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師同文館館舍
京師同文館舊址
談及中國近代學校教育的起源， 人們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北京大學的前身——京師大學堂， 而不是早于京師大學堂近四十年之久的京師同文館。 論到現代學校教育， 所有人皆以為是工業革命的產物。 這些常識， 尤其是適用於西方的常識， 是否同樣適用於積貧積弱的近代中國， 適用於第一所班級授課制的新式學堂京師同文館， 就值得歷史研究者和教育工作者認真斟酌了。
同文館創立
晚清以降， 兩次鴉片戰爭給中國帶來了嚴重的社會秩序衝擊和社會心理變革。 中國竟然在工業革命面前顯得如此蒼白無力， 在船堅炮利之下如此不堪一擊。 敏銳人士如恭親王、李鴻章等率先認識到， 革故鼎新已經是勢在必行了。 但是， 革新從哪裡開始著手呢？從工業、商業， 還是從造船、造槍、造炮開始， 最終這一切都源于人才的培養。 這樣， 革新運動自然就首先從教育開始了。
那麼， 到底是培養翻譯人才， 還是製造人才， 或者是技術人才呢？這是關係到同文館成立後學校教育的發展方向問題。
首先是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後簽訂的《中英南京條約》中規定了清朝政府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等五處為通商口岸（史稱“五口通商”）， 准許英國派駐領事， 准許英商及其家屬自由居住。 五口通商和領事入駐的結果， 就需要大量熟悉英文、法文的人才。 其次是英法聯軍進入北京， 在火燒圓明園之後， 威逼著相繼簽訂了1858年《天津條約》和1860年的《北京條約》。 條約規定公使進駐北京；外國商船可以自由駛入長江一帶通商口岸；外國人可以到內地遊歷經商。 其中， 外國使臣進駐北京， 不僅標誌著中國首都的開放， 而且還以條約化的內容、制度化的形式固定了下來，
為了履行條約， 亟須創立培養懂英文、會翻譯的外語人才學校，
鑒於外交交涉任務日益繁重， 通商口岸及內地通商牟利事宜愈益重要， 並震懾於列強的船堅炮利之能事， 同時為了回應《天津條約》中增加的未來條約需以英語、法語為正本的規定， 因此， 培育足夠的外語人才來應付日益緊迫的外交事務， 以及培養翻譯、制造船械及海陸軍人才以圖日後的洋務自強， 乃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這樣， 創辦培養外交翻譯人才的外國語文學堂都是不可避免的。
1862年8月20日，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總理大臣恭親王在奏摺中言， “通籌善後章程內， 以外國交涉事件， 必先識其性情……欲悉各國情形， 必先諳其言語文字，方不受人欺蒙。”於是，在該校的宣導者恭親王、桂良和文祥等人的奏請下，京師同文館1862年8月24日正式成立於北京。
師資和生源
京師同文館正式成立後，附屬于總理衙門。由於最早與中國訂立條約的是英、法、俄三國，因此同文館初創時，共設有英、法、俄三館，每館一個班，每班招收學生十人。以緊迫程度論，英文班最為迫切，因而於1862年6月正式開班。法俄兩個班於1863年春天開班，德國班次之。以成立時間長短論，俄羅斯文館最早成立於一個世紀以前的乾隆年間，因西北邊疆屢與俄國有交涉，所以在北京設立了一個俄羅斯文館，附屬於理藩院。恭親王在奏請設立同文館的奏摺中，多次說明同文館的設立並非新制，而是源自于先祖的舊例。比如其章程則常被援引，先例則常被援用，藉以避免攻擊，以見同文館之創設並非自我作古而已。同文館設立後，俄羅斯文館就從理藩院歸併到了同文館。普法戰爭後，隨著德國國力的日漸強盛，德國與中國又簽訂了一個條約，於是同文館又增加了一個德國館，並增設一個德文班。甲午中日戰爭後，《馬關條約》的簽訂，說明日本已強，又增添了日文館（此時命名為東文館）。由於恭親王考慮到洋人製造機器、火器等，以及行船、行軍，無一不自天文、算學中來，而且中國製造機器、火器必須講求天文、算學。於是，恭親王于1866年12月11日開始，多次奏請設立天文算學館，經過與倭仁、張盛藻、楊廷熙等保守派的激烈辯論，同治皇帝于1867年6月30日頒佈清帝諭旨而正式成立。
