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尹喜與伯陽地名辨疑
艾 葉
伯陽是距天水市以東35公里的一個鄉鎮。 那裡濱臨渭水， 氣候溫暖， 因出產桃子而聞名。 在伯陽鎮對面的山上， 有座柏林觀和尹道寺， 供奉著老子和尹喜。 且因老子字伯陽， 於是， 有人“考證”得這個尹喜， 就是函谷關令， 也是伯陽鎮人， 伯陽自然也就成了“尹喜故里”。 老子出關後， 被尹喜接到了家鄉伯陽並在那裡著了《道德經》。 同時， 老子還帶領群眾修了一條灌溉渠， 當地人民為了紀念老子， 便將地名命名為“伯陽渠”。 附近還有一條教化溝， 相傳是老子尹喜他們教化過人的地方······初讀到這些文字，
其實， 伯陽的真正名稱叫“伯陽渠”， 伯陽只是人們的習慣稱謂。 就像北道本名“北道埠”， 街子本名“街子口”一樣。 “渠”應該是河流的意思。 《遁甲開山》謂：“刑馬之山， 伯陽水出”。 伯陽水今稱毛峪河， 是自伯陽谷向北流入渭河的一條河流。 這樣說來， 伯陽渠名稱的由來就和伯陽水有關而和老子沒有關係了， 況且老子字“伯陽”而並非“伯陽渠”。 再說， 古代人起名， 往往是按照伯仲叔季的次序， 如伯夷、叔齊、仲尼、季孫之類。 光“伯陽”的人名見諸典籍的就不少。 如《墨子·所染》：“舜染于許由、伯陽”。 此伯陽為舜時賢人；伯陽父為西周宣王、幽王時的太史等等， 這些人都早於老子。 還有叫伯陽的地名，
我們再看看《道德經》的成書時間。 老子的時代本來還沒有著書的風氣， 就是他的後輩孔子、墨子的書， 也不是他們自己所著。 孔子在《論語·述而》中說：“述而不作， 信而好古， 竊比于我老彭”。 老彭即老子與彭祖。 可見， 老子“述而不作”， 是有孔子為見證的。 老子和孔子、墨子一樣， 是有弟子的人。 其微言大義， 是經他的再傳或三傳弟子筆錄傳諸於世的。 《道德經》和《論語》、《墨子》一樣，
關於尹喜其人， 眾說甚紛。 《史記》中說：“至關， 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 強為我著書。 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 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 ”“關令尹喜曰”這句話， 郭沫若先生釋為“關令尹、喜曰”， 並非關令姓尹名喜。 “尹”在這裡不是作為姓氏， “喜”不是作為人名。 也就是說， “關令尹”是官名。 “喜”是高興的意思。 所以“關令尹喜曰”就是“守關的長官高興的說”的意思。 故將“關令尹喜”釋為“關令、尹喜”本來就是一種誤讀。 所以， 尹喜本來就是憑空產生的一個人。 同樣， 司馬遷在《史記·孟荀列傳》上說：“慎到趙人， 田駢、接子齊人， 環淵楚人， 皆學黃老道學，
《史記》中還有一句話：“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雲。蓋老子百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詹見秦獻公······或曰，詹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也就是說，早在司馬遷作《史記》之時，由於史料的缺乏，對於老聃、老萊子、太史詹是三個人還是同一個人，已經很難分得清了。由於從孔子時代到秦獻公時代，時間跨度很大，不是一個人的壽命所能達到的，所以，司馬遷就用了一個“蓋”字，說老子活了“百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調和其說法上的矛盾。至於《漢書·藝文志》更說出關尹名喜的話來，那更是誤解了“關令尹喜曰”這句話。其中所載《關尹子》九篇，當是漢初人的偽託。古人喜歡偽託前人的書，我們現在看到的許多書，都是出於他們的偽託。就連《莊子》、《墨子》、《孫子》等都有內外篇，內篇大概是本人所作，而外篇都是後人的偽託。
