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謂“小水滸”“大水滸”， 並非《水滸傳》版本之“簡本”與“繁本”， 亦非七十一回本與各種“全本”之區分， 是指水滸故事中兩套互有關聯卻是各具旨趣的敘事話語。
施耐庵《水滸傳》（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0）
《水滸傳》書名出自《詩經·大雅·綿》：“古公亶父， 來朝走馬， 率西水滸， 至於岐下。 ”其詩敘說周文王祖父古公亶父（太王）率部族遷徙， 奠立周朝基業的故事。 以“水滸”做書名， 不僅指英雄聚義之地水泊梁山， 亦含有比附王道興起之義。 但準確說， 《水滸傳》 要旨不是興起， 而是拯救 ；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救贖， 猶似王道復興的沙盤推演。 這部小說的背景是王綱廢弛之際的一派亂象， 按金聖歎的說法是“亂自上作”， 一切皆可歸咎於北宋末年奸佞當道的政治格局。 上樑不正， 卻靠下樑支撐， 匡時濟世的責任這就落到了民間社會。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介紹此書， 有“國政廢弛， 轉思草澤” 之說， 一語道出其內在敘事邏輯。
宋江等一百零八人聚義水泊梁山， 打出“替天行道”旗號， 說到底是面對王道危機的撥亂反正。 他們的造反， 看似破壞了秩序和規矩， 實乃以民意和道義“倒逼”朝廷改邪歸正， 極而言之也算是一種兵諫。 所以， 受石碣天書之後， 宋江就尋求與朝廷和解， 後來受了招安便是還了“瞻依廊廟”的宏願。 當然， 這說的是《水滸傳》一書總的命意， 也是“大水滸”敘事。 整個水滸故事不止這一套話語， 其中夾纏著許多“小水滸”敘事。
一“小水滸”是表現個體冤情乃至反抗的局部性敘事， 其中包括嘯聚山林、打家劫舍的江湖行徑。 很明顯， 整部《水滸傳》是由若干“小水滸”敘事分別導入， 這從小說的結構方式就可以看出。
《水滸傳》敘述結構有“百川歸海”之譽，
京劇《宋江殺惜》
宋江的出現改變了江湖上固有的狀態， 是宋江將那些散落各處的好漢勾連到一起， 終而使枝枝蔓蔓的個人敘事逐漸彙聚於“大水滸”的敘事主幹。 作為鄆城縣衙一名刀筆吏，
但是與其他人不同， 宋江一直在逃避那種宿命， 最後梁山眾人劫法場將他救出， 入夥便是不得已的選擇。 小說將宋江上山的過程寫得頗為曲折， 內中是極為糾結的一番心路歷程。 當初給晁蓋一夥通風報信， 只是出於江湖道義， 而非相與勾結。 “自幼學儒， 長而通吏”的宋江很難擺脫修齊治平的政治倫理思想， 即使流亡之際亦想著規規矩矩做人。 宋江上山落草前，每一步都是被動狀態，日後坐了梁山頭把交椅，仍將負荷命運之重軛。
值得注意的是，第四十二回出現了話語邏輯轉換。宋江回家搬取老父，途中被官軍追殺，在還道村廟中遇九天玄女，受三卷天書。 水窮雲起之際，自有神授法旨 ：“汝可替天行道，為主全忠仗義，為臣輔國安民，去邪歸正。”如此以神道設教，乃從道義上賦予造反者一種莊嚴使命，而“替天行道”四字正是將黑道漂白之機杼。
二周密《癸辛雜識續集》收錄龔開（聖與）《宋江三十六人贊並序》，極贊宋江“識性超卓”，尤強調其“立號既不僭侈，名稱儼然，猶循軌轍”。顯然將宋江視為一種特殊造反者。
龔氏畫贊提供了水滸故事流傳的若干線索，研究者列述《水滸傳》 前史無不提及此序。序中關於“盜名”的分辨看似老生常談，實已包含“大水滸”敘事的某些基本理念。稱之“猶循軌轍”，無疑將宋江造反視為一場王權框架內的革命，而“既不僭侈”則表明它不以改朝換代推翻趙宋政權為目標。周氏更將其序論喻之為太史公作《陳涉世家》《項羽本紀》，自是強調可為史家承認的合法性。
宋元話本《新刊大宋宣和遺事》，民初涵芬樓活字排印
