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文本分繁簡兩大系統， 現存簡本又以插增本——以插增田虎王慶故事相標榜的版本為最早。 歐洲數家圖書館藏有若干插增本殘本，
2007年12月， 我通過購物網站ebay， 在一家英國店鋪買到23張《水滸傳》殘葉， 鑒定後發現它們是一部明刻插增甲本的書葉， 而且與歐洲所藏插增甲本殘本內容互補， 極有可能是那部書中散失出來的一部分。 這無疑屬於《水滸傳》早期文本的新發現。 2008年12月， 國家圖書館舉辦紀念鄭振鐸誕辰110周年座談會， 我以《插增本<<水滸傳>的搜尋研究與鄭振鐸先生的篳路之功》為題 提交了一篇文章， 順便介紹了我買到的插增甲本殘葉的基本情況。 此文後被收入國家圖書館古籍館編輯的內刊《文津流觴》第25期“鄭振鐸紀念專號”，
近年來， 不時有學者聯繫我， 希望能得到殘葉文字作進一步研究， 我也盡力提供幫助。 這說明殘葉對《水滸傳》研究仍有價值， 最好的辦法是公之於眾， 使更多學者可以利用。 而且這些《水滸傳》書葉從中國到歐洲， 再從歐洲到中國的傳奇經歷， 凝聚了400年來中歐文化學術交流的盛緣。
一、 插增本與插增甲本
插增本《水滸傳》最早是由鄭振鐸先生發現的。 1927年夏， 鄭振鐸遊歷歐洲， 在巴黎的法國國家圖書館( Bibliothèque nationale)看到十部《水滸傳》， 除去文字相同的， 共有五種不同的本子， 其中最讓他驚喜的， 是《新刻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慶忠義水滸全傳》。 這也是中外研究者第一次發現“插增本”。
在《巴黎國家圖書館中之中國小說與戲曲》一文中[②] ，鄭振鐸說：
《新刻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慶忠義水滸全傳》，全書不知若干卷，若干回，僅殘存第二十卷全卷及二十一卷半卷[③] 。所敘為王慶的始末，僅至宋江起兵征伐王慶，連克堅城為止，未及王慶的滅亡。但這一本書，雖為零星殘缺的剩本，卻有無比的高價，可信為現存的《水滸傳》中最古的一個刻本。全書一頁分為上下兩截，上截占全頁面積三分之一，是插圖，下截占全頁面積三分之二，是文字。像這樣形式的刻本，是很古遠的，大約是南宋末葉很流行的式樣；阮氏翻刻的宋本《列女傳》是如此，日本內閣文庫所藏的幾部古代平話，如《三國志平話》、《武王伐紂書》也是如此，惟不能斷定究為元和明的刻本。
當時，人們看到的《水滸傳》多為清代版本，幾部明末刻本還未被發現，嘉靖殘本更是不為世人所知，說這部殘本“可信為現存的《水滸傳》中最古的一個刻本”，並無不妥。惟認為該本或早至元代，從文本、字體、版式等方面看不大可能。鄭振鐸自己後來也修正了對此書版本的看法，在 1929年的《水滸傳的演化》中，鄭振鐸說：
這部《插增田虎王慶忠義水滸傳》，其版式與餘氏雙峰堂所刊的《三國志傳》完全相同，上格為圖，下格為文字，紙張也是相同的，可證其為同一的刊本。……餘氏刻書的時代是萬曆之間，這部《插增田虎王慶忠義水滸傳》想亦出於這個時候。
鄭振鐸還認為，此書以“插增田虎王慶”為號召，“水滸故事”的演變至此始宣告完成，乃是後來各簡本的“祖本”。不過後來他主持《水滸全傳》校勘工作時，認為插增本等簡本都是繁本的刪餘之物，錯訛不堪，不再把它們列入參校本。