我們再看看老子生活的時代，看老子有沒有向西出遊的可能。按照孔老同時代的說法，老子生活的時代大約在西元前571年—西元前471年之間，也就是周靈王至周元王時代。當時，東周王室早已式微，王畿愈來愈小，諸侯勢力日益強大，諸侯根本就不服從王命。而關中的大片地方，早在平王時都由秦人佔據了。至於隴山以西的地方，更是在諸戎的勢力範圍之內，就連秦人都奈何不得，周王室更是鞭長莫及了。在這種形勢下，老子大概連關中都到不了，更別說要千里迢迢地到西戎佔據的天水來。雄心勃勃、以周遊列國著稱的孔子，一生遊歷備嘗艱辛。到陳、蔡等國被人圍困，七天沒有吃飯，差點連命都喪了。但終其一生，也不過在周王室周圍打轉轉，沒有出關一步，更何況以“無為”自居的老子！況且，“古人把由漢民族居地移往外域，便認為是竄謫或降居”（郭沫若<李白與杜甫>）。老子既沒有犯罪的記錄，到秦人居住的關中尚可，但到被視為竄謫的西戎之地來幹什麼呢？有人可能要說，他要傳道。但道教的產生是在東漢後期的順帝時期，那是老子死後600多年後的事了。可見，老子出關之說，大概出於後來的演義。就算果真的有“出關”之事，但這個“關”到底是哪個“關”也還是個要待考證的問題，因為東周四面還有諸多的關隘。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一、老子的《道德經》不是老子本人所著，而是他的後代弟子環淵等人記錄老子的遺訓。《道德經》成書之時，老子已經死去100多年了。
二、我們常說的為老子著書的尹喜，其實就是環淵。環淵為楚人，游于齊。伯陽雖然有一座尹道寺，但因此而說伯陽是尹喜故里，顯然欠妥。就像天水有孔廟而不能說天水就是孔子故里一樣。 柏林觀裡供奉“三清”，是道觀裡的通例，不獨是為了紀念老子而專門供奉的。至於“教化溝”，原本就是“叫花溝”，“教化”是後人的附會。
三、老子生活的時代，王室式微，諸侯強大，關中為秦人佔據，伯陽一帶有綿諸戎盤踞，都非王室勢力所能及。所以老子是很難越關中度隴山，千里迢迢到戎人佔領的地方來的。
考證不是寫小說，而是一件嚴肅認真的事情。一定要力求資料來源的真實可靠，絕不能憑空設想和一廂情願，不能把道聼塗説和附會演義作為依據，更不能以訛傳訛。因此，尹喜是伯陽人，老子隨尹喜一起到伯陽著《道德經》的事根本就是子虛烏有的“故事”。至於修渠之事，更是因伯陽本名“伯陽渠”而附會成說的。
2010年3月
以上關點，可參考郭沫若《青銅時代》
老子、尹喜與伯陽地名辨疑
艾 葉
伯陽是距天水市以東35公里的一個鄉鎮。那裡濱臨渭水，氣候溫暖，因出產桃子而聞名。在伯陽鎮對面的山上，有座柏林觀和尹道寺，供奉著老子和尹喜。且因老子字伯陽，於是，有人“考證”得這個尹喜，就是函谷關令，也是伯陽鎮人，伯陽自然也就成了“尹喜故里”。老子出關後，被尹喜接到了家鄉伯陽並在那裡著了《道德經》。同時，老子還帶領群眾修了一條灌溉渠，當地人民為了紀念老子，便將地名命名為“伯陽渠”。附近還有一條教化溝，相傳是老子尹喜他們教化過人的地方······初讀到這些文字，確實令人驚喜，自豪之感油然而生。但細究其理，卻疑惑不少。
其實，伯陽的真正名稱叫“伯陽渠”，伯陽只是人們的習慣稱謂。就像北道本名“北道埠”，街子本名“街子口”一樣。 “渠”應該是河流的意思。《遁甲開山》謂：“刑馬之山，伯陽水出”。伯陽水今稱毛峪河，是自伯陽谷向北流入渭河的一條河流。這樣說來，伯陽渠名稱的由來就和伯陽水有關而和老子沒有關係了，況且老子字“伯陽”而並非“伯陽渠”。再說，古代人起名，往往是按照伯仲叔季的次序，如伯夷、叔齊、仲尼、季孫之類。光“伯陽”的人名見諸典籍的就不少。如《墨子·所染》：“舜染于許由、伯陽”。此伯陽為舜時賢人；伯陽父為西周宣王、幽王時的太史等等，這些人都早於老子。還有叫伯陽的地名，如《史記·趙世家》：“十七年，樂毅將趙師，攻魏伯陽。”此伯陽為戰國時魏邑，在今河南安陽市西北。可見，無論是叫“伯陽”的人還是地方，自古都不只一個。出現人名和地名相同的現象，也並不奇怪。就拿現代來說，紫陽縣與趙紫陽、天水縣與馬天水都無任何關係就是明證。
