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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立德立言， 無問西東。
推遲上映的清華校慶獻禮片《無問西東》最近刷爆了科報君的朋友圈。 各人觀影視角不同， 但大家無一例外地都談起了西南聯大。 這所誕生於戰火紛飛之中、僅辦學8年、存在感卻爆棚的大學， 到底有什麼樣的魅力， 讓人稱讚它為“中國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瑪峰”？
西南聯大已經定格， 而我們只能在時間之河中離它越來越遠。 而親歷者的回憶， 是最珍貴的線索， 一點一滴拼湊出它的舊影。
烽火中的“科考”：
吳征鎰回憶西南聯大步行團
（作者：吳征鎰口述 楊雲珊整理）
1937年， 剛剛走出清華校門的吳征鎰便趕上了抗日的烽火。 1955年他被選聘為中國科學院第一批學部委員。 在紀念抗戰勝利60周年之際， 他回憶起這次特殊的科考——
步行團本來是預備做一些科研工作的， 所以生物系的由李繼侗教授帶著我考察植物，
在行軍途中， 關於植物地理的概貌方面， 經過師生討論， 有一點認識， 比如雲貴高原面原是一個准平原、貴州很多石灰岩的露頭。 因為都是沿著舊驛路走， 所過之處植被基本上都被破壞了。 但到了許多名勝古跡地區， 有些還保留有小面積的叢林、灌叢， 特別是在黃果樹大瀑布。
西南聯合大學新校舍鳥瞰
在關索嶺附近有一個剖面地區， 我們在山頂上看到很大的重陽木， 是很古老的樹種， 據說是古代名將關索曾在那裡系馬。 這些發現使我們認識到關索嶺一直到頂部還是亞熱帶季雨林。 又比如貴州黃平飛雲岩石灰岩上的灌叢， 我們在它的下木裡面看到兩種遠志科的灌木；黔西清鎮城外有一片叢林是由鵝耳櫪、園果化香和椴樹組成的， 等等。 所以一路上還是獲得了一些感性知識的。
步行團步行的時候在冬末春初， 正是湘西和貴州“天無三日晴”的時候， 每天都要趕路， 不方便帶標本夾， 我只背了一個方方的硬紙小盒， 裡面可以裝一些小標本。 但由於天天趕路， 天天下雨， 到了昆明以後， 這些標本都已經爛掉了。 至於搞昆蟲研究的人， 只能在看到昆蟲以後做一個記錄， 連標本都無法採集——因為標本要隨采隨製作， 在趕路時， 根本沒有這樣的時間條件。
另外， 貴州溶岩地貌很多， 我們5個人差不多每到一個縣或鄉， 聽說附近有溶洞， 都會去看， 看到了許多溶岩地貌的特點。 其中尤為突出的是在鎮寧縣的一個溶洞， 叫夥牛洞， 因何得名呢， 就是因為這個洞是牧童發現的， “夥牛”的意思就是把牛聚在一起以後，
由於一路趕路， 能做的事情不多， 主要就是觀察地貌和殘存的植被、尋找溶洞， 采了一些小標本， 但都沒有能保存下來。 當時隊伍裡大多是學生， 但他們是統一的軍事行動， 相比之下我們是散兵游勇， 所以他們沒有機會和我們一起活動。 只有一個生物系的姚荷生， 在貴陽的黔貢山也做過一些考察，後來跟我和李繼侗老師一起上過一次鎮甯天平山。
西南聯大校門
路上見過很多植物，但由於標本沒能保留下來，現在我能清楚記起的特殊植物只有在湘西桃源的桃源洞采到的一種大花、單葉的十字花科植物，到昆明以後，查出來是最早由法國神父在貴州發現的“堇葉芥”，是中國特有植物。
