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中國歷史教科書與中國新史學大致同時產生， 可謂中國新史學最早的實踐形式。 教科書編寫開了中國新史學著作的先河，
仿效日本：清末中國歷史教科書之編纂
清代書院中， 歷史教育主要使用《資治通鑒綱目》、“二十一史”、“三通”等教材。 1901年， 清政府宣佈“新政”， 把教育國民、培養新式人才看作是救亡圖存的關鍵。 傳統教材已經不適應新式教育需要， 但一時之間難以有適合新教育的教科書， 譯外國教科書成為一種可行的救急辦法。 甲午戰爭後， 清政府認為日本的強盛是重視教育的結果， 就效仿日本來興辦中國新教育， 教科書編纂也以日本教科書為藍本：“慮始之際， 似可取日本現行之教科， 師其用意， 略為變通， 頒而行之， 作為底稿， 然後視所當增減， 隨時修改， 以至於宜。 ”各類書局在編纂教科書時， 即把日本作為仿效對象。 清末各科教科書中， 由日本人編輯、後譯為中文的教材， 就占20%左右。
晚清， “教科書”是一個泛稱， 不僅包括現在所理解的課堂教材， 舉凡具有啟蒙性質， 能夠供教學參考， 以及許多介紹新知的書籍， 都被稱為“教科書”。 清末中國歷史教科書有兩種情況：一是引譯日人編寫的中國歷史著作。 日人編寫的中國歷史著述， 不僅中國通史， 一些斷代史、專門史都被中國學堂用作教科書， 其中影響較大的有《支那通史》、《東洋史要》與《支那史要》等。 《支那通史》由那珂通世於1888年—1890年間用漢文編著而成， 共4卷， 敘述了從唐虞至宋代的歷史。 《支那通史》創出了一種新的“通史”體， 後來中國與日本的諸多通史， 無不受其影響。 1899年由東文學社在中國出版。 桑原騭藏於1898年完成2卷本《中等東洋史》，
二是國人自編的教科書。 1903年以後， 中國歷史教科書以國人自編為主。 就筆者所見， 自編教科書在前言中直接指明改編或參照日本教科書的有：1901年普通學書室《普通新歷史》改編自《東洋歷史》；1902年江楚書局出版的柳詒徵《歷代史略》元代以前部分改編自《支那通史》， 廣智書局出版的支那少年《支那四千年開化史》改編自《支那史》；1903年會文學社出版的范迪吉《支那文明史》與東新譯社出版的橫陽翼天氏《中國歷史》都編譯自日本教科書；1904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姚祖義《最新中國歷史教科書》(高小用)插圖參照了日本小川銀次郎《西洋史要》、《東洋史要》等書；1907 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呂瑞庭、趙澂璧《新體中國歷史》依據《支那史》改訂；1908年宏文館出版的徐念慈《中國歷史講義》取材之一是《東洋歷史大辭典》、《東洋歷史》等， 中國圖書公司出版的沈恩膏《本朝史》取材之一是桑原騭藏《東洋史要》；1909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陳慶年《中國歷史教科書》、汪榮寶《中國歷史教科書·本朝史》改編自《東洋史要》，張運禮《新編中國歷史教科書》取自《東洋史要》、《支那史要》、《支那通史》等。有些教科書雖未指明改編自日本教科書，但受到日本教科書影響是明顯的，如1904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夏曾佑《最新中學教科書中國歷史》，“在形式或體裁方面，實受日本東洋史編著者的影響”。
從清末中國歷史教科書編寫情況來看，或直接引譯日本教科書，或在日本教科書影響下自編。中國自編的歷史教科書中，柳詒徵《歷代史略》是較早的一部。是書改編自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支那通史》的敘事僅至宋代，柳詒徵對此進行了改編，並補上元、明兩朝，書中使用圖表，章節後有按語及評論，敘事清楚簡明。《歷代史略》由1902年江楚書局出版，堪稱其時較完備的歷史教科書。《歷代史略》“大約是我國最早的第一部歷史教科書”，以後教科書編寫多受其影響，“清末以來，編歷史教科書的，大抵以此書為藍本”。《支那通史》的流傳，實得益于《歷代史略》。自編教科書中，夏曾佑《最新中國學教科書中國歷史》有較大影響。1902年，清政府頒佈學堂章程，商務印書館籌畫自編“最新教科書”，以適應新式教育的需要。“最新教科書”的編撰，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教科書之形式內容，漸臻完善者，當推商務印書館之《最新教科書》”。《最新中學教科書中國歷史》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最新中學教科書”之歷史類，敘述從太古到隋，共3冊，第1冊於1904年出版，第2、3冊分別於1905、1906年出版，後多次再版。該書以進化思想為指導，按章節體編寫，有歷史分期。該書在近代中國史學史中常被提及，被視為新史學的代表作，被譽為中國近代“第一部有名的新式通史”。