我們再看看《道德經》的成書時間。老子的時代本來還沒有著書的風氣，就是他的後輩孔子、墨子的書，也不是他們自己所著。孔子在《論語·述而》中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于我老彭”。老彭即老子與彭祖。可見，老子“述而不作”，是有孔子為見證的。老子和孔子、墨子一樣，是有弟子的人。其微言大義，是經他的再傳或三傳弟子筆錄傳諸於世的。《道德經》和《論語》、《墨子》一樣，都是語錄體。只不過老子的弟子沒有像孔子的弟子那樣質樸，老子的弟子用自己的文筆來潤色了先師的遺說，所以初看起來似不像語錄體，但仔細玩味，確應是語錄體，足見其為後世弟子所撰。《道德經》的成書時間，梁啟超、郭沫若、羅根澤諸學者都認為在戰國中葉，顧頡剛則認為更遲，應該在秦漢間。根據1973年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帛書《老子》考證，其成書時間大概在西元前200年—西元前190年，即在漢高祖、惠帝時期。當然，這也許是漢人抄錄前人的作品，但這也是有實物可考證的最早的《道德經》了。按照考古原則，在沒有發現更新的證據之前，這就可以作為定論。如果再合理地向前推移百十年，其成書時間也就在戰國中葉。所以，《道德經》的成書時間，應該是在戰國中葉至秦漢之間，即在老子死後100—200年左右，而不是我們平常所說的是由老子本人完成的。
關於尹喜其人，眾說甚紛。《史記》中說：“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關令尹喜曰”這句話，郭沫若先生釋為“關令尹、喜曰”，並非關令姓尹名喜。“尹”在這裡不是作為姓氏，“喜”不是作為人名。也就是說，“關令尹”是官名。“喜”是高興的意思。所以“關令尹喜曰”就是“守關的長官高興的說”的意思。故將“關令尹喜”釋為“關令、尹喜”本來就是一種誤讀。所以，尹喜本來就是憑空產生的一個人。同樣，司馬遷在《史記·孟荀列傳》上說：“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學，因發明其旨意。故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這個《上下篇》不就是老子的《道德經》嗎？這就是說，是環淵著了《道德經》。而前面所說的“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顯然是後起的傳說了。郭沫若先生在《老聃、關尹、環淵》一文中，經過對諸多典籍的考證，認為為老子著錄《道德經》的就是環淵。所以，他最後說：老子《上下篇》乃環淵所錄老聃遺訓，唯文經潤色。環淵生於楚而游于齊，大率與孟子同時，蓋老聃之再傳或三傳弟子。也就是說，我們平常說的尹喜即環淵，是老子的再傳或三傳弟子，他為老子記錄整理了《道德經》。他本人和老子一樣，是楚國人，其主要活動在齊國。他和孟子為同時代人，比老子小180多歲，故他整理《道德經》時，老子已經死去一百多年了。
