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內戰， 很多人都會想起美國南北內戰、中國國共內戰等。 這些內戰雖然名聲、規模很大， 然而說到戰爭的重要性、緊迫性、激烈程度， 估計沒有哪個內戰能與西班牙內戰相抗衡。 因為， 西班牙內戰被認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奏。 畢卡索的名畫《格爾尼卡》就反映了當時的場景。
眾所周知， 二戰是法西斯勢力同反法西斯勢力的一次重大較量。 這種較量並非一開始就呈現出一種劍拔弩張、水火不容的局面， 而是首先體現在了附屬國的爭奪之上。 當時的西班牙共和國， 成為了雙方率先爭奪的目標。 法西斯勢力在西班牙的傀儡——國民衛隊率先發動了叛變。 而當時的執政黨——社會黨也展開了頑強的抵抗。
從表面上看來， 這只是一場政黨之間的權力爭奪。 然而， 這牽扯到了法西斯勢力、民主勢力、紅色勢力等等一系列的國外勢力。 由於西班牙位置的極端重要性，
巴雷亞的心事
阿圖羅·巴雷亞枕著情婦的膝蓋， 躺在馬德里西北部瓜達拉馬山脈中的一片鋪滿松針的棕色林地上。 此時正值 7 月 19 日周日的午後， 蟬鳴如泉， 空氣中溢滿樹脂的香味。 巴雷亞身形頎長， 一頭黑髮梳成大背頭， 雙眼猶如埃爾·格列柯筆下的聖徒， 嘴唇性感飽滿。 天氣炎熱， 巴雷亞與瑪利亞在野餐時飲了一些葡萄酒， 隨後便是一番纏綿。 此時， 巴雷亞有些昏昏欲睡；他渴望閉上雙眼， 任由夢神將自己牽走。 然而瑪利亞卻懷著些不同的念頭。 她想與巴雷亞聊聊。 不過， 這一次她並不想傾訴自己究竟有多麼希望他能離開自己的妻兒，
38 歲的巴雷亞在生活中營造出一種微妙的平衡。 他出身貧寒， 命途多舛。 在經歷了許多打拼之後， 他成了里昂信貸銀行馬德里分行的一名職員。
因為學習能力強， 他的微薄薪水很快便漲了起來；若他願意阿諛奉承， 也許早就在銀行業內高升了。 可他自尊心強， 面皮又薄——一種危險的組合——老闆們在他面前擺出的那種漫不經心的態度令他十分惱怒。 同時， 他也為自己卑微的出身而感到羞恥， 他知道自己的老闆對此極其蔑視。 心中的另一個壯志——寫作——再度萌發，
倒不是說他不喜歡資本家的收入及其金燦燦的身份，他喜歡同時生活在兩個世界中而又不屬於任何一方。他倒是設法做到了這一點，因為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他成功地置身於過去 10 年的政治鬥爭之外。沒錯，1931 年新共和國宣告成立時他的確加入了社會黨。同年，他協助一位元朋友組織了一個新的文員工會；但除此之外，即便是在右翼自 1934 年獲得選舉勝利後的「黑暗的 2 年」間，他也始終處於觀望狀態。雖然作為一名專利代理人，他會大加譴責工作中屢見不鮮的腐敗與剝削，但是他告訴自己，他不過是經濟這台機器中一個太過微不足道的齒輪，根本不足以撼動整個機制。
然而，去年 2 月的全國大選卻促使他開始採取行動。他常與家人去馬德里城外的一個村莊共度週末，並在那裡成立了一個人民陣線委員會——此舉並未逃過當地地主與國民衛隊軍官的注意。國民衛隊這支鄉村警力時常會扮演貴族執法員的角色。隨後的一個月中，政局不斷惡化：鬥毆與槍戰頻發，有關政變與反政變的謠言瘋傳，最終導致反法西斯領袖何塞·卡爾沃·索特洛與社會黨突擊衛隊中尉何塞·德·卡斯蒂略在相隔一周的時間內雙雙遭遇暗殺。巴雷亞意識到，自己終是需要選擇陣營了。
