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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諸葛亮同為托孤重臣的李嚴,為何要阻撓蜀漢的北伐?

李嚴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物

歷史大學堂官方團隊作品

文:陳思

李嚴是蜀漢後期的重要人物, 他與諸葛亮並受劉備托孤, 承擔著蜀漢北伐重要的後勤保障工作。

但由於蜀漢第四次北伐時, 李嚴謊報消息, 導致蜀軍急急班師、北伐被迫中止, 李嚴也因此遭到彈劾, 流放梓潼郡。

至此, 李嚴提前結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不少人認為, 李嚴之所以從托孤重臣淪為一介庶民, 是因為其私欲重、嫉妒心強, 想要和諸葛亮爭奪大權。

李嚴的同鄉蜀漢大臣陳震也曾經評價李嚴“腹中有鱗甲, 鄉黨以為不可近”, 認為李嚴性情孤傲, 難以與人相處。

那麼, 曾經作為托孤重臣的李嚴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物?為何他要阻撓蜀漢的北伐?他最終的結果又說明了什麼呢?

“李嚴早期——處事幹練的地方官員”

李嚴是南陽郡人, 最早是劉表治下的地方官員, 因為在任上頗有才幹而逐漸顯名,

於是劉表便派遣他到各地歷練。

曹操入主荊州之後, 李嚴被任命為秭歸令, 於是李嚴便向西進入西川並得到劉璋的認可。

在劉璋治下, 李嚴擔任成都令, 再一次因為能幹而聲名大震。

劉備攻打西川時, 李嚴率部投降;劉備入主成都後, 李嚴得到重用, 被任命為犍為太守。

這一時期的李嚴, 憑藉自己豐富的為官經歷, 為蜀漢的穩定和發展做出了不少貢獻。

在文治方面, 李嚴參與了蜀漢的律法《蜀科》的制定, 奠定了蜀漢律法體系的基礎;此外還在犍為太守任上修繕了六水門水利工程, 使得蜀漢的農業生產效率得到了提升。

在武功方面, 擔任地方官的李嚴以五千人馬迅速平定了郪縣盜賊馬秦、高勝數萬人的騷亂,

又擊敗了率部入侵新道縣的越巂少數民族首領高定。

可以看出, 這一時期的李嚴在任地方要員時兢兢業業, 他的辦事能力強、效率高, 主要體現在李嚴處事幹練、果斷、條理清晰上。

諸葛亮在評價這一時期的李嚴時曾高度讚揚其“部分如流, 趨舍罔滯”, 也正因為此, 李嚴被劉備看中, 從地方官員直接提拔為尚書令、中都護, 成為托孤大臣之一。

而如此的破格提拔使得原本只是地方官員的李嚴也深感憂慮, 他曾經在給好友孟達的書信中寫道:“吾與孔明俱受寄讬, 憂深責重, 思得良伴。 ”表達了自己唯恐不能勝任托孤重臣的心情。

此時的李嚴, 雖然身居高位, 但仍然不失謹慎, 還是一個勤懇能幹、積極進取的正面典型。

“李嚴的蛻變——從成為托孤重臣開始”

從地方官破格提升為中央要員, 李嚴內心不僅僅是憂慮, 更多則是興奮。

然而, 成為托孤大臣後, 李嚴的政績似乎大不如從前, 對北伐的一應事物, 李嚴一改往日的精明強幹變得拖泥帶水, 其欲望也迅速地開始膨脹。

首先是希望能夠進一步加官進爵。

但是, 李嚴多年宦海生涯告訴他, 同樣作為托孤大臣, 對名利的索取不能太直白, 於是李嚴採取了旁敲側擊的方式, 對蜀漢首席執政諸葛亮進行了試探。 於是, 李嚴寫信給諸葛亮勸諫其加九錫, 進爵稱王。

這一招可謂高明, 明則稱讚了諸葛亮的功績, 暗則表示如果諸葛亮接受這一建議, 那麼同為托孤大臣的自己也可以順理成章加官進爵。

然而, 這樣的提議對於諸葛亮來說無疑是平地起驚雷,

諸葛亮明確地拒絕了李嚴的提議並對其進行了耐心勸導, 而諸葛亮不進爵稱王的考慮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 諸葛亮自己在蜀漢有很強的政治示範效應, 因此他的言行能夠影響整個蜀漢的官宦群體, 而加九錫這樣的榮譽不僅僅帶有挑釁皇權的意味, 同時也會給下級官吏帶來追求名利的享樂主義念頭。