《史記》中還有一句話：“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雲。蓋老子百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詹見秦獻公······或曰，詹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也就是說，早在司馬遷作《史記》之時，由於史料的缺乏，對於老聃、老萊子、太史詹是三個人還是同一個人，已經很難分得清了。由於從孔子時代到秦獻公時代，時間跨度很大，不是一個人的壽命所能達到的，所以，司馬遷就用了一個“蓋”字，說老子活了“百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調和其說法上的矛盾。至於《漢書·藝文志》更說出關尹名喜的話來，那更是誤解了“關令尹喜曰”這句話。其中所載《關尹子》九篇，當是漢初人的偽託。古人喜歡偽託前人的書，我們現在看到的許多書，都是出於他們的偽託。就連《莊子》、《墨子》、《孫子》等都有內外篇，內篇大概是本人所作，而外篇都是後人的偽託。
我們再看看老子生活的時代，看老子有沒有向西出遊的可能。按照孔老同時代的說法，老子生活的時代大約在西元前571年—西元前471年之間，也就是周靈王至周元王時代。當時，東周王室早已式微，王畿愈來愈小，諸侯勢力日益強大，諸侯根本就不服從王命。而關中的大片地方，早在平王時都由秦人佔據了。至於隴山以西的地方，更是在諸戎的勢力範圍之內，就連秦人都奈何不得，周王室更是鞭長莫及了。在這種形勢下，老子大概連關中都到不了，更別說要千里迢迢地到西戎佔據的天水來。雄心勃勃、以周遊列國著稱的孔子，一生遊歷備嘗艱辛。到陳、蔡等國被人圍困，七天沒有吃飯，差點連命都喪了。但終其一生，也不過在周王室周圍打轉轉，沒有出關一步，更何況以“無為”自居的老子！況且，“古人把由漢民族居地移往外域，便認為是竄謫或降居”（郭沫若<李白與杜甫>）。老子既沒有犯罪的記錄，到秦人居住的關中尚可，但到被視為竄謫的西戎之地來幹什麼呢？有人可能要說，他要傳道。但道教的產生是在東漢後期的順帝時期，那是老子死後600多年後的事了。可見，老子出關之說，大概出於後來的演義。就算果真的有“出關”之事，但這個“關”到底是哪個“關”也還是個要待考證的問題，因為東周四面還有諸多的關隘。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一、老子的《道德經》不是老子本人所著，而是他的後代弟子環淵等人記錄老子的遺訓。《道德經》成書之時，老子已經死去100多年了。
二、我們常說的為老子著書的尹喜，其實就是環淵。環淵為楚人，游于齊。伯陽雖然有一座尹道寺，但因此而說伯陽是尹喜故里，顯然欠妥。就像天水有孔廟而不能說天水就是孔子故里一樣。 柏林觀裡供奉“三清”，是道觀裡的通例，不獨是為了紀念老子而專門供奉的。至於“教化溝”，原本就是“叫花溝”，“教化”是後人的附會。
三、老子生活的時代，王室式微，諸侯強大，關中為秦人佔據，伯陽一帶有綿諸戎盤踞，都非王室勢力所能及。所以老子是很難越關中度隴山，千里迢迢到戎人佔領的地方來的。
考證不是寫小說，而是一件嚴肅認真的事情。一定要力求資料來源的真實可靠，絕不能憑空設想和一廂情願，不能把道聼塗説和附會演義作為依據，更不能以訛傳訛。因此，尹喜是伯陽人，老子隨尹喜一起到伯陽著《道德經》的事根本就是子虛烏有的“故事”。至於修渠之事，更是因伯陽本名“伯陽渠”而附會成說的。
2010年3月
以上關點，可參考郭沫若《青銅時代》