京師同文館設管理大臣、專管大臣、提調、幫提調及總教習、副教習等職。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任監察官，實際操縱館務。先後在館任職的外籍教習有英文班的包爾騰教士、傅蘭雅博士、歐禮斐、馬士等。法文班的司默靈教士，俄文班的是俄使館翻譯柏林；美國傳教士丁韙良自1869年起任總教習，總共經歷二十五年之久。中國教習有李善蘭、徐壽等。其中，京師同文館中方教習李善蘭是清朝數學家，為中國近代數學家的前驅，清代數學史上的傑出代表。著作《則古昔齋算學》成為清代數學史上的又一傑出代表，從事數學教育十餘年，其間審定了《同文館算學課藝》《同文館珠算金鍼》等數學教材，培養了一大批數學人才，是中國近代數學教育的鼻祖。
至於教習的薪資，中外教習各不相同。這可從恭親王的《奏請設立同文館折》中窺見一斑。如英國教習包爾騰，在1862年本年屬於試辦期內，只給銀三百兩。如果明年教有成效，須歲給銀千兩內外。而同期的漢教習薪水，按照中國辦法，擬每月酌給銀八兩，將來應否增加，則隨時酌辦。
按照奏摺，同文館學生來源分為兩種：一是分派式。即請飭廣東、上海各督撫分派通解外國語言文字之人；二是選拔式。選八旗中資質聰慧年在十三四以下的人。但由於廣東無人可派，上海雖有人但藝不精，這樣招生物件開始也就限於十四歲以下八旗子弟。1862年6月入學的僅十人，以後擴大招收年齡較大的八旗子弟和漢族學生。1866年底改為入館學習者皆取正途人員，如舉人、優等貢生及由此出身的五品以下的京外各官，且年齡30歲以下的人，包括30歲以下的秀才、舉人、進士和科舉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滿漢京外各官，入學學生逐年增多。館內學生待遇優越，除膳食、書籍、紙筆由官家供給外，每月尚有薪水銀10兩。學習期限初定三年畢業，自光緒二年（1876）後改為兩種：由外文而及天文、化學、測地諸學者，八年畢業。年歲稍長，僅借譯本而求諸學者，五年畢業。
分年制的課程
由於京師同文館是中國的第一所洋務學堂，甫一成立就高度重視課程設置，如恭親王在奏摺中多次提到“欲嚴課程”。其課程設置總體呈現出了由單一走向複雜，並由複雜走向規範的課程發展特點。具體表現在三個發展階段的課程設置進路。
第一階段是單一語言文字課程。1862年—1867年，由於同文館成立只設有英法俄三館，因此課程設置最初只有英文、法文、俄文、漢文。
第二階段是混合課程設置階段。1867年—1872年間，由於急需培養機械與輪船等製造人才，恭親王在1866—1867年間多次上折奏請朝廷在同文館添設天文算學館，以促進采西學、制洋器的洋務自強之道。因此，1867年（同治六年）後，同文館開始增設算學、化學、萬國公法、醫學生理、天文、物理、外國史地等課程。
第三階段是課程設置規範階段。在丁韙良任總教習前，雖然已經創立算學館，但同文館的課程還是以外文和漢語為主。在丁韙良任總教習後，課程設置上採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規定除了學習英、法、俄、德四種外國語文外，學生還要學習數學、物理、化學、國際法、歷史、地理、代數、微積分、醫學、天文、航海測算、機械、經濟和譯書等課程。在借鑒西方學校教育理念的基礎上，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分別制定了八年課程和五年課程。