《水滸傳》成書之前，另有元刊佚名《大宋宣和遺事》，對梁山濼聚義亦做出特殊的政治倫理定義。該書涉及水滸敘事的節目（可參看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之概述）已涵納《水滸傳》某些重要章節，只是其中若干情節與小說並不一致。也許，這是《水滸傳》成書之前諸多水滸敘事文本之一種。此書文體參差，頭緒混亂，魯迅認為是 “鈔撮舊籍而成”。但重要的是，其中已有九天玄女授天書一節，天書中亦叮囑宋江“廣行忠義，殄滅奸邪”。後邊又提到受張叔夜招安、 為朝廷收方臘之事。《宣和遺事》中沒有王進、林沖那種個人冤情與仇恨，而宋江等三十六人主要是圍繞“大水滸”敘事做文章。此書說宋江上山時晁蓋已死，吳加亮（即小說中吳用）轉述晁蓋夢中合得三十六人之語，“若果應數，須是助行忠義，衛護國家”。這裡並未細述宋江等人掠州劫縣，面對這支合於天數的江湖武裝，倒是一再申明“忠義”二字，顯然有別於江湖上的“俠義”。
可惜宋元時期的水滸話本無一存世，不能確知早期水滸敘事之梗概。但從《宣和遺事》看，至少有一種建制派的宋江形象，不同于自立為王的造反者，亦非一味打家劫舍。
《水滸傳》成書之前的水滸故事另有一個來源，就是元雜劇中的水滸戲。據說元雜劇存目之水滸戲有二三十種，傅惜華等人所編《水滸戲曲集》（第一集）收入有文本流傳的六種，即《黑旋風雙獻功》（高文秀）、《燕青博魚》（李文蔚）、《黑旋風負荊》（康進之）、《還牢末》（李致遠 ）、《爭報恩 》（ 無名氏 ）、《黃花峪》（無名氏 ）。 另外還收入明初朱有燉二種，《黑旋風仗義疏財》和《豹子和尚自還俗》，以及標以“元明間無名氏作”雜劇四種，即《梁山五虎大劫牢》《梁山七虎鬧銅台》《王矮虎大鬧東平府》和《宋公明排九宮八卦陣》。考慮到朱有燉和元明間無名氏雜劇與《水滸傳》成書時間較為接近，這裡不妨一併討論。
傅惜華、杜穎陶編《水滸戲曲集》（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
就敘事內容而言，這十二種雜劇與小說相重疊的情節只是少數幾處 ： 其一 ，《雙獻 功》《 黑旋風負荊 》 二劇中李逵的行為，可被視為小說第七十三回故事來源，但小說描述的“雙獻頭”是李逵殺了擄走劉太公女兒的兩個賊人，而雜劇中則指一對姦夫淫婦。其二，《鬧銅台》敘李固、賈氏姦情，以及吳用智賺盧俊義上山，略同於小說第六十一至六十二回情節。其三，《東平府》王矮虎與呂彥彪打擂， 略似小說第七十四回燕青與任原相撲。其四，《九宮八卦陣》可對應小說第八十五回，即宋江征遼途中往二仙山參禮羅真人及八十九回破遼國混天陣二事。但小說中宋江排九宮八卦陣不是與遼兵作戰， 而是第七十六回中對付童貫 ；給宋江支招破遼的亦非羅真人，而是再度出現在宋江夢中的九天玄女。以上除吳用智賺盧俊義一例，在小說中都不算是重要情節，當然元雜劇對《水滸傳》成書有多少直接影響，很難根據這些有限的文本做出判斷。
宋江（戴敦邦繪）
上述水滸戲存世劇碼另外有一些共同特點，這裡不妨略作分析 ：
這十二個劇碼所述之事，均對應小說後半截。因為按各劇介紹，晁蓋已死于三打祝家莊，宋江接替晁蓋成為梁山首領（小說裡晁蓋于曾頭市中箭身亡，事在第六十回）。所以，這些水滸劇碼中沒有小說前半部分那些“逼上梁山”的個人敘事。
宋江在各劇中均作“沖末”或“外末”的次要角色，以自報家門方式介紹梁山概況與敘事背景，通常只是頭尾出場或中間串場。劇情概由某人下山執行任務（或出於其他原因下山）而展開。從敘事學角度看，宋江本人不是一個行動元，宋江和梁山儼然是一種組織的象徵，宛如代表公義的神話存在。如，劇中的梁山好漢往往有這樣一句唱詞或念白 ：“他若欺負你，來梁山告俺宋江。”
這些劇碼大多敘說梁山好漢下山懲處“權豪勢要、濫官汙吏、 不公之人”（多為衙內和地方官），受欺負被淩辱的則是低級官吏、書生和普通百姓，如《雙獻功》之孫孔目、《爭報恩》之趙通判和李千嬌、《黃花峪》之劉慶甫夫婦、《黑旋風仗義疏財》之李憋古，等等；還有就是被官府認定勾結梁山之人。其中除《鬧銅台》敘盧俊義之困厄，無一表現梁山好漢自身的冤情與苦難，這跟小說中的情形相去甚遠。這裡，梁山好漢與其救助的物件，分明呈現為主體與他者的關係。
上述雜劇水滸戲中，表現個人與體制衝突的尖銳程度遠不及小說，其中涉及家庭倫理和姦夫淫婦的不在少數。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梁山好漢懲惡除奸亦往往墮入公案戲套路。這是否可以說， 在“替天行道”的行動綱領指引下，戲中主持正義的梁山好漢與其說是存心跟官府作對，不如說更多是彌補了官府和法律的缺位?