總之，在湘西沿路所見，多半是次生馬尾松林或栽培的油茶、油桐和柑橘。時值冬雪，曾在沅陵阻雪7日，所見遠不如長沙嶽麓山和衡山所見的豐富。到湘黔交界的玉屏一帶，丘陵上多生供制簫笛的竹叢，以後常見以救軍糧（火棘）和雲實為主的有刺灌叢或黃茅草坡，石灰岩露頭大多是光禿的。
安順以後，天氣較晴為多，過了南磐江，普安、盤縣以後，已有雲南氣象，杉林較多，時可見油杉大樹，報春初開。一過滇黔交界的勝境關，便是雲南松（飛松）和華山松（果松）的天下，林下各色杜鵑盛開，繁花似錦，天朗氣清，春風頗大，耳目一新。由此可以認識到湘西到雲貴高原東部，直到普安、盤縣還是華中植物區系和植被的範圍，安順到普安、盤縣是過渡到雲南高原的過渡帶。
到了昆明以後，科學研究的工作就多了，我們先是把昆明四周都走遍了，後來還到了大理、賓川雞足山等地，都是利用假期時間，系裡出經費支持去考察的。平時主要是教書，帶著學生到昆明附近的名勝寺廟采標本實習。
西南聯合大學校訓
1938年以前的考察比較多，到了後期就沒有經費再出去了。1938年底又隨李師赴滇西考察荒地，是以植被調查為主，並采標本，其結果曾於1946年投華西邊疆學報刊出，它是我解放前的第一篇論文。但由於是年復員北平，其下半篇未能刊出。植物名錄鑒定中，有一未知屬的鴨蹠草科植物，就是解放後洪德元院士發表的新屬——孔藥花屬。
1939年後雖有思普茶廠主人之約，赴今之西雙版納，但因系內無經費資助，未能應約。直到1942年，才因大理縣編縣誌，而與助教劉德儀第二次赴大理，集編後由鶴慶到麗江，並經劍川回大理。所採集和鑒定的標本大都保存在北京大學的標本室中，編號用的是“西南聯大RN（登記號）”，現在昆明植物所也保存有一小部分。1942-44年，在教育部中國醫藥研究所工作，完成滇南本草圖譜第一卷，發表新屬——金鐵鎖屬（石竹科）。
這一路三千五百里：
錢能欣憶西南聯大步行團“長征”
（作者：王莉萍）
西南聯大200多名同學組成了步行團，在黃子堅、聞一多等11名教師組成的輔導團帶領下，徒步行軍3500裡，完成了世界教育史上罕見的一次“長征”，“長征”中的師生們並沒有忘記自己的學業研究，更沒忘記肩頭所承擔的民族責任……
1934年，錢能欣在杭州師範畢業，他決定報考航空學校，以備將來參加空軍。因為他深感日本軍國主義氣勢洶洶，妄想吞併中國的野心不會改變，中日最後一戰不可避免，希望能投筆從戎。
當時國民黨航空學校就設在杭州，在半年中，他報考了兩次，但在體檢中都由於視力不合格而未被錄取。1936年9月，他考進北京大學學習政治，他認為將來做一個政治家，這對改造中國政治，特別是中國的對外政策也許可以做些貢獻。
他正是中華民族危難時期無數有志青年中的一員。
平彝即沾益縣內中午招待聚餐
盧溝橋事變以後，北平淪陷，作為北京大學文法學院的學生，我輾轉回到家鄉南潯參加當地的抗日工作，主要是及時收聽廣播、印發快訊、報導全國抗戰形勢。不久見報載，北大、清華和南開三校在長沙成立臨時聯合大學，號召三校學生準時前去報到。
於是，我和幾個中學同鄉雇了一輛小汽車繞道安徽宣城、蕪湖換乘輪船到江西九江，到武漢，改乘火車到長沙。武漢是華中重鎮，長沙成了武漢的重要後方。臨時聯大本部設在韭菜園聖經學院，文法學院就在那裡上課，理工學院不久搬到南嶽去了。大部分學生來自淪陷區和戰區，經濟來源斷絕，學校一律發給貸學金，實際上不僅免除了學費，而且也夠簡單的伙食費用。
