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 毛澤東熟讀史書， 要求以史為鏡， 提倡古為今用， 洋為中用， 曾多次指示， 要在讀史中吸取營養， 推行吸其精華， 棄其糟粕。 因此， 他善於把數千年來古代勞動人民智慧結晶的一些優秀做法加以提煉、總結、推廣、複製， 有些取得了良好的實效。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在 1958年12月， 中國共產黨第八屆六中全會期間， 毛澤東批示印發《三國志》中的《張魯傳》， 讓中央委員認真學習， 他還在1958年12月7日和10日寫下長段文字， 對區區幾百字的《張魯傳》進行了兩次傾情批註：
“晉、陳壽三國志張魯傳這裡所說的群眾性醫療運動， 有點像我們人民公社免費醫療味道， 不過那時是神道的， 也好， 那時只好神道。 道路上飯鋪裡吃飯不要錢， 最有意思， 開了我們人民公認公共食堂的先河。 大約有一千六百年的時間了。 貧農、中下弄的生產、消費和人們的心情還是大體相同， 鬥是一窮二白。 不同的是生產力於今進步許多了。 解放以後， 人們掌握了自己這塊土地， 在共產黨領導之下。 但一窮二白古今是接近的。 所以這個張魯傳值得一看。 ”
同年的12月7日武昌會議期間， 他又提到此事：“極端貧苦農民廣大階層夢想平等、自由， 擺脫貧困， 豐衣足食。 ……漢末張魯等行五斗米道， ‘民夷便樂’， 可見大受群眾歡迎。 其法， 信教者出五斗米， 以神道治病；置義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飯不要錢（目的似乎是招徠關中區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輕微錯誤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後行刑’（以說服為主要方法）；‘不置長吏，
毛澤東博覽群書， 知識淵博， 特別對三國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知識更是瞭若指掌， 從中共的歷史來看， 在高規格的中央全會上，
我們通過瞭解， 張魯， 在三國中， 無論是軍事才能、政治力量、經濟建設都不算出類拔萃， 而且他的地盤也只是偏居一隅、獨霸一著一個小地方， 為什麼一代領袖會如此看重這個不算出眾的人物，他究竟在治理這個地方期間做了些什麼呢？
當時的東漢末年，統治階級對農民施行殘酷的經濟和政治壓迫，引起內部官僚、外戚，宦官集團爭權奪利，互相火拚，結果逼得萬民饑流，人相啖食。朝廷面對這種現象，非但沒有採取救濟措施，相反，剝削得更凶了，以致民變彼伏此起，連續不斷。
到漢靈帝中平元年(西元184年)，就爆發了以張角，張寶、張粱兄弟三人為首的大規模的黃巾軍農民起義。
黃巾軍是以“太平道”的教義作為發動群眾，領導起義的政治工具。起義後，燒官府，殺官吏，攻破地主壁塢，州郡長官，紛紛逃走。東漢王朝統治階級處在這種形勢下，便傾窠出動來鎮壓黃巾軍。不久，黃巾軍失敗了，但是，東漢王朝經過黃巾軍的猛烈衝擊，便喪失了統治能力而走向衰亡。
黃巾軍起義雖然失敗了，但它的“太平道”仍然在民間秘密流傳。特列是和“太平道”相類似的“五斗米道”，在漢中地區活躍起來，教主張魯政教合一政權“雄據巴漢，垂三十年”，實行的是一系列原始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措施。
當年，益州牧劉焉以張魯為督義司馬，將兵北上，襲擊漢中太守蘇固，消滅了南鄭豪強趙嵩和城固豪強陳調的地方武裝勢力後，又火拚襲殺了張修，奪其兵，壯大了自己的勢力，佔領了漢中，改漢中郡為“漢寧郡”，並斷絕褒斜穀道。幾次殺死漢朝廷派來的使臣，反抗漢朝廷的領導，並派人到漢朝廷去交涉，分庭抗禮，表示不能臣服。當時搖搖欲墜的漢朝廷，無可奈何，只好順水推舟的拜張魯為鎮民中郎將，領漢甯太守。但實際上，張魯並未接受漢朝的領導，在漢中實行了自己的一套新辦法，創立政教合一的新政權，史家稱為“張魯政權”。其新政權，採用了許多新措施。他的主要做法：