繼鄭振鐸發現巴黎藏本，歐洲學者又在英國牛津大學發現了一張殘葉。此葉先由荷蘭漢學家兌聞達（J.J.L.Duyvendak，1889-1954）於1949年公佈，複由法國漢學家戴密微（Paul Demieville，1894-1979）於1956年在《通報》（T’oung Pao）作了介紹。這使人們知道的插增本又增加一葉[④]。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對插增本的搜尋研究獲得突破。美國夏威夷大學的馬幼垣先生，窮數年之力，在各國學者的幫助下，遍詢世界上幾百家圖書館，在歐洲又發現了幾冊插增本的殘本。其中有二冊與巴黎藏本板式相同，即每葉有兩張插圖，每個半葉都有一張圖。這兩冊一藏哥本哈根丹麥皇家圖書館，內容存招安、征遼和征田虎一段，與巴黎本相鄰而不重複；一藏西德斯圖加特州立瓦登堡圖書館，內容在前半部分，存自林衝刺配至清風寨花榮捉秦明一段，中有缺葉。
同時發現的還有另一個版本的簡本《水滸傳》，其中一卷書名為《新刻全本插增田虎王慶忠義水滸志傳》，同樣以插增田王故事為號召，但每葉只得一個插圖，即前半葉無圖，後半葉有圖，也有兩冊，一藏梵蒂岡教廷圖書館，一藏東德德累斯頓的邦立薩克森圖書館。它們是一部書分拆開的二冊，合起來正好存相對完整的三十九回，包括征遼、征田虎、征王慶、征方臘，直至全書終結。為研究方便，馬幼垣按發現時間的先後，將每葉二圖的本子稱為插增甲本，將每葉一圖的本子稱為插增乙本。
馬幼垣對《水滸傳》進行了歷時20年的研究，陸續發表許多重要成果，最終收入《水滸論衡》與《水滸二論》兩集，並將同屬插增本系統的插增甲本、插增乙本和餘氏雙峰堂刻《水滸志傳評林》本的文字進行對勘，於2004年出版《插增本簡本水滸傳存文輯校》[⑤]。 他的資料詳實周全，研究深入細密，解決了與插增本、簡本有關的大量疑難問題，也給後來學者提供了研究方便。
二、插增甲本在歐洲
從鄭振鐸到馬幼垣，學者們在歐洲找到的插增甲本《水滸傳》，總計三冊加一葉，分藏在法國巴黎、丹麥哥本哈根、德國斯圖加特和英國牛津大學的圖書館。這幾本書內容互不重複，哥本哈根本還和巴黎本首尾相接（哥本書尾殘缺），馬幼垣認為，這說明它們原是一整套書，後被拆分為零冊，流散到歐洲各地。
馬幼垣和歐洲學者的研究結果，讓這部插增甲本《水滸傳》在歐洲的經歷充滿傳奇色彩，我們不妨多引用一些。
牛津大學圖書館藏的殘葉，館方有明確記錄，是由荷蘭萊頓大學歷史系教授兼圖書館館長墨路臘（Paullus Merula，1558-1607）送給英國人某氏的，後來轉贈後給牛津大學。墨路臘卒于1607（萬曆三十五年）7月19日，贈書一事必在此前，而當時恰有一批中國書被運到荷蘭出售，這也是有史可稽的第一批來到歐洲的中國圖書。
據荷蘭學者邵博（Bert van Selm）研究，1603年（萬曆三十一年），荷蘭探險家兼海軍上將韓斯璩（Jacob de Heemskersk，1567-1607）帶領艦隊，在亞洲海上劫奪了從澳門出發的兩條葡萄牙大型商船，並將船和貨物運回荷蘭。第二艘船中的貨物於1605年3月運到阿姆斯特丹，於9月21日拍賣。邵博相信第二批貨物中包括為數不少的中文書籍。因為當時在歐洲頗負盛名的大書商卡斯（Cornelis Claesz, 或作黎高來，Cornelius Nicolai,ca.1546-1609），這段時間在阿姆斯特丹出售一批中文書籍，並印了目錄。據後世書目（1653）轉引，卡斯的售書目錄說：“一批品類繁複的中文書籍，即首次自中國或中國人領域進口的書籍，紙墨皆珍異。1605年，阿姆斯特丹，黎高來刊。”時間、地點剛好和墨路臘向英國人贈送《水滸》書葉的情形相吻合。