電視劇《新水滸傳》劇照：李逵（康凱飾）劫法場營救宋江（張涵予飾）
可見，水滸戲描述的梁山泊，既不像舊時記述的“賊人”“盜匪”， 也不是近世史學家們所說的“農民起義”（顯然沒有土地與政權訴求）， 而是一個難以根據歷史事況定義的江湖團夥。作為一種文學想像的行為主體，宋江和梁山好漢以其江湖地位發揮匡時濟世之功能，應該說符合受眾的心理和審美。比之後來的《水滸傳》，這些劇碼在表 現個體苦難和反抗方面尚較欠缺，其獨特之處在於，它們以邊緣性敘事承載了那個時代某些基本價值理念。這跟龔氏贊序和《宣和遺事》的敘意有明顯差異，卻也將江湖道義作為匡正世風的倫理原則， 這種低層次的“大水滸”敘事同樣影響了後來的《水滸傳》。
三《水滸傳》明顯豐富和提升了水滸敘事的美學層次。小說首先將苦難移植於梁山泊人物自身，由個體命運寫出整個體制的毀壞。倒楣的個體不是農民和底層百姓，而是原本體面的軍官們。從王教頭私走延安府開始，一些遭受欺淩或路見不平的軍官接連反出體制， 魯智深、林沖、楊志、武松、花榮、秦明、黃信......雖說各人境遇不同，卻各自有著不見容於體制的故事。體制毀壞自然是由內而外，但小說不可能檢討內在的理則，卻以“破落戶”作為惡勢力標籤 ： 高俅——西門慶——牛二，這條從上到下的黑色鎖鏈，成了整個國家黑社會化的隱喻。
昆曲《林沖夜奔》裡的林沖（裴豔玲飾）
在軍官們出離體制的同時，莊園主亦相繼登場，史進、柴進、晁蓋、孔明、孔亮、穆弘、穆春、李應、扈三娘，他們的莊園是通往江湖的仲介。當然還有宋江。宋江兼有雙重身份，既是體制中的衙吏，也有著自家的莊園；他原非江湖中人，而江湖上人稱“及時雨”“呼保義”，表明他在民間秘密社會中有廣泛影響。梁山泊聚義的一百零八人，主要就是這三種人 ：軍官、莊園主和江湖上的遊兵散勇。宋江幾方面都有號召力，作為中樞人物再合適不過。
小說前半部分是一個聚合過程，每個人帶著自己的冤屈和仇恨，揣著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大秤分金銀的憧憬，逾越現實的樊籬，奔向現實社會之外的烏托邦。對比雜劇水滸戲的懲惡除奸，小說中那些充滿反抗意味的“小水滸”敘事不僅是多了跌宕起伏的情節描述， 豐富了作品的藝術表現力，更重要的是提供了指向自我的主體觀照；像林沖風雪山神廟、武松血濺鴛鴦樓那些故事場面，亦更有一種趨向極致的美學張力。
定格動畫《風雪山神廟》（中國美術學院，2014）
當然，聚義的目標不是喝酒吃肉分金銀，否則跟一般江湖混混沒什麼兩樣。《水滸傳》的格調之所以高於一般舊小說，是因為有著超越恩仇快意和個人欲念的烏托邦想像。小說第六十回是一個分界線，由此“小水滸”轉向“大水滸”敘事。這一回中，晁蓋身亡，宋江坐了梁山第一把交椅。於是分撥各寨，安排座次，宋江有一段很長的就職講話，其中似乎不經意地提到一句——“聚義廳今改為忠義堂。”這話大有名堂，由“聚義”變為“忠義”，實在是提出一個具有使命感的目標。所以，李卓吾評容與堂百回本于此提醒讀者：“改聚義廳為忠義堂，是梁山泊第一關節，不可草草看過。”
官方制度的失敗，暴露了國家政治架構中“君君臣臣”的邏輯舛迕，故而書裡後半截一再強調“忠義”二字。可是，“忠義”二字恰恰亦是悲劇根源，由反抗轉向救贖的變調顯然過於理想化了。宋江腦子裡並無改造社會的新思維，只是以江湖道義連結儒家仁義忠恕的政治倫理，實際上亦是一種“好人政府”構想。
問題在於，一個與政府對抗的江湖團夥忽然納入官軍序列，一群亡命之徒成了“替天行道”的國家棟樑，這本身形成一套僭越性話語。反過來對梁山眾人而言，接受朝廷招安自是違背江湖規則， 至少也是一種屈辱。所以，排座次之後的菊花會上，武松、李逵帶頭鬧事，魯智深也直言反對招安。宋江是兩頭不討好，但執意要將招安進行到底。當魯智深以染黑的直裰比喻滿朝奸邪—— “洗殺怎得乾淨?”宋江卻堅信終有“雲開見日”之時，因為他深信道義的力量，能夠凝聚梁山眾人的江湖道義大抵也能改變這個國家。
四晁蓋沒有活到天罡地煞聚合之日，否則梁山泊不會被招安，也就沒有後來替朝廷安內攘外那些征戰。過去評論《水滸傳》有一種說法：宋江搞投降主義，晁蓋才是革命派。但不知是否有人這樣想過， 如果梁山一把手依然是晁蓋，他會成為黃巢還是朱元璋?