形式取鑒：中國歷史教科書的體裁
中國教科書受到日本教科書的影響，首先體現在編寫形式上，有著對日本教科書的參照借鑒。這種編寫形式，如體裁、歷史分期以及內容安排等，與中國傳統史書編寫有著明顯的不同，成為中國新史學的一個重要特徵。
史書體裁，是史學家思想觀念的體現，包含著史家對歷史事實的看法，對整個歷史發展進程的認識和理解。中國的傳統史書體裁，主要有編年體、紀傳體、紀事本末體等幾類。這種情況，到清末發生了重要變化，一般中國歷史教科書都採用了新的編纂體裁。《支那通史》與《東洋史要》的“篇”多是根據事件劃分、從敘述方便的角度設立的；《支那史要》的“卷”依據的是歷史分期，對應的是歷史分期中的時段。中國自編教科書中的“篇”或“卷”，除了陳慶年《中國歷史教科書》承襲《東洋史要》敘述方便劃分外，其他教科書分篇分卷基本依據歷史分期。常為中國研究者所關注、作為章節體代表的夏曾佑《最新中學教科書中國歷史》，實際是“篇- 章- 節”三級形式，其記述主體為“節”，其中“篇”劃分依據是歷史分期，把一個分期時段作為一篇。劉師培《中國歷史教科書》採用“課”的形式，而非章節體。
中國歷史教科書採取三個、四個或五個時段的分期方式，就各個歷史時期的稱謂來說略有不同，一個分期術語所指的時段也有差異。章嶔《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分期時段與桑原相同，但名稱不同，章嶔以“遠代史”、“中代史”、“近代史”與“最近代史”來命名。清朝史或稱“近世史”，或稱“本朝史”。
中國歷史教科書中，採用四期劃分法最多，在具體分期時段上多與《東洋史要》相同。在歷史分期中，最為一致處是對“上古”分段，都是將“秦統一”之前的歷史作為上古史。“中古”或“中世”作為第二個分期時段，以“秦統一”作為開端，下限則諸說紛陳，主要有“唐末”(五代)和“明末”兩種情況。“明末”與“唐末”相比較，多出了“五代”至“明末”這一段，後來有史家將這多出的一段劃作“近古”。清朝歷史一般屬於“近世”。
教科書在內容安排上，有兩處不同于傳統史書：一是開篇有個“總論”部分，介紹中國地理、民族(人種)、歷史分期以及歷史的功用等。《支那通史》“總論”分別講述了“地理概略”、“人種之別”、“朝家屢易”，並附上歷史分期。《東洋史要》“總論”分為“東洋史之宗旨界說”、“地勢”、“人種”、“區分年代”四章。《支那史要》“總論”講述“地理、疆域與人種沿革”。中國編寫的歷史教科書，在內容安排上與日本教科書相似。柳詒徵、橫陽翼天氏、夏曾佑、陳懋治、徐念慈、章嶔、普通學書室、呂瑞庭等編寫的教科書都在總論中介紹中國人種、地理、歷史分期等。二是在每一部分中，在政治史、軍事史後有文化史、社會史的內容。《支那通史》上世史後有“世態及文事”、“先秦諸子”兩章，在“世態及文事”中，講述名字姓氏之氏族、嫁娶之制、喪祭之禮、陰陽五行之說、文書之沿革、先秦典籍；“先秦諸子”講述學風之變動、孔子略傳、老子及楊墨列莊、孟荀之同時諸子、法家諸子。劉師培《中國歷史教科書》第二、三冊講述西周的歷史，前兩課講述了西周的勃興、興亡，從第三課開始直至結束，分別講述了疆域、與異族關係、政體、階級制度、自治制度、宗法制度、人民職業、宗教、學術、教育、官制、財政、刑法、田制、軍制、禮俗、王禮、商業、工藝、宮室、衣服、飲食、美術等。把每一時期的政治、軍事、文化、社會等內容放在一起討論，甚至社會文化史詳于政治軍事史，在清末教科書中較為常見。
本節的意圖不是說明章節體與歷史分期等新式編寫體裁體例所蘊含的意義，而在於通過中日教科書的比較，說明中國自編教科書對日本教科書在編寫形式上的取鑒。中國自編的具有“新史學”特徵的教科書，基本都與日本教科書有一定的關聯，借鑒了日本教科書的章節體、歷史分期與內容安排；但是，在具體問題上，則有自己的歷史理解。
漢族主體：中國民族主體的確立與連續性
清末引譯日本編寫的中國歷史教科書用作學堂教科書，逐漸受到國人的擔憂與批評。梁啟超認為歷史教育在塑造國民方面有特殊作用，應該自編教科書，不能使用外人編寫教科書：“本國人于本國歷史，則所以養國民精神，發揚其愛國心者，皆於是乎在，不能以此等隔河觀火之言充數也”。一些人從教科書獨具的教化功能考慮，勸誡中國學堂“勿沿用洋人課本”，它們“大都以闡揚彼教為宗旨，亦取徑迥別，與中學絕無關合”。翻譯改編日本教科書甚至被認為是清末教育“最錯誤者”：“蓋本國歷史，原有其特別的目的和效用，教科書正為實現其目的的工具。外人著述，無論如何，必不能准其目的也。”中國編者對日本教科書進行了改造，吸收了日本教科書編寫方法，拋棄了其對中國歷史的態度，以確立中國編史立場與中心地位。