叛亂的爆發
即便如此，他還是沒有準備好面對前一晚所發生的事情。馬德里整日都處於瀕臨崩潰的狀態，人人都豎起耳朵留意收音機中的新聞——這一點很容易便能做到，因為政府在每處街道拐角都安放了揚聲器——因為，零零星星的新聞公告極其突兀地打斷了一組組美國舞曲，向人們播報著在偏僻的軍事要塞所發生的兵變。無需恐慌，政府已完全控制了局勢。但是謠言四起，叛亂的消息不斷傳來。顯然，巴賽隆納發生了巷戰。人們開始在酒吧、咖啡館與街頭聚集。萬一政府失去了對局勢的掌控呢？萬一這些兵變如同佛朗哥在阿斯圖裡亞斯地區所開展的運動一般，是整肅左派的開端呢？如果軍隊調轉槍口對準平民，誰又會來保護他們？與家人共進晚餐後，巴雷亞穿過阿維瑪利亞街，來到常去的埃米利亞諾酒吧。酒吧的收音機正以最大音量播放著湯米·道爾西的「旋律旋轉不息」，人們嘶聲叫喊著相互交流。他剛點完一杯咖啡，樂曲聲便被播音員打斷了：事態已然十分嚴重，工會會員與政治團體成員應立即前往各自總部報導。
僅僅幾秒鐘的時間，酒吧內便已空無一人。驚恐萬分的工人擔心駐紮在城市周邊的某支駐軍會朝他們開火，因此走上街頭要求拿起武器自衛。巴雷亞已擠過擁擠的亂民群，來到了位於丘埃卡區、格蘭大道另一側的社會黨總部，人民之家。大批工會志願者正叫嚷著要組建一支防禦力量。雖然他對戰爭興趣寥寥——裡夫叛亂期間，他曾在摩洛哥服過 4 年兵役；這 4 年早就醫治好了他的這種毛病，當初邁進被圍困的小鎮梅利利亞時遇見的腐屍所散發出惡臭仍縈繞在鼻尖——他不想採取懷柔的政策，也不願敗在法西斯主義者手下。因此，他整夜都未曾離開人民之家，教授那些一輩子都沒摸過槍的男人們如何替老式毛瑟槍裝彈，如何開槍射擊。他當初在工程營中配發的槍支便與此類似。如果法西斯企圖奪下馬德里，他們就不得不為它而戰。如果政府決定向民兵發放武器，使他們可以參與戰鬥，他們同樣會這麼做。
同時，政府班子聚在緊急秘密會議室中，經歷了一番解散、組建以及重組的過程。一些部長敦促政府與叛軍妥協，而另一些則要求以牙還牙。破曉前，政府終於宣佈：「政府已接受法西斯主義向西班牙人民發出的宣戰。」人民之家傳來陣陣歡呼聲；隨後，太陽在萬里無雲的空中升起，人們照常回到家中或是咖啡館享用早餐。離開人民之家後，巴雷亞發現街道上一片寂靜，空無一人，似乎與往常炎熱的夏日週末並無二致。也許，巴雷亞放任自己生出種種希望，叛軍現在便會打起退堂鼓，令生活重回正軌——無論之前過的是何種生活。他不知道自己還能做些什麼，因此決定帶著瑪利亞前往塞拉山中度過這一天。這是週五時他曾向她做出的承諾，一切已仿若隔世。
現在，他很後悔自己的決定：他想知道自晨間起，首都與西班牙其他地區的局勢，但瑪利亞絕不是一位可以傾聽你內心恐懼的貼心聽眾。6 年前，她剛來專利局工作時，他曾希望能與她探討自己的思想、信念和希望，因為他無法與奧雷利婭談論這些話題。巴雷亞的妻子認為他的政治立場是阻礙她締結上流社會關係的絆腳石，而且只有懦夫才會希望自己妻子既是可以交心的知己又是同床共枕的伴侶。他將瑪利亞變成了自己的知己與秘書；雖然吐露心聲的長談最終演變成了偷情的幽會，而瑪利亞順理成章地成了他的情人，但是奧雷利婭對這種安排視而不見，因為在她看來，只要沒有私生子，男人有了外遇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可瑪利亞並不想成為巴雷亞的靈魂伴侶，她只想取代奧雷利婭的位置。現在，他酸溜溜地想著，自己與兩個女人糾纏不清，卻又哪個都不愛。
千鈞一髮的時刻
