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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華夏基石管理評論
“道”與“理”二字， 本屬兩義， 該分別研討， 分別認識。 大體言之， 中國古代思想重視道， 中國後代思想則重視理。 大抵東漢以前重講道， 而東漢以後則逐漸重講理。
今天我們通俗講話， 則把此兩字聯結起來， 混成為一觀念。 這正是兩三千年來中國思想家所鄭重提出而審細討論的一個結晶品。
道究竟指的是什麼呢？
《莊子》說：“道行之而成。 ”這猶如說， 道路是由人走出來的。 唐代韓愈在《原道》篇裡說：“由是而之焉之謂道。
由是演繹開來說， 道是行之而成的。 誰所行走著的， 便得稱為誰之道。 因此道可得有許多種。 如說天道， 地道， 鬼神之道， 人道等是。 即就人道言， 既是由是而之焉之謂道， 則由此至彼， 也盡可有好多條相異不同的道。
道有時也可行不通， 孔子說：“道不行， 乘桴浮於海。 ”這是指大道言。 子夏說：“雖小道， 必有可觀者焉， 致遠恐泥。 ”這是指小道言。 《易經》又說：“君子道長， 小人道消。 小人道長， 君子道消。 ”因有相反對立之道， 故若大家爭走著那一條， 這一條一時便會行不通。 於是又有所謂有道與無道。 無道其實是走了一條不該走的道， 那條該走的道反而不走， 這等於無路可走， 故說無道。
為什麼先秦思想重於講道而輕理？
以上述說了道字大義。
又如《易·繫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 ”《說卦傳》：“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乃及《小戴禮·樂記》篇：“天理滅矣。 ”此為經籍中言及理字之最要者。 然《易傳》與《小戴記》本非正經，
“理”究竟是個什麼理？
開始特別提出一“理”字， 成為中國思想史上一突出觀念， 成為中國思想史上一重要討論的題目者，
當知莊老亦只言自然， 這一理字， 乃經王弼特別提出， 在《易經》本書中， 並不曾如此說。 即在《易·繫辭傳》也只說：“一陰一陽之謂道”， 又說：“形而下者謂之器， 形而上者謂之道。 ”這是說宇宙間一切萬物， 皆由陰陽之氣聚散分合， 而才有形象之萬殊。 有形象的便謂之器， 故器是形而下。 至於那氣如何由陰轉陽， 由陽轉陰， 如何聚散分合， 那些運行活動， 則只是一項過程。 過程是變動不居的， 是去而不留的，是無形象可指的。因此說它是形而上，而此形而上者則是道。《易·系傳》只說到如此，而王弼卻于《易經》原有的道的觀念之外，另提出一理的觀念來，說宇宙萬物，各有它一個所以然之理。這是一個新觀點，而在後來的中國思想史上，卻演生出大影響。
王弼又接著說：“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故自統而尋之，物雖眾，則知可以執一禦也。由本以觀之，義雖博，則知可以一名舉也。”這是說，宇宙間萬事萬物，既各有一個所以然之理，而萬事萬物又不勝其複雜，既是每一事物有每一事物之理，豈不理也成為很多很複雜嗎？但王弼的意思並不然。他說，事物之理好像很多很複雜，但若我們把它編排起來，會合起來，便成為一個元（即是同一的起始），一個宗（即同一的歸宿），由是才見得宇宙萬事萬物，在其背後，有一個最原始最基本的理，為宇宙一切萬象所由生。這真是一番了不起的大理論，後來的中國思想家，遂多轉移目光，注意到這一問題上。
郭象注《莊子》，也說：“物無不理，但當順之。”以前道家著重在道字，故老子說：“道生之，德畜之。”又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宇宙萬物皆生於道，故宇宙萬物皆當法於道，即依順於道。而郭象則說，宇宙萬物皆有理，故當依順於理。這在說法上，便有些不同。