一、行政設施：當時的漢中，沒有漢王朝設的各級官員，而以五斗米道各級首領管理政務和教務，他不用當時例行的太守、縣令等名號，仍然沿用道教內部的稱號。
二、民事管理：設立祭酒管理民事。並組織群眾練武種田，實行勞武結合。民有小過，罰修路一百步，以勞代刑，對發展交通，起了積極的作用。民若犯罪，教育三次，不改正才行刑，實行教然後殺，使犯罪者死而無怨，罰而不恨。官民之問，皆以誠信相待，互不欺詐，使民心悅誠服而樂從之。又依月令，春夏禁止殺生；又禁釀酒。
三、設立義舍：通令各祭酒，于大路要道處設立義舍(即行人住宿處)，備有義米義肉，讓行路人無償食用，量腹取足。
四、收容難民：獻帝建安十六年(公無211年)，馬超、韓遂聯兵反曹，與曹操戰於潼關。關中老百姓由子午穀到漢中來避難者數萬家，張魯都收容下，給安排了生活和生產。
五、公平交易：不准巧取豪奪、囤集居奇和高抬市價。
六、力求自主：張魯本系益州牧劉焉的部屬，自到漢中後，便設法逐步擺脫劉焉的羈絆。獻帝興平元年(西元194年)，劉焉病死，子劉璋繼領益州牧，忿恨張魯驕恣，不聽他的指揮，于獻帝建安五年(西元200年)，殺了張魯留在益州的母親和弟弟，張魯便聯合川北少數民族的首領杜菠、朴胡、袁約等，起兵進攻劉璋，劉璋也幾次派兵“征討”張魯，都被張魯擊敗。
七、團結民族：當時，漢中是漢族與氏，羌民族雜居的地區，在以前，由於統治階級的挑撥離間，民族隔閡很深。自從張魯實行了上述新辦法，對各民族一律平等對待，民族之間和睦了，各族人民都擁護張魯的新政策，收到了“氏、夷便樂之”與“巴(川北)漢(中)夷、民多便之”的良好效果。
張魯在漢中“立行寬惠，百姓親附”，立下了保境安民的功績，宣導天地中一切財物都為社會公有，積財應“救窮周急”，強調人人自食其力，反對“強取人物”，主張人人平等、公平的平均主義原則。實行這些措施，以至於“民夷便樂之”和“民夷信向，朝廷不能討”。
在漢末天下大亂之際，張魯統治的漢中盆地，經濟發展，人民安居樂業、其樂融融，儼然一個世外桃源。 被人稱“漢中成為當時最平靜的地區”。
所以，1958年毛澤東推崇的張魯，他正是想實現一種偉大的理想社會，特別是“五斗米道”推行的“吃飯不要錢”“政社合一，勞武結合”的社會制度很感興趣， 因為毛澤東很早就在中國歷史的漫漫長河中尋找遺跡，尋求農村更好更快發展的歷史依據。精讀歷史、熟悉三國、滿腹經綸的毛澤東發現，《三國志張魯傳》恰好就有他所需要的記載，張魯政權的道德治國、平均主義深深打動了偉人的心，這成了他推進人民公社的思想源泉和原始教材之一。他說“人民公社好”的最高評價，因為人民公社正是他想要的《張魯傳》中記載平均分配的社會形式複製品。
因此，從這次會議完成後作的《關於人民公社的決議》我們可以看出“1958年，一種新的社會組織像初升的太陽一樣，在亞洲東部的廣闊的地幹線上出現了，這就是我國農村中的大規模的工農商學兵相結合的、政治合一的人民公社。它一出現，就以它強大的生命力，引起了人們廣泛的注意。”
其實，這也是一種想得到更好發展的有益嘗試，不管後來的結果如何，嘗試了覺得不合適再進行改正，因為，發展的本身就是在摸索的過程。
為什麼一代領袖會如此看重這個不算出眾的人物，他究竟在治理這個地方期間做了些什麼呢？
當時的東漢末年，統治階級對農民施行殘酷的經濟和政治壓迫，引起內部官僚、外戚，宦官集團爭權奪利，互相火拚，結果逼得萬民饑流，人相啖食。朝廷面對這種現象，非但沒有採取救濟措施，相反，剝削得更凶了，以致民變彼伏此起，連續不斷。
到漢靈帝中平元年(西元184年)，就爆發了以張角，張寶、張粱兄弟三人為首的大規模的黃巾軍農民起義。
黃巾軍是以“太平道”的教義作為發動群眾，領導起義的政治工具。起義後，燒官府，殺官吏，攻破地主壁塢，州郡長官，紛紛逃走。東漢王朝統治階級處在這種形勢下，便傾窠出動來鎮壓黃巾軍。不久，黃巾軍失敗了，但是，東漢王朝經過黃巾軍的猛烈衝擊，便喪失了統治能力而走向衰亡。
