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泉湧君 · 主播 | 賞新晴
親愛的各位書友好， 今天， 我們繼續共讀《中國通史》第九篇， 第四十七至五十章， 212-228頁。
思考題：中國經濟從北向南轉移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從唐朝到明朝南北方經濟的變動
古代中國是農業國家， 國家稅收主要依靠生產糧食和紡織業， 因此我們將從這個方面， 瞭解從唐到明， 中國經濟的變化。
先說漕運。
唐代安史之亂之前， 中國經濟的支撐點偏重于北方黃河流域。
隋煬帝登基後， 修建的最主要工程就是開通運河， 大業元年開通濟渠， 用來收納來自西部的糧穀；大業四年開通永濟渠， 收納來自東北和東南兩個方向的糧食。
到了唐代， 江南的戶口增多， 收到中央的糧草也隨之變多， 漕運成了政府非常重視的問題， 但是中國的糧食主產區依然是河南、河北以及山東地區。
安史之亂後， 唐政府的財政收入主要靠長江一帶的稅收， 此時的河北、山東有藩鎮割據，
中央無法收這些地區的稅收和糧草， 所以糧食從長江進入黃河的漕運工程成了國家大事。
到了宋朝， 宋代建都汴京， 主要因素就是遷就漕運， 汴京周圍水路發達， 總共有四條漕運路線向汴京輸送糧食。
北宋時，
元代建都燕京， 粟米來源依然依靠江南地區， 還創造一種海上漕運， 從海上將糧食運到北方， 元世祖時期， 海運糧食達到二百五十多萬石。
明代的漕運經歷了五次變化， 首先仍然是河運， 通過長江進入淮河， 再運往黃河， 然後到達北方；其次是海陸兼運， 陸路漕運通道也開始普及；之後是支運、兌運， 最後是改兌。
明朝時用於漕運的船有一萬一千七百七十只， 官軍十二萬人。
當時北方供應的糧食只有南方的五分之一， 中央全靠南方供應糧食， 每年支出的運費也非常龐大。
到了清朝， 南北方漕運差距更加明顯，
可見從唐到明清， 中國經濟重心已經從北方轉移到南方。
說完漕運， 再來談談農業稅收的另一個大頭——紡織業。
中國的桑蠶最早也起源於北方， 春秋時期， 就有很多地方用“桑”字作為地名。
隋唐時期， 紡織業在北方很繁盛， 當時的江南還沒有桑蠶養殖和紡織業。 到了宋代， 汴京的紡織物， 頗有名氣。
桑蠶紡織業的南移是從明代開始的， 明代時， 絹稅已經是南多北少。
到了清代， 全國只剩下江甯、蘇州、杭州織造。
也就是說產絲綢的只有江蘇、浙江兩個省份， 徹底完成了由北向南的轉移。
那麼， 造成中國經濟重心由北向南轉移的原因是什麼呢？
中國經濟南移的原因
錢穆認為中國經濟文化從北方轉移到南方的主要原因有八個：
一是黃河易生水患， 而且多次變道。 比如周定王晚年、王莽建國三年、宋仁宗慶曆八年等， 黃河共發生六次決堤， 造成重大損失， 嚴重影響農業生產。
二是政治腐敗， 河工貪腐瀆職， 導致疏浚河道不及時， 以至於政府花很多錢卻收效少。
三是當時宋遼對峙， 邊境經常生亂， 百姓無法安定， 影響農業生產。
第四個原因類似， 宋不僅和大遼對峙， 還和夏對峙， 所以整個北方農業生產區都受到嚴重影響。
五是金人統治時期， 政治退步， 北方農村人口被搶去當兵， 荒廢了農業。
六是蒙古吞併金國，破了河南、河北等州郡，兩河流域以及山東地區被蒙古軍隊屠城，人口損失嚴重，錢財、牛羊等被洗劫，城屋被燒毀，生產力都南渡避難了。
七是元代政治黑暗，軍隊要屯田，寺廟要屯田，於是軍人和僧侶會侵佔農民的田地，造成農業人口流失。
最後一個原因是連年征戰，北方很多地方已經化為廢墟，極其蕭條，已經沒有人願意在此定居和生產。
綜合上述的種種原因，北方已經沒有漢唐時期的鼎盛氣象，故中國經濟重心南移。
宋元明三代的學術
隋唐科舉制度興起後，貴族門第開始衰落，由於學術文化傳播更加廣泛，老百姓有更多的機會成為公卿。
民間出現了許多藏書家，讀書的人多了，書院也隨之增多，因此宋朝時學術氛圍很濃厚。
宋初的讀書人是在寺廟裡面借讀，後來出現了很多仿造寺院規劃修建的書院。比如白鹿洞書院、嶽麓書院等等。原來私人聚徒講學慢慢變成了書院講學。
而且宋朝的讀書人地位很高，講學自由，宋朝的學者講的是接近平民生活的人生、社會、國家等方面的內容，而不講佛教道教的出世長生之道，也不講霸道的君王將相事業。
宋代自范仲淹和王安石變法失敗後，已經覺醒到要改變現實，應該先從教育入手。
因此心中有所抱負的讀書人都走上講臺，向學生講學。講學需要講堂，有了講堂，又需要講義。由於來聽的人程度不同，時間也不固定，因此講學分為了兩派。
