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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年前一封沒有寄給臺灣親人的信,訴說苦難、淚水和感恩

2018-01-20 10:35:43

保定1990年寫好未發出的信原件。

這是一封1990年就已寫好卻未曾寄出的信。 寫信人是我, 當年30多歲。 收信人是我的叔叔和嬸嬸, 他們生活在臺灣。

解放前, 叔叔師從中科院院士黃耀曾先生專攻有機化學, 成績優異, 1946年經導師推薦赴台出任一家公司的總工程師, 事業有成, 嬸嬸也是大陸人, 他們育有兩女一子。 九十年代初, 他們回通探親。 家族親人以巨大的熱情歡迎他們的歸來。 他們祭掃先人、走親訪友, 所到之處受到的都是盛情款待。 叔叔看到家鄉翻天覆地的變化, 激動得熱淚盈眶。 他多次小心詢問家中的境遇, 因為他們心裡清楚, “文革”中的海外關係是整個家族致命的要害。 但沒有一位家人會告訴他到底發生了什麼。 他們走後, 我心裡一直在翻騰:為什麼不直接告訴他們?海外關係害得我們太慘了, 全家都受了牽連。 於是寫下了這封信。

黃耀曾(1912.11.11-2002.12.17)南通人, 有機化學家, 中國有機氟化學的先驅者之一, 中國金屬有機化學的開拓者。 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畢業于中央大學化學獲理學學士學位, 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叔叔嬸嬸, 你們好!

在通期間, 你們曾多次問起家中的情況, 我就借此說說我家中的情況。

1946年你去臺灣以後, 我父親一直在上海信誼製藥廠負責技術工作, 五十年代國家發出號召, 支援東北建設, 父親就積極報名參加。 當時中國科學院研究成功中國第一代農藥, 國家決定把這個項目放在瀋陽, 父親就是這個項目的技術負責人。 他放棄了上海優越的生活條件和工作環境, 毅然決然選擇了到東北, 把知識和青春獻給東北大地。 當時我家有三個孩子, 我最大, 是姐姐, 也就四五歲。 爺爺奶奶說:把最小的帶在身邊吧!就這樣, 兩個年輕人帶著幼小的兒子奔赴東北。 那一年父親34歲, 母親26歲。

上世紀50年代, 毛澤東主席接見上海信誼製藥廠經理等人。

經過辛勤的勞動, 工廠順利建成, 新農藥大量投放全國農村, 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後來, 父親又受國家輕工部委派赴貴陽負責籌建農藥廠, 也付出了很多心血, 圓滿地完成了任務。 在“文革”中, 父親被劃為反動技術權威, 因為與臺灣有通信, 又被扣上了“裡通外國”的帽子, 被批鬥、下放車間勞動, 最後一紙文書發配到遼寧西部山區。

在農村接受改造時, 父親與我們通信, 他說:“我不管誰要不要我, 我相信共產黨一定要我。 ”過了兩年, “四人幫”垮臺, 黨和政府開始落實知識份子政策, 把顛倒的歷史又顛倒過來。 後來, 父親回到了瀋陽, 回到他原來的工作崗位, 這番改造經歷了八年。 我的生母長得很美, 很賢慧, “文革”初期, 母親突患盲腸炎, 當時醫院也造反, 正常的醫療程式被打亂, 母親轉了幾家醫院, 延誤了病情, 轉為腹膜炎, 最後感染血液, 死於敗血症, 前後僅三天。 那年母親只有38歲。

父親和母親合影。這一年,父親34歲,母親26歲。

父親被飛來的災難擊倒了,他在瀋陽舉目無親,親人遠在南通。多虧廠裡的同事和母親生前好友幫助,才渡過難關。接到父親的電報後,我即刻趕到瀋陽,已是人去樓空,見不到母親的蹤影。父親很苦,中年喪妻,上有老,下有小,突如其來的打擊使父親蒼老許多,那時最小的弟弟才三歲,整天哭著要媽媽。

我帶著他回到南通老家,與我們共同生活,我又當姐姐又當媽。兩年後,在同事的撮合下,父親娶了繼母……一位善良的東北婦女,瀋陽的家庭才得以健全。

父親和我的繼母,一個善良的東北女人。

後來父親下放農村,繼母不在下放之列,但她為了照顧父親,辭去了工作,帶著二弟一同來到窮山溝。從母親去世,小弟被送回南通,短短的幾年裡,全家從瀋陽下放,我和在通的大弟下放。這些經歷,使父親心力交瘁、萬念俱灰,只想在農村到老終生。