故他整理《道德經》時，老子已經死去一百多年了。《史記》中還有一句話：“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雲。蓋老子百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詹見秦獻公······或曰，詹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也就是說，早在司馬遷作《史記》之時，由於史料的缺乏，對於老聃、老萊子、太史詹是三個人還是同一個人，已經很難分得清了。由於從孔子時代到秦獻公時代，時間跨度很大，不是一個人的壽命所能達到的，所以，司馬遷就用了一個“蓋”字，說老子活了“百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調和其說法上的矛盾。至於《漢書·藝文志》更說出關尹名喜的話來，那更是誤解了“關令尹喜曰”這句話。其中所載《關尹子》九篇，當是漢初人的偽託。古人喜歡偽託前人的書，我們現在看到的許多書，都是出於他們的偽託。就連《莊子》、《墨子》、《孫子》等都有內外篇，內篇大概是本人所作，而外篇都是後人的偽託。
我們再看看老子生活的時代，看老子有沒有向西出遊的可能。按照孔老同時代的說法，老子生活的時代大約在西元前571年—西元前471年之間，也就是周靈王至周元王時代。當時，東周王室早已式微，王畿愈來愈小，諸侯勢力日益強大，諸侯根本就不服從王命。而關中的大片地方，早在平王時都由秦人佔據了。至於隴山以西的地方，更是在諸戎的勢力範圍之內，就連秦人都奈何不得，周王室更是鞭長莫及了。在這種形勢下，老子大概連關中都到不了，更別說要千里迢迢地到西戎佔據的天水來。雄心勃勃、以周遊列國著稱的孔子，一生遊歷備嘗艱辛。到陳、蔡等國被人圍困，七天沒有吃飯，差點連命都喪了。但終其一生，也不過在周王室周圍打轉轉，沒有出關一步，更何況以“無為”自居的老子！況且，“古人把由漢民族居地移往外域，便認為是竄謫或降居”（郭沫若<李白與杜甫>）。老子既沒有犯罪的記錄，到秦人居住的關中尚可，但到被視為竄謫的西戎之地來幹什麼呢？有人可能要說，他要傳道。但道教的產生是在東漢後期的順帝時期，那是老子死後600多年後的事了。可見，老子出關之說，大概出於後來的演義。就算果真的有“出關”之事，但這個“關”到底是哪個“關”也還是個要待考證的問題，因為東周四面還有諸多的關隘。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一、老子的《道德經》不是老子本人所著，而是他的後代弟子環淵等人記錄老子的遺訓。《道德經》成書之時，老子已經死去100多年了。
二、我們常說的為老子著書的尹喜，其實就是環淵。環淵為楚人，游于齊。伯陽雖然有一座尹道寺，但因此而說伯陽是尹喜故里，顯然欠妥。就像天水有孔廟而不能說天水就是孔子故里一樣。 柏林觀裡供奉“三清”，是道觀裡的通例，不獨是為了紀念老子而專門供奉的。至於“教化溝”，原本就是“叫花溝”，“教化”是後人的附會。
三、老子生活的時代，王室式微，諸侯強大，關中為秦人佔據，伯陽一帶有綿諸戎盤踞，都非王室勢力所能及。所以老子是很難越關中度隴山，千里迢迢到戎人佔領的地方來的。
考證不是寫小說，而是一件嚴肅認真的事情。一定要力求資料來源的真實可靠，絕不能憑空設想和一廂情願，不能把道聼塗説和附會演義作為依據，更不能以訛傳訛。因此，尹喜是伯陽人，老子隨尹喜一起到伯陽著《道德經》的事根本就是子虛烏有的“故事”。至於修渠之事，更是因伯陽本名“伯陽渠”而附會成說的。
2010年3月
以上關點，可參考郭沫若《青銅時代》
老子、尹喜與伯陽地名辨疑
艾 葉
伯陽是距天水市以東35公里的一個鄉鎮。那裡濱臨渭水，氣候溫暖，因出產桃子而聞名。在伯陽鎮對面的山上，有座柏林觀和尹道寺，供奉著老子和尹喜。且因老子字伯陽，於是，有人“考證”得這個尹喜，就是函谷關令，也是伯陽鎮人，伯陽自然也就成了“尹喜故里”。老子出關後，被尹喜接到了家鄉伯陽並在那裡著了《道德經》。同時，老子還帶領群眾修了一條灌溉渠，當地人民為了紀念老子，便將地名命名為“伯陽渠”。附近還有一條教化溝，相傳是老子尹喜他們教化過人的地方······初讀到這些文字，確實令人驚喜，自豪之感油然而生。但細究其理，卻疑惑不少。