可是，這樣的日子沒過多久，局勢又發生了變化。日軍佔領華東後即向華中進攻，武漢成了他們的重要目標。這樣長沙也緊張起來了。日本飛機開始光顧長沙。有一次就在韭菜園附近的火車站投下幾枚炸彈。當時車站附近的一家旅館裡正在舉行婚禮，據說新郎、新娘和一些賓客都被炸死了，炸傷的更多。這時，學校當局決定儘快把學校遷往昆明。
經各方同意特別得到湖南省政府主席張治中的大力協助，組織了湘黔滇旅行團。參加旅行團的有大部分男生和少數教授。張治中還指派了一名中將帶領我們從長沙步行到昆明。學生一律穿制服，但不帶武器。
我是步行團的積極分子，把行程70天沿途所見所聞據實記錄，到昆明後整理成書，托同鄉在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書名為《西南三千五百里》，這本書我自己一本也沒能留存，只聽說中國社科院資料室現在好像有一本。我們這一代人生活在那樣動盪的年代，別說著作，就是自己父母及一些想紀念的至親好友的照片也在不斷地輾轉遷移中丟失殆盡。
參加步行團前，我對祖國的西南大地一無所知。學校從北平帶出很多圖書資料，由於不安定所以一直都裝箱沒有拆封。在決定遷校後，校方把裝有西南地區的圖書資料的箱子打開，以供有興趣的教師和學生們普及知識。
臨行前，我看了能找到的所有資料，遺憾的是關於我國西南地區的記錄多是外國人做的，更多的竟是日本人。因此，出發前我已經有準備，要把沿途的見聞記錄下來，尤其是記錄少數民族的情況，因為那時進入那些深山老林很不容易，而且這麼長的路線幾乎涵蓋了西南的各少數民族。我要寫一本中國自己的西南實錄。
步行團運行李的車
步行團每10人左右編成一隊，每隊選出一名隊長照應，每位隊員的行李都很簡單，倒是人人都帶一把傘。開始幾天大家都走不慣，所以走得比較慢，後來逐漸快起來，一天也能走上百里路程，而且很多人喜歡上了穿草鞋。
每到一地，我們會作短暫停留，教授會領著我們去少數民族家或者當地的集市看看民風民俗，對我們這些學生來說，真是樣樣新鮮。但由於時間倉促，不能作長時間的停留，對當地也沒能更深入地瞭解，所以我每到一縣，就查找縣誌以此來彌補不足，有些比較大的縣，縣誌做得也比較詳細。
少數民族能歌善舞，一路下來各種山歌我們真是聽了不少。記得到了黔東重鎮——鎮遠，我國出產桐油的重地，鎮西南15裡外就有一個苗寨，我們12人由專員公署副官和區公所主任引導，去拜訪了這個苗寨，這個大土寨是青苗，因為他們喜歡穿著青衣而得名。這時我已看過日本人種學家關於苗族的一個調查報告，說青苗男子平均身長不到1.6米，我到那裡見到的男女身高果然都比漢人矮小，但是身體健康。
少數民族實在有很多值得我們去記錄和發掘的東西，光苗家就又分為青苗、花苗、甩裙苗、海爬苗、糾糾苗、索苗等。後來我們又過了幾處苗地，我當時記錄了一些苗族歌曲，也記錄了各處苗人的不同風俗習慣，也發現苗民之間的語言也各有不通。我甚至用羅馬字母拼音記錄對比了湧溪青苗和涼水井青苗念數字的差異。