黃巾軍起義雖然失敗了，但它的“太平道”仍然在民間秘密流傳。特列是和“太平道”相類似的“五斗米道”，在漢中地區活躍起來，教主張魯政教合一政權“雄據巴漢，垂三十年”，實行的是一系列原始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措施。
當年，益州牧劉焉以張魯為督義司馬，將兵北上，襲擊漢中太守蘇固，消滅了南鄭豪強趙嵩和城固豪強陳調的地方武裝勢力後，又火拚襲殺了張修，奪其兵，壯大了自己的勢力，佔領了漢中，改漢中郡為“漢寧郡”，並斷絕褒斜穀道。幾次殺死漢朝廷派來的使臣，反抗漢朝廷的領導，並派人到漢朝廷去交涉，分庭抗禮，表示不能臣服。當時搖搖欲墜的漢朝廷，無可奈何，只好順水推舟的拜張魯為鎮民中郎將，領漢甯太守。但實際上，張魯並未接受漢朝的領導，在漢中實行了自己的一套新辦法，創立政教合一的新政權，史家稱為“張魯政權”。其新政權，採用了許多新措施。他的主要做法：
一、行政設施：當時的漢中，沒有漢王朝設的各級官員，而以五斗米道各級首領管理政務和教務，他不用當時例行的太守、縣令等名號，仍然沿用道教內部的稱號。
二、民事管理：設立祭酒管理民事。並組織群眾練武種田，實行勞武結合。民有小過，罰修路一百步，以勞代刑，對發展交通，起了積極的作用。民若犯罪，教育三次，不改正才行刑，實行教然後殺，使犯罪者死而無怨，罰而不恨。官民之問，皆以誠信相待，互不欺詐，使民心悅誠服而樂從之。又依月令，春夏禁止殺生；又禁釀酒。
三、設立義舍：通令各祭酒，于大路要道處設立義舍(即行人住宿處)，備有義米義肉，讓行路人無償食用，量腹取足。
四、收容難民：獻帝建安十六年(公無211年)，馬超、韓遂聯兵反曹，與曹操戰於潼關。關中老百姓由子午穀到漢中來避難者數萬家，張魯都收容下，給安排了生活和生產。
五、公平交易：不准巧取豪奪、囤集居奇和高抬市價。
六、力求自主：張魯本系益州牧劉焉的部屬，自到漢中後，便設法逐步擺脫劉焉的羈絆。獻帝興平元年(西元194年)，劉焉病死，子劉璋繼領益州牧，忿恨張魯驕恣，不聽他的指揮，于獻帝建安五年(西元200年)，殺了張魯留在益州的母親和弟弟，張魯便聯合川北少數民族的首領杜菠、朴胡、袁約等，起兵進攻劉璋，劉璋也幾次派兵“征討”張魯，都被張魯擊敗。
七、團結民族：當時，漢中是漢族與氏，羌民族雜居的地區，在以前，由於統治階級的挑撥離間，民族隔閡很深。自從張魯實行了上述新辦法，對各民族一律平等對待，民族之間和睦了，各族人民都擁護張魯的新政策，收到了“氏、夷便樂之”與“巴(川北)漢(中)夷、民多便之”的良好效果。
張魯在漢中“立行寬惠，百姓親附”，立下了保境安民的功績，宣導天地中一切財物都為社會公有，積財應“救窮周急”，強調人人自食其力，反對“強取人物”，主張人人平等、公平的平均主義原則。實行這些措施，以至於“民夷便樂之”和“民夷信向，朝廷不能討”。
在漢末天下大亂之際，張魯統治的漢中盆地，經濟發展，人民安居樂業、其樂融融，儼然一個世外桃源。 被人稱“漢中成為當時最平靜的地區”。
所以，1958年毛澤東推崇的張魯，他正是想實現一種偉大的理想社會，特別是“五斗米道”推行的“吃飯不要錢”“政社合一，勞武結合”的社會制度很感興趣， 因為毛澤東很早就在中國歷史的漫漫長河中尋找遺跡，尋求農村更好更快發展的歷史依據。精讀歷史、熟悉三國、滿腹經綸的毛澤東發現，《三國志張魯傳》恰好就有他所需要的記載，張魯政權的道德治國、平均主義深深打動了偉人的心，這成了他推進人民公社的思想源泉和原始教材之一。他說“人民公社好”的最高評價，因為人民公社正是他想要的《張魯傳》中記載平均分配的社會形式複製品。
因此，從這次會議完成後作的《關於人民公社的決議》我們可以看出“1958年，一種新的社會組織像初升的太陽一樣，在亞洲東部的廣闊的地幹線上出現了，這就是我國農村中的大規模的工農商學兵相結合的、政治合一的人民公社。它一出現，就以它強大的生命力，引起了人們廣泛的注意。”
其實，這也是一種想得到更好發展的有益嘗試，不管後來的結果如何，嘗試了覺得不合適再進行改正，因為，發展的本身就是在摸索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