巴雷亞對現實感到無力，同時又憂心著樹木繁茂的小山丘之外的那個世界，於是他站起身來，說道，5 點有一趟回城的火車，他想趕這趟車回馬德里。瑪利亞板著臉陪他下山來到穀中的小村莊。他們在車站的酒吧裡點了啤酒，巴雷亞與一位在社會黨會議上遇到的熟人——為了健康，每年都會來此避暑的印刷商——簡短交談了幾句。兩三名國民衛隊軍官敞著外套，正在窗邊打撲克，漆皮三角帽就擱在桌上；巴雷亞和瑪利亞起身趕火車的時候，其中一人站起身，扣好外套，尾隨他們行至酒吧外的街道上。他攔住他們，要求巴雷亞出示證件——在見到巴雷亞金色的證件後，這名軍官揚了揚眉毛。像巴雷亞這樣的年輕紳士怎麼會和印刷商這種赤色分子相熟呢？他懷疑地問道。直覺告訴巴雷亞，絕對不能如實回答，因此他便扯謊說他們是童年好友；所以，儘管他搜了巴雷亞的身，但最終還是放他離開了。
巴雷亞後來才知道，自己當時的情況簡直是千鈞一髮：第二天，國民衛隊打著叛軍的旗號接管了這個村莊，那位印刷商在路邊遭到槍決。不過眼下，當火車駛入馬德里北站後，他和瑪利亞只感覺自己來到了一座面目全非的城市。車站外的交通已近乎癱瘓，卡車滿載著引吭高歌的工會會員駛向一個方向，而富有的馬德里市民則帶著行李駕著豪車駛向另一個方向，向著北部的西法邊境進發。街道上設置了路障；人們高舉握緊的拳頭向駛過身旁的社會黨公務車致敬；每拐過一處街角，便會有持槍的民兵攔住巴雷亞的和瑪利亞，要求他們出示身份證明。整座城市籠罩在一片刺鼻的煙霧之中。待巴雷亞將瑪利亞送至其與母親、兄弟和妹妹共住的公寓，隨後匆匆前往阿維瑪利亞街時才找到了煙霧的來源。他發現街區內的教堂——包括他小時候曾經就讀的那間隸屬於虔誠學校的教堂——均已陷入一片火海。每當古老的石塊發出嘶嘶聲劈啪爆裂時，每當教堂的圓頂或塔樓在街頭轟然坍塌時，聚在教堂門前的人群之中便會爆發出陣陣歡呼之聲。一些旁觀者告訴他，法西斯主義者曾從高聳的塔樓向平民掃射或是將武器放置在聖器之中；而且，其中一人借用了對於身著黑色法衣的祭司的粗俗比喻，「無論如何，那種蟑螂數量太多了。」巴雷亞對那些有組織的教會並無多大好感——連帶著也厭惡上了它們與大地主、大銀行家和大船東之間的親密關係，它們在窮困潦倒的國家裡積累起的財富以及它們反知識份子的正統教義——但是這種大規模的破壞行為仍令他覺得厭惡。他懷著沉重的心情回到家中，回到了奧雷利婭和孩子們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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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艾曼達·維爾
全本定價￥29.99
超值社科滿減專場滿 500 減 250、滿 200 減 80、滿 100 減 30、滿 50 減 10
本書以敘事的方式審視了六位元主人公及其親密盟友在內戰中的經歷，試圖從對比的角度近距離展示他們糾結的戰時命運。
↙ 點擊閱讀原文，閱讀《西班牙內戰》。
他依舊站在工人而非權貴這邊。「我是一個沒用的資本家」，他說。倒不是說他不喜歡資本家的收入及其金燦燦的身份，他喜歡同時生活在兩個世界中而又不屬於任何一方。他倒是設法做到了這一點，因為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他成功地置身於過去 10 年的政治鬥爭之外。沒錯，1931 年新共和國宣告成立時他的確加入了社會黨。同年，他協助一位元朋友組織了一個新的文員工會；但除此之外，即便是在右翼自 1934 年獲得選舉勝利後的「黑暗的 2 年」間，他也始終處於觀望狀態。雖然作為一名專利代理人，他會大加譴責工作中屢見不鮮的腐敗與剝削，但是他告訴自己，他不過是經濟這台機器中一個太過微不足道的齒輪，根本不足以撼動整個機制。
