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69年前的今天， 1949年1月27日 (農曆臘月廿九)， 太平輪事件。
1949年1月27日（距今69年）， 由上海駛往臺灣的中聯公司豪華貨輪“太平輪”在舟山海域外發生撞船事故， 隨後沉沒。 船上搭乘的千餘人， 僅有數十人生還。 吳宇森的電影《太平輪》就是依照這段歷史展開。
那麼， 太平輪為什麼會沉沒?
對於太平輪失事事件， 《大公報》在1949年2月2日的社評《海上又出慘劇》中提出了三點疑問， “1.駕駛能力；2.太平輪逾齡、救生設備不全；3.輪船超重。 ”2月4日， 《大公報》再次對太平輪失事提出質問。
但在民間， 關於兩船相撞有其他原因， 比如1949年2月7日出版的《臺灣新生報》總結了民間的三個原因，
太平輪海難部分倖存者合影
1949年1月27日（距今69年）， 小年夜， 這是年關前的最後一班輪船。 太平輪賣出了508張船票， 實際上船人數超過1000人。
晚上11時45分， 再過幾分鐘就是除夕了， 那夜， 無風， 無雨， 無霧。 還能見到遠處小島上的漁火。 迎面撞來的是基隆開出的建元輪， 隸屬於益詳輪船公司， 裝滿木材和煤炭。 建元輪開往上海。
與“太平輪”相撞的“建元輪”是1919年在挪威建造的貨輪
在太平輪遇難之後的當天晚上， 300多支火把包圍了周曹裔家， 周曹裔是中聯公司的總經理。 憤怒的家屬搗爛了周曹裔家中所有傢俱擺設以及公司辦公室。 其他股東也都跑掉了。 之後， 周家把所有家當用於理賠， 1950年， 周家輾轉來到香港再到臺灣定居。 蔡康永在《我家的鐵達尼號》一文中寫到了自己家族與1949年沉沒的太平輪之間的淵源，
太平輪沉沒後沒幾天， 1月31日， 北京解放。 2月5日， 國民政府遷往廣州。 4月6日， 上海法院開審太平輪一案。 但那個時候， 國民黨在上海的統治已經岌岌可危， 人心惶惶， 4月23日解放軍進入南京。 5月20日， 臺灣戒嚴。 5月27日上海解放。 太平輪慘案審理最後無疾而終， 所有證詞、檔多半留在上海， 目前很多保存在上海檔案館， 臺灣保存著臺灣方面訴訟檔和賠償記錄。
對太平輪失事事件，《大公報》在2月2日的社評《海上又出慘劇》中提出了三點疑問，“1.駕駛能力；2.太平輪逾齡、救生設備不全；3.輪船超重。”2月4日，《大公報》再次對太平輪失事提出質問，在一篇名為《輪船失事原因》中總結認為造成此次災難的原因首先是抗戰勝利後，輪船大量增加，船員素質低下，僅持准考證就可駕船；其次船運公司不注重救生設備。但在民間，關於兩船相撞有其他原因，比如1949年2月7日出版的《臺灣新生報》總結了民間的三個原因，首先是太平輪抄小路，走錯了航線，然後是太平輪裝載了600噸鋼材嚴重超載，最後是兩船相撞時船員正在喝酒。
倖存者徐志浩說，兩船之所以相撞是因為大副喝了酒，把駛舵重任交給了三副，三副睡覺忘記了調舵。倖存者葛克回憶：“船難發生，每個人都驚慌失措，爭相逃命；救生圈不夠，葛克帶著妻小往海裡跳。船沉沒，船艙的木板、衣櫃、箱子四處飄落。會游泳的人抓著板子就在海上漂浮，不會游泳的、力氣小的，沒多久就再也見不著人影了。凜冽的海浪滾動著冰冷的潮水，一波又一波，小孩、大人的哭泣、尖叫，淒厲地劃過深夜。入冬的海水，越來越冷，許多人熬不住冰冷，逐漸失去體溫而鬆手、沉沒。”
葉倫明是“太平輪”倖存者之一，後成為香港著名的長跑老伯
據倖存者葉倫明回憶：“他開始努力尋找是否還有生存者，有人伸出手來，就儘量拉住他們的手，讓大家可以齊心扒著木桶，等待救援。”澳大利亞軍艦華爾蒙哥號，將生還者救上船，換上海員的乾淨衣服，給他們食物、熱飲，送他們到上海，將個人用品一字排開供每個人認領，“未短一張名片，未短一塊金元”。在生死存亡關頭，也有人性的醜惡。“有人拿著槍支，迫別人讓出木板。”“在深黑的夜裡，四周盡是哀號慘叫聲，卻有人劃著救生船，不管身邊的哭喊求救聲，揚長而去。”六十年後，葉倫明依然憤怒。
太平輪沉沒了，但還有更多人搭乘有限的船隻從上海到臺灣，很多人原以為馬上就要返回的，結果就是分隔一生。坐在最後一班太平輪上的逃亡者，永遠葬身海底。張典婉對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記者說，“一段段生離死別的故事，被可以遺忘的記憶出土，太平輪與其他船隊帶來了逃亡人潮，國共分裂前的沉船災難，與戰後臺灣人的殖民傷痕相遇，那個年代的空白再度接軌，化為安靜的分享與聆聽。”