記不清是在哪一省的深山老林，我們遇見在森林深處居住的一位少數民族，他不會漢語，講的話誰也聽不懂，後來我們一行有位學拉丁語的忽然發現這個人竟然正在嘗試用拉丁語和我們交談。好半天我們才搞明白，有義大利的傳教士深入到此處傳教授業，當地的人跟著這位傳教士竟然學了拉丁文。我們當時都很感慨，作為中國人我們對自己國家的民族真是瞭解得很少，做得也很不夠。
步行團成員渡河
有載歌載舞的時候，也有身臨困境的時候。但是，我一路寫日記大多就是記這些鄉土風俗，沒有記錄行進時的艱難，凡是遇到大風大雨甚至大雪天趕路，那天的日記都很少，也就幾行字。因為，這時瞭解、研究西南邊疆已經是我最大的願望。對所經過地區的人口、社會經濟情況，我盡可能多作瞭解，忠實記錄。
對於湘西、黔東和滇南的各少數民族，因為生活環境、地理差異等不同產生的各具特點的分支，我的記載比較詳細，沿途還照了很多照片，後來等寫書時，這些照片都成了很寶貴的直觀的資料。
這一路走下來大約3500裡，用了兩個月零10天。對於步行團的成員自身，這是件非常高興也值得紀念的事情。至於西南專題研究報告，步行團中教授、同學都有做。當時，葉恭綽先生就研究了西南文化的開發問題，我認為他是對的，西南的第一個問題，不是空談如何去開發西南，而是要實地去瞭解西南。我想，我的收穫也不僅僅是後來出的那本書。
1940年夏，我從西南聯大畢業，後又輾轉到巴黎大學文學院學習，那時的法國也不是樂土，也處在戰爭的邊緣。在兵荒馬亂中渡過了14年之後，1951年5月，我回到了北京，在外交部任職。這座既古老又年輕的城市已成了共和國的首都。我感到無比的驕傲和興奮。
在貴陽的黔貢山也做過一些考察，後來跟我和李繼侗老師一起上過一次鎮甯天平山。西南聯大校門
路上見過很多植物，但由於標本沒能保留下來，現在我能清楚記起的特殊植物只有在湘西桃源的桃源洞采到的一種大花、單葉的十字花科植物，到昆明以後，查出來是最早由法國神父在貴州發現的“堇葉芥”，是中國特有植物。
總之，在湘西沿路所見，多半是次生馬尾松林或栽培的油茶、油桐和柑橘。時值冬雪，曾在沅陵阻雪7日，所見遠不如長沙嶽麓山和衡山所見的豐富。到湘黔交界的玉屏一帶，丘陵上多生供制簫笛的竹叢，以後常見以救軍糧（火棘）和雲實為主的有刺灌叢或黃茅草坡，石灰岩露頭大多是光禿的。
安順以後，天氣較晴為多，過了南磐江，普安、盤縣以後，已有雲南氣象，杉林較多，時可見油杉大樹，報春初開。一過滇黔交界的勝境關，便是雲南松（飛松）和華山松（果松）的天下，林下各色杜鵑盛開，繁花似錦，天朗氣清，春風頗大，耳目一新。由此可以認識到湘西到雲貴高原東部，直到普安、盤縣還是華中植物區系和植被的範圍，安順到普安、盤縣是過渡到雲南高原的過渡帶。
到了昆明以後，科學研究的工作就多了，我們先是把昆明四周都走遍了，後來還到了大理、賓川雞足山等地，都是利用假期時間，系裡出經費支持去考察的。平時主要是教書，帶著學生到昆明附近的名勝寺廟采標本實習。
西南聯合大學校訓
1938年以前的考察比較多，到了後期就沒有經費再出去了。1938年底又隨李師赴滇西考察荒地，是以植被調查為主，並采標本，其結果曾於1946年投華西邊疆學報刊出，它是我解放前的第一篇論文。但由於是年復員北平，其下半篇未能刊出。植物名錄鑒定中，有一未知屬的鴨蹠草科植物，就是解放後洪德元院士發表的新屬——孔藥花屬。