然而，去年 2 月的全國大選卻促使他開始採取行動。他常與家人去馬德里城外的一個村莊共度週末，並在那裡成立了一個人民陣線委員會——此舉並未逃過當地地主與國民衛隊軍官的注意。國民衛隊這支鄉村警力時常會扮演貴族執法員的角色。隨後的一個月中，政局不斷惡化：鬥毆與槍戰頻發，有關政變與反政變的謠言瘋傳，最終導致反法西斯領袖何塞·卡爾沃·索特洛與社會黨突擊衛隊中尉何塞·德·卡斯蒂略在相隔一周的時間內雙雙遭遇暗殺。巴雷亞意識到，自己終是需要選擇陣營了。
叛亂的爆發
即便如此，他還是沒有準備好面對前一晚所發生的事情。馬德里整日都處於瀕臨崩潰的狀態，人人都豎起耳朵留意收音機中的新聞——這一點很容易便能做到，因為政府在每處街道拐角都安放了揚聲器——因為，零零星星的新聞公告極其突兀地打斷了一組組美國舞曲，向人們播報著在偏僻的軍事要塞所發生的兵變。無需恐慌，政府已完全控制了局勢。但是謠言四起，叛亂的消息不斷傳來。顯然，巴賽隆納發生了巷戰。人們開始在酒吧、咖啡館與街頭聚集。萬一政府失去了對局勢的掌控呢？萬一這些兵變如同佛朗哥在阿斯圖裡亞斯地區所開展的運動一般，是整肅左派的開端呢？如果軍隊調轉槍口對準平民，誰又會來保護他們？與家人共進晚餐後，巴雷亞穿過阿維瑪利亞街，來到常去的埃米利亞諾酒吧。酒吧的收音機正以最大音量播放著湯米·道爾西的「旋律旋轉不息」，人們嘶聲叫喊著相互交流。他剛點完一杯咖啡，樂曲聲便被播音員打斷了：事態已然十分嚴重，工會會員與政治團體成員應立即前往各自總部報導。
僅僅幾秒鐘的時間，酒吧內便已空無一人。驚恐萬分的工人擔心駐紮在城市周邊的某支駐軍會朝他們開火，因此走上街頭要求拿起武器自衛。巴雷亞已擠過擁擠的亂民群，來到了位於丘埃卡區、格蘭大道另一側的社會黨總部，人民之家。大批工會志願者正叫嚷著要組建一支防禦力量。雖然他對戰爭興趣寥寥——裡夫叛亂期間，他曾在摩洛哥服過 4 年兵役；這 4 年早就醫治好了他的這種毛病，當初邁進被圍困的小鎮梅利利亞時遇見的腐屍所散發出惡臭仍縈繞在鼻尖——他不想採取懷柔的政策，也不願敗在法西斯主義者手下。因此，他整夜都未曾離開人民之家，教授那些一輩子都沒摸過槍的男人們如何替老式毛瑟槍裝彈，如何開槍射擊。他當初在工程營中配發的槍支便與此類似。如果法西斯企圖奪下馬德里，他們就不得不為它而戰。如果政府決定向民兵發放武器，使他們可以參與戰鬥，他們同樣會這麼做。
同時，政府班子聚在緊急秘密會議室中，經歷了一番解散、組建以及重組的過程。一些部長敦促政府與叛軍妥協，而另一些則要求以牙還牙。破曉前，政府終於宣佈：「政府已接受法西斯主義向西班牙人民發出的宣戰。」人民之家傳來陣陣歡呼聲；隨後，太陽在萬里無雲的空中升起，人們照常回到家中或是咖啡館享用早餐。離開人民之家後，巴雷亞發現街道上一片寂靜，空無一人，似乎與往常炎熱的夏日週末並無二致。也許，巴雷亞放任自己生出種種希望，叛軍現在便會打起退堂鼓，令生活重回正軌——無論之前過的是何種生活。他不知道自己還能做些什麼，因此決定帶著瑪利亞前往塞拉山中度過這一天。這是週五時他曾向她做出的承諾，一切已仿若隔世。
