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一生命運多舛。 除文革陷入政治旋渦久經劫難外， 生命也歷經九死一生。 老來遊山玩水之餘， 在酒桌茶几上偶爾給年輕朋友講一講遠去的故事， 大家很感興趣， 鼓動我寫出來。 然而此類經歷多不堪回首。 特別是文革中的那幾次歷險， 是可歌可泣還是可歎可悲？靜心回顧， 長讓人扼腕汗顏。 所以那些血與火的往事雖常在腦際縈回卻遲遲沒有動筆。
今冬到上海居住， 協助妻照料老岳母和小外孫女， 一不遠遊， 二無應酬。 閒暇看看書， 品品茶， 由不得追憶最讓人難忘的往事。 儘管有些往事說出來不符合時下的“正能量”，
（一）逃難路上
我有三父三母：養父母， 奶父母， 親生父母。 三家人同村同街， 所以我很小就知道了自己的這種身世。
奶媽家與親媽家是對門。 兒時每當我到奶媽家， 親媽看到總要挪著小腳到奶媽家看我幾眼， 這讓我非常反感。 在我幼小的心靈裡， 認為親爹親媽生我兄弟姐妹五人， 難道就多我一個？為何把我送給別人？由此心底對親生爹媽有一種敵意， 一直回避他們， 即使碰面也不理他們。
那一年開學前， 親媽看見我到了奶媽家， 就過來給我錢，
過了些日子我又到奶媽家， 奶媽說我不該那樣對自己的親媽。 奶媽知道我心裡想什麼， 就一五一十把我出生及被送人的經過告訴了我。
我生於1947年冬月。 那時我的老家原平市叫崞縣。 我們村叫閆莊， 在崞縣最西南角， 隔一條河就是忻州奇村。 那時崞縣已是解放區， 而忻州仍屬閆錫山敵佔區。
奶媽告訴我， 我的親父母帶著我們兄弟姐妹五個孩子逃難。 大哥大姐背著行李， 父親背著比我大兩歲的二姐。 母親是小腳， 又剛生孩子， 懷抱我騎在小毛驢上， 由二哥牽著走。 時值數九隆冬天寒地凍， 母親產後還沒過滿月， 身體非常虛弱。 她雙手抱我在驢背上搖搖晃晃坐不穩。 要不是父親一旁扶著， 幾次差點兒摔下地。 父親聽著遠處的槍炮聲，
母親號淘大哭， 不讓父親把我扔掉。 父親不理母親， 只管趕上毛驢跑。 走出一二裡地， 母親翻身下驢坐在地上， 說什麼也不走了， 非要讓父親把我找回來。 父親說不扔掉孩子， 拖累全家人都逃不走， 都活不了。 母親說我就是死也和孩子死在一起， 你要走就走吧， 逼得父親只好返回去找我。 找到時， 我已被凍成青紫色快要斷氣了。 母親把我緊緊地抱在懷裡， 溫暖我蘇醒過來。 無奈， 父親把母親扶上驢背， 他前抱我後背二姐艱難地行進。 一家人天黑時總算逃到剛入山的一個小村莊。
第二天， 閆莊那邊仍是槍聲不斷。 逃難的人繼續往山裡走，
天無絕人之路。 正在這時候， 我的養父母也路過這裡。 他倆都是共產黨員村幹部， 負責往山裡轉移並保管農會的錢財。 奶媽一拍手說：孩子有救了！就給他家了。 為什麼？因為都是一個村的人， 左鄰右舍知道我的養母不生育， 養父三十多歲了還無兒女， 早有抱養孩子的意願。於是，奶媽一說即成。母親把我交給養母，叮嚀再三揮淚離去。
然而生身父母走後，養父母拖住奶父母不放了。養母說你們知道我不生育，更不會有奶水。孩子還沒過滿月，沒奶吃就是死路一條。救人救到底，快給孩子找個奶媽吧！可在兵荒馬亂的逃難途中，到哪裡去找奶媽？
恰巧，奶媽幾個月前生過一個孩子，不幸天折，現在還有些奶水。為了救我這條小命，奶媽在戰亂的槍炮聲中，咬咬牙收下我這個奶兒，帶著我走上逃難之路。
就這樣，我死裡逃生。
從此後，我有了三父三母。
這一天是陰曆十一月二十四日。養父母就把這天定為我的生日。確實，這是我的重生之日。
我是不幸的，更是幸運的。奶媽讓我消除了對親生父母的偏見。我深深感恩我的父母，深深體會到世界上最偉大的愛莫過於母愛！
