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底蘊深厚， 人名被賦予了深刻的文化意義。 古人命名重取義、重內涵， 更重行輩之序和長幼之別， 幾千年來一直延續至今。
輩分， 對於一個人來說， 一生下來就被確定了， 自己別無選擇。
輩分的字譜又稱昭穆、字派、行派， 用以表明同宗親屬、家族世系、血系秩序的命名字輩排列。
輩分的排列常常體現在人名中， 使用輩分用字不僅便於在同族中排行輩， 認輩分， 也便於修宗譜。 一般而言， 以字定輩分者， 都將這些輩分字置於姓之後， 如張學良、張學思、張學銘。 上至皇族， 下至百姓都有輩分。
宗譜的行輩字派用以加強宗法制度， 所以其用字也充分反映了這一目的， 主要有三類：
一類是美德或吉祥的字， 如：德、仁、明、孝、福、祿、吉、祥、賢等；
第二類是希望宗族延續和昌盛的字， 如：永、傳、昌、盛、興、延、繼、承等；
第三類是懷念先祖和歌頌皇天恩德的字， 如：澤、祖、顯、榮、恩、錫、啟、先等。
家譜的行輩字派是家譜中尤其重要的內容， 一般由家庭中的某一位名人制訂， 編成幾句吉祥話， 有的文人甚至將其寫成詩， 比如浙江《唐氏宗譜》的行輩字派是“福祿永昌隆， 和良端世美， 才智瑞寧聰”；湖北《汪氏宗譜》的行輩字派是“正大光明， 成先於後， 世澤延長， 齊家有猷。
追溯最早家譜的產生為口述家譜， 資料顯示：“瞽矇主誦詩， 並誦世系”之說， 家譜最初的功能就是辨析親疏， 凝聚族群， 優化生育， 即所謂“親親以相及”。 此後萬變不離其“別”與“聚”這兩個基本功能， 但隨時代推移， 社會制度不同， 其具體內涵和所起作用也不一樣。
古代家譜發展及其功能嬗變的脈絡， 大致可分為周代、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和五代以後幾個階段。
周代：
周代行的是宗法封建制度。 “族”本來只是有血緣關係的群體， 並無尊卑主從之別， 但進入階級社會， 便有了“宗”， 也就是在親族之中奉一人以為主， 主者為尊並享有特權， 其死後則由宗子繼承。 這樣， 家譜“ 別親疏、明統系”的功能便滲進了主從尊卑的階級鬥爭裡，
兩漢時期：
兩漢時期基本是世族地主占統治地位， “命官以賢， 詔爵以功”， 君統與宗統開始分離。 所以， 兩漢的家譜功能是為恢復、複建宗族和形成、鞏固世族的統治服務。
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
魏晉南北朝時期實行的是士族政治、魏立九品中正制， “上品無寒門， 下品無勢族”， 選官品人， 婚姻嫁媾， 士庶分明， 尊卑嚴格， “官之選舉， 必由簿狀；家之婚 姻， 必由譜系”， 因而維繫門閥制度的家譜特別興盛。
此時的家譜成了政府選舉、士族出仕、門第婚姻的根據， 同時也成為士族政治服務的工具。 五代以後：
由於北方戰亂頻繁， 大量中原人口南遷， 經濟中心南移， 特別是宋明清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
總之， 家譜在我國源遠流長， 在歷史的長河中， 已經形成有獨特內涵、浸潤著民族情愫的譜牒文化， 它已經成為歷史學家探究真實歷史的考證資料， 它的文化價值是毋庸置疑的。 它的產生與發展， 同社會群體氏族、家族、家庭相聯繫， 它的功能是隨社會結構、社會制度的變化而改變， 從社會功能至政治功能再回歸到社會功能， 自有文字家譜以來， 總的發展趨勢是由貴族到士族再到平民， 維繫和凝聚的人群也越來越廣。它從家族史的角度來闡釋、反映、印證中華民族的歷史進程，對我們今天弘揚民族文化，熱愛祖國，增強民族凝聚力，以及研究社會學、人口學、民族學、歷史學等學科，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唐朝建立時，由於科舉制的實行，士族的政治特權已經開始失去，但是士族依然享有很高的社會聲望，勢力猶存。唐朝的建立主要是依靠關隴士族的力量，但關隴士族的聲望門第遠不如山東士族，為了提高關隴士族的門第，貞觀五年(631)，唐太宗李世民命令高士廉等編撰《氏族志》。
宋代的時候，社會環境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原來的“士庶之際，實自天隔”的局面已經不存在，社會上不再有士族與庶族的區分，官員的選拔也與門第沒有關係，不需要再查看譜牒，因此，宋代家譜的編撰宗旨與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變化。
雖然宋代開始纂修的新型家譜與政治沒有直接的關係，但考慮到修譜可以起到“聚其骨肉以系其身心”的目的，宋朝統治者大力提倡私修家譜，這在客觀上也推動了當時私修家譜的發展。
進入明清以後，統治者繼續積極鼓勵家譜的纂修，康熙、雍正都曾號召纂修家譜，地方官員也熱中于勸說百姓編修家譜，這使得家譜數量大增，甚至達到了沒有無譜之族的程度，纂修家譜成為家族生活的頭等大事。
清代不僅漢人修譜，滿人也對修譜十分積極，由於清政府規定滿人襲爵、出仕都要查驗家譜，因此滿人修譜的積極性甚至比漢人還要高。與宋代的家譜相比，明清時期的家譜體例更加完善，記事的範圍也更加廣泛，內容更加豐富，更加注重倫理教化的功能。家譜的內容一般包括祖先名字、世系、事蹟、官職、得姓源流、遷徙情況、祠堂墳墓、族規家訓、人物傳記、藝文著作等。
