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史上對待功臣最狠的就是漢高祖和明太祖， 其實他們有自己的艱難。 韓信、彭越被害後， 英布造反， 劉邦籌備讓太子劉盈指揮中央部隊去平叛， 就有人反對：你這不是讓一隻羊領著一群狼去進攻一隻猛虎嗎？劉邦大悟， 立即自己親自御駕親征。
那麼， 如果劉邦去世， 劉盈即位他怎樣指揮部隊平叛？劉邦在自己有生之年除掉了有造反能力的六個異姓王。 劉邦臨死之際下令除掉樊噲， 已經開始處理自己的基本部隊。 由於劉邦去世太快， 樊噲才僥倖躲過一劫。
中國古代史上， 對待功臣最溫情的是東漢光武帝、唐太宗和宋趙匡胤， 不是他們人格多麼優秀， 而是他們都有自己特殊的原因。
西漢被王莽篡奪是內部和平過度。 大家都認為漢王朝管理混亂， 產生一種改朝換代的思潮， 結果無論取代西漢的王莽還是反對王莽的那些造反派， 他們帶給人民的只有更大的苦難，
在這種情況下， 無論那些功臣多麼有實力， 也沒有造反的社會基礎， 誰敢反叛漢王朝， 就是全民公賊， 舉國共誅之。 劉秀根本就不怕那些功臣。
唐太宗之所以保留功臣， 是另外一種特殊。 唐朝的開國君主是唐高祖李淵， 但李世民本人就是唐朝開國戰爭的前敵司令員， 唐高祖沒有除掉開國第一功臣李世民， 結果丟掉了他的太子李建成。 李世民登基後， 他領導下的那些將領的能力都明顯弱於他， 他即位後當然沒有必要屠殺功臣。
960年趙匡胤陳橋兵變後不久， 就採取了杯酒釋兵權。
後世認為， 趙匡胤之所以能夠擺脫短命王朝的“五代厄運”是因為杯酒釋兵權， 這是胡扯！
司馬懿發動高平陵之變和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之變的時候都已經被剝奪了兵權， 他們之所以成功依靠的是他們本人具有的強大的社會威望。
趙匡胤能夠擺脫短命王朝的“五代厄運”是因為選擇了趙匡義為接班人。
借用經濟理論， 我們可將皇帝與功臣間的關係看作一種委託代理關係。 皇帝作為帝國的所有者， 控制著帝國的產權， 但他不可能直接治理國家， 必須委託一個或數個代理人來幫助他管理國家。
在這樣一個委託代理關係下， 皇帝給功臣們高官厚祿， 對他們的要求是勤奮工作， 為皇帝效命。 不過皇帝最主要、最關心的還是要求功臣們不得造反。 功臣們是否勤奮工作， 屬於激勵理論。
宋太宗有一段名言， 大意是國家要麼有外患， 要麼有內憂。 外患是有形的， 而內憂則無法察覺(原文是奸邪無狀)。 一個奸邪無狀的自白道出了皇帝們的無奈：他必須有什麼方法可以鑒別出誰是奸臣， 誰是忠臣。 根據資訊經濟學的理論， 功臣們必須發出一個信號或皇帝必須用一個信號來確定一個分離條件， 來使忠臣、奸臣可以分離而不混同。
因此，功臣們造不造反就順理成章地成為皇帝們絞盡腦汁來解決的問題。解決功臣們造不造反的問題的關鍵在於識別到底誰會造反，但這是一個資訊不對稱的格局：大臣們自己知道自己造不造反，皇帝卻不知道誰是奸臣，誰是忠臣。
每個開國皇帝都面臨著這樣的困境：他無法從功臣集團中分離出忠臣和奸臣，但他又必須想盡辦法保證自己的兒孫能順利繼承皇位。為此，皇帝們自然有自己的分離信號來進行分離，將可能造反的人清除出去，確保江山永固。
但也有的皇帝確實不殺，比如秦始皇，楊堅等。咱們以後再詳聊。
因此，功臣們造不造反就順理成章地成為皇帝們絞盡腦汁來解決的問題。解決功臣們造不造反的問題的關鍵在於識別到底誰會造反，但這是一個資訊不對稱的格局：大臣們自己知道自己造不造反，皇帝卻不知道誰是奸臣，誰是忠臣。
每個開國皇帝都面臨著這樣的困境：他無法從功臣集團中分離出忠臣和奸臣，但他又必須想盡辦法保證自己的兒孫能順利繼承皇位。為此，皇帝們自然有自己的分離信號來進行分離，將可能造反的人清除出去，確保江山永固。
但也有的皇帝確實不殺，比如秦始皇，楊堅等。咱們以後再詳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