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嚴歌苓
那還是這個世界上沒有我的時候。 大概已有些哥哥的影子了。 那些修長的手指， 那個略駝的背， 還有目空一切的默想的一雙眼， 後來都是哥哥的了。 哥哥的一切都來自這個人。 那時只有十八歲的我的母親總是悄悄注視這個人。 據說這個人的生活中一向有許許多多的忽略。 連母親的歌喉、美貌， 都險些被他忽略掉。 母親那時包了劇團中所有的主角兒， 風頭足極了， 一匹黑緞子樣的長髮， 被她編成這樣， 弄成那樣， 什麼服飾都不用， 卻冠冕似的華麗。 十八歲的母親， 眼睛驕傲天真，
這個人是我的父親。 一天她忽然對他說：“你有許多抄不完的稿子？”
他那時是歌劇團的副團長， 在樂隊拉小提琴， 或者去畫兩筆舞臺佈景。 有時來了外國人， 他還湊合著做做翻譯。 但人人都知道他是個寫書的小說家。 他看著這個挺唐突的女子， 臉紅了， 才想起這個女子是劇團的名角兒。
在抄得工整的書稿中， 夾了一張小紙簽：“我要嫁給你！”
她就真嫁給了他。 我還是個小小姑娘時， 發現母親愛父親愛得像個小姑娘， 膽怯， 又有點拙劣。 她把兩歲的我抱著， 用一個舞臺化的姿勢， 在房裡踱步。 手勢完全是戲劇中的， 拍著我， 迴腸盪氣地唱著舒伯特的《搖籃曲》， 唱得我睡意頓時雲消霧散。 我偷覷她已進入情緒的臉， 眼神不在我身上。 那時我還不明白她實際上是在唱給父親聽。
她無時無刻地不從父親那裡邀來注重、認同。 她拿起小提琴弓開始拉“哆、來、咪”。 還將左手拇指扣進調色板， 右手拈一枝筆， 穿一件斑點了色彩的大褂， 在一張空白帆布前走來走去。 要麼， 她大聲朗讀普希金，
她拿這一笑去維持後來的幾天、幾年， 抑或半輩子的生活， 維持那些沒有錢， 也沒有尊嚴的日子——都知道那段日子叫“文革”。 父親的薪水沒了， 叫“凍結”。 媽媽早已不上舞臺， 身段粗壯得飛快， 坐在一張小竹凳上， “吱呀”著它， 一晚上都在桌子上剖小魚。 她警告我們：所有的魚都沒有我和哥哥的份， 都要托人送給在鄉下“勞動改造”一年沒音信的父親。
幾條小魚被串起來， 用鹽輕醃過， 吊在屋簷下晾。 最終小魚幹縮成一片枯柳葉， 媽媽在鍋裡放一點油， 倒油之後， 她的舌頭兒飛快地在瓶口繞一圈， 抹布一樣。 不知她這種寒磣動作什麼時候已經做得如此自如。 總是我和哥哥被哄得早早上床， 她才來煎這些小魚。 煎魚的腥氣脹在房子裡， 我和哥哥被折磨得沒覺了， 起身站在廚房門口。
“小孩子大起來有得吃呢！”她發現我們， 難為情地紅了臉， 像個小姑娘偷遞信物時被人捉了個准。
她一條小魚也沒請哥哥和我吃。 我們明白那種酥、脆連骨頭都可口。 然而我們只有嗅嗅、看著， 一口一口地咽口水。
父親回來後， 只提過一回那些小魚， 說， 真想不到這種東西會好吃。 後來他沒提過小魚的事。 看得出， 媽媽很想再聽他講起它們。 她誘導他講種種事， 誘導他講到吃， 父親卻沒再講出一個關於小魚的字。 幾年中， 成百上千條小魚使他存活下來， 使他仍然倜儻地存活下來。 媽媽圍繞著父親， 以她略帶老態的粗壯身段在父親面前竭盡活潑。 這時已長大的哥哥和我有些為這個還像是小姑娘的母親發窘。
又有這個那個出版社邀請爸爸寫作了。 他又開始穿他的風衣、獵裝、皮夾克， 在某個大飯店佔據一個房間。 他也有了個像媽媽一樣愛他的女人， 只是比媽媽當年還美麗。
一天，哥哥收到爸爸一封信，從北京寄來的。他對我說：“是寫給我們倆的。完了，他要和媽媽離婚了。”
信便是這個目的，讓我和哥哥說服媽媽，放棄他，成全他“真正的愛情”。他說，他一天也沒有真正愛過媽媽。這點我們早就看出來了。他只是在熬，熬到我們大起來，他好有寫這封信的一天。我們也看出他在我們身上的犧牲，知道再無權請求他熬下去。而這個嘔心瀝血愛了大半輩子的媽媽呢？
許多天才商量好，由我向媽媽出示父親的信。她讀完它，一點聲音也沒有地靠在沙發上。好像她辛辛苦苦愛他這麼久，終於能歇口氣了。