其實二者都差得遠。晁蓋格局不大，第十四回出場時介紹，之所以被人稱作“托塔天王”，是因為奪了鄰村的鎮妖寶塔。這種以鄰為壑的爭鬥，很像是村坊惡霸的做派。晁蓋到死還是那麼譫妄自大， 彌留之際囑咐說 ：“若那個捉得射死我的，便教他做梁山泊主！”將梁山眾人統統驅入一己復仇之路，這是何等狹隘。在小說佈局中， 晁蓋只是過渡性人物，作為一個占山為王的角色，此人實在沒有更多內涵。小說家刻意回避了宋江與晁蓋的觀念分歧，甚至沒有寫到他倆有任何齟齬，這很奇怪。是藉以表現宋江的謙和與忍讓，還是不願重複梁山內部訌爭的故事?
當初晁蓋等人上山被王倫拒絕，是林沖火拼王倫，才讓晁蓋坐了頭把交椅。這件事情通常解讀為王倫心胸狹窄而咎由自取，其實說白了也是江湖上弱肉強食。做事講究章程的宋江不會如此取代晁蓋，宋江那種自信，那種恢弘的襟懷與局度，來自江湖道義奠定的合法性。必須指出，正是這個合法性使得水滸敘事中兩套話語得以無縫對接。否則，那一百零七人何以聽從宋江，顧及國家的事情?
柴進（戴敦邦繪）
也許，真正理解與贊同宋江招安意願的只是柴進一人。作為莊園主和周世宗嫡派子孫的柴大官人是另一個具有領袖氣質的人物， 猶似孟嘗君、信陵君一類，他很早就在經營江湖社會，王倫、林沖上梁山是他齎發盤纏銀兩，困躓于途的宋江、武松也在他這兒落腳。 他跟宋江一樣也想要改變這個社會，只是早期梁山的草莽模式完全不入軌道。第七十二回，柴進潛入宮苑，在睿思殿屏風後看到禦書四大寇姓名，心中暗忖：“國家被我們擾害，因此時常記心，寫在這裡。”柴進割下“山東宋江”四字帶回來給宋江看，相對嗟歎不已。
宋江往東京賞燈，是想繞過官僚科層尋求與朝廷對話的途徑， 而此行亦流露出他內心重返社會的渴望與躁動。如此直達天聽，無疑又是對體制的僭越。有趣的是，正是這些相與嚙合的矛盾——造反、僭越與忠君互為因果的悖論關係，構成“大水滸”敘事話語的內在邏輯。
《梁山英雄末途長卷》（局部，戴敦邦繪）
五宋江征遼途中參謁二仙山，羅真人給出“忠心者少，義氣者稀” 等八句法語，這是宋江悲劇的一個伏筆。翦除方臘之後，輝煌很快墜入寂滅，最後盧俊義和宋江相繼被奸臣用禦膳禦酒毒死。一切又回到了原點，這個國家依然是冠屨倒施，依然是“大賢處下，不肖處上”。作為政治想像的“替天行道”，終而被歷史的黑暗所吞噬。小說後三分之一的敘述少有亮點，只是為完成整個敘事意圖而敷衍故事。然而，正是這種悲劇結局，給一個臆構的話語事件賦予了歷史真實感，給世人帶來更多的想入非非。
林沖、楊志的悲情讓人唏噓不已，但是不能給人夢想與期待。 王權體制之外自有生路，可說到底江湖亦是無奈之局，如果說主流社會的權力秩序堪稱牢獄，那麼江湖社會亦何嘗不是一種禁錮。宋江給弟兄們指出一條赦罪招安的道路，將道義置換成忠誠，可是最後發現忠誠的語義並不是忠誠。就像魯智深夜聞錢塘江潮信，以為戰鼓擂響，無地彷徨之際總是迷失於似是而非的話語歧路。
“小水滸”與“大水滸”敘事範式不可能截然剝離，在進入“大水滸” 敘事的後六十回中，也不乏“小水滸”敘事相與纏結，其中自然包括反面事例。譬如，王慶的身世幾乎就是林沖的折疊。林沖的厄運是高衙內覬覦其娘子，王慶卻因權宦閨秀倒追而惹禍上身，於是都被緝拿而刺配牢城。在牢城裡他混得比林沖還慘，到頭來也像林沖一樣少不了殺戮與夜奔的戲碼。走投無路的王慶想要投奔房山落草，人家不肯收留，便殺了原先的寨主廖立，複製了林沖火拼王倫一幕。 在睿思殿屏風上，宋江的名字旁邊寫著王慶，還有田虎和方臘。他們的路徑與宋江背道而馳，形成一種反向折疊，按現今學院派說法也是共生共謀關係。相生，相異，相克，也算是必要的話語配置。