1872年，京師同文館在總教習丁韙良的設計下，推出了同文館歷史上有名的八年課程計畫。八年課程的設置，是針對那些精通漢語、資質聰慧並且一定時間內可以有所成就的學生，而外語則應不間斷地勤加學習，對想要學好天文、化學、地理等學科的，需要分別用一年或者幾年的時間來學習。因此，由學習英、法、俄、德四國外文開始，直到精通各門學科課程，總共需要八年時間。其中，學習英文的學生，能憑藉英文暢通無阻地來學習通曉後面開設的各種學科課程；而學習法、俄、德三國語言後，還需間接依靠漢語才能進一步學習算學、格物等諸多學科。《京師同文館八年課程表》（1876年）如下：第一年：認字寫字、淺解詞句、講解淺書；第二年：講解淺書、練習文法、翻譯條子；第三年：講各國地理、讀各國史略、翻譯選編；第四年：數理啟蒙、代數學、翻譯公文；第五年：講求格物、幾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練習譯書；第六年：講求機器、微分積分、航海測算、練習譯書；第七年：講求化學、天文測算、萬國公法、練習譯書；第八年：天文測算、地理金石、富國策、練習譯書。
對於年齡大而沒有時間學習洋文的學生來說，可以憑藉翻譯本書籍達到學習各個學科課程的目的，時間比八年課程的學習時間要短一點，課程內容上要少一些，總共需要五年時間，稱之為五年課程。《京師同文館五年課程表》（1876年）如下：第一年：數理啟蒙、九章演算法、代數學；第二年：學四元解、幾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第三年：格物入門、兼講化學、重學測算；第四年：微分積分、航海測算、天文測算、講求機器；第五年：萬國公法、富國策、天文測算、地理金石。
從八年制課程表內容來看，認字寫字、淺解詞句、講解淺書、練習文法、翻譯條子、講各國地理、讀各國史略、翻譯選編等主要為年齡較小，既熟悉漢文、資質聰慧，又有學習洋文條件的學生制定的課程。經過三年的學習，學生具備了相應的外文基礎，第四年至第八年開始學習數理、代數、格物、機械、微積分、化學、天文、國際法、地理等自然科學課程。而且在這五年中，外文學習由單純的語言學習轉為語言的實際操練，如在翻譯公文的基礎上，進行為期四年的翻譯書籍。
不論是八年制課程還是五年制課程，都要學習數學、天文、格物、化學、地理、醫學、機械製造、歷史、地理、國際法和富國策等西方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課程。另外，課程表當中首年“認字寫字、淺解詞句、講解淺書。”到第二年的“講解淺書、練習文法、翻譯條子”等，凸現了“由淺入深、循序漸進”的教學理念。為了方便教學，丁韙良將此前的分館教學轉變為分班分科授課制，即現今意義上的班級授課制。根據課程計畫，設有英文、法文、俄文、德文、漢文算學、洋文天文、洋文算學、格物測算、公法學、漢文化學和醫學等班級。
八年制課程與五年制課程的出臺與實施，不同于中國傳統的詩、書、禮、易等教學科目，它更注重外語和近代科技知識，體現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在教育上的應用，不僅是課程科學化的標誌，而且是教育近代化的度量。這兩套課程教學計畫，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份分年制的課程教學計畫，打破了中國一千多年來的科舉取士的教育模式，近代科學知識從此正式作為學校教育內容而列入學校課程。
教育管理
為加強同文館的管理，在總理衙門的統領下，同文館擬定了詳盡的同文館章程和同文館條規，現擇其要者進行個別釋例。
同文館章程共分十八條，主要分為提調職責、教習責任、學生管理、薪水獎懲等四個部分。提調職責部分，規定了同文館設正提調兩人，幫提調兩人，所派正提調均由總辦兼任，由於正提調事務較忙，平常不能每日到館，由幫提調兩人輪流管理一切事務，如遇到重大事宜，仍應該先與正提調協商後核辦。每天學生簽到，均由幫提調核實檢查，如有互相代簽及學生已到而幫提調未到的情形，應由正提調隨時稽察。教習責任部分，規定了館內總教習、教習有責任上報館務事件，幫提調根據情況會同正提調共同審議核辦。每名學生遇到需呈報事件，應經由幫提調，不得越級上報。
學生管理部分，共有十條集中規定了學生行為。對學生簽到作出了詳細規定：對於不在館住宿的同文館學生，自春分起每天十點鐘到校，秋分起九點鐘到校。到校時在幫提調處簽到，遲到者按日扣除膏火；沒有膏火的學生則按日停補一次膏火。所有在館學生均應一律簽到。幫提調每天下午5—7點（酉刻）傳令所有學生集合簽到，如有無故不到者，在考勤簿上注明罰扣膏火。對於大考、歲考、季考、月課，除了服孝、結婚、告假等可以請假外，所有學生一律不許無故請假。對於不到者，月課罰扣膏火三日，季考五日，歲考半月，大考一月。無膏火學生每一次不到，停其補膏火一次。對沒有參與歲考的學生，不准參與大考。各學生除了端午節、中秋節、春節放學時不用簽到外，每年夏季洋教習休假期內，及每月外國禮拜洋教習不到館之日，可以准許兩天假期外，所有學生一律在館學習漢文，照常簽到，違者按日罰扣膏火，無膏火學生按照遲到館辦法辦理。