她看看我們兄妹，畏懼地縮了一下身子，她看出我們這些天的蓄謀：我們決不會幫她將父親拖回來，並決定以犧牲她來把父親留給他愛的女人，她知道她是徹底孤立了。
這一夜，我們又聽到了那只竹凳的“吱呀”聲，聽上去它要散架了。第二天一早，幾串被剖淨的小魚墜在了屋簷下。
父親從此沒回家。一天媽媽對我說：“我的探親假到了。”
我問她去探誰。我知道父親盡一切努力在躲她，不可能讓她一年僅有的七天探親假花在他身上。
“去探你爸爸呀。”她瞪我一眼，像說：這還用問？！
又是一屋子煎小魚的香味。我們都成年了，也都不再缺吃的，這氣味一下子變得不那麼好聞。哥哥半夜跑到我房間，“叫她別弄了！”他說：“現在誰還吃那玩意兒？”
我們卻都忍不下心對她這麼說。我並且陪她上了“探親”的路，提著那足有二十斤的烘小魚。只是朦朧聽說父親在杭州一個飯店寫作。我們去一家廉價旅館下榻，媽媽說就暫時湊合，等找到父親…我心裡作痛：難道父親會請你去住他那個大飯店嗎？
四月，杭州雨特稠。頭兩天我們給憋在小旅館裡。等到通過各種粗聲惡氣的接線生找到父親的那個飯店，他已離開了杭州，相信他不是存心的，誰也不知道他的下一站，絕對無法追蹤下去。我對媽說：冒雨遊一遍西湖，就乘火車回家。
媽媽卻說她一定要住滿七天。看著我困惑並有些氣惱的臉，媽懼怕似的閃開眼睛，小姑娘認錯般地嘟噥：“鄰居、朋友都以為我見到你爸了，和他在一起住了七天……”她想造一個幻覺，首先是讓自己，其次讓所有鄰居、朋友相信：丈夫還是她的，起碼眼下是的；她和他度過了這個一年一度僅有的七天探親假，像所有分居兩地的正常夫妻一樣。她不願讓自己和別人認識到她半途折回，或者，是被冷遇逐回的。
她如願地在雨中的小旅館住滿七天。除了到隔壁一家電影院一遍一遍看同一個電影，就是去對門的小飯館吃一碗又一碗同樣的餛飩，然後堅持過完了她臆想中與父親相聚的七天。
父親再婚後很幸福。媽媽見我就問：“她會做菜吧？”我當然明白“她”指誰，我說：“做得很好。爸爸也戒煙了……”她趕緊垂下頭走開，不敢再聽。
臨回北京，我見她又把那竹凳搬到廚房。竹凳也上了歲數，透著靈肉般的柔韌光色。還是一堆小魚兒，我不阻止她，懶倚在陽臺上欣賞她工匠般的操作。她已架起老花眼鏡來做樁事了。竹像疼一樣“吱呀”著，她說，再有場“文革”就好了，你爸又被罰到鄉下，低人九等，就沒有女人要他了，只有我才要他。她不敢抬頭看我，怕我看見她眼裡那片無救的天真，還是小姑娘似的那張因非分之想而緋紅的臉。
我將一簍子烘熟的小魚捎到爸爸那裡。正是高朋滿座的時候，滿桌是繼母的國宴手藝。我對爸爸使了個眼色，將他熟識的竹簍擱在了一邊。他瞪了它一會兒，似乎也愁苦了一會兒，又去和一桌朋友嘻天哈地。
這天父親醉倒，當著七八個客人的面，突然叫了幾聲母親的名字。客人都問被叫的這個名字是誰，我自然吞聲。繼母美麗的眼裡，全是理解，全是理解……
嚴歌苓在百度搜索是這樣的！
其實她是地道的上海人，母親也是傳統上海女人，父親蕭馬是作家，祖父嚴恩春，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回國後曾在廈門大學教書，是湯瑪斯·哈代的《德伯家的苔絲》的首位中文譯者，在對時局的失望中自盡身亡。嚴歌苓的小說《陸犯焉識》跟她祖父的經歷有密切聯繫，小說最真實的部分來源於她祖父的經歷。嚴歌苓曾經透露“他是一個神童，十六歲上大學，二十五歲讀博士，之後有著長達20年的大西北監獄生涯。
從這篇散文中，看出嚴歌苓的母親對父親盲目的愛，卑微的愛，換來的離婚。
只是比媽媽當年還美麗。
一天，哥哥收到爸爸一封信，從北京寄來的。他對我說：“是寫給我們倆的。完了，他要和媽媽離婚了。”
信便是這個目的，讓我和哥哥說服媽媽，放棄他，成全他“真正的愛情”。他說，他一天也沒有真正愛過媽媽。這點我們早就看出來了。他只是在熬，熬到我們大起來，他好有寫這封信的一天。我們也看出他在我們身上的犧牲，知道再無權請求他熬下去。而這個嘔心瀝血愛了大半輩子的媽媽呢？
許多天才商量好，由我向媽媽出示父親的信。她讀完它，一點聲音也沒有地靠在沙發上。好像她辛辛苦苦愛他這麼久，終於能歇口氣了。