這些與太平輪有關的記憶很快只成了私人記憶，直到2004年張典婉和她的朋友開始拍攝紀錄片《尋找太平輪》。張典婉的母親司馬秀媛就是在沉船的前一個月，搭乘太平輪到臺灣的，司馬秀媛開始了異鄉人的生活，嫁給了一個客家人，這個昔日的上海大小姐固執地保留著從前的生活習慣。“2000年10月，她離開人世，我整理她的遺物，發現了她與父親民國三十五年的上海身份證，一本記事本，上面記滿了剛到臺灣的通訊錄，娟秀的字體細心記下每位元朋友聯絡方式，愚園路、淮海路、金神父路、戈登路……都是她年輕歲月的生活地圖。而這些電話卻是永遠也撥不通的號碼，在1949年後。”張典婉對早報記者說。在歷史教科書裡，無論是大陸還是臺灣，幾乎不曾見聞這些關於離散的生命記憶。
從2004年底開始，張典婉決定開始搜尋這艘船，以及隨它一起沉沒的那些家族故事，以記取母親那代人的流亡。張典婉說，在上海檔案館的這些太平輪檔案，自1949年後就再也沒有拆封，直到他們2005年前來拍攝紀錄片，失落的年代由此被打開。還有那些家族記憶，再次被喚醒。
臺灣保存著臺灣方面訴訟檔和賠償記錄。對太平輪失事事件，《大公報》在2月2日的社評《海上又出慘劇》中提出了三點疑問，“1.駕駛能力；2.太平輪逾齡、救生設備不全；3.輪船超重。”2月4日，《大公報》再次對太平輪失事提出質問，在一篇名為《輪船失事原因》中總結認為造成此次災難的原因首先是抗戰勝利後，輪船大量增加，船員素質低下，僅持准考證就可駕船；其次船運公司不注重救生設備。但在民間，關於兩船相撞有其他原因，比如1949年2月7日出版的《臺灣新生報》總結了民間的三個原因，首先是太平輪抄小路，走錯了航線，然後是太平輪裝載了600噸鋼材嚴重超載，最後是兩船相撞時船員正在喝酒。
倖存者徐志浩說，兩船之所以相撞是因為大副喝了酒，把駛舵重任交給了三副，三副睡覺忘記了調舵。倖存者葛克回憶：“船難發生，每個人都驚慌失措，爭相逃命；救生圈不夠，葛克帶著妻小往海裡跳。船沉沒，船艙的木板、衣櫃、箱子四處飄落。會游泳的人抓著板子就在海上漂浮，不會游泳的、力氣小的，沒多久就再也見不著人影了。凜冽的海浪滾動著冰冷的潮水，一波又一波，小孩、大人的哭泣、尖叫，淒厲地劃過深夜。入冬的海水，越來越冷，許多人熬不住冰冷，逐漸失去體溫而鬆手、沉沒。”
葉倫明是“太平輪”倖存者之一，後成為香港著名的長跑老伯
據倖存者葉倫明回憶：“他開始努力尋找是否還有生存者，有人伸出手來，就儘量拉住他們的手，讓大家可以齊心扒著木桶，等待救援。”澳大利亞軍艦華爾蒙哥號，將生還者救上船，換上海員的乾淨衣服，給他們食物、熱飲，送他們到上海，將個人用品一字排開供每個人認領，“未短一張名片，未短一塊金元”。在生死存亡關頭，也有人性的醜惡。“有人拿著槍支，迫別人讓出木板。”“在深黑的夜裡，四周盡是哀號慘叫聲，卻有人劃著救生船，不管身邊的哭喊求救聲，揚長而去。”六十年後，葉倫明依然憤怒。
太平輪沉沒了，但還有更多人搭乘有限的船隻從上海到臺灣，很多人原以為馬上就要返回的，結果就是分隔一生。坐在最後一班太平輪上的逃亡者，永遠葬身海底。張典婉對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記者說，“一段段生離死別的故事，被可以遺忘的記憶出土，太平輪與其他船隊帶來了逃亡人潮，國共分裂前的沉船災難，與戰後臺灣人的殖民傷痕相遇，那個年代的空白再度接軌，化為安靜的分享與聆聽。”
這些與太平輪有關的記憶很快只成了私人記憶，直到2004年張典婉和她的朋友開始拍攝紀錄片《尋找太平輪》。張典婉的母親司馬秀媛就是在沉船的前一個月，搭乘太平輪到臺灣的，司馬秀媛開始了異鄉人的生活，嫁給了一個客家人，這個昔日的上海大小姐固執地保留著從前的生活習慣。“2000年10月，她離開人世，我整理她的遺物，發現了她與父親民國三十五年的上海身份證，一本記事本，上面記滿了剛到臺灣的通訊錄，娟秀的字體細心記下每位元朋友聯絡方式，愚園路、淮海路、金神父路、戈登路……都是她年輕歲月的生活地圖。而這些電話卻是永遠也撥不通的號碼，在1949年後。”張典婉對早報記者說。在歷史教科書裡，無論是大陸還是臺灣，幾乎不曾見聞這些關於離散的生命記憶。
從2004年底開始，張典婉決定開始搜尋這艘船，以及隨它一起沉沒的那些家族故事，以記取母親那代人的流亡。張典婉說，在上海檔案館的這些太平輪檔案，自1949年後就再也沒有拆封，直到他們2005年前來拍攝紀錄片，失落的年代由此被打開。還有那些家族記憶，再次被喚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