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人大代表秦暢（前排右二）
從問題提出者， 到方案設計者
能夠當選這一屆的市人大代表， 秦暢覺得自己得益於一檔做了二十多年的廣播節目《市民與社會》。
秦暢代表
“能夠當選人大代表， 我特別興奮。 對我來說， 除了本來的媒介平臺， 等於我又多了一個傳達民情民意的管道， 可以把節目中彙集的民情民智民意， 跟決策部門、管理單位和相關社會組織進行更充分的溝通。 ”秦暢說， 與此同時， 自己還感到惶恐不安， 因為不知道能否擔負起這份信任。 做了近20年的節目， 她深知民情民意的多元性、豐富性和複雜性， “做代表不是簡單得把群眾聲音進行傳遞， 而是要有更加詳細的資訊歸納、梳理、總結， 甚至提煉， 要能發現不同市民訴求背後體現的關鍵問題。 可能老百姓談到的只是他的感受、抱怨和不滿意，
秦暢認為， 最為重要的是， 人大代表要能就這些問題提出更加有建設性的解決方案。 “過去， 對於我身為媒體人的責任來說， 提出問題、擺出問題， 基本上就算完成了任務的大部分， 但是對於一名人大代表來說， 你不能只是一個傳遞者， 還需要做一個集思廣益的方案的設計者， 這也是對我來說難度比較大的一個地方。 ”
秦暢代表
做店小二， 其實不容易
正是因為有這樣的認知， 新任人大代表秦暢給自己提出的要求就是：每個代表建議都要有明確的解決方案。 “譬如說現在上海市政府提出要有‘店小二’精神， 今年市政府工作報告用了很大的篇幅談政府自身建設， ”秦暢說， “顯然， 政府下了很大的決心， 要通過自身革命、自身建設來實現自身形象的轉變。 ”
“其實做店小二不容易， 尤其是讓政府來做店小二。 店小二是什麼呢？店小二給的就是服務， 感受使用者需求， 及時回應， 隨時線上。 它不僅僅是一種理念， 最重要的是要落實為行動。 ”秦暢因此正在設計一個方案、一個更為行之有效的評估體系。 “現在我們是有評估體系的， 但是還沒有完全起到推動、促進甚至變為引擎的作用。 我們是否可以模仿店小二的考核， 也設計一個更加實際、更有價值、更有推動力的評估體系呢？“如果說以前要求政府即時線上、隨時回應很難， 那麼在今天這個移動終端越來越普及，技術給我們帶來越來越多的支撐的時候，我覺得，我們完全可以利用大資料、智慧城市以及建好的那麼多電子化基礎設施做起來了。”
除了將自己這些年的思考帶上“兩會”，秦暢還將在節目中收集的基層最真實的情況，自己在工作中總結的基層工作經驗和智慧帶到會上。“我們節目新出了一本書，《城市治理的25枚繡花針》，書中梳理了上海解決基層急難愁問題的25個典型案例。未來五年上海要建立精細化管理體系，我也希望其中的經驗能夠用到相關條例規定的調整中，讓上海基層很多懸而未決的問題得到推進性的進展。”
秦暢代表
五年之後，再來“拷問”我
雖然才參會幾日，做人大代表的時間也不夠長，秦暢還是感受到了從媒體人到人大代表的轉變。“比如以前作為媒體人，聽政府工作報告是帶著預設主題的，我的傾聽在經意或者不經意間是已經有了篩選的；但現在我聽政府工作報告必須一字一字細作思量，一句一句研判思考，要全身心地投入到政府所有事務的監督和審議中。以前我只是一個報導者，現在，我是更深度的參與者。”
秦暢說，她希望能夠通過人大代表和節目主持人這樣兩個身份的有機結合，推動自己節目的每個參與者，都能更深度地思考問題，更有建設性地提出解決方案。“同時，作為人大代表，我也希望自己每年都能提出一定量的有品質的代表建議，並且這數量每年能夠有所遞增。每一年人大代表工作結束的時候，我會總結下這一年我提出建議的情況，以及被政府採納甚至解決的比例情況，我希望這個比例也能每年有所遞增，以督促我提升自身參政議政的能力。這樣五年下來，你如果再來採訪我，請來‘拷問’我，這五年到底提出了多少意見建議，被政府採納的比例是多少，我相信，這也是對一個人大代表履職盡責度和能力的‘拷問’。”
那麼在今天這個移動終端越來越普及，技術給我們帶來越來越多的支撐的時候，我覺得，我們完全可以利用大資料、智慧城市以及建好的那麼多電子化基礎設施做起來了。”除了將自己這些年的思考帶上“兩會”，秦暢還將在節目中收集的基層最真實的情況，自己在工作中總結的基層工作經驗和智慧帶到會上。“我們節目新出了一本書，《城市治理的25枚繡花針》，書中梳理了上海解決基層急難愁問題的25個典型案例。未來五年上海要建立精細化管理體系，我也希望其中的經驗能夠用到相關條例規定的調整中，讓上海基層很多懸而未決的問題得到推進性的進展。”
秦暢代表
五年之後，再來“拷問”我
雖然才參會幾日，做人大代表的時間也不夠長，秦暢還是感受到了從媒體人到人大代表的轉變。“比如以前作為媒體人，聽政府工作報告是帶著預設主題的，我的傾聽在經意或者不經意間是已經有了篩選的；但現在我聽政府工作報告必須一字一字細作思量，一句一句研判思考，要全身心地投入到政府所有事務的監督和審議中。以前我只是一個報導者，現在，我是更深度的參與者。”
秦暢說，她希望能夠通過人大代表和節目主持人這樣兩個身份的有機結合，推動自己節目的每個參與者，都能更深度地思考問題，更有建設性地提出解決方案。“同時，作為人大代表，我也希望自己每年都能提出一定量的有品質的代表建議，並且這數量每年能夠有所遞增。每一年人大代表工作結束的時候，我會總結下這一年我提出建議的情況，以及被政府採納甚至解決的比例情況，我希望這個比例也能每年有所遞增，以督促我提升自身參政議政的能力。這樣五年下來，你如果再來採訪我，請來‘拷問’我，這五年到底提出了多少意見建議，被政府採納的比例是多少，我相信，這也是對一個人大代表履職盡責度和能力的‘拷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