新中國建立後，家譜的纂修出現了一個停頓期，除了1950年、1951年還有少量在建國前已纂修完成的家譜付印外，長達數十年的時間內可以說是一片空白。當推翻三座大山的口號響徹雲霄的時候，在中國歷經了千年風霜雪雨洗禮的家譜不幸被貼上了“封建”的標籤，戴上了“宗法制度幫兇”的高帽成為了革命的對象，在這種大背景下，不要說家譜的續修，就是收藏家譜也被視為是對封建主義的懷戀而受到嚴令禁止。
20世紀80年代以後，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人們的思想也不斷解放，對家譜的態度也從昔日的偏激走向公允，家譜記錄家族歷史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加之數十年的停頓也已經使家族世系面臨著失憶的危險，在這種情況下，重修家譜的呼聲漸起，一些地區陸續開始有了零星的修譜活動。
到了20世紀90年代，學術界對家譜研究的升溫和名人家譜的不斷影印出版，使得人們對家譜的認同不斷強化，而日益增多的海外遊子尋根問祖的行動也對重修家譜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修譜之風終於開始復蘇，一大批新修的家譜陸續問世，中國的家譜纂修開始步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代。
古往今來，在祖國廣袤的土地上，散居著無數個大大小小的家族，他們都有著各自的共同祖先，血緣關係將他們牢固地聯繫在一起，同呼吸共命運。雖然有貧富差異，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共同居住在同—塊土地之上，即使是戰爭、瘟疫和各種自然災害，也不能將他們分開。這些家族構成了中國古代社會的基礎，氏族是—個大家族，國家是一個最大的家族，國王或皇帝是這個家族的總族長，百姓是這個家族的子民，總族長利用各種手段和相當於血緣關係的紐帶，維繫著自己的國家。
唐朝建立時，由於科舉制的實行，士族的政治特權已經開始失去，但是士族依然享有很高的社會聲望，勢力猶存。唐朝的建立主要是依靠關隴士族的力量，但關隴士族的聲望門第遠不如山東士族，為了提高關隴士族的門第，貞觀五年(631)，唐太宗李世民命令高士廉等編撰《氏族志》。
宋代的時候，社會環境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原來的“士庶之際，實自天隔”的局面已經不存在，社會上不再有士族與庶族的區分，官員的選拔也與門第沒有關係，不需要再查看譜牒，因此，宋代家譜的編撰宗旨與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變化。
雖然宋代開始纂修的新型家譜與政治沒有直接的關係，但考慮到修譜可以起到“聚其骨肉以系其身心”的目的，宋朝統治者大力提倡私修家譜，這在客觀上也推動了當時私修家譜的發展。
進入明清以後，統治者繼續積極鼓勵家譜的纂修，康熙、雍正都曾號召纂修家譜，地方官員也熱中于勸說百姓編修家譜，這使得家譜數量大增，甚至達到了沒有無譜之族的程度，纂修家譜成為家族生活的頭等大事。
清代不僅漢人修譜，滿人也對修譜十分積極，由於清政府規定滿人襲爵、出仕都要查驗家譜，因此滿人修譜的積極性甚至比漢人還要高。與宋代的家譜相比，明清時期的家譜體例更加完善，記事的範圍也更加廣泛，內容更加豐富，更加注重倫理教化的功能。家譜的內容一般包括祖先名字、世系、事蹟、官職、得姓源流、遷徙情況、祠堂墳墓、族規家訓、人物傳記、藝文著作等。
新中國建立後，家譜的纂修出現了一個停頓期，除了1950年、1951年還有少量在建國前已纂修完成的家譜付印外，長達數十年的時間內可以說是一片空白。當推翻三座大山的口號響徹雲霄的時候，在中國歷經了千年風霜雪雨洗禮的家譜不幸被貼上了“封建”的標籤，戴上了“宗法制度幫兇”的高帽成為了革命的對象，在這種大背景下，不要說家譜的續修，就是收藏家譜也被視為是對封建主義的懷戀而受到嚴令禁止。
20世紀80年代以後，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人們的思想也不斷解放，對家譜的態度也從昔日的偏激走向公允，家譜記錄家族歷史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加之數十年的停頓也已經使家族世系面臨著失憶的危險，在這種情況下，重修家譜的呼聲漸起，一些地區陸續開始有了零星的修譜活動。
到了20世紀90年代，學術界對家譜研究的升溫和名人家譜的不斷影印出版，使得人們對家譜的認同不斷強化，而日益增多的海外遊子尋根問祖的行動也對重修家譜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修譜之風終於開始復蘇，一大批新修的家譜陸續問世，中國的家譜纂修開始步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代。
古往今來，在祖國廣袤的土地上，散居著無數個大大小小的家族，他們都有著各自的共同祖先，血緣關係將他們牢固地聯繫在一起，同呼吸共命運。雖然有貧富差異，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共同居住在同—塊土地之上，即使是戰爭、瘟疫和各種自然災害，也不能將他們分開。這些家族構成了中國古代社會的基礎，氏族是—個大家族，國家是一個最大的家族，國王或皇帝是這個家族的總族長，百姓是這個家族的子民，總族長利用各種手段和相當於血緣關係的紐帶，維繫著自己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