋美齡呢，她的信函和要求無非是重申昔日交情，以及身為一國元首之妻向她可以信賴的友人求助的官樣文字。美齡現在用的敬語稱謂是“親愛的艾瑪”，不再是“親愛的”或“最親愛的達達”；她的落款署名有時是“愛你的，蔣宋美齡”或非常官方的“你真誠的蔣介石夫人”。美齡一九三八年寫給艾瑪的頭一封信，談到日本人屠殺中國難民，抱怨“民主國家畏懼日本”，以致停止運送到中國的補給：美國在聖地牙哥把飛機卸下船，這是我們在戰事爆發前就已經付了錢的飛機……美國實質上在幫助日本擊敗中國。幾個月後，她改變說法，聲稱中國人瞭解美國國內形勢，它使得（美國）政府不好和日本作對。我們曉得他們怕日本，他們也害怕戰爭。但是她說，中國人很難理解為什麼盟國不嘗試懲罰日本的“不人道行為，它的無恥已使得黑暗時期的蠻族部落都望塵莫及。他們所知道的不人道行為，統統比不上日本人今天的屠殺、搶劫和淩虐行徑。”
四月底，蔣夫人寫信告訴艾瑪她剛從前線回來。她說：“我每一站都儘量在時間允許之下探望更多的醫院，也設法安排兩千名戰爭孤兒安置到四所天主教會。這些小孩將受到好好照顧，修女們投注給他們最大的愛……我們也盡可能安置更多難童到其他教會機構……你答應要送來的錢，將用在收容難童上面。你會同意吧？稍後我會把這些孤兒的照片寄給你，他們會曉得你和一些朋友對他們的關愛。”
此時，宋美齡送一些中國杯盤器皿和綠茶給她的威爾斯利同屆同學。
一九三八年六月中旬，宋美齡有三篇文章發表在《紐約時報》上。當年冬天在漢口囑咐董顯光搜集她的演講稿、報上文章、廣播稿和信函，交給法默編輯成冊。法默奉命在六個月內完成這一任務。他說“這是我新聞記者生涯中最怪異、最困難的一份任務。”雖然宋美齡不讓這本書在美國或英國販賣，她卻送了三百冊簽名本到威爾斯利，因為它們是“有趣的一本書，其中有些瑕疵乃是我們在漢口受限於戰時條件困難所致”。她拜託艾瑪替她代為發送，附了一張一萬美元的支票作為郵資和包裝費用。
宋美齡，海南文昌人，與宋慶齡、宋藹齡、並稱為宋氏三姐妹，父親是富商宋嘉澍。幼年在家學習英文，後隨二姐宋慶齡到美國，就讀於麻塞諸塞州威爾斯利女子大學。宋美齡除了擁有傑出的英語功底外，還會說六國語言，在國畫方面的造詣也是相當可觀，並且還寫得一手好字。是一個琴、棋、書、畫樣樣精通的人，是蔣介石的外交助手。
宋美齡回到上海以後，準備任職，遭到父親的反對。父親去世之後，才到上海基督教女青年會當了英語教師。此時的宋美齡開始思考婚姻問題，她向好友艾瑪建議該結婚，認為“女人若不結婚，會覺得人生失落，仿佛被騙走了人生……如果沒有小孩，又有什麼好期待的？”艾瑪最近才和某個男子有過感情上的危機。美齡為了安慰她，有時理性、有時感性。她對艾瑪說：“你也不確定該走哪一條正確的路，或者是否有所謂正確的路存在……我注意到最成功的男人往往不是具有天才的人，而是對自己有的信心，進而催眠了別人接受他的信念的人。”
這兩位年輕女子通過魚雁往來，互相傾訴挫折，有些很感人,有些很可愛。七月間美齡接到艾瑪來信，談到令她十分苦惱的一番性事遭遇。宋美齡回信說：“我認為……你可以把這個事件當做是獸性的不愉快經驗……喚醒你對獸性熱情的認識……在我們大學年代對它一無所知。”她又說：“……我認為你對男人要有正確態度，最好的方法是完全撇開性這個問題……愛情的組成裡有一部分就是性，如果你把它和組成愛情的其他元素放到一起來看，就不會覺得它噁心。譬如說，肉體之愛有如巴赫或貝多芬作品的某些部分，如果光看它們本身，會覺得並不和諧，但如果把它們和作者原本構想要組成整體的其他部分結合起來，它們就變得和諧、優美。極其可能的是，那麼噁心地瞪著你的那個男子，是受你肉體所吸引，這種男人必然是畜生、禽獸……但是，達達，並非每個人都這樣……別開始以為你厭惡愛情，因為你並不是如此。你只是厭惡其中的若干成分，對於你這樣心思純潔的女生而言，這種態度相當自然。”
宋美齡本身也碰上和男人交往的問題。她告訴艾瑪：“上海現在謠言紛傳，說我訂婚了。”又說，她的朋友們不確定對象是誰，但肯定她是和某人訂了婚。她母親在過去的一個月不准她見任何一個男性朋友。