她看看我們兄妹，畏懼地縮了一下身子，她看出我們這些天的蓄謀：我們決不會幫她將父親拖回來，並決定以犧牲她來把父親留給他愛的女人，她知道她是徹底孤立了。
這一夜，我們又聽到了那只竹凳的“吱呀”聲，聽上去它要散架了。第二天一早，幾串被剖淨的小魚墜在了屋簷下。
父親從此沒回家。一天媽媽對我說：“我的探親假到了。”
我問她去探誰。我知道父親盡一切努力在躲她，不可能讓她一年僅有的七天探親假花在他身上。
“去探你爸爸呀。”她瞪我一眼，像說：這還用問？！
又是一屋子煎小魚的香味。我們都成年了，也都不再缺吃的，這氣味一下子變得不那麼好聞。哥哥半夜跑到我房間，“叫她別弄了！”他說：“現在誰還吃那玩意兒？”
我們卻都忍不下心對她這麼說。我並且陪她上了“探親”的路，提著那足有二十斤的烘小魚。只是朦朧聽說父親在杭州一個飯店寫作。我們去一家廉價旅館下榻，媽媽說就暫時湊合，等找到父親…我心裡作痛：難道父親會請你去住他那個大飯店嗎？
四月，杭州雨特稠。頭兩天我們給憋在小旅館裡。等到通過各種粗聲惡氣的接線生找到父親的那個飯店，他已離開了杭州，相信他不是存心的，誰也不知道他的下一站，絕對無法追蹤下去。我對媽說：冒雨遊一遍西湖，就乘火車回家。
媽媽卻說她一定要住滿七天。看著我困惑並有些氣惱的臉，媽懼怕似的閃開眼睛，小姑娘認錯般地嘟噥：“鄰居、朋友都以為我見到你爸了，和他在一起住了七天……”她想造一個幻覺，首先是讓自己，其次讓所有鄰居、朋友相信：丈夫還是她的，起碼眼下是的；她和他度過了這個一年一度僅有的七天探親假，像所有分居兩地的正常夫妻一樣。她不願讓自己和別人認識到她半途折回，或者，是被冷遇逐回的。
她如願地在雨中的小旅館住滿七天。除了到隔壁一家電影院一遍一遍看同一個電影，就是去對門的小飯館吃一碗又一碗同樣的餛飩，然後堅持過完了她臆想中與父親相聚的七天。
父親再婚後很幸福。媽媽見我就問：“她會做菜吧？”我當然明白“她”指誰，我說：“做得很好。爸爸也戒煙了……”她趕緊垂下頭走開，不敢再聽。
臨回北京，我見她又把那竹凳搬到廚房。竹凳也上了歲數，透著靈肉般的柔韌光色。還是一堆小魚兒，我不阻止她，懶倚在陽臺上欣賞她工匠般的操作。她已架起老花眼鏡來做樁事了。竹像疼一樣“吱呀”著，她說，再有場“文革”就好了，你爸又被罰到鄉下，低人九等，就沒有女人要他了，只有我才要他。她不敢抬頭看我，怕我看見她眼裡那片無救的天真，還是小姑娘似的那張因非分之想而緋紅的臉。
我將一簍子烘熟的小魚捎到爸爸那裡。正是高朋滿座的時候，滿桌是繼母的國宴手藝。我對爸爸使了個眼色，將他熟識的竹簍擱在了一邊。他瞪了它一會兒，似乎也愁苦了一會兒，又去和一桌朋友嘻天哈地。
這天父親醉倒，當著七八個客人的面，突然叫了幾聲母親的名字。客人都問被叫的這個名字是誰，我自然吞聲。繼母美麗的眼裡，全是理解，全是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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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她是地道的上海人，母親也是傳統上海女人，父親蕭馬是作家，祖父嚴恩春，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回國後曾在廈門大學教書，是湯瑪斯·哈代的《德伯家的苔絲》的首位中文譯者，在對時局的失望中自盡身亡。嚴歌苓的小說《陸犯焉識》跟她祖父的經歷有密切聯繫，小說最真實的部分來源於她祖父的經歷。嚴歌苓曾經透露“他是一個神童，十六歲上大學，二十五歲讀博士，之後有著長達20年的大西北監獄生涯。
從這篇散文中，看出嚴歌苓的母親對父親盲目的愛，卑微的愛，換來的離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