多元影響
京師同文館的創立，在某種程度上標誌著中國近代社會的開端。它在民智啟蒙、外交人才與學校教育等方面實現了近代轉型。
民智啟蒙上，以“師帶徒”或“師徒合作”的形式，翻譯了大量開啟民智、影響後世的書籍，教師者如丁韙良博士：《萬國公法》《格物入門》《格物測算》《中國古世公法論略》，畢利幹：《化學指南》《法國律例》《化學闡原》《漢法字彙》，海靈敦：《中西合曆》，費禮飭博士：《中西合曆》，駱三畏：《中西合曆》；學生者如聯芳、慶常：《星軺指掌》《公法會通》，汪鳳藻、鳳儀：《公法便覽》，汪鳳藻：《英文舉隅》《富國策》《新加坡律例》，楊樞、長秀：《各國史略》，席淦、貴榮：《算學課藝》，駱三畏先生及其學生：《天學發軔》，俄文館學生：《俄國史略》。這些書籍的翻譯，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學習西方科學技術、移植異域法律文化、開啟整個民族民智的作用。
外交人才上，同文館學生畢業後大半任政府譯員、外交官員、洋務機構官員、學堂教習，但對外交的影響主要表現在1866年斌椿隨同赫德的出使和六名學生隨同1869年著名的蒲安成使團出使，以及後來派駐日本、英國、法國和德國等國的外交使臣。其中，著名者有如：汪鳳藻，同文館英文班畢業生，1883年授翰林院庶起士;1891年7月29日以翰林院編修賞二品頂戴署理駐日欽使。1892年7月9日正式任為駐日欽使。同文館學生楊樞1903年正式成為駐日公使。這就從外交上打破了中國歷來的藩屬關係，逐漸融入到了近代對等的使臣關係當中。
學校教育上，同文館教學明顯的特點是與社會掛鉤，注重學用結合。學生在學習的同時，經常翻譯一些外文電報、檔，高年級學生則開始譯書，對譯書好的學生加以獎勵，而且優先錄用，該館學生楊樞、長秀即合譯了介紹各國政治、經濟、文化概況的《各國史略》，對開闊國人視野、增廣見聞有一定的啟蒙價值。不僅如此，京師同文館還與廣州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之間形成教育互動，讓廣州上海兩館挑選學習優秀者到京師同文館繼續深造。如同治十一年（1872）總理衙門諭示廣州同文館挑選了14名學生，諮送京師同文館繼續學習，他們已在廣州同文館肄業七八年，最後畢業于京師同文館。
京師同文館的影響既深遠，又多元。如單就教育來說，它的成立，不僅開啟了學校教育由私塾書院制向班級授課制的真正轉型，而且實現了中式“純文”課程向西式“文理相容”課程的轉型，最終促進了同文館由單一的語言學校向語言與近代科學技術並重的科技學校轉型，真正實現了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的大變革。然而，京師同文館的命運又如近代中國一樣多舛，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而被迫停辦，最終於1902年併入京師大學堂，改名為京師譯學館。儘管如此，京師同文館的智慧火種，猶如總教習丁韙良博士所說的那樣：“一星小小的螢光竟變成了一座巍峨的燈塔。”
必先諳其言語文字，方不受人欺蒙。”於是，在該校的宣導者恭親王、桂良和文祥等人的奏請下，京師同文館1862年8月24日正式成立於北京。師資和生源
