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週報記者 姚佳瑩 發自北京
1月19日， 北京和上海分別召開的國民經濟運行情況新聞發佈會顯示， 2017年， 京滬常住人口同時下降，
人口的減少， 伴隨的是城市功能定位的調整和聚焦。 北京自2014年提出“四個中心”定位， 2018年1月24日， 北京市代市長陳吉甯在北京市第十五屆人民代表大會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 要把優化提升“四個中心”功能作為首要工作， 提高“四個服務”水準， 推動高品質發展， 著力破解大城市病；1月4日， 上海市政府正式介紹新城市總規， 點明上海市未來聚焦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科技創新中心和文化大都市建設的發展方向。
京滬城市定位的明確， 伴隨的是非城市定位功能的疏解和控制， 人隨產業走；而另一邊， 以省會城市為主的二線城市亦打起了“人才爭奪戰”。
疏解非城市定位功能是主要原因
時代週報：本次京滬常住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什麼？北京市統計局副局長、新聞發言人龐江倩分析了四大原因， 包括全國範圍人口總量的低速增長， 城鎮化帶來的特大城市人口流入下降， 以及京滬的產業結構調整和低出生率。 你對此怎麼看？
張耀軍：就北京來說， 常住人口下降還是與疏解非首都功能有關。
我不認為其他原因是此番京滬常住人口下降的重要原由， 生育率可以算一個， 但不是主要的。 北京和上海這些城市人口一定是遷移增長， 大部分的外地人口遷入才是最重要的， 北京本地的出生率影響不大。
時代週報：2015年， 上海市常住人口出現1978年以來的首次下降， 1997年北京也出現了首次下降， 但往後持續增加。 就你看來。 目前這種下降是不是一種暫時性現象？北京自2011年後， 人口增速增量雙下降， 能否就此預測人口拐點？
張耀軍：我認為目前這種下降是暫時的， 同樣以北京為例， 是政府背後付出很大代價疏解非首都功能的結果，
但要補充說明的是， 如果省會城市如鄭州、武漢、西安等城市的建設越來越好， 醫療、教育水準不斷提升， 那麼京滬對人口的吸引力就不會像過去那麼大。 在美國， 每個城市的定位不一樣， 但收入、生活品質差不多， 那麼人們綜合權衡時， 如果城市間差距不大， 就不會付出高昂成本遷移到另一個城市。 京滬吸引人口能力那麼強的原因就在於， 其資源遙遙領先於其他城市， 未來如果省會城市乘勢而上， 提高基礎設施、醫療、教育水準等，讓城市生活更美好，拉近與京滬的差距，那麼在吸引人口上，中國城市從差距明顯走向均衡是有可能的。
但目前還很難預測京滬的人口拐點，無法預知何時常住人口的下降會呈趨勢。這其中有很多變數，一是中國總人口規模的變化，再是其他城市的發展水準，例如我剛提到的省會城市，這些城市什麼時候能在人們的心理評估中與京滬的差距不大，很難預計。
常住人口減少不一定能治大城市病
時代週報：常住人口減少能否治療大城市病？在京滬人口老齡化的背景下，服務行業其實亟須配套升級，但疏解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會對城市發展產生怎樣影響？或者說，人口吸引力能置換人才吸引力嗎？
張耀軍：兩地發展這麼快，其實是利用了全國的人口紅利，高素質的年輕人流到京滬，稀釋了當地的老齡化水準，緩解了京滬的老齡化進程。但一個城市有2000多萬人，通過減少兩萬人左右，是不能治療大城市病的，沒有那麼明顯的效果，反過來說，如果一個大城市人口下降了三分之一，就已經不再屬於大城市了，也無需在乎城市功能等，問題的本質已經改變了，但是這種情況不可能發生。
常住人口下降不一定治得了大城市病。治療大城市病，根本還在於千方百計提高城市的服務、管理水準和運行效率，比如現在北京完善地鐵等交通服務設施，通過類似基礎設施的改善，服務水準的提升，多管齊下，才能整治大城市病。我一直認為，一個大城市發展到一定程度都會出現堵車等現象，就像人吃多了會胖，其實都是正常的，在可控的範圍內都是可以的。
一個城市的發展，應該讓生活更美好。北京市政府之前也強調過，在疏解非首都功能時，要使人民的生活水準不下降，如果還能使生活水準更提高就更好了。
城市最根本的屬性還是生活和工作的場所，城市生活越來越方便，才是城市發展的方向。
時代週報：京滬常住人口下降是否產生了外溢，比如人口往周邊城市或強二線城市遷移？如果是，這會否進而引發城市格局變化，在國家宣導區域協調發展的背景下，產生新的城市群？
張耀軍：是會引發城市格局變化。中國目前的城市框架是拉開了，但內涵的城市化道路還走得遠遠不到位，即城市發展水準還不夠高，城市框架下的人口密度、人口居住的舒適程度、便捷程度、城市建設的水準等還沒有達到相應水準。但是城市框架拉開了，未來第一步會提高城鎮化水準和品質，促進這些地區的建設。