其實，伯陽的真正名稱叫“伯陽渠”，伯陽只是人們的習慣稱謂。就像北道本名“北道埠”，街子本名“街子口”一樣。 “渠”應該是河流的意思。《遁甲開山》謂：“刑馬之山，伯陽水出”。伯陽水今稱毛峪河，是自伯陽谷向北流入渭河的一條河流。這樣說來，伯陽渠名稱的由來就和伯陽水有關而和老子沒有關係了，況且老子字“伯陽”而並非“伯陽渠”。再說，古代人起名，往往是按照伯仲叔季的次序，如伯夷、叔齊、仲尼、季孫之類。光“伯陽”的人名見諸典籍的就不少。如《墨子·所染》：“舜染于許由、伯陽”。此伯陽為舜時賢人；伯陽父為西周宣王、幽王時的太史等等，這些人都早於老子。還有叫伯陽的地名，如《史記·趙世家》：“十七年，樂毅將趙師，攻魏伯陽。”此伯陽為戰國時魏邑，在今河南安陽市西北。可見，無論是叫“伯陽”的人還是地方，自古都不只一個。出現人名和地名相同的現象，也並不奇怪。就拿現代來說，紫陽縣與趙紫陽、天水縣與馬天水都無任何關係就是明證。
我們再看看《道德經》的成書時間。老子的時代本來還沒有著書的風氣，就是他的後輩孔子、墨子的書，也不是他們自己所著。孔子在《論語·述而》中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于我老彭”。老彭即老子與彭祖。可見，老子“述而不作”，是有孔子為見證的。老子和孔子、墨子一樣，是有弟子的人。其微言大義，是經他的再傳或三傳弟子筆錄傳諸於世的。《道德經》和《論語》、《墨子》一樣，都是語錄體。只不過老子的弟子沒有像孔子的弟子那樣質樸，老子的弟子用自己的文筆來潤色了先師的遺說，所以初看起來似不像語錄體，但仔細玩味，確應是語錄體，足見其為後世弟子所撰。《道德經》的成書時間，梁啟超、郭沫若、羅根澤諸學者都認為在戰國中葉，顧頡剛則認為更遲，應該在秦漢間。根據1973年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帛書《老子》考證，其成書時間大概在西元前200年—西元前190年，即在漢高祖、惠帝時期。當然，這也許是漢人抄錄前人的作品，但這也是有實物可考證的最早的《道德經》了。按照考古原則，在沒有發現更新的證據之前，這就可以作為定論。如果再合理地向前推移百十年，其成書時間也就在戰國中葉。所以，《道德經》的成書時間，應該是在戰國中葉至秦漢之間，即在老子死後100—200年左右，而不是我們平常所說的是由老子本人完成的。
關於尹喜其人，眾說甚紛。《史記》中說：“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關令尹喜曰”這句話，郭沫若先生釋為“關令尹、喜曰”，並非關令姓尹名喜。“尹”在這裡不是作為姓氏，“喜”不是作為人名。也就是說，“關令尹”是官名。“喜”是高興的意思。所以“關令尹喜曰”就是“守關的長官高興的說”的意思。故將“關令尹喜”釋為“關令、尹喜”本來就是一種誤讀。所以，尹喜本來就是憑空產生的一個人。同樣，司馬遷在《史記·孟荀列傳》上說：“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學，因發明其旨意。故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這個《上下篇》不就是老子的《道德經》嗎？這就是說，是環淵著了《道德經》。而前面所說的“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顯然是後起的傳說了。郭沫若先生在《老聃、關尹、環淵》一文中，經過對諸多典籍的考證，認為為老子著錄《道德經》的就是環淵。所以，他最後說：老子《上下篇》乃環淵所錄老聃遺訓，唯文經潤色。環淵生於楚而游于齊，大率與孟子同時，蓋老聃之再傳或三傳弟子。也就是說，我們平常說的尹喜即環淵，是老子的再傳或三傳弟子，他為老子記錄整理了《道德經》。他本人和老子一樣，是楚國人，其主要活動在齊國。他和孟子為同時代人，比老子小180多歲，故他整理《道德經》時，老子已經死去一百多年了。