從李贄到金聖歎，乃至梁啟超，士人談論《水滸傳》，喜歡比之於司馬遷之《史記》。彼此性質、體式大相徑庭，怎麼偏能扯到一起 （還有，為什麼不是《漢書》《三國志》）?其實水滸敘事只是附會若干歷史情形，跟史實相去甚遠。但《水滸傳》那種“八方共域，異姓一家”的烏托邦想像中，確乎隱含以江湖融合廟堂的敘史立場，這跟太史公書中關注草根力量、彰揚“任俠”和“養士”的觀念約略相近。司馬遷作陳涉世家，作孟嘗君、平原君和魏公子諸傳，又以刺客、遊俠為仁者義者之言，無疑亦是著眼于王權體制之外的應世之道。
《太史公自序》裡邊與壺遂的一番對話很有意思。壺遂問其撰史之義，是否也像孔子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太史公則謂 ：“餘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司馬遷修史的意圖不在於“當一王之法”，在他看來，歷史之合法性不止於廟堂和郊祀，也在山林草澤風雨雷霆之中。宋江的跨界政治是打破體制樊籠的另一種嘗試，結局如何都無所謂了，其構想的政治倫理合法性才是最重要的。
宋江上山落草前，每一步都是被動狀態，日後坐了梁山頭把交椅，仍將負荷命運之重軛。值得注意的是，第四十二回出現了話語邏輯轉換。宋江回家搬取老父，途中被官軍追殺，在還道村廟中遇九天玄女，受三卷天書。 水窮雲起之際，自有神授法旨 ：“汝可替天行道，為主全忠仗義，為臣輔國安民，去邪歸正。”如此以神道設教，乃從道義上賦予造反者一種莊嚴使命，而“替天行道”四字正是將黑道漂白之機杼。
二周密《癸辛雜識續集》收錄龔開（聖與）《宋江三十六人贊並序》，極贊宋江“識性超卓”，尤強調其“立號既不僭侈，名稱儼然，猶循軌轍”。顯然將宋江視為一種特殊造反者。
龔氏畫贊提供了水滸故事流傳的若干線索，研究者列述《水滸傳》 前史無不提及此序。序中關於“盜名”的分辨看似老生常談，實已包含“大水滸”敘事的某些基本理念。稱之“猶循軌轍”，無疑將宋江造反視為一場王權框架內的革命，而“既不僭侈”則表明它不以改朝換代推翻趙宋政權為目標。周氏更將其序論喻之為太史公作《陳涉世家》《項羽本紀》，自是強調可為史家承認的合法性。
宋元話本《新刊大宋宣和遺事》，民初涵芬樓活字排印
《水滸傳》成書之前，另有元刊佚名《大宋宣和遺事》，對梁山濼聚義亦做出特殊的政治倫理定義。該書涉及水滸敘事的節目（可參看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之概述）已涵納《水滸傳》某些重要章節，只是其中若干情節與小說並不一致。也許，這是《水滸傳》成書之前諸多水滸敘事文本之一種。此書文體參差，頭緒混亂，魯迅認為是 “鈔撮舊籍而成”。但重要的是，其中已有九天玄女授天書一節，天書中亦叮囑宋江“廣行忠義，殄滅奸邪”。後邊又提到受張叔夜招安、 為朝廷收方臘之事。《宣和遺事》中沒有王進、林沖那種個人冤情與仇恨，而宋江等三十六人主要是圍繞“大水滸”敘事做文章。此書說宋江上山時晁蓋已死，吳加亮（即小說中吳用）轉述晁蓋夢中合得三十六人之語，“若果應數，須是助行忠義，衛護國家”。這裡並未細述宋江等人掠州劫縣，面對這支合於天數的江湖武裝，倒是一再申明“忠義”二字，顯然有別於江湖上的“俠義”。
可惜宋元時期的水滸話本無一存世，不能確知早期水滸敘事之梗概。但從《宣和遺事》看，至少有一種建制派的宋江形象，不同于自立為王的造反者，亦非一味打家劫舍。