巴黎藏插增甲本的封面上，寫著“萬曆□□□年照驗”幾個字。據戴密微辨識，中間殘缺的三個字是繁體的“貳十貳”，馬幼垣認同這一說法。萬曆二十二年為1594年，時間正在1603年荷蘭艦隊劫船和1605年賣書之前。因此研究者相信這部插增甲本就是卡斯拍賣的中國書中的一種。當時歐洲人沒有誰懂得中國字，買中文書無非為了獵奇，因此書商就把一大套書拆分零賣以求厚利，造成是書分藏各國的現狀。
無論如何，牛津殘葉至遲在1607年已來到歐洲，插增甲本《水滸傳》是最早出口到歐洲的中國書中唯一知道書名 的一部，這是可以確定的。
三、來自英國的23張殘葉
現在要說到新發現的殘葉了。
2007年12月，我在ebay看到英國賣家Now05then08的店鋪有幾冊帶圖畫的中文書，賣家不諳中文，將它們都標識為日本出版物。實際上，其中三冊是上世紀末榮寶齋或朵雲軒刊刻的木板畫冊。另一冊紙色古舊、上圖下文的書，是用中文舊書的書葉剪貼而成的硬皮本子，賣家說它是“Antique Hagakure book，guide for the Samurai warrior”，當成了古時《葉隱》一類的日本武士道修行指南。他提供的圖片很小，但可勉強看到朱貴、林沖等人名，我意識到這是一部舊刊《水滸傳》的殘葉，就參與競拍，花費26英鎊買了回來。
拿到書後，我首先判斷這些殘葉並非日本刻本，而是來自一部明版書，從字體看，應在萬曆前期。幸運的是，其中一頁帶有書名“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慶忠義水滸全傳卷之三”，檢索書目，發現它可能是《水滸傳》的插增甲本。恰好當時馬幼垣的兩部水滸論著剛由三聯書店出版，研讀之後，可以肯定它們是插增甲本。
殘葉共有23張，原來的書主人沿著板框將每半葉圖文剪下來，並裱貼在硬紙上裝訂成冊，因此是23個半葉。版心文字資訊一字不存。殘葉內容大致集中，主要為林沖上山和楊志賣刀兩段，少數為靠後的故事。將葉子排好順序，按照圖像的題目，存如下內容，其中一葉卷端有書名，另存三回回目（圖一至圖二十三）。
林沖管住草料場
陸謙放火燒草場
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慶忠義水滸全傳卷之三
第十回 朱貴水亭施號箭 林沖雪夜上梁山
林沖醉臥雪堆中
林沖被捉遇柴進
林沖逃走梁山泊
林沖酒店題歎詩
林沖店內見朱貴
王倫杜遷見柴進
王倫要討投名狀
林沖下山投東去
第十一回 梁山泊林沖入草 汴梁城楊志賣刀
楊志大怒趕林沖
林沖忿力戰楊志
楊志在京賣寶刀
楊志怒恨殺牛二
楊志拿刀去首官
楊志投見梁中書
周瑾與楊志比箭
楊志射周瑾落馬
朱仝雷橫去捕賊
第十三回 赤發鬼醉臥靈官廟 晁天王舉義東溪村
雷橫廟裡投（捉）劉唐
將王婆剮死示眾
燕順置酒待宋江
花榮計策捉秦明
雖然書葉失去了版心，但從版式看，與馬幼垣描述的版面特點及提供的書影完全一致：板框尺寸統一（圖一板框高20.5cm，巴黎藏本板框高在20.1cm-20.9cm之間）；上圖下文；圖占版面四分之一，插圖風格一致，圖兩旁有標題；正文半葉13行23字；與斯圖加特藏本書名完全一樣。據此可以確定它們就是插增甲本，至少是同一版本系統。
後來我用殘葉與馬幼垣《插增本簡本水滸傳存文輯校》對照閱讀，又有一個驚奇的發現，那就是殘葉與斯圖加特藏本之間，存在十分緊密的關係。