在中國民族問題上，中國自編教科書改變了日本教科書關於中國民族的敘述。日本教科書一般列舉了中國境內漢、滿、蒙、回、藏等幾個民族(人種)，對各族進行了簡要介紹。《支那通史》列舉了中國境內六種人種：支那、韓、東胡、韃靼、圖伯特與江南諸蠻種，儘管書中寫道“支那史者，漢人之史也，漢人為之主”，但是作者認為，“近世滿人大興，定今代之業。其人口較諸漢人不過百分之三，然秉主權，成為貴種。漢人雖眾，勢力反不及之”。《東洋史要》以“亞細亞種人”來指稱東洋歷史上各民族。漢族、通古斯族、蒙古族和土耳其族都是東洋史中重要人種。中國歷史是中國境內的這些民族依次統治中國的歷史。漢族是東洋史中最為重要的人種，但漢族並不在中國歷史中佔有主體地位。《支那史要》列舉五種人種：苗、漢、蒙古、滿洲和回回人種，各人種在中國歷史上是對等的，特別是曾經統治中國本部、建立自己王朝的幾個民族。“滿洲一統中原，成為一大帝國，中間有與漢人之爭，又西北則受俄國蠶食，東南則蒙英佛之侵寇，故自今以往，支那境內之人種競爭不止，當至於世界各人種之競爭也”。
日人編寫的教科書中，判斷一個民族(人種)重要不重要的標準，就是看其是否在中國本部建立了強大的政權。日本教科書關於中國民族的敘述，割裂了中國民族主體的完整性，在他們的敘述中，中國沒有任何線索可以追尋到本民族的主體——那不是一個連續的民族主體，而是被世界不同的列強所瓜分的領土。在他們的敘述中，中國歷史看不到未來，現今中國在外來的白人統治之下，漢族處於衰落之中，中國將來難以確定。
中國自編教科書中，強調了漢族在中國歷史中的主體地位。支那少年痛感中國無史，要書寫國民歷史，將市村瓚次郎《支那史》“去吾二十四姓家乘所備載之事實，而取其關於文明之進步者”，改編為《支那四千年開化史》。《支那四千年開化史》列舉了苗、漢、蒙古、滿和回五種人種，這與《支那史》以及《支那史要》相同，但在敘述上卻有了很大差別，市村對各人種只是介紹，未做評價；支那少年以漢族為中心，突出漢族的優點及其主體地位：“在諸種中，漢人種充滿支那各地，實為開創支那者，後世雖時有盛衰，然歷代帝王，大抵由此人種而出，故于支那內地，大有勢力，以今日論，實比他人種為最有文化，且富於智識也”。東新譯社談到其開辦原由及其特質時說道：“同國家之臠割、憤種族之犬羊，憐然創辦東新譯社，就我國之性質上習慣上編輯中學校各種教科書，熔鑄他人之材料而發揮自己之理想，以激動愛國精神，孕育種族主義為堅確不拔之宗旨”。該社根據日本史書編寫而成的《中國歷史》，列舉了漢、蒙古、通古斯、土耳其、西藏和苗族六種，稱漢族為“本族”，滿族等其他五族稱之為“外族”：“以漢人種為歷史大主幹，其餘五外族，皆駢枝也。枝幹相乘，得歷史之全域”。漢族是中國歷史的主體，其他各族處於輔助的地位。《中國歷史》以漢族盛衰為標準，把中國歷史分為七期：漢族發生時代、漢族創國時代、漢族優勝時代、漢族與外族衝突時代、漢族極盛與東西兩洋交涉時代、漢族複盛與西力東漸時代、漢族衰微及多事時代。
以漢族為中心的敘述方式在自編教科書中較為普遍。改編自《支那通史》的《歷代史略》，在“總論”中刪去了“人種”一節，主要以漢族為中心來講述。夏曾佑《最新中學教科書中國歷史》只是提到漢族，沒有提及其他民族。在談到“中國種族之原”時，認為中國民族稱為漢、唐、夏等，多“皆朝名，非國名也。惟《左傳》襄公十四年引戎子駒支之言曰：‘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華非朝名，或者吾族之真名歟!”從夏曾佑對種族名稱的考定來看，其所謂的“中國種族”當然指漢族。劉師培《中國歷史教科書》中，中國民族只指“漢族”：“中國人民，近世稱為漢族，與亞洲之民同屬黃種。”陳慶年《中國歷史教科書》改編自桑原騭藏《東洋史要》，剔除了桑原原書中對漢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的介紹，只保留了漢族。“漢族於上古最遠之時，次第自西北移入中國內地。是等之民，約在五千餘年前，已繁殖于黃河沿岸，分無數部落”。對於中國境內各族，將之歸屬于“苗、夷、狄、戎”四族，漢族是中國歷史的重心。
中國自編教科書，改變了日本教科書關於中國民族缺乏連續性的看法，突出漢族主體地位與連續性。儘管在歷史上，漢族曾經被其他民族統治過，但漢族是中國民族的主體不容置疑。
歷史分期：中國歷史的變化發展與未來