一派是陸象山教法，主張因人施教，直指本心。陸象山學派傳承自二程兄弟，程頤程顥主張人靜坐，就是好學，重視語錄。
另外一派的代表朱熹，朱熹認為選幾本重要的書，一直討論和不斷講說，就可以讓學生明白。朱熹的《四書集注》成了後來元代錄取士人的準繩。
講學再發展到王陽明時候，王陽明提倡良知之學。講學的人不必到書院，只需要幾次談話就可以了，也就變成了非學校的社會化公開講學。
宋明兩代共六百多年，除了宋慶曆、熙甯以及明朝洪武和永樂年外，政府不能主持教育，領導學術。
而社會上的學術氛圍日趨濃厚，對教育的要求也要與時俱進，因此，宋明時期的儒家講學風潮非常繁盛。
有書君語：本周我們共讀的書是《中國通史》，錢穆先生一生著述豐富，史學和文化學專著多達80餘種，逾1700萬言，在國內外學術界影響深遠。
從先秦諸子百家到明清，從理學到文學，從經學到政治，無一不通。尤其是其早期代表作品，不僅開一代風氣之先，也讓後人看到了那個時代的史學架構可能企及的思想認識高度，至今在港澳臺及海外幾乎無出其右。
錢穆是難得的深入人心的講史者，曾三度講授“中國通史”：一于北京大學，二於西南聯大，三於香港新亞。所幸，這第三度講授底本，終被一個叫葉龍的學生給記錄了下來。
錢穆版《中國通史》這一塵封多年的通史經典，必定為萬象紛亂的讀史熱潮注入一股清流，它或許不是最周贍的通史，但一定是最具情懷的中國史。這本講稿的價值如何認定尚未可知，但其之于“錢學”，以及它背後那份對於中國史的溫情與敬意，無疑頗具意義。
六是蒙古吞併金國，破了河南、河北等州郡，兩河流域以及山東地區被蒙古軍隊屠城，人口損失嚴重，錢財、牛羊等被洗劫，城屋被燒毀，生產力都南渡避難了。
七是元代政治黑暗，軍隊要屯田，寺廟要屯田，於是軍人和僧侶會侵佔農民的田地，造成農業人口流失。
最後一個原因是連年征戰，北方很多地方已經化為廢墟，極其蕭條，已經沒有人願意在此定居和生產。
綜合上述的種種原因，北方已經沒有漢唐時期的鼎盛氣象，故中國經濟重心南移。
宋元明三代的學術
隋唐科舉制度興起後，貴族門第開始衰落，由於學術文化傳播更加廣泛，老百姓有更多的機會成為公卿。
民間出現了許多藏書家，讀書的人多了，書院也隨之增多，因此宋朝時學術氛圍很濃厚。
宋初的讀書人是在寺廟裡面借讀，後來出現了很多仿造寺院規劃修建的書院。比如白鹿洞書院、嶽麓書院等等。原來私人聚徒講學慢慢變成了書院講學。
而且宋朝的讀書人地位很高，講學自由，宋朝的學者講的是接近平民生活的人生、社會、國家等方面的內容，而不講佛教道教的出世長生之道，也不講霸道的君王將相事業。
宋代自范仲淹和王安石變法失敗後，已經覺醒到要改變現實，應該先從教育入手。
因此心中有所抱負的讀書人都走上講臺，向學生講學。講學需要講堂，有了講堂，又需要講義。由於來聽的人程度不同，時間也不固定，因此講學分為了兩派。
一派是陸象山教法，主張因人施教，直指本心。陸象山學派傳承自二程兄弟，程頤程顥主張人靜坐，就是好學，重視語錄。
另外一派的代表朱熹，朱熹認為選幾本重要的書，一直討論和不斷講說，就可以讓學生明白。朱熹的《四書集注》成了後來元代錄取士人的準繩。
講學再發展到王陽明時候，王陽明提倡良知之學。講學的人不必到書院，只需要幾次談話就可以了，也就變成了非學校的社會化公開講學。
宋明兩代共六百多年，除了宋慶曆、熙甯以及明朝洪武和永樂年外，政府不能主持教育，領導學術。
而社會上的學術氛圍日趨濃厚，對教育的要求也要與時俱進，因此，宋明時期的儒家講學風潮非常繁盛。
有書君語：本周我們共讀的書是《中國通史》，錢穆先生一生著述豐富，史學和文化學專著多達80餘種，逾1700萬言，在國內外學術界影響深遠。
從先秦諸子百家到明清，從理學到文學，從經學到政治，無一不通。尤其是其早期代表作品，不僅開一代風氣之先，也讓後人看到了那個時代的史學架構可能企及的思想認識高度，至今在港澳臺及海外幾乎無出其右。
錢穆是難得的深入人心的講史者，曾三度講授“中國通史”：一于北京大學，二於西南聯大，三於香港新亞。所幸，這第三度講授底本，終被一個叫葉龍的學生給記錄了下來。
錢穆版《中國通史》這一塵封多年的通史經典，必定為萬象紛亂的讀史熱潮注入一股清流，它或許不是最周贍的通史，但一定是最具情懷的中國史。這本講稿的價值如何認定尚未可知，但其之于“錢學”，以及它背後那份對於中國史的溫情與敬意，無疑頗具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