1939年後雖有思普茶廠主人之約，赴今之西雙版納，但因系內無經費資助，未能應約。直到1942年，才因大理縣編縣誌，而與助教劉德儀第二次赴大理，集編後由鶴慶到麗江，並經劍川回大理。所採集和鑒定的標本大都保存在北京大學的標本室中，編號用的是“西南聯大RN（登記號）”，現在昆明植物所也保存有一小部分。1942-44年，在教育部中國醫藥研究所工作，完成滇南本草圖譜第一卷，發表新屬——金鐵鎖屬（石竹科）。
這一路三千五百里：
錢能欣憶西南聯大步行團“長征”
（作者：王莉萍）
西南聯大200多名同學組成了步行團，在黃子堅、聞一多等11名教師組成的輔導團帶領下，徒步行軍3500裡，完成了世界教育史上罕見的一次“長征”，“長征”中的師生們並沒有忘記自己的學業研究，更沒忘記肩頭所承擔的民族責任……
1934年，錢能欣在杭州師範畢業，他決定報考航空學校，以備將來參加空軍。因為他深感日本軍國主義氣勢洶洶，妄想吞併中國的野心不會改變，中日最後一戰不可避免，希望能投筆從戎。
當時國民黨航空學校就設在杭州，在半年中，他報考了兩次，但在體檢中都由於視力不合格而未被錄取。1936年9月，他考進北京大學學習政治，他認為將來做一個政治家，這對改造中國政治，特別是中國的對外政策也許可以做些貢獻。
他正是中華民族危難時期無數有志青年中的一員。
平彝即沾益縣內中午招待聚餐
盧溝橋事變以後，北平淪陷，作為北京大學文法學院的學生，我輾轉回到家鄉南潯參加當地的抗日工作，主要是及時收聽廣播、印發快訊、報導全國抗戰形勢。不久見報載，北大、清華和南開三校在長沙成立臨時聯合大學，號召三校學生準時前去報到。
於是，我和幾個中學同鄉雇了一輛小汽車繞道安徽宣城、蕪湖換乘輪船到江西九江，到武漢，改乘火車到長沙。武漢是華中重鎮，長沙成了武漢的重要後方。臨時聯大本部設在韭菜園聖經學院，文法學院就在那裡上課，理工學院不久搬到南嶽去了。大部分學生來自淪陷區和戰區，經濟來源斷絕，學校一律發給貸學金，實際上不僅免除了學費，而且也夠簡單的伙食費用。
可是，這樣的日子沒過多久，局勢又發生了變化。日軍佔領華東後即向華中進攻，武漢成了他們的重要目標。這樣長沙也緊張起來了。日本飛機開始光顧長沙。有一次就在韭菜園附近的火車站投下幾枚炸彈。當時車站附近的一家旅館裡正在舉行婚禮，據說新郎、新娘和一些賓客都被炸死了，炸傷的更多。這時，學校當局決定儘快把學校遷往昆明。
經各方同意特別得到湖南省政府主席張治中的大力協助，組織了湘黔滇旅行團。參加旅行團的有大部分男生和少數教授。張治中還指派了一名中將帶領我們從長沙步行到昆明。學生一律穿制服，但不帶武器。
我是步行團的積極分子，把行程70天沿途所見所聞據實記錄，到昆明後整理成書，托同鄉在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書名為《西南三千五百里》，這本書我自己一本也沒能留存，只聽說中國社科院資料室現在好像有一本。我們這一代人生活在那樣動盪的年代，別說著作，就是自己父母及一些想紀念的至親好友的照片也在不斷地輾轉遷移中丟失殆盡。
參加步行團前，我對祖國的西南大地一無所知。學校從北平帶出很多圖書資料，由於不安定所以一直都裝箱沒有拆封。在決定遷校後，校方把裝有西南地區的圖書資料的箱子打開，以供有興趣的教師和學生們普及知識。