中國自編教科書與引譯日本教科書的“貌合神離”，突出表現在對中國歷史分期上，取鑒了日本的歷史分期形式，但對日本分期方式進行了改造，中日歷史分期標準不同，對中國歷史的理解也有很大差異。中國史家運用這套分期策略來建構自己民族的歷史，體現對中國歷史的進化與發展。
日人編寫的教科書，一般認為中國歷史是停滯的，沒有未來。《東洋史要》把中國歷史分為四期：上古為“漢族充腓時代”，中古為“漢族全盛時期”。近古為“蒙古族全盛時期”，這期漢族氣焰全滅，“蒙古族蓬勃之世，彼族於東洋厄運，實為諸事變之主動力”。近世為“歐人東漸時代”，東西洋政治關係日益密切。南亞已全歸英人之手，中亞西亞則又為俄人所蠶食。是則東亞大勢，惟阿利安人所左右。該書從中國境內各民族盛衰來劃分中國歷史時期，除了各族輪流統治中國外，整個中國歷史是停滯的，沒有變化與發展。特別是當下，中國受歐洲人控制，看不到中國民族與歷史的未來。《支那通史》把中國歷史分為三期，“漢人談治，必稱唐虞三代之隆，三代者，謂夏商周也。其文化之盛，雖不盡如漢人所稱，而當四鄰皆純夷之時，漢土獨為禮樂之邦，政教風俗，已擅美於東洋，足以觀古代開化之一例矣。秦漢以下，二千餘年，歷朝政俗，殆皆一樣。文化停滯，不復運動，徒反復朝家之興廢而已。其間戰亂攘奪，不可勝紀”。《支那通史》按照“進步”與“停滯”把中國歷史分為前後兩個時期：開化的三代與停滯的秦以後，秦以後的中國是停滯不前的。《支那史要》把中國歷史分為五期，第五期“今代史”起自道光以後，到作者所處的時代結束。“抑中國之勢，自仁宗時漸衰，士氣不振，上下苟且，其不能敵英人之鋒，固不足怪。自取屈辱，于人何尤。自鴉片之戰，知西人之伎倆，頗挫其虛傲尊大之氣。他日設炮臺造軍艦改銃炮之機，亦由於此。故此一戰爭，關於中國之形勢甚大矣”。④《支那史要》的分期給中國歷史分期帶來很大影響，以“鴉片戰爭”為界成為以後中國歷史分期一個重要方式；把鴉片戰爭以後的歷史作為“今代史”，給了史家對自己時代的一種新認識；但是這個時期是西方侵略的時期，中國在西方的侵略與控制下，中國歷史看不到未來。
對當下歷史的關注以及中國歷史正在發生轉變、趨向一個新時代的看法，在一些自編教科書中較為常見。汪榮寶《中國歷史教科書·本朝史》把當下稱為“憂患時代”。該書把清朝歷史為三期：自創業之始至三藩臺灣之平定為“開創時期”，自康熙中世至乾隆末年為“全盛時期”：自嘉慶初年迄於今日百餘年為“憂患時期”。在“憂患時期”中，“歐人東漸之勢力，日以擴張。自鴉片戰爭以來，數以外人構兵，而每戰必敗，必喪失權利無算。至於晚近，而所謂港灣租借，礦山開採，鐵道敷設之協約，相邁而來。西力之東侵，遂如洪水猛獸，一發而不可制。《易》稱‘易之興也，其有憂患乎?’《傳》曰‘多難所以興邦’。意者異日中興之機，殆在此歟。這一時期，預示著中國將發生很大的變化。沈恩膏《本朝史》把當下稱為“改革時期”。該書把清朝歷史可分四時期：天命至崇德為興起時期，自順治至乾隆中葉為全盛時期，自乾隆中葉至道光中葉為保守時期，五口通商以後為改革時期。五口通商後，外侮內寇，更起跌伏，內寇幸而蕩平，外侮卒無以禦之。數十年間，喪師割地，開港賠費之事，層見迭出，外人撤我藩籬，居我堂奧，如入無人之境。我國行省二十二，人民號稱四萬萬，而坐受其奇辱。於是朝野上下，鹹欲舍其舊而新是謀。故是道光中葉至於今日，乃由開通而入於改革之時期也。中國歷史到了明清之際發生了轉折，將要發生很大的變化。
值得注意的是，橫陽翼天氏《中國歷史》與徐念慈《中國歷史講義》將清朝作為“現世期”，顯示了當下與以往的不同，二十世紀將是中國的世紀：“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之特色，必有什伍千倍於十九世紀之西洋反動時代與活動時代也。中國歷史出世，謹祝我偉大中國燦爛莊嚴之文明國旗出世於今日，謹祝我中國四萬萬愛國國民出世於今日，謹祝我四萬萬愛國國民所希望理想之自由，所馨香禱祝之獨立出世於今日。”這是較早將自己時代稱為“現世”的分期，是為自己時代尋求新的定位的嘗試。
中國自編教科書中，突出當下歷史的書寫，打破了日本教科書中國停滯的看法，當下中國正在發生變化，中國未來充滿了希望。中國史家試圖通過歷史分期，融入世界歷史，成為普遍歷史的一部分，賦予中國歷史現代性特徵。
新史學的離合
本文以清末中國歷史教科書為中心，討論了中國新史學與日本史學的關係，中國新史學對日本史學是形式上取鑒，精神上舍離。中國教科書在編寫形式上借鑒了日本教科書編寫方式，使用了章節體、採用歷史分期，內容安排上將政治、軍事、社會和文化史放在一起講述。這種新的史書編纂形式，相對于傳統史學來說，不僅是形式上的改變，也反映了史學觀念的革新。章節體史書否定了以帝王為中心的紀傳體史書編纂形式，更能反映民史。內容安排方面，特重文化、社會方面的歷史，是要打破傳統史學一家一姓的家乘，書寫民史。對地理、人種與歷史關係的重視，“大部分超出了傳統史學討論的範圍，具有十分鮮明的近現代意識”。中國史家借用這種形式，以進化史觀書寫國民的歷史，發揮民族主義。這種編寫形式，成為新史學重要特徵，以後歷史教科書與一般歷史著作的編寫，大致採取了這種體裁體例。