60年代,在臺灣的叔叔一家合影。

一份苦難兩人分擔就成為一半苦難,一份歡樂兩人分享就成為雙倍歡樂!我的繼母就是這樣做的,她把愛全部給了與她毫無血緣關係的一對父子,他們在農村相依為命,度過了最艱難的時光,現在他們又回到瀋陽,重建家園。繼母全力操持家務,生活是那樣的和美,如果我的生母地下有知,也會含笑九泉的。

再說說我自己的情況,從小學到初中,品學兼優,每年都是三好學生。但是到了入團的年齡,就是加入不了共青團,那時在南通中學上學,課餘還有各種興趣班,比如電訊、報務等,我都進不去。後來才明白過來,我們有港臺關係的人,都屬於“內控物件”。“文革”開始了,學校停課,開始造反,我也參加了紅衛兵,但很快就被清理了,因為我也是革命的物件。

老三屆上山下鄉時,厄運又降臨到我頭上,我當時可以去江心沙農場,但又因海外關係,被取消了資格,我非常絕望,找農場軍代表理論,據理力爭:我不能為海外關係背黑鍋。叔叔去台時,我還未出生,這個黑鍋背得太冤枉,但一切努力都是徒勞。眼睜睜看著同學們打起背包奔赴軍墾農場,我就像被打敗的散兵游勇,等待最後的裁決……

那段時間,我有一個不錯的男朋友,是舅舅介紹的,他畢業于華東水利學院,共產黨員,分配在北京海軍工程部搞軍港建設,交往了有一年,在申請結婚時,因為我有海外關係,政審後不予批准。領導找他談話:“為什麼找了個社會關係這麼複雜的物件?”他平靜地回答:“這是我自己選擇的結果。”儘管他做了很大的努力,也無濟於事,這段美好的姻緣就被活活拆散了,那些日子我整個人都垮掉了。同學們都很同情我,為我的命運歎息。

此後在農村的日子裡,我的老師為我介紹了現在的丈夫,他是董加耕年代的知識青年,插隊在海安,為人正派,出身知識份子家庭,從小受過良好的教育。我們很談得來,這與我和他處於相同的社會地位有很大的關係。我們暑假認識,寒假結婚,我來到他插隊的農村,從農田走進了課堂,成為一名農村初中代課教師,在海安工作生活了六年。七十年代中後期,我們按政策先後回到南通,分配進了工廠,女兒也已長大,乖巧聰明,正在上學,成績優良,全家和睦,美滿幸福!

叔叔嬸嬸回通探親遊覽狼山小憩。

叔叔嬸嬸省親離通前拜訪老師、中科院院士黃耀曾夫婦。

叔叔嬸嬸,今天說了這麼多,並沒有責怪你們的意思,因為你們沒有錯,這些都是歷史造成的,我們現在已從逆境中走出來了,在這裡,還要真誠地感謝你們,當年“三年自然災害”時,是你們經濟上的大力資助,使我們的生活改善了許多,我們永遠不會忘記這份親情!你們在通幾天,給我們留下很好的印象,叔叔還是那樣風度翩翩,談笑風生,知識面很廣,相處隨和,平易近人,有一見如故的感覺。叔叔長相酷似爹爹,操一口正宗的南通話,侃侃而談,不像久居外鄉之人,就像朝夕相處的長輩。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天在狼山下山途中,叔叔說的一句話:“上山要卑躬屈膝,下山要抬頭挺胸。”並由此引申出的一段議論,至今仍記憶猶新。嬸嬸給我留下的印象是美好的,舉止文雅,談吐不俗,賢慧能幹。這絕不是我的恭維之言,而是全家人給嬸嬸的讚語。在這裡,再一次祝願你們全家幸福安康!

順問

近安!