（再補敘幾句。奶媽說，逃難路上，她把一條棉褥子折回來縫成個口袋，把我裝在裡邊，由奶爹揹著我走。聽到我哭聲，是餓了奶媽就把我抱出來餵奶。如果拉下屎巴巴了，則由奶爹把口袋翻過來，把屎尿刮鏟掉，擦一擦再把我裝進去。就這樣，一直到48年春節前夕，隨逃難的人們返回村中。）
（二）一把苦杏仁
1960年春，我經歷了饑餓的無情折磨，苦難中幾乎中毒身亡。
事情還得從頭說起。
1959年，家鄉農民還在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吃大鍋飯。後來窩頭越來越小，人們靠喝玉米麵糊糊充饑。臨過年時食堂徹底斷糧，只好停灶關門。
父母是共產黨員，村幹部。成立人民公社，辦集體食堂，他們帶頭把家裡的糧食交公。全民大煉鋼鐵，他們帶頭砸鍋獻鐵。現在食堂關門，家裡一無米麵，二無油鹽，真正到了揭不開鍋的地步。父親東奔西走到鄰村找親友借糧，但到處都缺糧。父親除了搖頭歎氣，什麼話也說不出來。
我的奶媽就不同了。她覺得我識文斷字，就悄悄問我：毛主席甚也好，咋就叫人吃不飽？
那時我才是個六年級小學生，當然說不來為什麼。若干年後才知道，那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造成的。
我清楚記得，1958年地裡莊稼長得非常好。到秋收時，為支援“鋼鐵元帥升帳”，村中青壯勞力都調進山裡大煉鋼鐵，地裡莊稼無人收割。於是，“玉茭上了吊，高粱睡了覺，豆子放了炮，棉花吊了孝”，糧食豐產沒有豐收。更因為許多縣社領導在大躍進的狂潮中大放糧食高產“衛星”，虛報浮誇糧食產量，政府對農民征了過頭糧，掏空了農民的糧缸。在這種情況下，集體食堂斷炊，農民手裡又能有幾顆糧食呢！
1960年的春節，母親用僅有的一把白麵和兩個蘿蔔包了6個蘿蔔餡餃子，全家三口每人2個。其它就是高粱面餃子和窩窩頭了。春節過後，借來的一點高粱玉米麵也很快吃完。幸虧家裡存有一大甕谷糠，原來是準備喂豬的，現在把穀糠碾碎加點榆皮面捏成窩窩頭，成了全家人的救命食。
然而，榆皮面糠窩窩吃時難嚥，吃上難拉。那時家裡沒有窖存菜，地裡樹葉野菜還沒長出來。人們想到了草根，就到河邊下濕地挖苦菜根吃。苦菜根很好吃，吃上緩解便秘。但挖的人越來越多，沒有多久就挖不到了。人們通常用“吃糠嚥菜”來形容窮苦，而60年開春是吃糠無菜。這是三年困難時期最艱難困苦的一段時光，真真切切的饑寒交迫。我本家的一位叔伯兄長倒在街頭。有人說是凍死的。母親說，凍死的都是餓死的。
一天晚上，老支書讓隊長給我家送來半口袋玉米，說村幹部都分了點。父親說，這是庫裡留存的種籽，不能吃掉，堅決不要。父母親當村幹部多年，以公道正直廉潔著稱。父親在家裡惜子愛妻，有一點點糧食，總是讓我和母親吃。他只吃糠窩窩，以致嚴重便秘，連續幾天大便不下來，不能吃不能睡，只是跪爬在坑沿上痛苦地呻吟。母親和我流著淚為父親摳大便，可大便如鐵一樣硬絲毫摳不動。後來醫生給父親灌腸子，又有人從山裡尋來獾子油給父親吃，終於在第七天通了便。然而父親已是骨瘦如柴奄奄一息，明顯衰老了許多。
不久樹葉開始長出來。村裡也從太原弄回一些酒糟醋糟和做了醬油的渣渣分給各家。人們紛紛採摘樹葉拌糟渣穀糠充饑。對爬上樹仍夠不著的枝梢末葉，就用木杆綁上鐮刀砍下來採。樹葉長出有先有後，先是柳樹楊樹，然後榆樹槐樹桃杏樹，最後是棗樹。什麼樹葉長出來人們就吃什麼，差不多把所有的樹葉都吃光了。那個春天，村裡野外的樹都是光禿禿的，唯有臭椿樹上還有樹葉，因為臭，不能吃。
但是，我還是在臭椿樹上打開了主意。我爬上樹摘下一籃子嫩葉，回家用開水煮熟，一聞，臭的噁心，真是沒法吃，就放在一邊。誰知過了幾天這盆樹葉發了酵，走了臭味來了酸味。我高興得心花怒放，加點鹽調成一大碗涼菜，全家人糠窩窩就臭椿葉美餐一頓。隨後我把臭椿樹葉不分老嫩統統摘了回來煮熟發酵當萊吃，全家人過上了“好生活”。