其二, 蜀漢政權內部並不穩定, 而加九錫勢必引起政局混亂, 身為執政要員的諸葛亮定然深知這一點。

其三, 諸葛亮的政治理念和操守也絕不會允許此時貿然地接受如此燙手的榮譽。 而此事讓諸葛亮始料未及的是:同樣身為托孤大臣的李嚴, 已然開始喪失進取心, 走向了追求富貴和享樂的道路。

李嚴的試探遭到了失敗,於是他又開始了抗議。

諸葛亮為出兵北伐,希望李嚴能夠率領人馬鎮守漢中,而李嚴卻開出條件:要劃分五個郡成立巴州,自己出任巴州刺史,諸葛亮沒有答應。

曹真三路出兵逼近漢川,諸葛亮想要借調李嚴防守漢中,李嚴又滿腹牢騷,於是諸葛亮為平衡李嚴,上表提拔李嚴為驃騎將軍,由其子李豐接替李嚴鎮守江州,李嚴這才勉強同意出兵漢中。

爾後,李嚴改名為李平,這其中也隱含了自己求取富貴不成而不成憤憤不平的情感。

蜀漢第四次北伐,李嚴負責供應全軍的糧草,由於陰雨連綿,供給運輸困難,於是李嚴自作主張假傳旨意讓諸葛亮退兵,當諸葛亮退兵後,李嚴又謊稱軍需充足不知道為何大軍退兵,並隱瞞後主說大軍退兵時為了引誘敵人。

最終,諸葛亮出示了李嚴先後的手書,證明李嚴擅自做主導演了這出鬧劇,致使此次北伐功虧一簣,並上書彈劾李嚴,由此李嚴才被廢黜。

可以看出,成為托孤重臣之後的李嚴,鮮有類似早期的文治武功,其大多數的作為開始轉向對功名富貴的追求和推卸自身輔政大臣責任等方面,曾經幹練、果敢的能吏形象已經不復存在,展現在人們眼前的則是一個汲汲于富貴的陰謀家。

“李嚴被廢黜的原因”

李嚴的結局可謂令人唏噓,其被廢黜的直接原因是因為軍需供給不利致使北伐中斷,而其成為托孤大臣之後長期的消極態度亦是其結果的因素之一。

至於李嚴的性情孤傲,也許也是其慘澹結局的一個隱性因數,但蜀漢之人物,不單是李嚴,例如關公、魏延都有些孤傲之氣,李嚴之孤傲並非特例。

在筆者看來,李嚴的結局不僅僅是由於上述的原因而導致,最重要的是,李嚴之蛻變不符合諸葛亮執政時期蜀漢發展的大方向。

諸葛亮執政時期的蜀漢,正值蜀漢夷陵之戰後恢復元氣之時,作為三國中實力最弱一國,廉潔、自律、勵精圖治必須是蜀漢官員所恪守的政治素養。

李嚴自從受命托孤以來,依其言行,可以說喪失了進取心,滋生了享樂的念頭,雖然稱霸西川的做法短期會使得蜀漢的統治階層都受到好處,但從長遠來看必定加速蜀漢的亡國。

李嚴作為托孤大臣萌生了追求富貴和享樂的念頭,且愈演愈烈,已經偏離了蜀漢執政治國的大方針。

因此,身為托孤大臣卻已經喪失了進取心,這在蜀漢政權之中是非常危險的,諸葛亮想要進行政治整風,重塑蜀漢的執政理念、強調官員的素養,李嚴必定是一個反面典型,必然會受到嚴肅處理,以給予其他大臣警示。

但是,李嚴之蛻變僅僅是蜀漢內部政治理念的衝突,並不涉及篡權和政權的更替,所以李嚴的處理結果只是貶為庶人和流放,沒有性命之憂,而其子李豐受到重用也表達了諸葛亮對蜀漢官二代能夠勵精圖治的期待,同時也側面反應蜀漢的創業不易,守業更難。