王弼、郭像是魏晉時代的道家，其實已可說他們是新道家，與先秦莊老道家有不同。其次我們要提到稍後佛門中大和尚竺道生，即後代有名的生公。他也說：“理不可分，悟語極照，以不二之悟，符不分之理，謂之頓悟。”從前人只說求道明道，而竺道生則轉移重點來說悟理。
他在佛法中驚天動地的“頓悟”之說，原來是根據於“理不可分”的觀點上。而後來在唐代的華嚴宗，又演變出“事理無礙，事事無礙”的理論來。既是宇宙間每一事物之後面各有一個理，而那些理又是可以統宗會元，合一不分的，則自然可見事理無礙，甚至於事事無礙了。既是事理無礙，事事無礙，則何必有形上形下之分，又何必有入世出世之別？於是佛法便漸轉成世法，而開啟出後代宋儒的理學來。
……
所以理字觀念的提出，雖由先秦道家已開始，而直要到魏晉新道家，始發揮得精彩。佛家也因把握了這一觀點而闡揚出新佛法，而後來的宋明儒，他們注重理字，顯已融進了道佛兩家觀點，因此造成了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新儒學。
“道”“理”之異同
道是行之而然的，即是要人走了才有路，沒人走，即不成為是路。因此道是可以選擇的，如我愛向這邊走，你愛向那邊走。若有某一條路容易走得通，於是人人盡走向那一條，積而久之，這便成為大道了。因此大話道是常然的，又可說是當然的。譬如吃飯後需休息，不休息常易發胃病，因此飯後休息是當然。因其當然而大家如此，則成為常然。
至於理，則是一個所以然。為何生胃病？因其飯後不休息，這是所以然。既有所以然，便連帶有必然。飯後不休息，便必然會發胃病。此項所以然與必然，我們則說是理。
道是教人該怎樣，理是告訴人必這樣。為何該這樣呢？因其是常常這樣的。可以說，常然之謂道。又可說，當然之謂道。而理則是必然這樣的。如二加二等於四，此之謂數理，但只能說是數之理如此，卻不能說它是數之道。又如基督教徒宣揚耶穌教言，我們稱之為傳道，稱之為播道，卻不能說是傳理或播理。可見即在今天常俗用語，“道”“理”兩字，也分別得很清楚。
惟其理是事物之所以然，所以理應該先事物而存在。譬如二加二等於四，此是一數理，即在人類沒有明白這一數理之前，那項數理早該已存在。又如蘋果落地，此是一物理，我們又稱之為萬有引力之理，但在牛頓沒有發明出此萬有引力之理以前，那理也早該已存在。因此理也可說是本然的，而道則待人行之而始然，並不是本然。故二加二等於四，是數理。若我先有兩個，想湊成四個，則必再加上兩個，那種再加上兩個來湊成四個的行為與活動，則可說是道。所以道是須待行為而始完成的，因此道字的觀念裡，必然已加進了某種的事業行為與活動。至於理，則不需有事業，不需有行為與活動，而早已存在著。
因此道可以創造，孔子說：“人能巨集道，非道巨集人。”若沒有人的活動與行為，即就沒有道。既如此，道何能來宏大人，只是人在宏大道。淺言之，道路是由人開闢修造的，人能開闢修造一條便利人的道，故說人能宏道。但縱使有了這條道，若人不在此道上行，則仍等於沒有這條道，而這條道也終必荒滅了。所以說非道宏人。惟其如此，所以既說宏道，又說行道、明道、善道。總之，道脫離不了人事，脫離不了人的行為與活動。沒有道，可以辟一條。道太小，可以放寬使之成大道。道之主動在於人。
但理則不然，人只能發現理，發明理，卻不能創造理。從前人不懂飛機之理，現在給人發現了、發明了。但人最多也只能發明此飛機之理．並不能說人創造了飛機之理。因飛機之理，乃飛機之所以然，在沒有飛機以前，應該先已有了飛機之理之存在。人類只能依據此早已存在的飛機之理來創造出飛機，但人類不能因想造飛機，先創造一飛機之理。一切創造替得依於理，不能于無理處創造出理來。因此，道是待人來創辟來完成的，其主動在於人。而理則先事物而存在，不待於人之創，其主動不在人。因此，理先在，一成不變。道創生，變動不居。這是道與理之間一很大的不同點。
