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2月16日， 上海《時報》登出一則名為《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啟事》， 啟事寫道：“敝人等深信中國共產黨目前所取之手段， 所謂發展紅軍牽制現政府者， 無異消殺中國抗日之力量， 其結果必為日本之傀儡， 而陷中國民族于萬劫不回之境地， 有違本人從事革命之初衷。 平時所謂扶助弱小民族者， 皆為欺騙國人之口號。 敝人本良心之覺悟， 特此退出國際指導之中國共產黨。 ”
這篇“脫黨啟事”一經登出，
立刻在上海引起了軒然大波。
很快消息傳遍全國。
因為這篇脫党啟事的主角“伍豪”，
正是時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周恩來同志的筆名。
可是顧順章叛變後， 周恩來同志很快就撤離了上海， 抵達中央蘇區後就一直就沒離開過。 很顯然， 這篇所謂的《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啟事》是有人捏造的。 其目的就是為了誣衊周恩來、誣衊共產黨， 動搖人心。
而澄清謠言的工作， 自然落在了身在上海的潘漢年身上。 其實在潘漢年看到《脫黨啟事》後立刻就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他決定立刻找到， 當時上海灘發行量最大的是《申報》， 希望能夠以伍豪的名義澄清事實。
潘漢年
潘漢年之所以選擇《申報》， 是因為當時不少愛國進步人士都在《申報》擔任重要工作， 而且《申報》並沒像其他報紙那樣登這份兒《脫党啟事》。 可是就在潘漢年向《申報》廣告部提出要登報澄清事實的要求後， 《申報》卻回絕了。
原來， 這個所謂的“脫黨啟事”正是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設計的陰謀。 所以造在潘漢年找上《申報》之前，
輿論被國民黨死死掐住， 事實真相只能在中共黨報《實報》上澄清。
潘漢年幾經思量，
還是得找上海的報紙化解。
這一次，
他直接找到了《申報》的總經理史量才和總顧問陶行知。
史量才和陶行知都是著名的愛國進步人士，
潘漢年在上海的許多左派文化圈的朋友與他們都有深厚的交情。
陶行知
潘漢年將“伍豪事件”的來龍去脈一五一十的告訴了史量才和陶行知，兩位先生都表示很願意幫忙。可澄清文章怎麼寫，卻讓三人犯了難。
史量才
如果澄清的文章一味的表示“脫黨啟事”是國民黨的陷害，一來太過直白，二來對民眾的信服度也非常有限。而澄清報導如果用共產黨的名義，顯然作為當事一方在這件事情上的說服力也不夠。但如果不用共產黨的名義，又有誰可以說明、澄清這件事情呢？思來想去，史量才提出通過律師出面在《申報》做出說明，這樣既巧妙又可信。聽完這個提議，潘漢年一拍桌子，“對！找個洋律師出面更好。”
《申報》刊登的《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緊要聲明》
1932年3月4日，《申報》在顯著位置刊出一則《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緊要聲明》。這份借助《申報》法律顧問巴和律師刊登的，由潘漢年親自起草的緊急聲明，寫的十分巧妙。其中有這麼一句“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絕未用作對外活動，是該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並且在開頭寫的是：“茲據周少山君來所聲稱”。
周恩來
周少山是周恩來另外一個筆名，這篇聲明明確向外界宣佈，平日只在撰述文字時使用伍豪一名的周少山，與那個刊登脫党啟事的伍豪風馬牛不相及，根本是兩個不同的人。潘漢年就這樣四兩撥千斤的，將震動全國的周恩來脫黨流言給平息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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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
潘漢年將“伍豪事件”的來龍去脈一五一十的告訴了史量才和陶行知，兩位先生都表示很願意幫忙。可澄清文章怎麼寫，卻讓三人犯了難。
史量才
如果澄清的文章一味的表示“脫黨啟事”是國民黨的陷害，一來太過直白，二來對民眾的信服度也非常有限。而澄清報導如果用共產黨的名義，顯然作為當事一方在這件事情上的說服力也不夠。但如果不用共產黨的名義，又有誰可以說明、澄清這件事情呢？思來想去，史量才提出通過律師出面在《申報》做出說明，這樣既巧妙又可信。聽完這個提議，潘漢年一拍桌子，“對！找個洋律師出面更好。”
《申報》刊登的《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緊要聲明》
1932年3月4日，《申報》在顯著位置刊出一則《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緊要聲明》。這份借助《申報》法律顧問巴和律師刊登的，由潘漢年親自起草的緊急聲明，寫的十分巧妙。其中有這麼一句“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絕未用作對外活動，是該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並且在開頭寫的是：“茲據周少山君來所聲稱”。
周恩來
周少山是周恩來另外一個筆名，這篇聲明明確向外界宣佈，平日只在撰述文字時使用伍豪一名的周少山，與那個刊登脫党啟事的伍豪風馬牛不相及，根本是兩個不同的人。潘漢年就這樣四兩撥千斤的，將震動全國的周恩來脫黨流言給平息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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