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十五年（西元1790年）， 經過康熙、雍正兩位皇帝的勵精圖治， 到了乾隆王朝， 正是史稱“康幹盛世”的頂峰。 乾隆皇帝統治下的大清帝國國富兵強， 它擁有東起庫頁島、西至蔥嶺的遼闊版圖。 在這塊土地上生活著世界上最多的人口。 這個龐大的帝國還擁有世界上最多的財富。 歷時130年的“康幹盛世”成為輝映中國兩千年封建歷史的最後一抹殘陽。
那時的乾隆皇帝風光無限， 號稱“古稀天子”、“十全老人”。 這一年， 乾隆八十大壽來臨， 他要大辦萬壽慶典， 世界各國使節紛紛來到京城納禮朝賀。 為了顯示皇朝的尊貴與富足，
這套金編鐘的鑄造過程極為複雜。 由工部、戶部和內務部造辦處共同參與， 首先由畫工畫出編鐘的圖樣， 呈給乾隆皇帝審閱後再制模；模子做好後再呈給乾隆鑒定，
在乾隆皇帝的萬壽大典中， 這套金編鐘被放置在太和殿上。 這套黃金編鐘共16枚， 外表大小一致， 靠其厚薄不同來分出音階， 最重的是“無射大金鐘”， 最輕的是“倍應鐘”， 每一枚編鐘的背後有“乾隆五十五年造”的款式。 由11439兩黃金鑄造而成， 編鐘上瑞獸複為鈕， 兩條蟠龍躍然其間， 波濤雲海環繞金鐘， 彰顯著帝王尊貴之象。
金編鐘除了它的製造工藝讓人嘖嘖稱讚外， 它發出的和諧清脆音調， 更是讓人歎為觀止。 這小小編鐘不僅是歷史文物，
乾隆在位六十年， 雖然表面上富足昌盛， 但暗中卻早已危機四伏。 鼎盛過後， 大清王朝開始走上下坡路。 乾隆駕崩後， 歷經嘉慶、道光、咸豐、光緒等幾朝皇帝， 一代不如一代， 腐朽的王朝處於風雨飄搖之中。
1908年12月24日， 不到三歲的溥儀登基， 當上了宣統皇帝。 1912年溥儀六歲時發佈詔書宣佈退位， 大清封建王朝被推翻。 但根據民國政府制定的《清室優待條例》， 這位遜位皇帝仍可住在故宮。 皇帝的排場不減， 正如徐啟憲所言：“他宮內的太監宮女還是有一大批， 再加上親屬官員， 有一千多人。 ”
1922年， 16歲的溥儀到了成婚的年紀。 雖說是遜帝， 風光不再， 但宮中上下依然照舊例， 開始為他操辦大婚典禮。
當年光緒皇帝結婚時， 曾命人繪製了一幅記錄婚禮場面的《大婚圖》， 遜帝溥儀的婚禮仍要照此辦理。 從納彩禮到大征、冊立， 婚慶大典足足折騰了40天。 大婚典禮花費銀圓數十萬兩， 排場一應俱全， 不減當年。 這既是清室強弩之末的垂死掙扎， 也是遺老遺少最後懷抱的復辟殘夢。
如此巨額的花費從何而出？遜清皇室早已坐吃山空， 入不敷出， 雖然宣統皇帝退位以後， 根據《清室優待條例》第二條的規定：中華民國每年撥給遜清皇室四百萬元新幣， 作為遜清皇室的經費開支。但是民國政府每年不能如數發給遜清皇室經費，遜清皇室只能每年大量拍賣宮中的金銀財寶來維持每年需要的三四百萬兩銀子的開支。這次大婚也不例外，遜清皇室就地取財，設法轉移變賣故宮的珍寶和財產。
到1924年5月31日，經“內務府大臣”溥儀岳父榮源和紹英、耆齡與北京的鹽業銀行簽了一份抵押合同，貸款80萬銀圓，規定期限一年，月息一分。其中16枚金編鐘抵押40萬銀圓。另40萬銀圓的抵押品，則是八個皇太后、五個皇后的金寶（金印）、金冊（黃金片上鐫刻著冊封文字，用金絲串成折頁式冊子），及金寶箱（金印匣）、金寶塔、金盤、金壺等，另加上金器鑲嵌珍珠1952顆，寶石184粒，瑪瑙碗等45件。乾隆時期的金編鐘就這樣被典賣出了故宮的高牆。
鹽業銀行創辦於1915年，創辦人張鎮芳是清朝的進士，曾做過江西督軍、長蘆鹽運使。他與袁世凱是親戚，在創辦鹽業銀行時，爭取到袁世凱的支持。鹽業銀行官商合辦，資金雄厚。溥儀把宮中的金銀財寶典給鹽業銀行時，當時的銀行總經理是吳鼎昌，副總經理是朱虞生和陳亦侯，陳亦侯同時兼任鹽業銀行天津分行的總經理。
溥儀典當金編鐘等財寶後，鹽業銀行立刻做賬，將這筆帳目勾銷。金編鐘搖身一變成了銀行的賬外資產。為了安全起見，鹽業銀行將金編鐘轉移到北京東交民巷一處不為人知的外商銀行倉庫密藏起來。
1924年5月，《京報》首次披露了金編鐘出宮的消息。遜清皇室的內務府馬上登報闢謠，鹽業銀行也發表聲明予以否認。但此事仍然像一陣風吹遍了京城的大街小巷，並引起了各方面的關注。