《水滸傳》成書之前的水滸故事另有一個來源，就是元雜劇中的水滸戲。據說元雜劇存目之水滸戲有二三十種，傅惜華等人所編《水滸戲曲集》（第一集）收入有文本流傳的六種，即《黑旋風雙獻功》（高文秀）、《燕青博魚》（李文蔚）、《黑旋風負荊》（康進之）、《還牢末》（李致遠 ）、《爭報恩 》（ 無名氏 ）、《黃花峪》（無名氏 ）。 另外還收入明初朱有燉二種，《黑旋風仗義疏財》和《豹子和尚自還俗》，以及標以“元明間無名氏作”雜劇四種，即《梁山五虎大劫牢》《梁山七虎鬧銅台》《王矮虎大鬧東平府》和《宋公明排九宮八卦陣》。考慮到朱有燉和元明間無名氏雜劇與《水滸傳》成書時間較為接近，這裡不妨一併討論。
傅惜華、杜穎陶編《水滸戲曲集》（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
就敘事內容而言，這十二種雜劇與小說相重疊的情節只是少數幾處 ： 其一 ，《雙獻 功》《 黑旋風負荊 》 二劇中李逵的行為，可被視為小說第七十三回故事來源，但小說描述的“雙獻頭”是李逵殺了擄走劉太公女兒的兩個賊人，而雜劇中則指一對姦夫淫婦。其二，《鬧銅台》敘李固、賈氏姦情，以及吳用智賺盧俊義上山，略同於小說第六十一至六十二回情節。其三，《東平府》王矮虎與呂彥彪打擂， 略似小說第七十四回燕青與任原相撲。其四，《九宮八卦陣》可對應小說第八十五回，即宋江征遼途中往二仙山參禮羅真人及八十九回破遼國混天陣二事。但小說中宋江排九宮八卦陣不是與遼兵作戰， 而是第七十六回中對付童貫 ；給宋江支招破遼的亦非羅真人，而是再度出現在宋江夢中的九天玄女。以上除吳用智賺盧俊義一例，在小說中都不算是重要情節，當然元雜劇對《水滸傳》成書有多少直接影響，很難根據這些有限的文本做出判斷。
宋江（戴敦邦繪）
上述水滸戲存世劇碼另外有一些共同特點，這裡不妨略作分析 ：
這十二個劇碼所述之事，均對應小說後半截。因為按各劇介紹，晁蓋已死于三打祝家莊，宋江接替晁蓋成為梁山首領（小說裡晁蓋于曾頭市中箭身亡，事在第六十回）。所以，這些水滸劇碼中沒有小說前半部分那些“逼上梁山”的個人敘事。
宋江在各劇中均作“沖末”或“外末”的次要角色，以自報家門方式介紹梁山概況與敘事背景，通常只是頭尾出場或中間串場。劇情概由某人下山執行任務（或出於其他原因下山）而展開。從敘事學角度看，宋江本人不是一個行動元，宋江和梁山儼然是一種組織的象徵，宛如代表公義的神話存在。如，劇中的梁山好漢往往有這樣一句唱詞或念白 ：“他若欺負你，來梁山告俺宋江。”
這些劇碼大多敘說梁山好漢下山懲處“權豪勢要、濫官汙吏、 不公之人”（多為衙內和地方官），受欺負被淩辱的則是低級官吏、書生和普通百姓，如《雙獻功》之孫孔目、《爭報恩》之趙通判和李千嬌、《黃花峪》之劉慶甫夫婦、《黑旋風仗義疏財》之李憋古，等等；還有就是被官府認定勾結梁山之人。其中除《鬧銅台》敘盧俊義之困厄，無一表現梁山好漢自身的冤情與苦難，這跟小說中的情形相去甚遠。這裡，梁山好漢與其救助的物件，分明呈現為主體與他者的關係。
上述雜劇水滸戲中，表現個人與體制衝突的尖銳程度遠不及小說，其中涉及家庭倫理和姦夫淫婦的不在少數。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梁山好漢懲惡除奸亦往往墮入公案戲套路。這是否可以說， 在“替天行道”的行動綱領指引下，戲中主持正義的梁山好漢與其說是存心跟官府作對，不如說更多是彌補了官府和法律的缺位?