斯圖加特藏本現存90葉（圖二十四為其中一頁，轉引自《水滸論衡》），其中有殘缺，有的整葉不存，有的殘存一半。而新得殘葉23張，與斯藏本的缺葉完全互補，凡是斯藏本有的，這本就沒有；這本有的，斯藏本就沒有。特別是斯藏本中有幾回基本完整，只缺半葉，恰恰這冊裡有幾個半葉，正是那本所缺的，文字銜接，若合符契。
如“林沖管住草料場”，斯藏本上葉最後是“只是小人家”，此葉開端是“離得遠了”；“朱仝雷橫去捕賊”，斯藏本上葉最後是“姓雷名橫，身長□□□”，此葉開端是“寸”（斯藏本缺字處，《水滸志傳評林》作“身長七尺五寸”）；“花榮計策捉秦明”，斯藏本上葉最後是“秦明”，此葉開端是“引軍趕時”。等等。“巧合”到這種程度，只能有一個解釋：新發現的23張殘葉，就是斯圖加特藏本中散落出來的。如果能將殘葉與斯藏本作實物拼合，當可得到確證[⑥]。
這也再次說明分散在歐洲各地的插增甲本，原來共屬於一套書。
四、新得殘葉的價值
鄭振鐸初見插增本，正是學界對《水滸傳》繁簡二本誰前誰後熱烈討論的時候。鄭振鐸當時主張簡前繁後，插增本多出田虎王慶故事，是一個“全本”，增添了簡本的重要性，所以他欣喜異常，說“雖為零星殘缺的剩本，卻有無比的高價”。後來容與堂本等含有田王故事的繁本《水滸傳》明刻本陸續發現，鄭振鐸轉而主張繁前簡後，插增本被看作刪餘之物，又僅存殘卷，地位自然下降。但從更廣角度看，插增本仍有其獨特價值。
自上世紀三十年代以來，《水滸傳》明刻本時有發現，最早的全本是萬曆二十二年（1594）餘象鬥刻《水滸志傳評林》，也是一部簡本。傳入歐洲的插增甲本，刊刻年代早于《評林》，從整體看是存世《水滸傳》最早的版本之一。若分內容看，版本比插增甲本早的有嘉靖本《忠義水滸傳》殘本，文本早的有插增乙本，但二書僅存後半部分，前面內容仍以插增甲本為現存最早，其插圖也是現存最早的水滸畫。這樣一部書，雖然只剩殘編斷簡，仍然值得寶貴。就像馬幼垣說的：“插增本是連一紙殘葉也該慎重處理的本子，任何發現都可能有舉足輕重的影響。”所以歐洲所藏三冊一葉插增甲本，均有影印本行世，並未因其殘缺而被忽視。
歐洲這部插增甲本，還是有書名可考的最早出口到歐洲的中國書，從中西文化交流角度來看，擁有獨特地位。如今部分殘書能以偶然的機會回到故土，也是一件難得的事。
馬幼垣曾表示，歐洲方面再有插增本（不論甲本乙本）新殘冊出現的可能性不高，日本的可能性更低，中國大陸的情形則尚難斷言[⑦]。又說：除非確知大陸或其他地方還有未見得到的大聚義之前的插增本出現，他將不再繼續追尋插增本了[⑧]。而今這些曾曆歐洲、重返中國的大聚義前的插增甲本書葉，可以為馬先生提供新的研究資料了。
插增甲本是明代福建書坊為牟利而粗製濫造之書，《插增本簡本水滸傳存文輯校》對此作了全面揭示。但這不等於它一無是處。如林沖在朱貴酒店題詩，新得殘葉是八句五言詩：
仗義是林沖，為人最樸忠。
江湖馳名望，慷慨聚英雄。
身世浮萍梗，功名類轉蓬。
他年若得志，威鎮在山東。
容與堂本也是八句五言：
仗義是林沖，為人最樸忠。
江湖馳聞望，慷慨聚英雄。
身世悲浮梗，功名類轉蓬。
他年若得志，威鎮泰山東。
《評林》本卻是四句七言：
仗義林沖最樸忠，馳名慷慨聚英雄。
身世今如浮萍梗，他年得志鎮山東。
在詩體字數上，插增本與容與堂本相同，但有三處異文：“馳名望”與“馳聞望”、“浮萍梗”與“悲浮梗”、“在山東”與“泰山東”。評林本與插增本詩體不同，這三處文字卻相同。至少就“威鎮在山東”與“威鎮泰山東”而言，前者優於後者，因為梁山泊分明在泰山之西，怎麼會“威震泰山東”呢？山東又不是以泰山得名的。所以插增甲本雖然是坊刻，是刪節本，但仍有其版本價值。至於價值大小，還有待於通過全面校勘來揭示。