現在，他很後悔自己的決定：他想知道自晨間起，首都與西班牙其他地區的局勢，但瑪利亞絕不是一位可以傾聽你內心恐懼的貼心聽眾。6 年前，她剛來專利局工作時，他曾希望能與她探討自己的思想、信念和希望，因為他無法與奧雷利婭談論這些話題。巴雷亞的妻子認為他的政治立場是阻礙她締結上流社會關係的絆腳石，而且只有懦夫才會希望自己妻子既是可以交心的知己又是同床共枕的伴侶。他將瑪利亞變成了自己的知己與秘書；雖然吐露心聲的長談最終演變成了偷情的幽會，而瑪利亞順理成章地成了他的情人，但是奧雷利婭對這種安排視而不見，因為在她看來，只要沒有私生子，男人有了外遇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可瑪利亞並不想成為巴雷亞的靈魂伴侶，她只想取代奧雷利婭的位置。現在，他酸溜溜地想著，自己與兩個女人糾纏不清，卻又哪個都不愛。
千鈞一髮的時刻
巴雷亞對現實感到無力，同時又憂心著樹木繁茂的小山丘之外的那個世界，於是他站起身來，說道，5 點有一趟回城的火車，他想趕這趟車回馬德里。瑪利亞板著臉陪他下山來到穀中的小村莊。他們在車站的酒吧裡點了啤酒，巴雷亞與一位在社會黨會議上遇到的熟人——為了健康，每年都會來此避暑的印刷商——簡短交談了幾句。兩三名國民衛隊軍官敞著外套，正在窗邊打撲克，漆皮三角帽就擱在桌上；巴雷亞和瑪利亞起身趕火車的時候，其中一人站起身，扣好外套，尾隨他們行至酒吧外的街道上。他攔住他們，要求巴雷亞出示證件——在見到巴雷亞金色的證件後，這名軍官揚了揚眉毛。像巴雷亞這樣的年輕紳士怎麼會和印刷商這種赤色分子相熟呢？他懷疑地問道。直覺告訴巴雷亞，絕對不能如實回答，因此他便扯謊說他們是童年好友；所以，儘管他搜了巴雷亞的身，但最終還是放他離開了。
巴雷亞後來才知道，自己當時的情況簡直是千鈞一髮：第二天，國民衛隊打著叛軍的旗號接管了這個村莊，那位印刷商在路邊遭到槍決。不過眼下，當火車駛入馬德里北站後，他和瑪利亞只感覺自己來到了一座面目全非的城市。車站外的交通已近乎癱瘓，卡車滿載著引吭高歌的工會會員駛向一個方向，而富有的馬德里市民則帶著行李駕著豪車駛向另一個方向，向著北部的西法邊境進發。街道上設置了路障；人們高舉握緊的拳頭向駛過身旁的社會黨公務車致敬；每拐過一處街角，便會有持槍的民兵攔住巴雷亞的和瑪利亞，要求他們出示身份證明。整座城市籠罩在一片刺鼻的煙霧之中。待巴雷亞將瑪利亞送至其與母親、兄弟和妹妹共住的公寓，隨後匆匆前往阿維瑪利亞街時才找到了煙霧的來源。他發現街區內的教堂——包括他小時候曾經就讀的那間隸屬於虔誠學校的教堂——均已陷入一片火海。每當古老的石塊發出嘶嘶聲劈啪爆裂時，每當教堂的圓頂或塔樓在街頭轟然坍塌時，聚在教堂門前的人群之中便會爆發出陣陣歡呼之聲。一些旁觀者告訴他，法西斯主義者曾從高聳的塔樓向平民掃射或是將武器放置在聖器之中；而且，其中一人借用了對於身著黑色法衣的祭司的粗俗比喻，「無論如何，那種蟑螂數量太多了。」巴雷亞對那些有組織的教會並無多大好感——連帶著也厭惡上了它們與大地主、大銀行家和大船東之間的親密關係，它們在窮困潦倒的國家裡積累起的財富以及它們反知識份子的正統教義——但是這種大規模的破壞行為仍令他覺得厭惡。他懷著沉重的心情回到家中，回到了奧雷利婭和孩子們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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