再言之，理是規定一切的，道是完成一切的。求完成，不限於一方法，一路線，所以道屬於多，可以變。而規定一切的理，則是惟一的，絕對的，不變的。即就以茶或咖啡解渴之例來說，茶可以解渴，咖啡也可以解渴，所以或些地區喝茶，或些地區飲咖啡。解渴之道多端，盡可以不同，但論其所以能解渴之理則是一。茶與咖啡之所以能解渴，則有同一理存在。所以道雖多端，而理則一致。道雖可變，而理則前定。而道則可以多端，容許變通，所以我們通常也只說近於道，或遠於道，或說違道不遠，卻不說合道與不合道。
現在我們試再進一步，另換一方向講。理先事物而存在，惟一而不可變。我們雖不能創造理，卻能發現理，發明理。換言之，理則是可知的。因理既然早已在那裡，而且又是老在那裡而不變，因此我們今天容或不知有此理之存在，而慢慢地終可知。格物窮理之學，即由此而建立。而道則根本並不在那裡，尚有待於某一主動者之由行動來創出道，而道又可常常變，因此道屬不可知。譬如他渴了，你哪能知道他必然會找到飲料，又哪能知道他必然會喝茶而不飲咖啡呢？此又是理與道之間一絕大不同處。
注明：本文由華夏基石管理評論摘選自錢穆所著《中國思想通俗講話》，小標題為編者所加，轉載請注明出處。
是去而不留的，是無形象可指的。因此說它是形而上，而此形而上者則是道。《易·系傳》只說到如此，而王弼卻于《易經》原有的道的觀念之外，另提出一理的觀念來，說宇宙萬物，各有它一個所以然之理。這是一個新觀點，而在後來的中國思想史上，卻演生出大影響。王弼又接著說：“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故自統而尋之，物雖眾，則知可以執一禦也。由本以觀之，義雖博，則知可以一名舉也。”這是說，宇宙間萬事萬物，既各有一個所以然之理，而萬事萬物又不勝其複雜，既是每一事物有每一事物之理，豈不理也成為很多很複雜嗎？但王弼的意思並不然。他說，事物之理好像很多很複雜，但若我們把它編排起來，會合起來，便成為一個元（即是同一的起始），一個宗（即同一的歸宿），由是才見得宇宙萬事萬物，在其背後，有一個最原始最基本的理，為宇宙一切萬象所由生。這真是一番了不起的大理論，後來的中國思想家，遂多轉移目光，注意到這一問題上。
郭象注《莊子》，也說：“物無不理，但當順之。”以前道家著重在道字，故老子說：“道生之，德畜之。”又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宇宙萬物皆生於道，故宇宙萬物皆當法於道，即依順於道。而郭象則說，宇宙萬物皆有理，故當依順於理。這在說法上，便有些不同。
王弼、郭像是魏晉時代的道家，其實已可說他們是新道家，與先秦莊老道家有不同。其次我們要提到稍後佛門中大和尚竺道生，即後代有名的生公。他也說：“理不可分，悟語極照，以不二之悟，符不分之理，謂之頓悟。”從前人只說求道明道，而竺道生則轉移重點來說悟理。
他在佛法中驚天動地的“頓悟”之說，原來是根據於“理不可分”的觀點上。而後來在唐代的華嚴宗，又演變出“事理無礙，事事無礙”的理論來。既是宇宙間每一事物之後面各有一個理，而那些理又是可以統宗會元，合一不分的，則自然可見事理無礙，甚至於事事無礙了。既是事理無礙，事事無礙，則何必有形上形下之分，又何必有入世出世之別？於是佛法便漸轉成世法，而開啟出後代宋儒的理學來。
……
所以理字觀念的提出，雖由先秦道家已開始，而直要到魏晉新道家，始發揮得精彩。佛家也因把握了這一觀點而闡揚出新佛法，而後來的宋明儒，他們注重理字，顯已融進了道佛兩家觀點，因此造成了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新儒學。
“道”“理”之異同