中國新史學在精神上舍離了日本史學意旨，確立自己的編史立場：一是中國新史學不惟要書寫進化的歷史，國民的歷史，更是希望通過歷史這種形式，來拯救民族國家的衰落；二是反擊日本史學的霸權主義，維護中國歷史的地位。日本人編寫的中國歷史教科書，有著明顯的日本立場，服務於日本近代霸權。那珂通世、桑原騭藏與市村瓚次郎等人的中國歷史研究，勾勒了東洋史的基本框架，確立了日本東洋史教育的基礎。東洋史研究取向的用意在於：用亞洲而非歐洲的歷史來定位日本。它所關心的與其說是書寫中國的歷史，不如說是瞭解日本在亞洲崛起的根源，並且更進一步，瞭解日本有別於日本的獨特之處。東洋史是日本參與世界歷史並在其中給自己尋求“中心”定位的體現，這種“中心”的一個參照就是書寫中國歷史，通過中國歷史來突出日本在亞洲和世界中的地位。日本歷史教科書這種編寫意旨，被中國史家拋棄。在中國民族敘述上突出漢族主體地位與中國歷史的連續性，通過新的歷史分期賦予中國歷史明確的未來。從清末歷史教科書的情況來看，中國新史學發軔之初，已經踐行中國史家以進化史觀來書寫國民歷史的要求，基本奠定了民國時期中國史學發展的路向。
中國圖書公司出版的沈恩膏《本朝史》取材之一是桑原騭藏《東洋史要》；1909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陳慶年《中國歷史教科書》、汪榮寶《中國歷史教科書·本朝史》改編自《東洋史要》，張運禮《新編中國歷史教科書》取自《東洋史要》、《支那史要》、《支那通史》等。有些教科書雖未指明改編自日本教科書，但受到日本教科書影響是明顯的，如1904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夏曾佑《最新中學教科書中國歷史》，“在形式或體裁方面，實受日本東洋史編著者的影響”。從清末中國歷史教科書編寫情況來看，或直接引譯日本教科書，或在日本教科書影響下自編。中國自編的歷史教科書中，柳詒徵《歷代史略》是較早的一部。是書改編自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支那通史》的敘事僅至宋代，柳詒徵對此進行了改編，並補上元、明兩朝，書中使用圖表，章節後有按語及評論，敘事清楚簡明。《歷代史略》由1902年江楚書局出版，堪稱其時較完備的歷史教科書。《歷代史略》“大約是我國最早的第一部歷史教科書”，以後教科書編寫多受其影響，“清末以來，編歷史教科書的，大抵以此書為藍本”。《支那通史》的流傳，實得益于《歷代史略》。自編教科書中，夏曾佑《最新中國學教科書中國歷史》有較大影響。1902年，清政府頒佈學堂章程，商務印書館籌畫自編“最新教科書”，以適應新式教育的需要。“最新教科書”的編撰，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教科書之形式內容，漸臻完善者，當推商務印書館之《最新教科書》”。《最新中學教科書中國歷史》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最新中學教科書”之歷史類，敘述從太古到隋，共3冊，第1冊於1904年出版，第2、3冊分別於1905、1906年出版，後多次再版。該書以進化思想為指導，按章節體編寫，有歷史分期。該書在近代中國史學史中常被提及，被視為新史學的代表作，被譽為中國近代“第一部有名的新式通史”。
形式取鑒：中國歷史教科書的體裁
中國教科書受到日本教科書的影響，首先體現在編寫形式上，有著對日本教科書的參照借鑒。這種編寫形式，如體裁、歷史分期以及內容安排等，與中國傳統史書編寫有著明顯的不同，成為中國新史學的一個重要特徵。
史書體裁，是史學家思想觀念的體現，包含著史家對歷史事實的看法，對整個歷史發展進程的認識和理解。中國的傳統史書體裁，主要有編年體、紀傳體、紀事本末體等幾類。這種情況，到清末發生了重要變化，一般中國歷史教科書都採用了新的編纂體裁。《支那通史》與《東洋史要》的“篇”多是根據事件劃分、從敘述方便的角度設立的；《支那史要》的“卷”依據的是歷史分期，對應的是歷史分期中的時段。中國自編教科書中的“篇”或“卷”，除了陳慶年《中國歷史教科書》承襲《東洋史要》敘述方便劃分外，其他教科書分篇分卷基本依據歷史分期。常為中國研究者所關注、作為章節體代表的夏曾佑《最新中學教科書中國歷史》，實際是“篇- 章- 節”三級形式，其記述主體為“節”，其中“篇”劃分依據是歷史分期，把一個分期時段作為一篇。劉師培《中國歷史教科書》採用“課”的形式，而非章節體。
