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一個文明來講, 自我超越很重要。
忍不住還想說說宋朝。 這次, 想說的是王安石變法。
從仁宗後期至神宗朝, 王安石、司馬光、蘇軾、韓琦等等,
我們可以對比一下宋與明。 從西元1069年王安石變法開始, 到西元1127年靖康之恥, 共58年的時間。
那麼, 明朝滅亡前58年在幹什麼?
從李自成攻陷北京城的西元1644年上溯58年, 西元1586年是萬曆十四年, 離著名的“萬曆十五年”就差一年, 張居正曾進行了著名的“一條鞭法”改革。
改革, 又是改革。 難道改革成了一個王朝覆滅的原罪?
細數中國歷史上的改革, 除了商鞅變法, 確實都幾乎以失敗告終。 就算商鞅變法成功, 商鞅本人的下場也不太好。
這是為什麼呢?為什麼改革會失敗?
我們還是從王安石變法說起。
王相公絕對是人才,
比如他宣導的免疫法。
宋代力役種類很多, 有保管公物之役、督收賦稅之役、追捕盜賊之役、傳遞命令之役。
當時, 北宋政府將民眾按照財產的多少分為九等, 下五等一律免役。
表面上看照顧到了弱勢群體, 然而實際上享有特權的, 還包括官員家庭、寺廟僧侶、城市居民、行商坐賈和單身男女。
也就是說, 帝國境內數量可觀的家庭和人口, 其實都是免于差役的。
這樣一來, 所有的差役, 便都落在了中下層地主和富農的頭上。
結果是什麼呢?是為了規避重役, 他們不敢擴大生產規模, 不敢增加家庭人口, 甚至寧可做單身漢, 還有人淪為盜賊。
這對經濟發展和社會安定十分不利,
只不過, 這些人只是嚷嚷, 拿不出辦法。
王安石有改革方案, 就是改派役為雇役, 讓民眾將其應服之役折合成“免役錢”交給官府, 由官府雇人當差。
王安石
原來不服役的官戶和寺觀則出一半, 叫助役錢。
用現代話講,
好處很多啊, 農家出錢不出力, 不耽誤生產;所有人一律出錢, 比較公道;忙不過來的人騰出了時間, 社會閒散人員多了一條生路;便於實現差役專業化, 提高效率。
能說王相公的觀念不超前嗎?
最後還是失敗了。
王安石罷相之後, 司馬光當政, 新法不管好壞, 一律廢除。 來回這麼一折騰, 元氣大傷。
反正就是這麼多牛人, 而且是文章道德名垂千古的牛人, 愣是把北宋最後幾十年攪成了一鍋粥。
從馬後炮的角度來看, 原因當然可以列出很多, 比如王安石本人的操切之心, 急於求成;比如用人不當, 諸多小人混進改革隊伍, 歪嘴和尚把經念歪了。 在正史裡面, 鄧綰是典型投機分子, 呂惠卿也是負面人物。
司馬光
不過, 最根本的原因, 用今天的話, 四個字可以概括:路徑依賴。
說通俗點, 就是幹什麼事都有了套路, 而且是不管合適不合適都用這個套路。
這個套路有三個組成部分:
第一, 人才來源依賴科舉。 選拔出來的人文章一流, 搞專業化的東西不行。 有個別官員在水利、財務上厲害, 要麼是個人興趣,要麼是實踐中學來。最重要的是這些東西受歧視的受排擠,形成不了學科,就不可能進步。
第二,評價標準依賴道德。道德至上對於個人修養來說是好的,放到辦事上就容易迂腐,放到別人身上就容易“綁架”。只要這個人道德不行,其他什麼都不行,想出來的辦法也不行,有好的效果也不行,一棍子打死。而且,動不動一頂大帽子扣下來,攻擊別人的道德問題甚至不用證據。
按易中天先生的推導,邏輯就是這樣的:王安石是有道德的。所以,王安石變法是道德的。
變法是道德的。所以,反對變法是不道德的。
司馬光和蘇軾反對變法。所以,司馬光和蘇軾是小人。
宋神宗
反過來也一樣——
司馬光是有道德的。所以,司馬光反對變法是道德的。反對變法是道德的。所以,主張變法是不道德的。王安石和呂惠卿主張變法。
所以,王安石和呂惠卿是小人。
什麼都別幹了,就在這扯吧。
第三,人才使用依賴派別。不歸於我這一派的,再厲害也不用;歸我這一派的,什麼人都可以用。
當然,這個邏輯反過來也成立,我不屬於那一派,有利於百姓和朝廷也不去;屬於那一派,怎麼著都幹。
沒有敬畏精神,沒有妥協精神,王安石反對司馬光的一切,司馬光反對王安石的一切。
最後的結果是什麼呢?君臣之間失去默契,宋徽宗打著“新黨”的旗號,卻行專權之實,大臣再也不能制約皇帝,大宋終於走向了衰亡。
而且,在之後的明清,大臣的力量進一步衰退,最後淪為了“奴才”。
當然,這怪不得王安石變法。
但是,路徑依賴的例子,在現實中還是不少的。如果突破不了一種套路、一個迴圈,等到被從外面打破的時候,那就危險了。
對一個文明來講,自我超越很重要。
要麼是個人興趣,要麼是實踐中學來。最重要的是這些東西受歧視的受排擠,形成不了學科,就不可能進步。第二,評價標準依賴道德。道德至上對於個人修養來說是好的,放到辦事上就容易迂腐,放到別人身上就容易“綁架”。只要這個人道德不行,其他什麼都不行,想出來的辦法也不行,有好的效果也不行,一棍子打死。而且,動不動一頂大帽子扣下來,攻擊別人的道德問題甚至不用證據。
按易中天先生的推導,邏輯就是這樣的:王安石是有道德的。所以,王安石變法是道德的。
變法是道德的。所以,反對變法是不道德的。
司馬光和蘇軾反對變法。所以,司馬光和蘇軾是小人。
宋神宗
反過來也一樣——
司馬光是有道德的。所以,司馬光反對變法是道德的。反對變法是道德的。所以,主張變法是不道德的。王安石和呂惠卿主張變法。
所以,王安石和呂惠卿是小人。
什麼都別幹了,就在這扯吧。
第三,人才使用依賴派別。不歸於我這一派的,再厲害也不用;歸我這一派的,什麼人都可以用。
當然,這個邏輯反過來也成立,我不屬於那一派,有利於百姓和朝廷也不去;屬於那一派,怎麼著都幹。
沒有敬畏精神,沒有妥協精神,王安石反對司馬光的一切,司馬光反對王安石的一切。
最後的結果是什麼呢?君臣之間失去默契,宋徽宗打著“新黨”的旗號,卻行專權之實,大臣再也不能制約皇帝,大宋終於走向了衰亡。
而且,在之後的明清,大臣的力量進一步衰退,最後淪為了“奴才”。
當然,這怪不得王安石變法。
但是,路徑依賴的例子,在現實中還是不少的。如果突破不了一種套路、一個迴圈,等到被從外面打破的時候,那就危險了。
對一個文明來講,自我超越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