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來自敵國的民營間諜機構， 卻高調地將自己標榜為中國的解放者:“吾輩同志之目的是， 為了全人類首先必須改造中國”， “中國清政府已經腐敗， 敵視我們， 不理解協同防禦之大義。 故我同志要協助漢民族之革命運動， 使之成功， 最遲於10年內改造中國， 以期實現中日提攜。 ”漢口樂善堂的這一決議， 在今人看來似乎相當匪夷所思。 但在當時的環境下， 所謂的“興亞主義”正是日本的主流， 朝野都相信， 進攻中國並非只是為了日本自身， 而是為了拯救整個亞洲免遭歐洲的欺淩， 為了黃種人能在與白種人的種族競爭中不致滅亡。
其實， 日本人從來就不認為清朝代表中華， 而更多地將其當做一個佔據了中華的“胡虜”， 而自己以中華自居。
1872年日本設琉球藩， 中國不承認。 1879年日方在熊本鎮台二個中隊援護下， 接收首裡城， 強行廢藩置縣。
1871年， 中日兩國在琉球事件後談判《中日修好條規》，
甲午戰爭前後的日本文獻中， 日本人將自己稱為“神州”、“中華”幾乎是一種常態， 這成為他們戰時在東亞進行國家形象塑造的基調。 樂善堂間諜宗方小太郎， 為山縣有朋親率的日本第一軍起草了一份安民告示《開誠忠告十八省之豪傑》， 文采飛揚， 主題幾乎就是為了把中國人民從黑暗的滿清統治下解放出來的戰鬥檄文。
日軍在中國用漢文發佈的所有公告， 幾乎都在不斷強調自己的解放者形象。 日本的“中華”意識宣傳， 在當時和此後的中國是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的。 一些西方外交官就注意到， 在通商口岸， 漢人的抗日情緒便遠低於滿人。 英國駐天津總領事寶士德向倫敦報告說， 天津水師學堂的漢人學員，
日本此後更是駕輕就熟地運用這種“驅除靼虜”的政策工具， 無非根據需要將“韃虜”換成“白種人”、“歐洲人”而已， 在把自己包裝成“中華”的解放者的同時， 日本間諜也不斷提醒日本軍政當局， 只有先將中國征服、打翻在地， 才可能消除中國人的傲慢， 從而達到中日聯手對抗西方。
宗方小太郎將日本侵華看做是聯合中國抗擊西方的必要步驟，提出了先“以勢力壓制、威服中國”，中國屈服後再假以時日“在不知不覺間使彼感覺有與我(日本)聯合之必要”，最後則可以共同對抗西方，“使之不能逞其欲望于中國中原，此不特中國之幸，亦日本之所以自守，保持亞洲體面之要務也”。
宗方小太郎認為對中國就是要痛下殺手，“煦煦之仁、孑孑之義，非所以馭中國人之道”。因此，他建議當時正在節節勝利的日本，宜將剩勇追窮寇:“必須排除萬難，攻陷敵人之都城北京”，再“進扼長江之咽喉，攻佔江淮重地，斷絕南北交通，使敵國陷於至困至窮、萬無辦法之地，使敵國政府和人民知曉真正之失敗，而後達到我之目的”。
宗方認為，鐵血政策成功後，就該實行懷柔政策:“以信義公道，赤心相交，利害與共，患難相濟，使兩國人心和合融釋，有如一家。”他堅信，滿清政權已經是“百弊叢生，瀕於陽九之末運”，而“數億之黎民待望仁政、仁人久矣”。他因此諄諄教誨戰勝的日軍，要在佔領地實行仁政，以有效消除戰後中國人對日本的“仇讎之念”。如果日本佔領軍能掃除中國政治的“宿弊伏毒”，以“公道至誠、待民如子”之心來施行大道，則四方百姓一定會“爭先來歸”。為此，他再三呼籲日本當局要重視這一“責任至重”的問題，選好用好佔領地的民政官。
中日兩國在甲午戰爭之後，有過一段“蜜月期”。1898-1907年這十年被一些學者認為是中日關係的“黃金十年”，大量青年東渡留學，中日聯合對抗西方的論調也得到了廣泛的認可。1905年的日俄戰爭中，不但宣佈中立的中國官方暗助日軍，留日學生更是組織多支抗俄敢死隊直接為日本效力。
國人在中日“同文同種”的美夢中，一直到1919年才被驚醒:巴黎和會上日本攫取了德國在山東的利益，憤怒的中國終於爆發“五四運動”。宗方小太郎精心炮製的“一手硬、一手軟”的對華戰略，只被執行了前一半，用聖賢大言包裝起來的“仁政”始終未現，中日“感情之衝突”不但沒有任何緩解，反而曆百年而彌烈。不知一直致力於所謂“大亞洲主義”的宗方，生前是否預料到了這“同文同種”的百年仇恨？
宗方小太郎將日本侵華看做是聯合中國抗擊西方的必要步驟，提出了先“以勢力壓制、威服中國”，中國屈服後再假以時日“在不知不覺間使彼感覺有與我(日本)聯合之必要”，最後則可以共同對抗西方，“使之不能逞其欲望于中國中原，此不特中國之幸，亦日本之所以自守，保持亞洲體面之要務也”。
宗方小太郎認為對中國就是要痛下殺手，“煦煦之仁、孑孑之義，非所以馭中國人之道”。因此，他建議當時正在節節勝利的日本，宜將剩勇追窮寇:“必須排除萬難，攻陷敵人之都城北京”，再“進扼長江之咽喉，攻佔江淮重地，斷絕南北交通，使敵國陷於至困至窮、萬無辦法之地，使敵國政府和人民知曉真正之失敗，而後達到我之目的”。
宗方認為，鐵血政策成功後，就該實行懷柔政策:“以信義公道，赤心相交，利害與共，患難相濟，使兩國人心和合融釋，有如一家。”他堅信，滿清政權已經是“百弊叢生，瀕於陽九之末運”，而“數億之黎民待望仁政、仁人久矣”。他因此諄諄教誨戰勝的日軍，要在佔領地實行仁政，以有效消除戰後中國人對日本的“仇讎之念”。如果日本佔領軍能掃除中國政治的“宿弊伏毒”，以“公道至誠、待民如子”之心來施行大道，則四方百姓一定會“爭先來歸”。為此，他再三呼籲日本當局要重視這一“責任至重”的問題，選好用好佔領地的民政官。
中日兩國在甲午戰爭之後，有過一段“蜜月期”。1898-1907年這十年被一些學者認為是中日關係的“黃金十年”，大量青年東渡留學，中日聯合對抗西方的論調也得到了廣泛的認可。1905年的日俄戰爭中，不但宣佈中立的中國官方暗助日軍，留日學生更是組織多支抗俄敢死隊直接為日本效力。
國人在中日“同文同種”的美夢中，一直到1919年才被驚醒:巴黎和會上日本攫取了德國在山東的利益，憤怒的中國終於爆發“五四運動”。宗方小太郎精心炮製的“一手硬、一手軟”的對華戰略，只被執行了前一半，用聖賢大言包裝起來的“仁政”始終未現，中日“感情之衝突”不但沒有任何緩解，反而曆百年而彌烈。不知一直致力於所謂“大亞洲主義”的宗方，生前是否預料到了這“同文同種”的百年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