另一位比她年長十五歲、非常富有的男子向她求婚，也使她格外高興。在她面前是一個機會，可以改善“他工廠裡數百名工人”的教育和社會發展，儘管她表明並不愛他，他仍然向她求婚。
宋美齡喜愛閱讀。一九一九年春天，在威爾斯利學院念書時的一大箱書經過兩年之久，終於漂洋過海寄回上海，令她特別興奮。幾個月後，她告訴艾瑪，威爾斯的《歷史大綱》令她“欣喜若狂”，而莫泊桑的作品令她厭惡。她也重拾中文功課。這次由宋子文的中文秘書擔綱教授。老師“十分嚴格”，不僅嫺熟中、日交流之後引進中國的新字詞，也期待她以舊方式背下古書。她每天上午跟他學習三小時，經過幾個月之後，她寫信給有志當作家的艾瑪說：“我打算一旦對中文有相當把握時，可以把中文稀奇古怪有趣的珠玉小品文譯為英文小說，讓你來接棒。你、我合作來介紹中國文學……你說妙不妙？我可以翻譯出精髓，你負責把它精煉！你覺得‘密爾斯和宋’作品，怎麼樣？”
二十三歲，還和母親、兄弟住在一起的宋美齡，渴望過自己的生活。一九二〇年冬天，她承認自己“像電線一樣，一觸即發，煩躁易怒……非常不合群”。三個星期後，她說她已經好多了，“尤其是我讓家人瞭解，我應該有一部分自己的時間，不能被打擾之後”。有些約會沒問她意見就排好，她幾度拒不參加，總算讓家人瞭解她也是有主見的人。
有一天，她越了線。她說：“你也曉得我母親非常保守，雖然她認為我可以參加朋友開的舞會，卻絕不准我跳舞。你應該記得，我在大學時是多麼喜歡跳舞。有一天我去參加舞會，男士們開始邀舞，一不小心，我跳得太晚了，回家對母親從實招認。你應該在場……你會認為，只因為我跳了舞，我就是世界上最不要臉的人，我要認錯悔過、洗刷宋家恥辱唯一的方法就是穿上懺悔衣，向所有邀舞的人以聖潔的不屑之姿掉頭不理。天啊，真是的。”
宋夫人對兒子的要求，就沒有如對女兒那麼嚴格。或者說，宋子文不像他妺妺，不必把逾越之事巨細無遺向母親報告。喬治·索克思當時住在上海，和宋家全家都熟。他說：“子文和我，以及後來成為我第一任妻子的女士……安排了第一場華人、洋人在一起跳舞的舞會。這個行為才真是不可思議呢！宋夫人不贊成跳舞，也不贊成南方衛理公會傳教士所列舉的一切不當行為。她有一套斯巴達式的規矩，子女們必須要遵守。”
隔了幾個月，宋齡開始想要回美國念醫學院。當年她父親也有此心願，但是被母親否決了。然而，在她開刀切除扁桃體之後，她告訴艾瑪：“回國後我體會到一件事，朋友雖然很好，但切記當你真正遇上大麻煩時，總是家人向你伸出援手。”
經過一段休養之後，美齡前往廣州探望二姐宋慶齡和其丈夫孫中山。孫中山制服地方軍閥，廢除軍政府，此時正在組建革命政府。宋慶齡顯然央求妹妹南下幫忙一兩個月。美齡告訴艾瑪，廣州“不像上海那麼洋化”。隔了一個月，她被哥哥從南方“捉回家”。她向艾瑪講起悄悄話，提到“我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B先生”，要介紹他來見她。她說：“我要告訴你一個秘密……我非常喜歡他，他也非常喜歡我。我在香港登船前才在某個朋友家認識他，雖然我們只同船三天，卻成為很好的朋友。到達上海那一天，恰好是他的生日，儘管我離家已經三個星期，因為船下午就要開了，我陪他過了一整天。我們一起過得很愉快，我也很高興竟然可以如此放縱。用不著說，家人氣炸了……他們氣，因為他是洋人……他星期六下午離開後，我已收到兩封電報訴說他想念我。家人試圖攔截電報，但沒有成功……你也曉得我家是出了名保守的，重視家族聲譽，要保持家族血統純正，他們寧見我死，也不能讓我嫁給外國人。通常我也是如此想。但是，現在，我正在認真考慮接受另一位男士。我喜歡他；他是最聰明的年輕人之一，家世良好。但我還是猶豫不決。你也曉得，很多時候，人已經理性上信服了、感情上卻仍未能信服某種行動是對的……但是，拜託，請別對任何人說，因為我必須自己思考清楚。同時，當B先生來訪時，請對他特別好，但千萬別說漏我告訴你的事。”
1922年12月的一天，宋美齡的哥哥宋子文在上海莫里哀路孫中山寓所舉辦了一個別開生面的晚會，蔣介石也應邀參加。就是在這次晚會上，蔣介石第一次見到了年輕漂亮、氣質出眾的宋美齡，決心不惜一切代價娶她為妻，但遭到宋慶齡的堅決反對。