五、甲、乙本的定名與其他
插增甲本、插增乙本，是馬幼垣根據發現時間前後命名的。通過比勘，他得出乙本早於甲本的結論。他同時認為，甲、乙本得名已久，如果按文本先後順序改換過來，會造成混亂。
從工作角度看，確實沒有換名的必要。但是從學術角度看，這種命名方式又不盡合理，應該探討一個更能從本質上區分二本的名稱。
新得殘葉被裁去了版心，但歐洲保存的三冊一葉插增甲本，版心均有簡化的書名，如“全像水滸”“全像水滸傳”“全相水滸傳”“全像水滸全傳”等。所有書名突出的都是“全像”二字。這個本子每葉有兩張圖畫，在文本同為插增田王故事的情況下，“全像”是它自我標榜的特點和優勢。而插增乙本每葉只有一張圖畫，版心就沒有“全像”字樣。
余象鬥《評林》本序言上欄有一則《水滸辨》，稱“水滸一書，坊間梓者紛紛：偏像者十餘副，全像者只一家，前像板字中差訛，其板蒙舊，惟三槐堂一副，省詩去詞，不便觀誦。今雙峰堂餘子改正增評，有不便覽者芟之，有漏者刪之，內有失韻詩詞欲削去，恐觀者言其省漏，皆記上層。前後廿餘卷，一言一句，並無差錯。士子買者，可認雙峰堂為記”。根據裡面透露出的資訊，可知在當時書業，把每葉兩圖的書叫作“全像本”，把每葉一圖的書叫作“偏像本”，把畫像置於書前的叫作“前像本”。當萬曆二十二年，閩中書坊的《水滸傳》有“偏像本”書版十餘副，“全像本”卻只有一副，顯然是具有競爭力的新產品，所以餘氏雙峰堂選擇“全像”版式來爭取優勢。從這個角度看，所謂“插增甲本”，在當時應叫“全像插增本”，“插增乙本”，則應叫“偏像插增本”。
坊刻書籍的書名，往往就是書坊的廣告，要把自己產品的優點，通過誇張的書名告訴讀者。因此從書名也可以推斷出一部書擁有何種產品形態。試看“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慶忠義水滸全傳”，比起“忠義水滸傳”來，至少增加了以下幾個項目：全、插增田虎王慶、全像、京本。也就是說，依次減去這幾個項目，就會比較接近原始文本。插增本複雜的書名，表明它已是文本演進的後期形態，不可能是《水滸傳》早期祖本。
從增加內容（插增田虎王慶）到增加插圖（全像），反映出當時圖書市場競爭的激烈。《水滸傳》在明代後期風靡一時，自然引來坊賈競相翻刻。按照市場法則，一件商品要在競爭中勝出，必須儘量壓低成本、提高品質、豐富功能。古時出版成本有幾大塊：刻板的材料費、工錢和紙墨成本，這些都是硬成本，很難壓縮。在競爭壓力下非要減少支出，只能偷工減料，反映在書中就是大量刪節文字、粗製濫造。一味刪減也不是辦法，讀者早晚會不買帳，這就需要增加產品功能，提高附加值。現在看來，萬曆時期福建書坊的辦法是在書的厚薄大小保持基本一致的情況下，增加故事情節和圖畫，在圖書內容上進行競爭：你每葉插一張圖，我就插二張；你增加了田虎、王慶故事，我就增加詩詞評論，所有這些擠佔了版面，只好再刪削文字。所以，在插增本系統的三種書中，偏像本每葉一圖，文字最詳；全像本每葉二圖，詳略居中；《評林》本每葉二圖之外還增加評論一欄，文字最簡略。
全像插增本（甲本）比偏像插增本（乙本）多增加了圖像，在產品形態上更先進一些，其文本形成時間應晚於後者。這與馬幼垣通過文字比勘得出的結論正可相互印證。