然而這樣的好生活沒過幾天，臭椿葉也吃完了。我餓的團團轉，就到伯伯嬸嬸家亂找吃的充饑。一天，我在伯伯家窗臺上發現了一把杏核。砸開一個，杏仁苦的不能吃。我就把杏核拿回家，全都砸出杏仁，燒開灶火，把杏仁放到鐵鏟鏟上在火上燙起來。杏仁燙成半焦，聞到一股香味，吃起來也不怎麼苦了。於是，饑腸碌碌的我把杏仁一古腦兒吃了個淨光。
一會兒，我開始肚疼，而且一陣比一陣厲害。當母親從外面回到家裡，我已疼得口吐白沫滿地打滾說不出話來。當時父親外出開會不在，母親嚇得不知所措，抱住我大喊救人。鄰居們聞訊過來，都不知道該如何是好。這時有人說：快叫白耀文！有人就跑去找。
白耀文是誰？他是我的親大哥，在朝鮮戰場機勇立功，傷殘復員回鄉後安排在公社機械廠工作。他聰明能幹，樂於助人，在鄉里有很高的威望。機械廠就在我家南邊。大哥聞訊而來，一看情況就說這是吃杏仁中毒了，背起我就往公社醫院跑。經大夫搶救，我轉危為安。
（補充兩句：在此之前，母親一直反對我和親生父母來往。自此以後，母親改變了態度，不但同意我去親父母家，而且遇到什麼事就找我大哥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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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有抱養孩子的意願。於是，奶媽一說即成。母親把我交給養母，叮嚀再三揮淚離去。然而生身父母走後，養父母拖住奶父母不放了。養母說你們知道我不生育，更不會有奶水。孩子還沒過滿月，沒奶吃就是死路一條。救人救到底，快給孩子找個奶媽吧！可在兵荒馬亂的逃難途中，到哪裡去找奶媽？
恰巧，奶媽幾個月前生過一個孩子，不幸天折，現在還有些奶水。為了救我這條小命，奶媽在戰亂的槍炮聲中，咬咬牙收下我這個奶兒，帶著我走上逃難之路。
就這樣，我死裡逃生。
從此後，我有了三父三母。
這一天是陰曆十一月二十四日。養父母就把這天定為我的生日。確實，這是我的重生之日。
我是不幸的，更是幸運的。奶媽讓我消除了對親生父母的偏見。我深深感恩我的父母，深深體會到世界上最偉大的愛莫過於母愛！
（再補敘幾句。奶媽說，逃難路上，她把一條棉褥子折回來縫成個口袋，把我裝在裡邊，由奶爹揹著我走。聽到我哭聲，是餓了奶媽就把我抱出來餵奶。如果拉下屎巴巴了，則由奶爹把口袋翻過來，把屎尿刮鏟掉，擦一擦再把我裝進去。就這樣，一直到48年春節前夕，隨逃難的人們返回村中。）
（二）一把苦杏仁
1960年春，我經歷了饑餓的無情折磨，苦難中幾乎中毒身亡。
事情還得從頭說起。
1959年，家鄉農民還在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吃大鍋飯。後來窩頭越來越小，人們靠喝玉米麵糊糊充饑。臨過年時食堂徹底斷糧，只好停灶關門。
父母是共產黨員，村幹部。成立人民公社，辦集體食堂，他們帶頭把家裡的糧食交公。全民大煉鋼鐵，他們帶頭砸鍋獻鐵。現在食堂關門，家裡一無米麵，二無油鹽，真正到了揭不開鍋的地步。父親東奔西走到鄰村找親友借糧，但到處都缺糧。父親除了搖頭歎氣，什麼話也說不出來。
我的奶媽就不同了。她覺得我識文斷字，就悄悄問我：毛主席甚也好，咋就叫人吃不飽？
那時我才是個六年級小學生，當然說不來為什麼。若干年後才知道，那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造成的。