1927年3月蔣介石率北伐軍殺進上海，依然對宋美齡窮追不捨，惟一持贊成意見的大姐宋靄齡歷數嫁給蔣介石的好處。在姐姐的勸說下，她終於下定決心。於西元1927年12月1日與蔣介石結婚，先循基督教儀式，在宋宅由余日章博士主持成婚，次日在上海大華飯店，由蔡元培證婚。
一九三七年一月，艾瑪·密爾斯收到蔣氏夫婦寄來一張正式聖誕卡。典型的國家元首問候卡，內附一張蔣氏居家照片。艾瑪幽怨回憶說：“我最後一次接到美齡的信，已是將近十年前的事。這段期間，我寄去的幾封信都沒收到回信。”即使如此，艾瑪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仍召集一群威爾斯利校友一起聽聽中國近況。她邀請十多位同學午餐，大家合起來寫回信給美齡。次月，艾瑪收到美齡覆信，請她轉給大家傳閱，一方面感謝大家寫信給她，一方面也敘述中國的立場：“我們國家存亡絕續已到緊要關頭……全世界慢慢理解到中國不僅為自己作戰，也為大家作戰……為我們禱告———是的，但是同時也請諸位盡力推行抵制運動。我不必告訴各位過去三個月我國所遭遇的恐怖暴行……我走過當地之後，鞋子浸滿鮮血……請協助我們制止這場戰爭。”
這封信尚未寄達，宋美齡又收到艾瑪另一封信。艾瑪答應會隨時讓蔣夫人瞭解美國對中國的民意動向。艾瑪說：“你應該仍記得我，可以確定我對你的忠誠與深刻同情。你或許不清楚的是，多年來我對中國的興趣不減、甚至更增……美國百分之百同情中國。”但是她不能不又補上一句：美國人絕對尚未準備好接受大規模的抵制運動。姑且不論其對錯是非，大部分人似乎覺得這將是無可避免走上戰爭的第一步。艾瑪告訴美齡，她已經在威爾斯利同學中發起運動，募款賑濟中國難民。艾瑪的結語是：如果還有任何事我可以為你效勞，或是你覺得我可以為中國貢獻，你一定已知道可以借重我。
美齡同意她可以全力推動之後，艾瑪提升美國人關注中國局勢、捐款賑濟中國難民的工作，變成一份全職的工作。這時候的艾瑪除了有待提出論文以取得中國研究碩士之外，已經沒有太多旁騖。她並沒結婚。她說，因為和八十九歲高齡的祖母相依為命，她的社交生活“十分有限”，“在她家也無事可做”。至於宋美齡呢，她的信函和要求無非是重申昔日交情，以及身為一國元首之妻向她可以信賴的友人求助的官樣文字。美齡現在用的敬語稱謂是“親愛的艾瑪”，不再是“親愛的”或“最親愛的達達”；她的落款署名有時是“愛你的，蔣宋美齡”或非常官方的“你真誠的蔣介石夫人”。美齡一九三八年寫給艾瑪的頭一封信，談到日本人屠殺中國難民，抱怨“民主國家畏懼日本”，以致停止運送到中國的補給：美國在聖地牙哥把飛機卸下船，這是我們在戰事爆發前就已經付了錢的飛機……美國實質上在幫助日本擊敗中國。幾個月後，她改變說法，聲稱中國人瞭解美國國內形勢，它使得（美國）政府不好和日本作對。我們曉得他們怕日本，他們也害怕戰爭。但是她說，中國人很難理解為什麼盟國不嘗試懲罰日本的“不人道行為，它的無恥已使得黑暗時期的蠻族部落都望塵莫及。他們所知道的不人道行為，統統比不上日本人今天的屠殺、搶劫和淩虐行徑。”
四月底，蔣夫人寫信告訴艾瑪她剛從前線回來。她說：“我每一站都儘量在時間允許之下探望更多的醫院，也設法安排兩千名戰爭孤兒安置到四所天主教會。這些小孩將受到好好照顧，修女們投注給他們最大的愛……我們也盡可能安置更多難童到其他教會機構……你答應要送來的錢，將用在收容難童上面。你會同意吧？稍後我會把這些孤兒的照片寄給你，他們會曉得你和一些朋友對他們的關愛。”
此時，宋美齡送一些中國杯盤器皿和綠茶給她的威爾斯利同屆同學。
一九三八年六月中旬，宋美齡有三篇文章發表在《紐約時報》上。當年冬天在漢口囑咐董顯光搜集她的演講稿、報上文章、廣播稿和信函，交給法默編輯成冊。法默奉命在六個月內完成這一任務。他說“這是我新聞記者生涯中最怪異、最困難的一份任務。”雖然宋美齡不讓這本書在美國或英國販賣，她卻送了三百冊簽名本到威爾斯利，因為它們是“有趣的一本書，其中有些瑕疵乃是我們在漢口受限於戰時條件困難所致”。她拜託艾瑪替她代為發送，附了一張一萬美元的支票作為郵資和包裝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