京師同文館正式成立後，附屬于總理衙門。由於最早與中國訂立條約的是英、法、俄三國，因此同文館初創時，共設有英、法、俄三館，每館一個班，每班招收學生十人。以緊迫程度論，英文班最為迫切，因而於1862年6月正式開班。法俄兩個班於1863年春天開班，德國班次之。以成立時間長短論，俄羅斯文館最早成立於一個世紀以前的乾隆年間，因西北邊疆屢與俄國有交涉，所以在北京設立了一個俄羅斯文館，附屬於理藩院。恭親王在奏請設立同文館的奏摺中，多次說明同文館的設立並非新制，而是源自于先祖的舊例。比如其章程則常被援引，先例則常被援用，藉以避免攻擊，以見同文館之創設並非自我作古而已。同文館設立後，俄羅斯文館就從理藩院歸併到了同文館。普法戰爭後，隨著德國國力的日漸強盛，德國與中國又簽訂了一個條約，於是同文館又增加了一個德國館，並增設一個德文班。甲午中日戰爭後，《馬關條約》的簽訂，說明日本已強，又增添了日文館（此時命名為東文館）。由於恭親王考慮到洋人製造機器、火器等，以及行船、行軍，無一不自天文、算學中來，而且中國製造機器、火器必須講求天文、算學。於是，恭親王于1866年12月11日開始，多次奏請設立天文算學館，經過與倭仁、張盛藻、楊廷熙等保守派的激烈辯論，同治皇帝于1867年6月30日頒佈清帝諭旨而正式成立。
京師同文館設管理大臣、專管大臣、提調、幫提調及總教習、副教習等職。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任監察官，實際操縱館務。先後在館任職的外籍教習有英文班的包爾騰教士、傅蘭雅博士、歐禮斐、馬士等。法文班的司默靈教士，俄文班的是俄使館翻譯柏林；美國傳教士丁韙良自1869年起任總教習，總共經歷二十五年之久。中國教習有李善蘭、徐壽等。其中，京師同文館中方教習李善蘭是清朝數學家，為中國近代數學家的前驅，清代數學史上的傑出代表。著作《則古昔齋算學》成為清代數學史上的又一傑出代表，從事數學教育十餘年，其間審定了《同文館算學課藝》《同文館珠算金鍼》等數學教材，培養了一大批數學人才，是中國近代數學教育的鼻祖。
至於教習的薪資，中外教習各不相同。這可從恭親王的《奏請設立同文館折》中窺見一斑。如英國教習包爾騰，在1862年本年屬於試辦期內，只給銀三百兩。如果明年教有成效，須歲給銀千兩內外。而同期的漢教習薪水，按照中國辦法，擬每月酌給銀八兩，將來應否增加，則隨時酌辦。
按照奏摺，同文館學生來源分為兩種：一是分派式。即請飭廣東、上海各督撫分派通解外國語言文字之人；二是選拔式。選八旗中資質聰慧年在十三四以下的人。但由於廣東無人可派，上海雖有人但藝不精，這樣招生物件開始也就限於十四歲以下八旗子弟。1862年6月入學的僅十人，以後擴大招收年齡較大的八旗子弟和漢族學生。1866年底改為入館學習者皆取正途人員，如舉人、優等貢生及由此出身的五品以下的京外各官，且年齡30歲以下的人，包括30歲以下的秀才、舉人、進士和科舉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滿漢京外各官，入學學生逐年增多。館內學生待遇優越，除膳食、書籍、紙筆由官家供給外，每月尚有薪水銀10兩。學習期限初定三年畢業，自光緒二年（1876）後改為兩種：由外文而及天文、化學、測地諸學者，八年畢業。年歲稍長，僅借譯本而求諸學者，五年畢業。
分年制的課程
由於京師同文館是中國的第一所洋務學堂，甫一成立就高度重視課程設置，如恭親王在奏摺中多次提到“欲嚴課程”。其課程設置總體呈現出了由單一走向複雜，並由複雜走向規範的課程發展特點。具體表現在三個發展階段的課程設置進路。
第一階段是單一語言文字課程。1862年—1867年，由於同文館成立只設有英法俄三館，因此課程設置最初只有英文、法文、俄文、漢文。
第二階段是混合課程設置階段。1867年—1872年間，由於急需培養機械與輪船等製造人才，恭親王在1866—1867年間多次上折奏請朝廷在同文館添設天文算學館，以促進采西學、制洋器的洋務自強之道。因此，1867年（同治六年）後，同文館開始增設算學、化學、萬國公法、醫學生理、天文、物理、外國史地等課程。
第三階段是課程設置規範階段。在丁韙良任總教習前，雖然已經創立算學館，但同文館的課程還是以外文和漢語為主。在丁韙良任總教習後，課程設置上採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規定除了學習英、法、俄、德四種外國語文外，學生還要學習數學、物理、化學、國際法、歷史、地理、代數、微積分、醫學、天文、航海測算、機械、經濟和譯書等課程。在借鑒西方學校教育理念的基礎上，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分別制定了八年課程和五年課程。