當時佔據北京的軍閥張作霖四處打探金編鐘的下落；後來閻錫山率晉綏軍佔領北京，也派人查找金編鐘；各路軍閥政客對國寶金編鐘無不垂涎三尺，京城已不再是安全之地。
此時，典賣國寶的溥儀已經被趕出了故宮，他先是在日本公使館的幫助下去了天津，後來又在日本人的安排下在東北建立了偽滿洲國，做了偽滿洲國的皇帝，已經不可能來贖回金編鐘了。
1931年“九一八”事變，東北三省被日本人佔領，時局動盪，華北危機。鹽業銀行的高層開始為這批財寶擔憂，經秘密商議後，他們決定將金編鐘和一批故宮珍寶，轉移到位於天津法國租界內的鹽業銀行天津分行，此次轉移工作由鹽業銀行副總經理兼鹽業銀行天津分行的經理陳亦侯負責。
身為鹽業銀行天津分行經理的陳亦侯，辦事膽大心細，他用自己的一輛黑別克汽車，在北京、天津之間來回跑，終於將金編鐘秘密轉移到了天津。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天津，由於對外開埠較早，繁華程度甚至超過了當時的北京和香港，是北方的貿易中心和金融中心。許多中資、外資銀行、洋行在天津的租界裡蓋起了眾多的洋樓，這些銀行、洋行大多集中在中街的兩側，形成了著名的金融一條街。在當時的天津金融界號稱“北四行”的大陸銀行、中南銀行、金城銀行和鹽業銀行都要在外國租界內。
位於法租界的鹽業銀行天津分行，是一座高大氣派的洋樓。更重要的是在這座堅固的建築物的地下，有著迷宮般的地下庫房。為了保險，地下庫房還建有帶夾層的暗室，這就成了金編鐘最理想的藏身之地。
1941年底，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與英、美成為交戰國，駐天津日軍先後佔領了英、法、意租界。金編鐘繼續藏在天津鹽業銀行已經非常危險，此時，精明幹練、誠實可靠的四行儲蓄會經理胡仲文進入了陳亦侯的視野。陳、胡商議後，決定將金編鐘轉移到英租界中街67號、胡仲文所負責的四行儲蓄會。
胡仲文知道這是件冒極大風險的事情：一旦敗露，金鐘將在自己的手裡毀滅，還會招來殺身之禍。但情況緊急，胡仲文沒有半點猶豫就答應下來，並立馬動手轉移金編鐘。當日軍派出大批軍警以尋找適合防空的地下室為名，徑直來到鹽業銀行的地下庫房時，不僅對庫房內的物品進行了搜查，還對地下庫房的房間牆壁，進行了仔細地丈量，最終發現了庫房裡的夾牆暗室。幸好金編鐘早已轉移，日本人一無所獲。
抗戰勝利後，金編鐘仍不得安寧。國民黨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以及國民黨特務頭子戴笠，得知金編鐘原委後，以“視察”為名親臨或派人來天津，追查金編鐘下落。儘管孔、戴耍出種種花招，胡仲文、陳亦侯始終堅定不移，使他們的陰謀無法得逞。
1949年1月14日，天津解放，成立了市人民政府，同時成立了軍管會。1月18日，胡仲文就把金編鐘和故宮珍寶的清單，交到了軍管會的金融管理處。
在胡仲文上交給軍管會金融管理處的這份故宮珍寶的清單上，16只金編鐘列在首頁，上面詳細記載著每只金編鐘的含金重量和名稱。當年典賣出宮的珍寶共四千多件，其中有兩千餘件在流離失所中遺失或被經手人拐賣出國，唯有經陳亦侯和胡仲文保護下來的金編鐘等珍寶重新回到了故宮的懷抱。1954年，金編鐘在外漂泊、藏匿了29年之後，終於重見天日——在故宮博物院珍寶館向公眾展出。當年把生命託付給對方，全心衛護國寶的兩個人此時心事已了。
作為遜清皇室的經費開支。但是民國政府每年不能如數發給遜清皇室經費，遜清皇室只能每年大量拍賣宮中的金銀財寶來維持每年需要的三四百萬兩銀子的開支。這次大婚也不例外，遜清皇室就地取財，設法轉移變賣故宮的珍寶和財產。到1924年5月31日，經“內務府大臣”溥儀岳父榮源和紹英、耆齡與北京的鹽業銀行簽了一份抵押合同，貸款80萬銀圓，規定期限一年，月息一分。其中16枚金編鐘抵押40萬銀圓。另40萬銀圓的抵押品，則是八個皇太后、五個皇后的金寶（金印）、金冊（黃金片上鐫刻著冊封文字，用金絲串成折頁式冊子），及金寶箱（金印匣）、金寶塔、金盤、金壺等，另加上金器鑲嵌珍珠1952顆，寶石184粒，瑪瑙碗等45件。乾隆時期的金編鐘就這樣被典賣出了故宮的高牆。