道是行之而然的，即是要人走了才有路，沒人走，即不成為是路。因此道是可以選擇的，如我愛向這邊走，你愛向那邊走。若有某一條路容易走得通，於是人人盡走向那一條，積而久之，這便成為大道了。因此大話道是常然的，又可說是當然的。譬如吃飯後需休息，不休息常易發胃病，因此飯後休息是當然。因其當然而大家如此，則成為常然。
至於理，則是一個所以然。為何生胃病？因其飯後不休息，這是所以然。既有所以然，便連帶有必然。飯後不休息，便必然會發胃病。此項所以然與必然，我們則說是理。
道是教人該怎樣，理是告訴人必這樣。為何該這樣呢？因其是常常這樣的。可以說，常然之謂道。又可說，當然之謂道。而理則是必然這樣的。如二加二等於四，此之謂數理，但只能說是數之理如此，卻不能說它是數之道。又如基督教徒宣揚耶穌教言，我們稱之為傳道，稱之為播道，卻不能說是傳理或播理。可見即在今天常俗用語，“道”“理”兩字，也分別得很清楚。
惟其理是事物之所以然，所以理應該先事物而存在。譬如二加二等於四，此是一數理，即在人類沒有明白這一數理之前，那項數理早該已存在。又如蘋果落地，此是一物理，我們又稱之為萬有引力之理，但在牛頓沒有發明出此萬有引力之理以前，那理也早該已存在。因此理也可說是本然的，而道則待人行之而始然，並不是本然。故二加二等於四，是數理。若我先有兩個，想湊成四個，則必再加上兩個，那種再加上兩個來湊成四個的行為與活動，則可說是道。所以道是須待行為而始完成的，因此道字的觀念裡，必然已加進了某種的事業行為與活動。至於理，則不需有事業，不需有行為與活動，而早已存在著。
因此道可以創造，孔子說：“人能巨集道，非道巨集人。”若沒有人的活動與行為，即就沒有道。既如此，道何能來宏大人，只是人在宏大道。淺言之，道路是由人開闢修造的，人能開闢修造一條便利人的道，故說人能宏道。但縱使有了這條道，若人不在此道上行，則仍等於沒有這條道，而這條道也終必荒滅了。所以說非道宏人。惟其如此，所以既說宏道，又說行道、明道、善道。總之，道脫離不了人事，脫離不了人的行為與活動。沒有道，可以辟一條。道太小，可以放寬使之成大道。道之主動在於人。
但理則不然，人只能發現理，發明理，卻不能創造理。從前人不懂飛機之理，現在給人發現了、發明了。但人最多也只能發明此飛機之理．並不能說人創造了飛機之理。因飛機之理，乃飛機之所以然，在沒有飛機以前，應該先已有了飛機之理之存在。人類只能依據此早已存在的飛機之理來創造出飛機，但人類不能因想造飛機，先創造一飛機之理。一切創造替得依於理，不能于無理處創造出理來。因此，道是待人來創辟來完成的，其主動在於人。而理則先事物而存在，不待於人之創，其主動不在人。因此，理先在，一成不變。道創生，變動不居。這是道與理之間一很大的不同點。
再言之，理是規定一切的，道是完成一切的。求完成，不限於一方法，一路線，所以道屬於多，可以變。而規定一切的理，則是惟一的，絕對的，不變的。即就以茶或咖啡解渴之例來說，茶可以解渴，咖啡也可以解渴，所以或些地區喝茶，或些地區飲咖啡。解渴之道多端，盡可以不同，但論其所以能解渴之理則是一。茶與咖啡之所以能解渴，則有同一理存在。所以道雖多端，而理則一致。道雖可變，而理則前定。而道則可以多端，容許變通，所以我們通常也只說近於道，或遠於道，或說違道不遠，卻不說合道與不合道。
現在我們試再進一步，另換一方向講。理先事物而存在，惟一而不可變。我們雖不能創造理，卻能發現理，發明理。換言之，理則是可知的。因理既然早已在那裡，而且又是老在那裡而不變，因此我們今天容或不知有此理之存在，而慢慢地終可知。格物窮理之學，即由此而建立。而道則根本並不在那裡，尚有待於某一主動者之由行動來創出道，而道又可常常變，因此道屬不可知。譬如他渴了，你哪能知道他必然會找到飲料，又哪能知道他必然會喝茶而不飲咖啡呢？此又是理與道之間一絕大不同處。
注明：本文由華夏基石管理評論摘選自錢穆所著《中國思想通俗講話》，小標題為編者所加，轉載請注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