電視劇《新水滸傳》劇照：李逵（康凱飾）劫法場營救宋江（張涵予飾）
可見，水滸戲描述的梁山泊，既不像舊時記述的“賊人”“盜匪”， 也不是近世史學家們所說的“農民起義”（顯然沒有土地與政權訴求）， 而是一個難以根據歷史事況定義的江湖團夥。作為一種文學想像的行為主體，宋江和梁山好漢以其江湖地位發揮匡時濟世之功能，應該說符合受眾的心理和審美。比之後來的《水滸傳》，這些劇碼在表 現個體苦難和反抗方面尚較欠缺，其獨特之處在於，它們以邊緣性敘事承載了那個時代某些基本價值理念。這跟龔氏贊序和《宣和遺事》的敘意有明顯差異，卻也將江湖道義作為匡正世風的倫理原則， 這種低層次的“大水滸”敘事同樣影響了後來的《水滸傳》。
三《水滸傳》明顯豐富和提升了水滸敘事的美學層次。小說首先將苦難移植於梁山泊人物自身，由個體命運寫出整個體制的毀壞。倒楣的個體不是農民和底層百姓，而是原本體面的軍官們。從王教頭私走延安府開始，一些遭受欺淩或路見不平的軍官接連反出體制， 魯智深、林沖、楊志、武松、花榮、秦明、黃信......雖說各人境遇不同，卻各自有著不見容於體制的故事。體制毀壞自然是由內而外，但小說不可能檢討內在的理則，卻以“破落戶”作為惡勢力標籤 ： 高俅——西門慶——牛二，這條從上到下的黑色鎖鏈，成了整個國家黑社會化的隱喻。
昆曲《林沖夜奔》裡的林沖（裴豔玲飾）
在軍官們出離體制的同時，莊園主亦相繼登場，史進、柴進、晁蓋、孔明、孔亮、穆弘、穆春、李應、扈三娘，他們的莊園是通往江湖的仲介。當然還有宋江。宋江兼有雙重身份，既是體制中的衙吏，也有著自家的莊園；他原非江湖中人，而江湖上人稱“及時雨”“呼保義”，表明他在民間秘密社會中有廣泛影響。梁山泊聚義的一百零八人，主要就是這三種人 ：軍官、莊園主和江湖上的遊兵散勇。宋江幾方面都有號召力，作為中樞人物再合適不過。
小說前半部分是一個聚合過程，每個人帶著自己的冤屈和仇恨，揣著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大秤分金銀的憧憬，逾越現實的樊籬，奔向現實社會之外的烏托邦。對比雜劇水滸戲的懲惡除奸，小說中那些充滿反抗意味的“小水滸”敘事不僅是多了跌宕起伏的情節描述， 豐富了作品的藝術表現力，更重要的是提供了指向自我的主體觀照；像林沖風雪山神廟、武松血濺鴛鴦樓那些故事場面，亦更有一種趨向極致的美學張力。
定格動畫《風雪山神廟》（中國美術學院，2014）
當然，聚義的目標不是喝酒吃肉分金銀，否則跟一般江湖混混沒什麼兩樣。《水滸傳》的格調之所以高於一般舊小說，是因為有著超越恩仇快意和個人欲念的烏托邦想像。小說第六十回是一個分界線，由此“小水滸”轉向“大水滸”敘事。這一回中，晁蓋身亡，宋江坐了梁山第一把交椅。於是分撥各寨，安排座次，宋江有一段很長的就職講話，其中似乎不經意地提到一句——“聚義廳今改為忠義堂。”這話大有名堂，由“聚義”變為“忠義”，實在是提出一個具有使命感的目標。所以，李卓吾評容與堂百回本于此提醒讀者：“改聚義廳為忠義堂，是梁山泊第一關節，不可草草看過。”
官方制度的失敗，暴露了國家政治架構中“君君臣臣”的邏輯舛迕，故而書裡後半截一再強調“忠義”二字。可是，“忠義”二字恰恰亦是悲劇根源，由反抗轉向救贖的變調顯然過於理想化了。宋江腦子裡並無改造社會的新思維，只是以江湖道義連結儒家仁義忠恕的政治倫理，實際上亦是一種“好人政府”構想。
問題在於，一個與政府對抗的江湖團夥忽然納入官軍序列，一群亡命之徒成了“替天行道”的國家棟樑，這本身形成一套僭越性話語。反過來對梁山眾人而言，接受朝廷招安自是違背江湖規則， 至少也是一種屈辱。所以，排座次之後的菊花會上，武松、李逵帶頭鬧事，魯智深也直言反對招安。宋江是兩頭不討好，但執意要將招安進行到底。當魯智深以染黑的直裰比喻滿朝奸邪—— “洗殺怎得乾淨?”宋江卻堅信終有“雲開見日”之時，因為他深信道義的力量，能夠凝聚梁山眾人的江湖道義大抵也能改變這個國家。
四晁蓋沒有活到天罡地煞聚合之日，否則梁山泊不會被招安，也就沒有後來替朝廷安內攘外那些征戰。過去評論《水滸傳》有一種說法：宋江搞投降主義，晁蓋才是革命派。但不知是否有人這樣想過， 如果梁山一把手依然是晁蓋，他會成為黃巢還是朱元璋?
其實二者都差得遠。晁蓋格局不大，第十四回出場時介紹，之所以被人稱作“托塔天王”，是因為奪了鄰村的鎮妖寶塔。這種以鄰為壑的爭鬥，很像是村坊惡霸的做派。晁蓋到死還是那麼譫妄自大， 彌留之際囑咐說 ：“若那個捉得射死我的，便教他做梁山泊主！”將梁山眾人統統驅入一己復仇之路，這是何等狹隘。在小說佈局中， 晁蓋只是過渡性人物，作為一個占山為王的角色，此人實在沒有更多內涵。小說家刻意回避了宋江與晁蓋的觀念分歧，甚至沒有寫到他倆有任何齟齬，這很奇怪。是藉以表現宋江的謙和與忍讓，還是不願重複梁山內部訌爭的故事?