[①] 中國的圖書館目前未發現藏有插增本。吳希賢編《所見中國古代小說戲曲版本圖錄》（北京：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5年）第3冊收有數幅插增甲本和乙本書影，似為殘書，內容與歐洲所藏本重合。吳希賢所見書據雲乃康生強佔之書，文革結束落實政策後不知所終。見馬幼垣《梁山聚寶記》，《水滸二論》第21-23頁，北京：三聯書店，2007年。
[②] 《小說月報》第18卷之第11期，1927年11月。
[③] 二十一卷實存四葉，不足半卷。馬幼垣有說。
[④] 馬幼垣《現存最早的簡本<水滸傳>----插增本的發現及其概況》，《水滸論衡》第51-89頁，北京：三聯書店，2007年。下述插增本搜尋、研究過程均見此文，不再出注。
[⑤] 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2004年。該書印刷120套，由作者分贈世界各大圖書館收藏。筆者在中山大學王丁教授的幫助下得以借讀，謹致謝忱。
[⑥]1982年發現斯圖加特藏本後，發現者魏漢茂（Hartmut Walravens）於當年底影印50本出售流通。也可用此影本來研究斯藏本與新得殘葉的關係，但筆者尚未借到此書。
[⑦] 《梁山聚寶記》，《水滸二論》第24頁。
[⑧] 《兩種插增本<水滸傳>探索——兼論若干相關問題》，，《水滸二論》第125頁。
刊于《華西語文學刊》
在《巴黎國家圖書館中之中國小說與戲曲》一文中[②] ，鄭振鐸說：
《新刻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慶忠義水滸全傳》，全書不知若干卷，若干回，僅殘存第二十卷全卷及二十一卷半卷[③] 。所敘為王慶的始末，僅至宋江起兵征伐王慶，連克堅城為止，未及王慶的滅亡。但這一本書，雖為零星殘缺的剩本，卻有無比的高價，可信為現存的《水滸傳》中最古的一個刻本。全書一頁分為上下兩截，上截占全頁面積三分之一，是插圖，下截占全頁面積三分之二，是文字。像這樣形式的刻本，是很古遠的，大約是南宋末葉很流行的式樣；阮氏翻刻的宋本《列女傳》是如此，日本內閣文庫所藏的幾部古代平話，如《三國志平話》、《武王伐紂書》也是如此，惟不能斷定究為元和明的刻本。
當時，人們看到的《水滸傳》多為清代版本，幾部明末刻本還未被發現，嘉靖殘本更是不為世人所知，說這部殘本“可信為現存的《水滸傳》中最古的一個刻本”，並無不妥。惟認為該本或早至元代，從文本、字體、版式等方面看不大可能。鄭振鐸自己後來也修正了對此書版本的看法，在 1929年的《水滸傳的演化》中，鄭振鐸說：
這部《插增田虎王慶忠義水滸傳》，其版式與餘氏雙峰堂所刊的《三國志傳》完全相同，上格為圖，下格為文字，紙張也是相同的，可證其為同一的刊本。……餘氏刻書的時代是萬曆之間，這部《插增田虎王慶忠義水滸傳》想亦出於這個時候。
鄭振鐸還認為，此書以“插增田虎王慶”為號召，“水滸故事”的演變至此始宣告完成，乃是後來各簡本的“祖本”。不過後來他主持《水滸全傳》校勘工作時，認為插增本等簡本都是繁本的刪餘之物，錯訛不堪，不再把它們列入參校本。
繼鄭振鐸發現巴黎藏本，歐洲學者又在英國牛津大學發現了一張殘葉。此葉先由荷蘭漢學家兌聞達（J.J.L.Duyvendak，1889-1954）於1949年公佈，複由法國漢學家戴密微（Paul Demieville，1894-1979）於1956年在《通報》（T’oung Pao）作了介紹。這使人們知道的插增本又增加一葉[④]。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對插增本的搜尋研究獲得突破。美國夏威夷大學的馬幼垣先生，窮數年之力，在各國學者的幫助下，遍詢世界上幾百家圖書館，在歐洲又發現了幾冊插增本的殘本。其中有二冊與巴黎藏本板式相同，即每葉有兩張插圖，每個半葉都有一張圖。這兩冊一藏哥本哈根丹麥皇家圖書館，內容存招安、征遼和征田虎一段，與巴黎本相鄰而不重複；一藏西德斯圖加特州立瓦登堡圖書館，內容在前半部分，存自林衝刺配至清風寨花榮捉秦明一段，中有缺葉。