臨行前，我看了能找到的所有資料，遺憾的是關於我國西南地區的記錄多是外國人做的，更多的竟是日本人。因此，出發前我已經有準備，要把沿途的見聞記錄下來，尤其是記錄少數民族的情況，因為那時進入那些深山老林很不容易，而且這麼長的路線幾乎涵蓋了西南的各少數民族。我要寫一本中國自己的西南實錄。
步行團運行李的車
步行團每10人左右編成一隊，每隊選出一名隊長照應，每位隊員的行李都很簡單，倒是人人都帶一把傘。開始幾天大家都走不慣，所以走得比較慢，後來逐漸快起來，一天也能走上百里路程，而且很多人喜歡上了穿草鞋。
每到一地，我們會作短暫停留，教授會領著我們去少數民族家或者當地的集市看看民風民俗，對我們這些學生來說，真是樣樣新鮮。但由於時間倉促，不能作長時間的停留，對當地也沒能更深入地瞭解，所以我每到一縣，就查找縣誌以此來彌補不足，有些比較大的縣，縣誌做得也比較詳細。
少數民族能歌善舞，一路下來各種山歌我們真是聽了不少。記得到了黔東重鎮——鎮遠，我國出產桐油的重地，鎮西南15裡外就有一個苗寨，我們12人由專員公署副官和區公所主任引導，去拜訪了這個苗寨，這個大土寨是青苗，因為他們喜歡穿著青衣而得名。這時我已看過日本人種學家關於苗族的一個調查報告，說青苗男子平均身長不到1.6米，我到那裡見到的男女身高果然都比漢人矮小，但是身體健康。
少數民族實在有很多值得我們去記錄和發掘的東西，光苗家就又分為青苗、花苗、甩裙苗、海爬苗、糾糾苗、索苗等。後來我們又過了幾處苗地，我當時記錄了一些苗族歌曲，也記錄了各處苗人的不同風俗習慣，也發現苗民之間的語言也各有不通。我甚至用羅馬字母拼音記錄對比了湧溪青苗和涼水井青苗念數字的差異。
記不清是在哪一省的深山老林，我們遇見在森林深處居住的一位少數民族，他不會漢語，講的話誰也聽不懂，後來我們一行有位學拉丁語的忽然發現這個人竟然正在嘗試用拉丁語和我們交談。好半天我們才搞明白，有義大利的傳教士深入到此處傳教授業，當地的人跟著這位傳教士竟然學了拉丁文。我們當時都很感慨，作為中國人我們對自己國家的民族真是瞭解得很少，做得也很不夠。
步行團成員渡河
有載歌載舞的時候，也有身臨困境的時候。但是，我一路寫日記大多就是記這些鄉土風俗，沒有記錄行進時的艱難，凡是遇到大風大雨甚至大雪天趕路，那天的日記都很少，也就幾行字。因為，這時瞭解、研究西南邊疆已經是我最大的願望。對所經過地區的人口、社會經濟情況，我盡可能多作瞭解，忠實記錄。
對於湘西、黔東和滇南的各少數民族，因為生活環境、地理差異等不同產生的各具特點的分支，我的記載比較詳細，沿途還照了很多照片，後來等寫書時，這些照片都成了很寶貴的直觀的資料。
這一路走下來大約3500裡，用了兩個月零10天。對於步行團的成員自身，這是件非常高興也值得紀念的事情。至於西南專題研究報告，步行團中教授、同學都有做。當時，葉恭綽先生就研究了西南文化的開發問題，我認為他是對的，西南的第一個問題，不是空談如何去開發西南，而是要實地去瞭解西南。我想，我的收穫也不僅僅是後來出的那本書。
1940年夏，我從西南聯大畢業，後又輾轉到巴黎大學文學院學習，那時的法國也不是樂土，也處在戰爭的邊緣。在兵荒馬亂中渡過了14年之後，1951年5月，我回到了北京，在外交部任職。這座既古老又年輕的城市已成了共和國的首都。我感到無比的驕傲和興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