侄女:保定 上

1990年6月

當年寫完這封信時,淚水早已打濕了信紙,老公讀罷,沉思良久;“不要寄出吧!他們看了會更加難受,雖然是他們想知道的家事,但總有遷怒於他們之嫌,留著吧。權當你訴說了一通,發洩了,心裡也就釋然了。”他的話是對的,所以這封信就放進了抽屜。這一放就是20多年。其間,我們幾次搬家,清理了一批批的物品。唯獨這封信,一直帶在身邊,不忍割捨,因為它承載了太多的愛和恨。這裡我要特別感謝丈夫,他善良心細。每逢傳統佳節,他早早就為臺灣的親人準備好中國郵政總公司的拜年封等郵品,祝詞都是精心設計,每次都有新意。每逢佳期,我們與臺灣親人之間的互相問候都會如約而至。直至今日,從未間斷,我們之間的資訊就像快樂的小鳥在海峽的上空自由地飛來飛去。老公說:大陸寶島,血脈相連,我們應當多給予關心,讓臺灣的親人感受到家的溫暖。這也是一個家族乃至於一個民族的文化所在。

彈指一揮,20多年過去了,我們早已年過花甲,生活平靜而安定,子女學業有成、工作舒心。我們正在盡情享受幸福的每一天。過去的經歷不堪回首,也永遠不會再來。我們寬容、感恩,所以我們的心態永遠年輕!幾年前,叔叔離世,現在,臺灣的嬸嬸已有八十高齡,身體健康。他們的兒子定居美國,兩個女兒在臺灣,一個是心理學博士,一個是婦女問題專家,嬸嬸與她們共同生活,兒孫繞膝,盡享天倫之樂。

1994年,保定一家合影。

為什麼歷經風雨、歷經磨難,我們仍然互相依戀,互相牽掛,因為我們同根同源,血肉相連,因為我們心中有共同的家園——南通,這裡有同甘共苦的父老鄉親,這裡有相濡以沫的親人,這裡有生我養我的土地,這裡有我生命的根!

父親和母親合影。這一年,父親34歲,母親26歲。

父親被飛來的災難擊倒了,他在瀋陽舉目無親,親人遠在南通。多虧廠裡的同事和母親生前好友幫助,才渡過難關。接到父親的電報後,我即刻趕到瀋陽,已是人去樓空,見不到母親的蹤影。父親很苦,中年喪妻,上有老,下有小,突如其來的打擊使父親蒼老許多,那時最小的弟弟才三歲,整天哭著要媽媽。

我帶著他回到南通老家,與我們共同生活,我又當姐姐又當媽。兩年後,在同事的撮合下,父親娶了繼母……一位善良的東北婦女,瀋陽的家庭才得以健全。

父親和我的繼母,一個善良的東北女人。

後來父親下放農村,繼母不在下放之列,但她為了照顧父親,辭去了工作,帶著二弟一同來到窮山溝。從母親去世,小弟被送回南通,短短的幾年裡,全家從瀋陽下放,我和在通的大弟下放。這些經歷,使父親心力交瘁、萬念俱灰,只想在農村到老終生。

60年代,在臺灣的叔叔一家合影。

一份苦難兩人分擔就成為一半苦難,一份歡樂兩人分享就成為雙倍歡樂!我的繼母就是這樣做的,她把愛全部給了與她毫無血緣關係的一對父子,他們在農村相依為命,度過了最艱難的時光,現在他們又回到瀋陽,重建家園。繼母全力操持家務,生活是那樣的和美,如果我的生母地下有知,也會含笑九泉的。

再說說我自己的情況,從小學到初中,品學兼優,每年都是三好學生。但是到了入團的年齡,就是加入不了共青團,那時在南通中學上學,課餘還有各種興趣班,比如電訊、報務等,我都進不去。後來才明白過來,我們有港臺關係的人,都屬於“內控物件”。“文革”開始了,學校停課,開始造反,我也參加了紅衛兵,但很快就被清理了,因為我也是革命的物件。

老三屆上山下鄉時,厄運又降臨到我頭上,我當時可以去江心沙農場,但又因海外關係,被取消了資格,我非常絕望,找農場軍代表理論,據理力爭:我不能為海外關係背黑鍋。叔叔去台時,我還未出生,這個黑鍋背得太冤枉,但一切努力都是徒勞。眼睜睜看著同學們打起背包奔赴軍墾農場,我就像被打敗的散兵游勇,等待最後的裁決……