中國歷史教科書採取三個、四個或五個時段的分期方式，就各個歷史時期的稱謂來說略有不同，一個分期術語所指的時段也有差異。章嶔《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分期時段與桑原相同，但名稱不同，章嶔以“遠代史”、“中代史”、“近代史”與“最近代史”來命名。清朝史或稱“近世史”，或稱“本朝史”。
中國歷史教科書中，採用四期劃分法最多，在具體分期時段上多與《東洋史要》相同。在歷史分期中，最為一致處是對“上古”分段，都是將“秦統一”之前的歷史作為上古史。“中古”或“中世”作為第二個分期時段，以“秦統一”作為開端，下限則諸說紛陳，主要有“唐末”(五代)和“明末”兩種情況。“明末”與“唐末”相比較，多出了“五代”至“明末”這一段，後來有史家將這多出的一段劃作“近古”。清朝歷史一般屬於“近世”。
教科書在內容安排上，有兩處不同于傳統史書：一是開篇有個“總論”部分，介紹中國地理、民族(人種)、歷史分期以及歷史的功用等。《支那通史》“總論”分別講述了“地理概略”、“人種之別”、“朝家屢易”，並附上歷史分期。《東洋史要》“總論”分為“東洋史之宗旨界說”、“地勢”、“人種”、“區分年代”四章。《支那史要》“總論”講述“地理、疆域與人種沿革”。中國編寫的歷史教科書，在內容安排上與日本教科書相似。柳詒徵、橫陽翼天氏、夏曾佑、陳懋治、徐念慈、章嶔、普通學書室、呂瑞庭等編寫的教科書都在總論中介紹中國人種、地理、歷史分期等。二是在每一部分中，在政治史、軍事史後有文化史、社會史的內容。《支那通史》上世史後有“世態及文事”、“先秦諸子”兩章，在“世態及文事”中，講述名字姓氏之氏族、嫁娶之制、喪祭之禮、陰陽五行之說、文書之沿革、先秦典籍；“先秦諸子”講述學風之變動、孔子略傳、老子及楊墨列莊、孟荀之同時諸子、法家諸子。劉師培《中國歷史教科書》第二、三冊講述西周的歷史，前兩課講述了西周的勃興、興亡，從第三課開始直至結束，分別講述了疆域、與異族關係、政體、階級制度、自治制度、宗法制度、人民職業、宗教、學術、教育、官制、財政、刑法、田制、軍制、禮俗、王禮、商業、工藝、宮室、衣服、飲食、美術等。把每一時期的政治、軍事、文化、社會等內容放在一起討論，甚至社會文化史詳于政治軍事史，在清末教科書中較為常見。
本節的意圖不是說明章節體與歷史分期等新式編寫體裁體例所蘊含的意義，而在於通過中日教科書的比較，說明中國自編教科書對日本教科書在編寫形式上的取鑒。中國自編的具有“新史學”特徵的教科書，基本都與日本教科書有一定的關聯，借鑒了日本教科書的章節體、歷史分期與內容安排；但是，在具體問題上，則有自己的歷史理解。
漢族主體：中國民族主體的確立與連續性
清末引譯日本編寫的中國歷史教科書用作學堂教科書，逐漸受到國人的擔憂與批評。梁啟超認為歷史教育在塑造國民方面有特殊作用，應該自編教科書，不能使用外人編寫教科書：“本國人于本國歷史，則所以養國民精神，發揚其愛國心者，皆於是乎在，不能以此等隔河觀火之言充數也”。一些人從教科書獨具的教化功能考慮，勸誡中國學堂“勿沿用洋人課本”，它們“大都以闡揚彼教為宗旨，亦取徑迥別，與中學絕無關合”。翻譯改編日本教科書甚至被認為是清末教育“最錯誤者”：“蓋本國歷史，原有其特別的目的和效用，教科書正為實現其目的的工具。外人著述，無論如何，必不能准其目的也。”中國編者對日本教科書進行了改造，吸收了日本教科書編寫方法，拋棄了其對中國歷史的態度，以確立中國編史立場與中心地位。
在中國民族問題上，中國自編教科書改變了日本教科書關於中國民族的敘述。日本教科書一般列舉了中國境內漢、滿、蒙、回、藏等幾個民族(人種)，對各族進行了簡要介紹。《支那通史》列舉了中國境內六種人種：支那、韓、東胡、韃靼、圖伯特與江南諸蠻種，儘管書中寫道“支那史者，漢人之史也，漢人為之主”，但是作者認為，“近世滿人大興，定今代之業。其人口較諸漢人不過百分之三，然秉主權，成為貴種。漢人雖眾，勢力反不及之”。《東洋史要》以“亞細亞種人”來指稱東洋歷史上各民族。漢族、通古斯族、蒙古族和土耳其族都是東洋史中重要人種。中國歷史是中國境內的這些民族依次統治中國的歷史。漢族是東洋史中最為重要的人種，但漢族並不在中國歷史中佔有主體地位。《支那史要》列舉五種人種：苗、漢、蒙古、滿洲和回回人種，各人種在中國歷史上是對等的，特別是曾經統治中國本部、建立自己王朝的幾個民族。“滿洲一統中原，成為一大帝國，中間有與漢人之爭，又西北則受俄國蠶食，東南則蒙英佛之侵寇，故自今以往，支那境內之人種競爭不止，當至於世界各人種之競爭也”。