1872年，京師同文館在總教習丁韙良的設計下，推出了同文館歷史上有名的八年課程計畫。八年課程的設置，是針對那些精通漢語、資質聰慧並且一定時間內可以有所成就的學生，而外語則應不間斷地勤加學習，對想要學好天文、化學、地理等學科的，需要分別用一年或者幾年的時間來學習。因此，由學習英、法、俄、德四國外文開始，直到精通各門學科課程，總共需要八年時間。其中，學習英文的學生，能憑藉英文暢通無阻地來學習通曉後面開設的各種學科課程；而學習法、俄、德三國語言後，還需間接依靠漢語才能進一步學習算學、格物等諸多學科。《京師同文館八年課程表》（1876年）如下：第一年：認字寫字、淺解詞句、講解淺書；第二年：講解淺書、練習文法、翻譯條子；第三年：講各國地理、讀各國史略、翻譯選編；第四年：數理啟蒙、代數學、翻譯公文；第五年：講求格物、幾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練習譯書；第六年：講求機器、微分積分、航海測算、練習譯書；第七年：講求化學、天文測算、萬國公法、練習譯書；第八年：天文測算、地理金石、富國策、練習譯書。
對於年齡大而沒有時間學習洋文的學生來說，可以憑藉翻譯本書籍達到學習各個學科課程的目的，時間比八年課程的學習時間要短一點，課程內容上要少一些，總共需要五年時間，稱之為五年課程。《京師同文館五年課程表》（1876年）如下：第一年：數理啟蒙、九章演算法、代數學；第二年：學四元解、幾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第三年：格物入門、兼講化學、重學測算；第四年：微分積分、航海測算、天文測算、講求機器；第五年：萬國公法、富國策、天文測算、地理金石。
從八年制課程表內容來看，認字寫字、淺解詞句、講解淺書、練習文法、翻譯條子、講各國地理、讀各國史略、翻譯選編等主要為年齡較小，既熟悉漢文、資質聰慧，又有學習洋文條件的學生制定的課程。經過三年的學習，學生具備了相應的外文基礎，第四年至第八年開始學習數理、代數、格物、機械、微積分、化學、天文、國際法、地理等自然科學課程。而且在這五年中，外文學習由單純的語言學習轉為語言的實際操練，如在翻譯公文的基礎上，進行為期四年的翻譯書籍。
不論是八年制課程還是五年制課程，都要學習數學、天文、格物、化學、地理、醫學、機械製造、歷史、地理、國際法和富國策等西方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課程。另外，課程表當中首年“認字寫字、淺解詞句、講解淺書。”到第二年的“講解淺書、練習文法、翻譯條子”等，凸現了“由淺入深、循序漸進”的教學理念。為了方便教學，丁韙良將此前的分館教學轉變為分班分科授課制，即現今意義上的班級授課制。根據課程計畫，設有英文、法文、俄文、德文、漢文算學、洋文天文、洋文算學、格物測算、公法學、漢文化學和醫學等班級。
八年制課程與五年制課程的出臺與實施，不同于中國傳統的詩、書、禮、易等教學科目，它更注重外語和近代科技知識，體現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在教育上的應用，不僅是課程科學化的標誌，而且是教育近代化的度量。這兩套課程教學計畫，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份分年制的課程教學計畫，打破了中國一千多年來的科舉取士的教育模式，近代科學知識從此正式作為學校教育內容而列入學校課程。
教育管理
為加強同文館的管理，在總理衙門的統領下，同文館擬定了詳盡的同文館章程和同文館條規，現擇其要者進行個別釋例。
同文館章程共分十八條，主要分為提調職責、教習責任、學生管理、薪水獎懲等四個部分。提調職責部分，規定了同文館設正提調兩人，幫提調兩人，所派正提調均由總辦兼任，由於正提調事務較忙，平常不能每日到館，由幫提調兩人輪流管理一切事務，如遇到重大事宜，仍應該先與正提調協商後核辦。每天學生簽到，均由幫提調核實檢查，如有互相代簽及學生已到而幫提調未到的情形，應由正提調隨時稽察。教習責任部分，規定了館內總教習、教習有責任上報館務事件，幫提調根據情況會同正提調共同審議核辦。每名學生遇到需呈報事件，應經由幫提調，不得越級上報。