那段時間,我有一個不錯的男朋友,是舅舅介紹的,他畢業于華東水利學院,共產黨員,分配在北京海軍工程部搞軍港建設,交往了有一年,在申請結婚時,因為我有海外關係,政審後不予批准。領導找他談話:“為什麼找了個社會關係這麼複雜的物件?”他平靜地回答:“這是我自己選擇的結果。”儘管他做了很大的努力,也無濟於事,這段美好的姻緣就被活活拆散了,那些日子我整個人都垮掉了。同學們都很同情我,為我的命運歎息。

此後在農村的日子裡,我的老師為我介紹了現在的丈夫,他是董加耕年代的知識青年,插隊在海安,為人正派,出身知識份子家庭,從小受過良好的教育。我們很談得來,這與我和他處於相同的社會地位有很大的關係。我們暑假認識,寒假結婚,我來到他插隊的農村,從農田走進了課堂,成為一名農村初中代課教師,在海安工作生活了六年。七十年代中後期,我們按政策先後回到南通,分配進了工廠,女兒也已長大,乖巧聰明,正在上學,成績優良,全家和睦,美滿幸福!

叔叔嬸嬸回通探親遊覽狼山小憩。

叔叔嬸嬸省親離通前拜訪老師、中科院院士黃耀曾夫婦。

叔叔嬸嬸,今天說了這麼多,並沒有責怪你們的意思,因為你們沒有錯,這些都是歷史造成的,我們現在已從逆境中走出來了,在這裡,還要真誠地感謝你們,當年“三年自然災害”時,是你們經濟上的大力資助,使我們的生活改善了許多,我們永遠不會忘記這份親情!你們在通幾天,給我們留下很好的印象,叔叔還是那樣風度翩翩,談笑風生,知識面很廣,相處隨和,平易近人,有一見如故的感覺。叔叔長相酷似爹爹,操一口正宗的南通話,侃侃而談,不像久居外鄉之人,就像朝夕相處的長輩。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天在狼山下山途中,叔叔說的一句話:“上山要卑躬屈膝,下山要抬頭挺胸。”並由此引申出的一段議論,至今仍記憶猶新。嬸嬸給我留下的印象是美好的,舉止文雅,談吐不俗,賢慧能幹。這絕不是我的恭維之言,而是全家人給嬸嬸的讚語。在這裡,再一次祝願你們全家幸福安康!

順問

近安!

侄女:保定 上

1990年6月

當年寫完這封信時,淚水早已打濕了信紙,老公讀罷,沉思良久;“不要寄出吧!他們看了會更加難受,雖然是他們想知道的家事,但總有遷怒於他們之嫌,留著吧。權當你訴說了一通,發洩了,心裡也就釋然了。”他的話是對的,所以這封信就放進了抽屜。這一放就是20多年。其間,我們幾次搬家,清理了一批批的物品。唯獨這封信,一直帶在身邊,不忍割捨,因為它承載了太多的愛和恨。這裡我要特別感謝丈夫,他善良心細。每逢傳統佳節,他早早就為臺灣的親人準備好中國郵政總公司的拜年封等郵品,祝詞都是精心設計,每次都有新意。每逢佳期,我們與臺灣親人之間的互相問候都會如約而至。直至今日,從未間斷,我們之間的資訊就像快樂的小鳥在海峽的上空自由地飛來飛去。老公說:大陸寶島,血脈相連,我們應當多給予關心,讓臺灣的親人感受到家的溫暖。這也是一個家族乃至於一個民族的文化所在。

彈指一揮,20多年過去了,我們早已年過花甲,生活平靜而安定,子女學業有成、工作舒心。我們正在盡情享受幸福的每一天。過去的經歷不堪回首,也永遠不會再來。我們寬容、感恩,所以我們的心態永遠年輕!幾年前,叔叔離世,現在,臺灣的嬸嬸已有八十高齡,身體健康。他們的兒子定居美國,兩個女兒在臺灣,一個是心理學博士,一個是婦女問題專家,嬸嬸與她們共同生活,兒孫繞膝,盡享天倫之樂。

1994年,保定一家合影。

為什麼歷經風雨、歷經磨難,我們仍然互相依戀,互相牽掛,因為我們同根同源,血肉相連,因為我們心中有共同的家園——南通,這裡有同甘共苦的父老鄉親,這裡有相濡以沫的親人,這裡有生我養我的土地,這裡有我生命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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