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過去半個多世紀了， 但德國和日本兩個國家至今仍然會經常被放在一起作對比。 同樣是軸心國集團的核心國家， 同樣在戰爭末期遭受毀滅性打擊， 德國還比日本慘， 國家甚至被分裂治理了很長一段時間， 不過德國對二戰反思和懺悔的態度， 使得它如今仍以世界大國的風範受到尊重；日本的死不悔改則仍然讓全世界對其加以防範。
雖然德國人在對發動戰爭、使得世界人民遭受苦難這個錯誤的道歉上表現得足夠真誠， 但他們之中有相當一部分人也非常大方地表示， 二戰並非是一個單純的錯誤的歷史抉擇。 相反， 如果歷史能夠重來， 德國人仍舊會毫不猶豫地選擇發動二戰， 甚至仍然會將那群納粹分子視為希望。 這種說法看起來令人詫異， 但仔細一想也並不矛盾， 這究竟是為何呢？
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先看一下一戰前後的那段歷史。
一戰結束後， 作為戰勝國的英國和法國， 在處理德國時看到了一個永遠消除這個強敵的契機， 於是便出臺了嚴苛到十分變態的《凡爾賽條約》。 這款條約相信大多數人多少都有所耳聞， 然而， 對於一個主權國家來說， 《凡爾賽條約》的恥辱程度已經令人髮指， 絲毫不遜於中國曾經忍受的“二十一條”。 我們來具體看一下， 《凡爾賽條約》之於德國， 究竟有多麼殘暴。
首先， 條約對德國軍隊的數量作了極為嚴格的要求， 規定德國陸軍不得超過10萬人， 不能生產裝備坦克；海軍不能超過1.5萬人，
除此之外， 英國、法國等還主導簽訂了一系列具有羞辱性的條約。 如協約國集團規定， 德國萊茵河西岸地區必須有協約國軍隊駐紮15年， 東岸50公里內的地區則作為“軍事真空區”。 所謂軍事真空區， 就是德國軍隊不能進入， 英法等國軍隊可以像逛公園一樣隨便進。 如果哪天看德國佬不順眼， 或是有氣沒地方撒， 隨便派點部隊搞一次“兵臨城下”， 可憐的德國人只能抗議一番， 僅此而已。
可以說， 《凡爾賽和約》把德國人最基本的安全感、一個主權國家的尊嚴都給剝奪了， 德國人心裡能沒有氣嗎？但德國人民忍受的遠不止這些， 更慘的還在後面。 為了防止德國經濟復興， 對歐洲霸權體系重新造成衝擊， 《凡爾賽條約》對經濟方面也對德國造成了巨大殺傷。 英法等國通過條約強行從德國虜走了1/8的領土、12%的人口、16%的煤礦和一半的鋼鐵基地。在當時可沒有“高新技術產業”這些東西，在煤炭、鋼鐵、石油年產量衡量一個國家的工業水準的時代，這樣的打擊有多麼致命便可想而知了。
另外，一戰後的德國精力了短暫的“魏瑪共和國”時期，該時期政府軟弱無能，經濟秩序失調，國內通貨膨脹到了可怕的程度。1923年，根據國際匯率，1美元可以兌換4萬億帝國馬克。有人戲稱，用1美元換來的帝國馬克當柴火燒，比用同樣的錢買柴火還要省錢。這話並不是開玩笑，德國的家庭主婦乾脆直接燒錢生火做飯，只是因為錢還不如柴火值錢。
最嚴重時期，德國社會有600萬失業人口，占到社會總人口的10%，失業率達到50%；一般情況下，一個家庭有一個能帶來收入的勞動力就算十分幸運了。當時德國一個麵包要1000億帝國馬克，一升牛奶需要3000億。人人都是“億萬富豪”的年代，人們連一口飽飯都沒得吃。即便如此，德國每年還要支付20億金馬克的戰爭賠償，英法等國之狠，完全不顧及德國人民的感受。可以說，德國面臨的已經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了，當時德國人面臨的是民族存亡的問題。
難怪有這樣一句話：“德國納粹主義的誕生地不是在慕尼克，而是在凡爾賽。”對於這一切，英國人自然是歡欣鼓舞，他們認為自己取得了偉大的勝利。然而，並非所有人都對此表示樂觀，有位英國國會議員就曾表達過擔憂。他認為，這樣的壓力會導致德國這樣一個優秀的民族出現可怕的仇外情緒，最終會摧毀和約。這名名叫溫斯頓·邱吉爾的議員當時資歷尚淺，他的遠見和智慧並沒能被當局看中。
正如網傳革命詩人馬雅可夫斯基所說的那樣：“當社會把你逼到走投無路時，不要忘記你身後還有一條路，那就是犯罪，記住這並不可恥。”在這個背景下，接下來發生的一切我們都不必感到奇怪了。1930年9月14日，有640萬德國選民將選票送給了納粹黨，親手將一個狂熱的政客推上前線；3年後，德國總理希特勒兼任總統，成為國家元首。在這段時間內，德國的就業率接近100%，光憑這一點就足夠讓德國百姓陷入盲目的狂熱。
雖然歷史已經定型，但我們不能否認一戰後德國人民曾追求過一個民主、富強、團結的國家。然而，德國百姓卻用自己的選票選出了一個獨裁者，這是歷史的諷刺和無奈。
另外，一戰後的德國精力了短暫的“魏瑪共和國”時期，該時期政府軟弱無能，經濟秩序失調，國內通貨膨脹到了可怕的程度。1923年，根據國際匯率，1美元可以兌換4萬億帝國馬克。有人戲稱，用1美元換來的帝國馬克當柴火燒，比用同樣的錢買柴火還要省錢。這話並不是開玩笑，德國的家庭主婦乾脆直接燒錢生火做飯，只是因為錢還不如柴火值錢。
最嚴重時期，德國社會有600萬失業人口，占到社會總人口的10%，失業率達到50%；一般情況下，一個家庭有一個能帶來收入的勞動力就算十分幸運了。當時德國一個麵包要1000億帝國馬克，一升牛奶需要3000億。人人都是“億萬富豪”的年代，人們連一口飽飯都沒得吃。即便如此，德國每年還要支付20億金馬克的戰爭賠償，英法等國之狠，完全不顧及德國人民的感受。可以說，德國面臨的已經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了，當時德國人面臨的是民族存亡的問題。
難怪有這樣一句話：“德國納粹主義的誕生地不是在慕尼克，而是在凡爾賽。”對於這一切，英國人自然是歡欣鼓舞，他們認為自己取得了偉大的勝利。然而，並非所有人都對此表示樂觀，有位英國國會議員就曾表達過擔憂。他認為，這樣的壓力會導致德國這樣一個優秀的民族出現可怕的仇外情緒，最終會摧毀和約。這名名叫溫斯頓·邱吉爾的議員當時資歷尚淺，他的遠見和智慧並沒能被當局看中。
正如網傳革命詩人馬雅可夫斯基所說的那樣：“當社會把你逼到走投無路時，不要忘記你身後還有一條路，那就是犯罪，記住這並不可恥。”在這個背景下，接下來發生的一切我們都不必感到奇怪了。1930年9月14日，有640萬德國選民將選票送給了納粹黨，親手將一個狂熱的政客推上前線；3年後，德國總理希特勒兼任總統，成為國家元首。在這段時間內，德國的就業率接近100%，光憑這一點就足夠讓德國百姓陷入盲目的狂熱。
雖然歷史已經定型，但我們不能否認一戰後德國人民曾追求過一個民主、富強、團結的國家。然而，德國百姓卻用自己的選票選出了一個獨裁者，這是歷史的諷刺和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