鹽業銀行創辦於1915年，創辦人張鎮芳是清朝的進士，曾做過江西督軍、長蘆鹽運使。他與袁世凱是親戚，在創辦鹽業銀行時，爭取到袁世凱的支持。鹽業銀行官商合辦，資金雄厚。溥儀把宮中的金銀財寶典給鹽業銀行時，當時的銀行總經理是吳鼎昌，副總經理是朱虞生和陳亦侯，陳亦侯同時兼任鹽業銀行天津分行的總經理。
溥儀典當金編鐘等財寶後，鹽業銀行立刻做賬，將這筆帳目勾銷。金編鐘搖身一變成了銀行的賬外資產。為了安全起見，鹽業銀行將金編鐘轉移到北京東交民巷一處不為人知的外商銀行倉庫密藏起來。
1924年5月，《京報》首次披露了金編鐘出宮的消息。遜清皇室的內務府馬上登報闢謠，鹽業銀行也發表聲明予以否認。但此事仍然像一陣風吹遍了京城的大街小巷，並引起了各方面的關注。
當時佔據北京的軍閥張作霖四處打探金編鐘的下落；後來閻錫山率晉綏軍佔領北京，也派人查找金編鐘；各路軍閥政客對國寶金編鐘無不垂涎三尺，京城已不再是安全之地。
此時，典賣國寶的溥儀已經被趕出了故宮，他先是在日本公使館的幫助下去了天津，後來又在日本人的安排下在東北建立了偽滿洲國，做了偽滿洲國的皇帝，已經不可能來贖回金編鐘了。
1931年“九一八”事變，東北三省被日本人佔領，時局動盪，華北危機。鹽業銀行的高層開始為這批財寶擔憂，經秘密商議後，他們決定將金編鐘和一批故宮珍寶，轉移到位於天津法國租界內的鹽業銀行天津分行，此次轉移工作由鹽業銀行副總經理兼鹽業銀行天津分行的經理陳亦侯負責。
身為鹽業銀行天津分行經理的陳亦侯，辦事膽大心細，他用自己的一輛黑別克汽車，在北京、天津之間來回跑，終於將金編鐘秘密轉移到了天津。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天津，由於對外開埠較早，繁華程度甚至超過了當時的北京和香港，是北方的貿易中心和金融中心。許多中資、外資銀行、洋行在天津的租界裡蓋起了眾多的洋樓，這些銀行、洋行大多集中在中街的兩側，形成了著名的金融一條街。在當時的天津金融界號稱“北四行”的大陸銀行、中南銀行、金城銀行和鹽業銀行都要在外國租界內。
位於法租界的鹽業銀行天津分行，是一座高大氣派的洋樓。更重要的是在這座堅固的建築物的地下，有著迷宮般的地下庫房。為了保險，地下庫房還建有帶夾層的暗室，這就成了金編鐘最理想的藏身之地。
1941年底，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與英、美成為交戰國，駐天津日軍先後佔領了英、法、意租界。金編鐘繼續藏在天津鹽業銀行已經非常危險，此時，精明幹練、誠實可靠的四行儲蓄會經理胡仲文進入了陳亦侯的視野。陳、胡商議後，決定將金編鐘轉移到英租界中街67號、胡仲文所負責的四行儲蓄會。
胡仲文知道這是件冒極大風險的事情：一旦敗露，金鐘將在自己的手裡毀滅，還會招來殺身之禍。但情況緊急，胡仲文沒有半點猶豫就答應下來，並立馬動手轉移金編鐘。當日軍派出大批軍警以尋找適合防空的地下室為名，徑直來到鹽業銀行的地下庫房時，不僅對庫房內的物品進行了搜查，還對地下庫房的房間牆壁，進行了仔細地丈量，最終發現了庫房裡的夾牆暗室。幸好金編鐘早已轉移，日本人一無所獲。
抗戰勝利後，金編鐘仍不得安寧。國民黨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以及國民黨特務頭子戴笠，得知金編鐘原委後，以“視察”為名親臨或派人來天津，追查金編鐘下落。儘管孔、戴耍出種種花招，胡仲文、陳亦侯始終堅定不移，使他們的陰謀無法得逞。
1949年1月14日，天津解放，成立了市人民政府，同時成立了軍管會。1月18日，胡仲文就把金編鐘和故宮珍寶的清單，交到了軍管會的金融管理處。
在胡仲文上交給軍管會金融管理處的這份故宮珍寶的清單上，16只金編鐘列在首頁，上面詳細記載著每只金編鐘的含金重量和名稱。當年典賣出宮的珍寶共四千多件，其中有兩千餘件在流離失所中遺失或被經手人拐賣出國，唯有經陳亦侯和胡仲文保護下來的金編鐘等珍寶重新回到了故宮的懷抱。1954年，金編鐘在外漂泊、藏匿了29年之後，終於重見天日——在故宮博物院珍寶館向公眾展出。當年把生命託付給對方，全心衛護國寶的兩個人此時心事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