當初晁蓋等人上山被王倫拒絕，是林沖火拼王倫，才讓晁蓋坐了頭把交椅。這件事情通常解讀為王倫心胸狹窄而咎由自取，其實說白了也是江湖上弱肉強食。做事講究章程的宋江不會如此取代晁蓋，宋江那種自信，那種恢弘的襟懷與局度，來自江湖道義奠定的合法性。必須指出，正是這個合法性使得水滸敘事中兩套話語得以無縫對接。否則，那一百零七人何以聽從宋江，顧及國家的事情?
柴進（戴敦邦繪）
也許，真正理解與贊同宋江招安意願的只是柴進一人。作為莊園主和周世宗嫡派子孫的柴大官人是另一個具有領袖氣質的人物， 猶似孟嘗君、信陵君一類，他很早就在經營江湖社會，王倫、林沖上梁山是他齎發盤纏銀兩，困躓于途的宋江、武松也在他這兒落腳。 他跟宋江一樣也想要改變這個社會，只是早期梁山的草莽模式完全不入軌道。第七十二回，柴進潛入宮苑，在睿思殿屏風後看到禦書四大寇姓名，心中暗忖：“國家被我們擾害，因此時常記心，寫在這裡。”柴進割下“山東宋江”四字帶回來給宋江看，相對嗟歎不已。
宋江往東京賞燈，是想繞過官僚科層尋求與朝廷對話的途徑， 而此行亦流露出他內心重返社會的渴望與躁動。如此直達天聽，無疑又是對體制的僭越。有趣的是，正是這些相與嚙合的矛盾——造反、僭越與忠君互為因果的悖論關係，構成“大水滸”敘事話語的內在邏輯。
《梁山英雄末途長卷》（局部，戴敦邦繪）
五宋江征遼途中參謁二仙山，羅真人給出“忠心者少，義氣者稀” 等八句法語，這是宋江悲劇的一個伏筆。翦除方臘之後，輝煌很快墜入寂滅，最後盧俊義和宋江相繼被奸臣用禦膳禦酒毒死。一切又回到了原點，這個國家依然是冠屨倒施，依然是“大賢處下，不肖處上”。作為政治想像的“替天行道”，終而被歷史的黑暗所吞噬。小說後三分之一的敘述少有亮點，只是為完成整個敘事意圖而敷衍故事。然而，正是這種悲劇結局，給一個臆構的話語事件賦予了歷史真實感，給世人帶來更多的想入非非。
林沖、楊志的悲情讓人唏噓不已，但是不能給人夢想與期待。 王權體制之外自有生路，可說到底江湖亦是無奈之局，如果說主流社會的權力秩序堪稱牢獄，那麼江湖社會亦何嘗不是一種禁錮。宋江給弟兄們指出一條赦罪招安的道路，將道義置換成忠誠，可是最後發現忠誠的語義並不是忠誠。就像魯智深夜聞錢塘江潮信，以為戰鼓擂響，無地彷徨之際總是迷失於似是而非的話語歧路。
“小水滸”與“大水滸”敘事範式不可能截然剝離，在進入“大水滸” 敘事的後六十回中，也不乏“小水滸”敘事相與纏結，其中自然包括反面事例。譬如，王慶的身世幾乎就是林沖的折疊。林沖的厄運是高衙內覬覦其娘子，王慶卻因權宦閨秀倒追而惹禍上身，於是都被緝拿而刺配牢城。在牢城裡他混得比林沖還慘，到頭來也像林沖一樣少不了殺戮與夜奔的戲碼。走投無路的王慶想要投奔房山落草，人家不肯收留，便殺了原先的寨主廖立，複製了林沖火拼王倫一幕。 在睿思殿屏風上，宋江的名字旁邊寫著王慶，還有田虎和方臘。他們的路徑與宋江背道而馳，形成一種反向折疊，按現今學院派說法也是共生共謀關係。相生，相異，相克，也算是必要的話語配置。
從李贄到金聖歎，乃至梁啟超，士人談論《水滸傳》，喜歡比之於司馬遷之《史記》。彼此性質、體式大相徑庭，怎麼偏能扯到一起 （還有，為什麼不是《漢書》《三國志》）?其實水滸敘事只是附會若干歷史情形，跟史實相去甚遠。但《水滸傳》那種“八方共域，異姓一家”的烏托邦想像中，確乎隱含以江湖融合廟堂的敘史立場，這跟太史公書中關注草根力量、彰揚“任俠”和“養士”的觀念約略相近。司馬遷作陳涉世家，作孟嘗君、平原君和魏公子諸傳，又以刺客、遊俠為仁者義者之言，無疑亦是著眼于王權體制之外的應世之道。
《太史公自序》裡邊與壺遂的一番對話很有意思。壺遂問其撰史之義，是否也像孔子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太史公則謂 ：“餘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司馬遷修史的意圖不在於“當一王之法”，在他看來，歷史之合法性不止於廟堂和郊祀，也在山林草澤風雨雷霆之中。宋江的跨界政治是打破體制樊籠的另一種嘗試，結局如何都無所謂了，其構想的政治倫理合法性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