《三國志 蜀書十》所記載的人物,都是蜀漢犯下各種錯誤的重要大臣,李嚴屬於從勵精圖治向追求享樂的蛻變典型。

前後的變化,促使李嚴最後以被廢黜,而作為取得一定小成績後就不思進取的反面例子,李嚴目光僅僅停留在當下,只是寄希望於富足的生活。

也許在困難的創業時期,李嚴是一個好的幫手,但是一旦環境變好,在安逸的情境下李嚴這類人就容易滋生享樂的念頭而不思進取。

作為同受託孤的重要官員,李嚴的政治眼光較窄,這也使得他不能看清大局,最終以慘澹收場。

而史書“覽其舉措,跡其規矩,招禍取咎,無不自己也”的評價似乎也恰如其分。

走向了追求富貴和享樂的道路。

李嚴的試探遭到了失敗,於是他又開始了抗議。

諸葛亮為出兵北伐,希望李嚴能夠率領人馬鎮守漢中,而李嚴卻開出條件:要劃分五個郡成立巴州,自己出任巴州刺史,諸葛亮沒有答應。

曹真三路出兵逼近漢川,諸葛亮想要借調李嚴防守漢中,李嚴又滿腹牢騷,於是諸葛亮為平衡李嚴,上表提拔李嚴為驃騎將軍,由其子李豐接替李嚴鎮守江州,李嚴這才勉強同意出兵漢中。

爾後,李嚴改名為李平,這其中也隱含了自己求取富貴不成而不成憤憤不平的情感。

蜀漢第四次北伐,李嚴負責供應全軍的糧草,由於陰雨連綿,供給運輸困難,於是李嚴自作主張假傳旨意讓諸葛亮退兵,當諸葛亮退兵後,李嚴又謊稱軍需充足不知道為何大軍退兵,並隱瞞後主說大軍退兵時為了引誘敵人。

最終,諸葛亮出示了李嚴先後的手書,證明李嚴擅自做主導演了這出鬧劇,致使此次北伐功虧一簣,並上書彈劾李嚴,由此李嚴才被廢黜。

可以看出,成為托孤重臣之後的李嚴,鮮有類似早期的文治武功,其大多數的作為開始轉向對功名富貴的追求和推卸自身輔政大臣責任等方面,曾經幹練、果敢的能吏形象已經不復存在,展現在人們眼前的則是一個汲汲于富貴的陰謀家。

“李嚴被廢黜的原因”

李嚴的結局可謂令人唏噓,其被廢黜的直接原因是因為軍需供給不利致使北伐中斷,而其成為托孤大臣之後長期的消極態度亦是其結果的因素之一。

至於李嚴的性情孤傲,也許也是其慘澹結局的一個隱性因數,但蜀漢之人物,不單是李嚴,例如關公、魏延都有些孤傲之氣,李嚴之孤傲並非特例。

在筆者看來,李嚴的結局不僅僅是由於上述的原因而導致,最重要的是,李嚴之蛻變不符合諸葛亮執政時期蜀漢發展的大方向。

諸葛亮執政時期的蜀漢,正值蜀漢夷陵之戰後恢復元氣之時,作為三國中實力最弱一國,廉潔、自律、勵精圖治必須是蜀漢官員所恪守的政治素養。

李嚴自從受命托孤以來,依其言行,可以說喪失了進取心,滋生了享樂的念頭,雖然稱霸西川的做法短期會使得蜀漢的統治階層都受到好處,但從長遠來看必定加速蜀漢的亡國。

李嚴作為托孤大臣萌生了追求富貴和享樂的念頭,且愈演愈烈,已經偏離了蜀漢執政治國的大方針。

因此,身為托孤大臣卻已經喪失了進取心,這在蜀漢政權之中是非常危險的,諸葛亮想要進行政治整風,重塑蜀漢的執政理念、強調官員的素養,李嚴必定是一個反面典型,必然會受到嚴肅處理,以給予其他大臣警示。

但是,李嚴之蛻變僅僅是蜀漢內部政治理念的衝突,並不涉及篡權和政權的更替,所以李嚴的處理結果只是貶為庶人和流放,沒有性命之憂,而其子李豐受到重用也表達了諸葛亮對蜀漢官二代能夠勵精圖治的期待,同時也側面反應蜀漢的創業不易,守業更難。

《三國志 蜀書十》所記載的人物,都是蜀漢犯下各種錯誤的重要大臣,李嚴屬於從勵精圖治向追求享樂的蛻變典型。

前後的變化,促使李嚴最後以被廢黜,而作為取得一定小成績後就不思進取的反面例子,李嚴目光僅僅停留在當下,只是寄希望於富足的生活。

也許在困難的創業時期,李嚴是一個好的幫手,但是一旦環境變好,在安逸的情境下李嚴這類人就容易滋生享樂的念頭而不思進取。

作為同受託孤的重要官員,李嚴的政治眼光較窄,這也使得他不能看清大局,最終以慘澹收場。

而史書“覽其舉措,跡其規矩,招禍取咎,無不自己也”的評價似乎也恰如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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