日人編寫的教科書中，判斷一個民族(人種)重要不重要的標準，就是看其是否在中國本部建立了強大的政權。日本教科書關於中國民族的敘述，割裂了中國民族主體的完整性，在他們的敘述中，中國沒有任何線索可以追尋到本民族的主體——那不是一個連續的民族主體，而是被世界不同的列強所瓜分的領土。在他們的敘述中，中國歷史看不到未來，現今中國在外來的白人統治之下，漢族處於衰落之中，中國將來難以確定。
中國自編教科書中，強調了漢族在中國歷史中的主體地位。支那少年痛感中國無史，要書寫國民歷史，將市村瓚次郎《支那史》“去吾二十四姓家乘所備載之事實，而取其關於文明之進步者”，改編為《支那四千年開化史》。《支那四千年開化史》列舉了苗、漢、蒙古、滿和回五種人種，這與《支那史》以及《支那史要》相同，但在敘述上卻有了很大差別，市村對各人種只是介紹，未做評價；支那少年以漢族為中心，突出漢族的優點及其主體地位：“在諸種中，漢人種充滿支那各地，實為開創支那者，後世雖時有盛衰，然歷代帝王，大抵由此人種而出，故于支那內地，大有勢力，以今日論，實比他人種為最有文化，且富於智識也”。東新譯社談到其開辦原由及其特質時說道：“同國家之臠割、憤種族之犬羊，憐然創辦東新譯社，就我國之性質上習慣上編輯中學校各種教科書，熔鑄他人之材料而發揮自己之理想，以激動愛國精神，孕育種族主義為堅確不拔之宗旨”。該社根據日本史書編寫而成的《中國歷史》，列舉了漢、蒙古、通古斯、土耳其、西藏和苗族六種，稱漢族為“本族”，滿族等其他五族稱之為“外族”：“以漢人種為歷史大主幹，其餘五外族，皆駢枝也。枝幹相乘，得歷史之全域”。漢族是中國歷史的主體，其他各族處於輔助的地位。《中國歷史》以漢族盛衰為標準，把中國歷史分為七期：漢族發生時代、漢族創國時代、漢族優勝時代、漢族與外族衝突時代、漢族極盛與東西兩洋交涉時代、漢族複盛與西力東漸時代、漢族衰微及多事時代。
以漢族為中心的敘述方式在自編教科書中較為普遍。改編自《支那通史》的《歷代史略》，在“總論”中刪去了“人種”一節，主要以漢族為中心來講述。夏曾佑《最新中學教科書中國歷史》只是提到漢族，沒有提及其他民族。在談到“中國種族之原”時，認為中國民族稱為漢、唐、夏等，多“皆朝名，非國名也。惟《左傳》襄公十四年引戎子駒支之言曰：‘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華非朝名，或者吾族之真名歟!”從夏曾佑對種族名稱的考定來看，其所謂的“中國種族”當然指漢族。劉師培《中國歷史教科書》中，中國民族只指“漢族”：“中國人民，近世稱為漢族，與亞洲之民同屬黃種。”陳慶年《中國歷史教科書》改編自桑原騭藏《東洋史要》，剔除了桑原原書中對漢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的介紹，只保留了漢族。“漢族於上古最遠之時，次第自西北移入中國內地。是等之民，約在五千餘年前，已繁殖于黃河沿岸，分無數部落”。對於中國境內各族，將之歸屬于“苗、夷、狄、戎”四族，漢族是中國歷史的重心。
中國自編教科書，改變了日本教科書關於中國民族缺乏連續性的看法，突出漢族主體地位與連續性。儘管在歷史上，漢族曾經被其他民族統治過，但漢族是中國民族的主體不容置疑。
歷史分期：中國歷史的變化發展與未來
中國自編教科書與引譯日本教科書的“貌合神離”，突出表現在對中國歷史分期上，取鑒了日本的歷史分期形式，但對日本分期方式進行了改造，中日歷史分期標準不同，對中國歷史的理解也有很大差異。中國史家運用這套分期策略來建構自己民族的歷史，體現對中國歷史的進化與發展。
日人編寫的教科書，一般認為中國歷史是停滯的，沒有未來。《東洋史要》把中國歷史分為四期：上古為“漢族充腓時代”，中古為“漢族全盛時期”。近古為“蒙古族全盛時期”，這期漢族氣焰全滅，“蒙古族蓬勃之世，彼族於東洋厄運，實為諸事變之主動力”。近世為“歐人東漸時代”，東西洋政治關係日益密切。南亞已全歸英人之手，中亞西亞則又為俄人所蠶食。是則東亞大勢，惟阿利安人所左右。該書從中國境內各民族盛衰來劃分中國歷史時期，除了各族輪流統治中國外，整個中國歷史是停滯的，沒有變化與發展。特別是當下，中國受歐洲人控制，看不到中國民族與歷史的未來。《支那通史》把中國歷史分為三期，“漢人談治，必稱唐虞三代之隆，三代者，謂夏商周也。其文化之盛，雖不盡如漢人所稱，而當四鄰皆純夷之時，漢土獨為禮樂之邦，政教風俗，已擅美於東洋，足以觀古代開化之一例矣。秦漢以下，二千餘年，歷朝政俗，殆皆一樣。文化停滯，不復運動，徒反復朝家之興廢而已。其間戰亂攘奪，不可勝紀”。《支那通史》按照“進步”與“停滯”把中國歷史分為前後兩個時期：開化的三代與停滯的秦以後，秦以後的中國是停滯不前的。《支那史要》把中國歷史分為五期，第五期“今代史”起自道光以後，到作者所處的時代結束。“抑中國之勢，自仁宗時漸衰，士氣不振，上下苟且，其不能敵英人之鋒，固不足怪。自取屈辱，于人何尤。自鴉片之戰，知西人之伎倆，頗挫其虛傲尊大之氣。他日設炮臺造軍艦改銃炮之機，亦由於此。故此一戰爭，關於中國之形勢甚大矣”。④《支那史要》的分期給中國歷史分期帶來很大影響，以“鴉片戰爭”為界成為以後中國歷史分期一個重要方式；把鴉片戰爭以後的歷史作為“今代史”，給了史家對自己時代的一種新認識；但是這個時期是西方侵略的時期，中國在西方的侵略與控制下，中國歷史看不到未來。