此外，國內二線城市的總體綜合實力，包括醫療、教育水準等，跟一線城市比還是有些差距，但是“一花獨開不是春”，以省會城市為主的二線城市一定會吸納、消解大量人口，這是大勢所趨，中國人口基數太大，14億，只靠幾個一線城市是不可能的。
二線城市要拉近與一線城市的差距，中國城市要慢慢走向均衡，所以北京和上海在疏解與定位不相符的城市功能時，恰恰是一些以省會城市為主的二線城市爭搶創新人才的黃金時期，借勢而上既減少了京滬人口流入，也能慢慢解決中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
時代週報：目前深圳和廣州的常住人口資料還未公佈，但預測仍在增加。京滬和廣深不同程度的人口調控，是否關係到城市的不同定位？
張耀軍：肯定是，北京聚焦首都功能，上海是金融中心等，廣州和深圳也一樣，城市的管理和調整一定要與定位相一致。
目前，廣州和深圳就如雙子星座，廣州是廣東省省會，但其創新能力和經濟發展比不上深圳，我認為這是一種進步的表現，廣州不必迷茫，國際上的很多政治中心未必是經濟中心，這很正常，是城市分工當中應該走的道路，每個城市都應該突出自己的主體功能。
本網站上的內容（包括但不限於文字、圖片及音視頻），除轉載外，均為時代線上版權所有，未經書面協議授權，禁止轉載、連結、轉貼或以其他方式使用。違反上述聲明者，本網將追究其相關法律責任。如其他媒體、網站或個人轉載使用，請聯繫本網站丁先生：chiding@time-weekly.com
提高基礎設施、醫療、教育水準等，讓城市生活更美好，拉近與京滬的差距，那麼在吸引人口上，中國城市從差距明顯走向均衡是有可能的。但目前還很難預測京滬的人口拐點，無法預知何時常住人口的下降會呈趨勢。這其中有很多變數，一是中國總人口規模的變化，再是其他城市的發展水準，例如我剛提到的省會城市，這些城市什麼時候能在人們的心理評估中與京滬的差距不大，很難預計。
常住人口減少不一定能治大城市病
時代週報：常住人口減少能否治療大城市病？在京滬人口老齡化的背景下，服務行業其實亟須配套升級，但疏解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會對城市發展產生怎樣影響？或者說，人口吸引力能置換人才吸引力嗎？
張耀軍：兩地發展這麼快，其實是利用了全國的人口紅利，高素質的年輕人流到京滬，稀釋了當地的老齡化水準，緩解了京滬的老齡化進程。但一個城市有2000多萬人，通過減少兩萬人左右，是不能治療大城市病的，沒有那麼明顯的效果，反過來說，如果一個大城市人口下降了三分之一，就已經不再屬於大城市了，也無需在乎城市功能等，問題的本質已經改變了，但是這種情況不可能發生。
常住人口下降不一定治得了大城市病。治療大城市病，根本還在於千方百計提高城市的服務、管理水準和運行效率，比如現在北京完善地鐵等交通服務設施，通過類似基礎設施的改善，服務水準的提升，多管齊下，才能整治大城市病。我一直認為，一個大城市發展到一定程度都會出現堵車等現象，就像人吃多了會胖，其實都是正常的，在可控的範圍內都是可以的。
一個城市的發展，應該讓生活更美好。北京市政府之前也強調過，在疏解非首都功能時，要使人民的生活水準不下降，如果還能使生活水準更提高就更好了。
城市最根本的屬性還是生活和工作的場所，城市生活越來越方便，才是城市發展的方向。
時代週報：京滬常住人口下降是否產生了外溢，比如人口往周邊城市或強二線城市遷移？如果是，這會否進而引發城市格局變化，在國家宣導區域協調發展的背景下，產生新的城市群？
張耀軍：是會引發城市格局變化。中國目前的城市框架是拉開了，但內涵的城市化道路還走得遠遠不到位，即城市發展水準還不夠高，城市框架下的人口密度、人口居住的舒適程度、便捷程度、城市建設的水準等還沒有達到相應水準。但是城市框架拉開了，未來第一步會提高城鎮化水準和品質，促進這些地區的建設。
此外，國內二線城市的總體綜合實力，包括醫療、教育水準等，跟一線城市比還是有些差距，但是“一花獨開不是春”，以省會城市為主的二線城市一定會吸納、消解大量人口，這是大勢所趨，中國人口基數太大，14億，只靠幾個一線城市是不可能的。
二線城市要拉近與一線城市的差距，中國城市要慢慢走向均衡，所以北京和上海在疏解與定位不相符的城市功能時，恰恰是一些以省會城市為主的二線城市爭搶創新人才的黃金時期，借勢而上既減少了京滬人口流入，也能慢慢解決中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
時代週報：目前深圳和廣州的常住人口資料還未公佈，但預測仍在增加。京滬和廣深不同程度的人口調控，是否關係到城市的不同定位？
張耀軍：肯定是，北京聚焦首都功能，上海是金融中心等，廣州和深圳也一樣，城市的管理和調整一定要與定位相一致。
目前，廣州和深圳就如雙子星座，廣州是廣東省省會，但其創新能力和經濟發展比不上深圳，我認為這是一種進步的表現，廣州不必迷茫，國際上的很多政治中心未必是經濟中心，這很正常，是城市分工當中應該走的道路，每個城市都應該突出自己的主體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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