我清楚記得，1958年地裡莊稼長得非常好。到秋收時，為支援“鋼鐵元帥升帳”，村中青壯勞力都調進山裡大煉鋼鐵，地裡莊稼無人收割。於是，“玉茭上了吊，高粱睡了覺，豆子放了炮，棉花吊了孝”，糧食豐產沒有豐收。更因為許多縣社領導在大躍進的狂潮中大放糧食高產“衛星”，虛報浮誇糧食產量，政府對農民征了過頭糧，掏空了農民的糧缸。在這種情況下，集體食堂斷炊，農民手裡又能有幾顆糧食呢！
1960年的春節，母親用僅有的一把白麵和兩個蘿蔔包了6個蘿蔔餡餃子，全家三口每人2個。其它就是高粱面餃子和窩窩頭了。春節過後，借來的一點高粱玉米麵也很快吃完。幸虧家裡存有一大甕谷糠，原來是準備喂豬的，現在把穀糠碾碎加點榆皮面捏成窩窩頭，成了全家人的救命食。
然而，榆皮面糠窩窩吃時難嚥，吃上難拉。那時家裡沒有窖存菜，地裡樹葉野菜還沒長出來。人們想到了草根，就到河邊下濕地挖苦菜根吃。苦菜根很好吃，吃上緩解便秘。但挖的人越來越多，沒有多久就挖不到了。人們通常用“吃糠嚥菜”來形容窮苦，而60年開春是吃糠無菜。這是三年困難時期最艱難困苦的一段時光，真真切切的饑寒交迫。我本家的一位叔伯兄長倒在街頭。有人說是凍死的。母親說，凍死的都是餓死的。
一天晚上，老支書讓隊長給我家送來半口袋玉米，說村幹部都分了點。父親說，這是庫裡留存的種籽，不能吃掉，堅決不要。父母親當村幹部多年，以公道正直廉潔著稱。父親在家裡惜子愛妻，有一點點糧食，總是讓我和母親吃。他只吃糠窩窩，以致嚴重便秘，連續幾天大便不下來，不能吃不能睡，只是跪爬在坑沿上痛苦地呻吟。母親和我流著淚為父親摳大便，可大便如鐵一樣硬絲毫摳不動。後來醫生給父親灌腸子，又有人從山裡尋來獾子油給父親吃，終於在第七天通了便。然而父親已是骨瘦如柴奄奄一息，明顯衰老了許多。
不久樹葉開始長出來。村裡也從太原弄回一些酒糟醋糟和做了醬油的渣渣分給各家。人們紛紛採摘樹葉拌糟渣穀糠充饑。對爬上樹仍夠不著的枝梢末葉，就用木杆綁上鐮刀砍下來採。樹葉長出有先有後，先是柳樹楊樹，然後榆樹槐樹桃杏樹，最後是棗樹。什麼樹葉長出來人們就吃什麼，差不多把所有的樹葉都吃光了。那個春天，村裡野外的樹都是光禿禿的，唯有臭椿樹上還有樹葉，因為臭，不能吃。
但是，我還是在臭椿樹上打開了主意。我爬上樹摘下一籃子嫩葉，回家用開水煮熟，一聞，臭的噁心，真是沒法吃，就放在一邊。誰知過了幾天這盆樹葉發了酵，走了臭味來了酸味。我高興得心花怒放，加點鹽調成一大碗涼菜，全家人糠窩窩就臭椿葉美餐一頓。隨後我把臭椿樹葉不分老嫩統統摘了回來煮熟發酵當萊吃，全家人過上了“好生活”。
然而這樣的好生活沒過幾天，臭椿葉也吃完了。我餓的團團轉，就到伯伯嬸嬸家亂找吃的充饑。一天，我在伯伯家窗臺上發現了一把杏核。砸開一個，杏仁苦的不能吃。我就把杏核拿回家，全都砸出杏仁，燒開灶火，把杏仁放到鐵鏟鏟上在火上燙起來。杏仁燙成半焦，聞到一股香味，吃起來也不怎麼苦了。於是，饑腸碌碌的我把杏仁一古腦兒吃了個淨光。
一會兒，我開始肚疼，而且一陣比一陣厲害。當母親從外面回到家裡，我已疼得口吐白沫滿地打滾說不出話來。當時父親外出開會不在，母親嚇得不知所措，抱住我大喊救人。鄰居們聞訊過來，都不知道該如何是好。這時有人說：快叫白耀文！有人就跑去找。
白耀文是誰？他是我的親大哥，在朝鮮戰場機勇立功，傷殘復員回鄉後安排在公社機械廠工作。他聰明能幹，樂於助人，在鄉里有很高的威望。機械廠就在我家南邊。大哥聞訊而來，一看情況就說這是吃杏仁中毒了，背起我就往公社醫院跑。經大夫搶救，我轉危為安。
（補充兩句：在此之前，母親一直反對我和親生父母來往。自此以後，母親改變了態度，不但同意我去親父母家，而且遇到什麼事就找我大哥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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