學生管理部分，共有十條集中規定了學生行為。對學生簽到作出了詳細規定：對於不在館住宿的同文館學生，自春分起每天十點鐘到校，秋分起九點鐘到校。到校時在幫提調處簽到，遲到者按日扣除膏火；沒有膏火的學生則按日停補一次膏火。所有在館學生均應一律簽到。幫提調每天下午5—7點（酉刻）傳令所有學生集合簽到，如有無故不到者，在考勤簿上注明罰扣膏火。對於大考、歲考、季考、月課，除了服孝、結婚、告假等可以請假外，所有學生一律不許無故請假。對於不到者，月課罰扣膏火三日，季考五日，歲考半月，大考一月。無膏火學生每一次不到，停其補膏火一次。對沒有參與歲考的學生，不准參與大考。各學生除了端午節、中秋節、春節放學時不用簽到外，每年夏季洋教習休假期內，及每月外國禮拜洋教習不到館之日，可以准許兩天假期外，所有學生一律在館學習漢文，照常簽到，違者按日罰扣膏火，無膏火學生按照遲到館辦法辦理。
多元影響
京師同文館的創立，在某種程度上標誌著中國近代社會的開端。它在民智啟蒙、外交人才與學校教育等方面實現了近代轉型。
民智啟蒙上，以“師帶徒”或“師徒合作”的形式，翻譯了大量開啟民智、影響後世的書籍，教師者如丁韙良博士：《萬國公法》《格物入門》《格物測算》《中國古世公法論略》，畢利幹：《化學指南》《法國律例》《化學闡原》《漢法字彙》，海靈敦：《中西合曆》，費禮飭博士：《中西合曆》，駱三畏：《中西合曆》；學生者如聯芳、慶常：《星軺指掌》《公法會通》，汪鳳藻、鳳儀：《公法便覽》，汪鳳藻：《英文舉隅》《富國策》《新加坡律例》，楊樞、長秀：《各國史略》，席淦、貴榮：《算學課藝》，駱三畏先生及其學生：《天學發軔》，俄文館學生：《俄國史略》。這些書籍的翻譯，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學習西方科學技術、移植異域法律文化、開啟整個民族民智的作用。
外交人才上，同文館學生畢業後大半任政府譯員、外交官員、洋務機構官員、學堂教習，但對外交的影響主要表現在1866年斌椿隨同赫德的出使和六名學生隨同1869年著名的蒲安成使團出使，以及後來派駐日本、英國、法國和德國等國的外交使臣。其中，著名者有如：汪鳳藻，同文館英文班畢業生，1883年授翰林院庶起士;1891年7月29日以翰林院編修賞二品頂戴署理駐日欽使。1892年7月9日正式任為駐日欽使。同文館學生楊樞1903年正式成為駐日公使。這就從外交上打破了中國歷來的藩屬關係，逐漸融入到了近代對等的使臣關係當中。
學校教育上，同文館教學明顯的特點是與社會掛鉤，注重學用結合。學生在學習的同時，經常翻譯一些外文電報、檔，高年級學生則開始譯書，對譯書好的學生加以獎勵，而且優先錄用，該館學生楊樞、長秀即合譯了介紹各國政治、經濟、文化概況的《各國史略》，對開闊國人視野、增廣見聞有一定的啟蒙價值。不僅如此，京師同文館還與廣州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之間形成教育互動，讓廣州上海兩館挑選學習優秀者到京師同文館繼續深造。如同治十一年（1872）總理衙門諭示廣州同文館挑選了14名學生，諮送京師同文館繼續學習，他們已在廣州同文館肄業七八年，最後畢業于京師同文館。
京師同文館的影響既深遠，又多元。如單就教育來說，它的成立，不僅開啟了學校教育由私塾書院制向班級授課制的真正轉型，而且實現了中式“純文”課程向西式“文理相容”課程的轉型，最終促進了同文館由單一的語言學校向語言與近代科學技術並重的科技學校轉型，真正實現了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的大變革。然而，京師同文館的命運又如近代中國一樣多舛，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而被迫停辦，最終於1902年併入京師大學堂，改名為京師譯學館。儘管如此，京師同文館的智慧火種，猶如總教習丁韙良博士所說的那樣：“一星小小的螢光竟變成了一座巍峨的燈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