《史記》中還有一句話：“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雲。蓋老子百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詹見秦獻公······或曰，詹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也就是說，早在司馬遷作《史記》之時，由於史料的缺乏，對於老聃、老萊子、太史詹是三個人還是同一個人，已經很難分得清了。由於從孔子時代到秦獻公時代，時間跨度很大，不是一個人的壽命所能達到的，所以，司馬遷就用了一個“蓋”字，說老子活了“百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調和其說法上的矛盾。至於《漢書·藝文志》更說出關尹名喜的話來，那更是誤解了“關令尹喜曰”這句話。其中所載《關尹子》九篇，當是漢初人的偽託。古人喜歡偽託前人的書，我們現在看到的許多書，都是出於他們的偽託。就連《莊子》、《墨子》、《孫子》等都有內外篇，內篇大概是本人所作，而外篇都是後人的偽託。
我們再看看老子生活的時代，看老子有沒有向西出遊的可能。按照孔老同時代的說法，老子生活的時代大約在西元前571年—西元前471年之間，也就是周靈王至周元王時代。當時，東周王室早已式微，王畿愈來愈小，諸侯勢力日益強大，諸侯根本就不服從王命。而關中的大片地方，早在平王時都由秦人佔據了。至於隴山以西的地方，更是在諸戎的勢力範圍之內，就連秦人都奈何不得，周王室更是鞭長莫及了。在這種形勢下，老子大概連關中都到不了，更別說要千里迢迢地到西戎佔據的天水來。雄心勃勃、以周遊列國著稱的孔子，一生遊歷備嘗艱辛。到陳、蔡等國被人圍困，七天沒有吃飯，差點連命都喪了。但終其一生，也不過在周王室周圍打轉轉，沒有出關一步，更何況以“無為”自居的老子！況且，“古人把由漢民族居地移往外域，便認為是竄謫或降居”（郭沫若<李白與杜甫>）。老子既沒有犯罪的記錄，到秦人居住的關中尚可，但到被視為竄謫的西戎之地來幹什麼呢？有人可能要說，他要傳道。但道教的產生是在東漢後期的順帝時期，那是老子死後600多年後的事了。可見，老子出關之說，大概出於後來的演義。就算果真的有“出關”之事，但這個“關”到底是哪個“關”也還是個要待考證的問題，因為東周四面還有諸多的關隘。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一、老子的《道德經》不是老子本人所著，而是他的後代弟子環淵等人記錄老子的遺訓。《道德經》成書之時，老子已經死去100多年了。
二、我們常說的為老子著書的尹喜，其實就是環淵。環淵為楚人，游于齊。伯陽雖然有一座尹道寺，但因此而說伯陽是尹喜故里，顯然欠妥。就像天水有孔廟而不能說天水就是孔子故里一樣。 柏林觀裡供奉“三清”，是道觀裡的通例，不獨是為了紀念老子而專門供奉的。至於“教化溝”，原本就是“叫花溝”，“教化”是後人的附會。
三、老子生活的時代，王室式微，諸侯強大，關中為秦人佔據，伯陽一帶有綿諸戎盤踞，都非王室勢力所能及。所以老子是很難越關中度隴山，千里迢迢到戎人佔領的地方來的。
考證不是寫小說，而是一件嚴肅認真的事情。一定要力求資料來源的真實可靠，絕不能憑空設想和一廂情願，不能把道聼塗説和附會演義作為依據，更不能以訛傳訛。因此，尹喜是伯陽人，老子隨尹喜一起到伯陽著《道德經》的事根本就是子虛烏有的“故事”。至於修渠之事，更是因伯陽本名“伯陽渠”而附會成說的。
2010年3月
以上關點，可參考郭沫若《青銅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