對當下歷史的關注以及中國歷史正在發生轉變、趨向一個新時代的看法，在一些自編教科書中較為常見。汪榮寶《中國歷史教科書·本朝史》把當下稱為“憂患時代”。該書把清朝歷史為三期：自創業之始至三藩臺灣之平定為“開創時期”，自康熙中世至乾隆末年為“全盛時期”：自嘉慶初年迄於今日百餘年為“憂患時期”。在“憂患時期”中，“歐人東漸之勢力，日以擴張。自鴉片戰爭以來，數以外人構兵，而每戰必敗，必喪失權利無算。至於晚近，而所謂港灣租借，礦山開採，鐵道敷設之協約，相邁而來。西力之東侵，遂如洪水猛獸，一發而不可制。《易》稱‘易之興也，其有憂患乎?’《傳》曰‘多難所以興邦’。意者異日中興之機，殆在此歟。這一時期，預示著中國將發生很大的變化。沈恩膏《本朝史》把當下稱為“改革時期”。該書把清朝歷史可分四時期：天命至崇德為興起時期，自順治至乾隆中葉為全盛時期，自乾隆中葉至道光中葉為保守時期，五口通商以後為改革時期。五口通商後，外侮內寇，更起跌伏，內寇幸而蕩平，外侮卒無以禦之。數十年間，喪師割地，開港賠費之事，層見迭出，外人撤我藩籬，居我堂奧，如入無人之境。我國行省二十二，人民號稱四萬萬，而坐受其奇辱。於是朝野上下，鹹欲舍其舊而新是謀。故是道光中葉至於今日，乃由開通而入於改革之時期也。中國歷史到了明清之際發生了轉折，將要發生很大的變化。
值得注意的是，橫陽翼天氏《中國歷史》與徐念慈《中國歷史講義》將清朝作為“現世期”，顯示了當下與以往的不同，二十世紀將是中國的世紀：“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之特色，必有什伍千倍於十九世紀之西洋反動時代與活動時代也。中國歷史出世，謹祝我偉大中國燦爛莊嚴之文明國旗出世於今日，謹祝我中國四萬萬愛國國民出世於今日，謹祝我四萬萬愛國國民所希望理想之自由，所馨香禱祝之獨立出世於今日。”這是較早將自己時代稱為“現世”的分期，是為自己時代尋求新的定位的嘗試。
中國自編教科書中，突出當下歷史的書寫，打破了日本教科書中國停滯的看法，當下中國正在發生變化，中國未來充滿了希望。中國史家試圖通過歷史分期，融入世界歷史，成為普遍歷史的一部分，賦予中國歷史現代性特徵。
新史學的離合
本文以清末中國歷史教科書為中心，討論了中國新史學與日本史學的關係，中國新史學對日本史學是形式上取鑒，精神上舍離。中國教科書在編寫形式上借鑒了日本教科書編寫方式，使用了章節體、採用歷史分期，內容安排上將政治、軍事、社會和文化史放在一起講述。這種新的史書編纂形式，相對于傳統史學來說，不僅是形式上的改變，也反映了史學觀念的革新。章節體史書否定了以帝王為中心的紀傳體史書編纂形式，更能反映民史。內容安排方面，特重文化、社會方面的歷史，是要打破傳統史學一家一姓的家乘，書寫民史。對地理、人種與歷史關係的重視，“大部分超出了傳統史學討論的範圍，具有十分鮮明的近現代意識”。中國史家借用這種形式，以進化史觀書寫國民的歷史，發揮民族主義。這種編寫形式，成為新史學重要特徵，以後歷史教科書與一般歷史著作的編寫，大致採取了這種體裁體例。
中國新史學在精神上舍離了日本史學意旨，確立自己的編史立場：一是中國新史學不惟要書寫進化的歷史，國民的歷史，更是希望通過歷史這種形式，來拯救民族國家的衰落；二是反擊日本史學的霸權主義，維護中國歷史的地位。日本人編寫的中國歷史教科書，有著明顯的日本立場，服務於日本近代霸權。那珂通世、桑原騭藏與市村瓚次郎等人的中國歷史研究，勾勒了東洋史的基本框架，確立了日本東洋史教育的基礎。東洋史研究取向的用意在於：用亞洲而非歐洲的歷史來定位日本。它所關心的與其說是書寫中國的歷史，不如說是瞭解日本在亞洲崛起的根源，並且更進一步，瞭解日本有別於日本的獨特之處。東洋史是日本參與世界歷史並在其中給自己尋求“中心”定位的體現，這種“中心”的一個參照就是書寫中國歷史，通過中國歷史來突出日本在亞洲和世界中的地位。日本歷史教科書這種編寫意旨，被中國史家拋棄。在中國民族敘述上突出漢族主體地位與中國歷史的連續性，通過新的歷史分期賦予中國歷史明確的未來。從清末歷史教科書的情況來看，中國新史學發軔之初，已經踐行中國史家以進化史觀來書寫國民歷史的要求，基本奠定了民國時期中國史學發展的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