同時發現的還有另一個版本的簡本《水滸傳》，其中一卷書名為《新刻全本插增田虎王慶忠義水滸志傳》，同樣以插增田王故事為號召，但每葉只得一個插圖，即前半葉無圖，後半葉有圖，也有兩冊，一藏梵蒂岡教廷圖書館，一藏東德德累斯頓的邦立薩克森圖書館。它們是一部書分拆開的二冊，合起來正好存相對完整的三十九回，包括征遼、征田虎、征王慶、征方臘，直至全書終結。為研究方便，馬幼垣按發現時間的先後，將每葉二圖的本子稱為插增甲本，將每葉一圖的本子稱為插增乙本。
馬幼垣對《水滸傳》進行了歷時20年的研究，陸續發表許多重要成果，最終收入《水滸論衡》與《水滸二論》兩集，並將同屬插增本系統的插增甲本、插增乙本和餘氏雙峰堂刻《水滸志傳評林》本的文字進行對勘，於2004年出版《插增本簡本水滸傳存文輯校》[⑤]。 他的資料詳實周全，研究深入細密，解決了與插增本、簡本有關的大量疑難問題，也給後來學者提供了研究方便。
二、插增甲本在歐洲
從鄭振鐸到馬幼垣，學者們在歐洲找到的插增甲本《水滸傳》，總計三冊加一葉，分藏在法國巴黎、丹麥哥本哈根、德國斯圖加特和英國牛津大學的圖書館。這幾本書內容互不重複，哥本哈根本還和巴黎本首尾相接（哥本書尾殘缺），馬幼垣認為，這說明它們原是一整套書，後被拆分為零冊，流散到歐洲各地。
馬幼垣和歐洲學者的研究結果，讓這部插增甲本《水滸傳》在歐洲的經歷充滿傳奇色彩，我們不妨多引用一些。
牛津大學圖書館藏的殘葉，館方有明確記錄，是由荷蘭萊頓大學歷史系教授兼圖書館館長墨路臘（Paullus Merula，1558-1607）送給英國人某氏的，後來轉贈後給牛津大學。墨路臘卒于1607（萬曆三十五年）7月19日，贈書一事必在此前，而當時恰有一批中國書被運到荷蘭出售，這也是有史可稽的第一批來到歐洲的中國圖書。
據荷蘭學者邵博（Bert van Selm）研究，1603年（萬曆三十一年），荷蘭探險家兼海軍上將韓斯璩（Jacob de Heemskersk，1567-1607）帶領艦隊，在亞洲海上劫奪了從澳門出發的兩條葡萄牙大型商船，並將船和貨物運回荷蘭。第二艘船中的貨物於1605年3月運到阿姆斯特丹，於9月21日拍賣。邵博相信第二批貨物中包括為數不少的中文書籍。因為當時在歐洲頗負盛名的大書商卡斯（Cornelis Claesz, 或作黎高來，Cornelius Nicolai,ca.1546-1609），這段時間在阿姆斯特丹出售一批中文書籍，並印了目錄。據後世書目（1653）轉引，卡斯的售書目錄說：“一批品類繁複的中文書籍，即首次自中國或中國人領域進口的書籍，紙墨皆珍異。1605年，阿姆斯特丹，黎高來刊。”時間、地點剛好和墨路臘向英國人贈送《水滸》書葉的情形相吻合。
巴黎藏插增甲本的封面上，寫著“萬曆□□□年照驗”幾個字。據戴密微辨識，中間殘缺的三個字是繁體的“貳十貳”，馬幼垣認同這一說法。萬曆二十二年為1594年，時間正在1603年荷蘭艦隊劫船和1605年賣書之前。因此研究者相信這部插增甲本就是卡斯拍賣的中國書中的一種。當時歐洲人沒有誰懂得中國字，買中文書無非為了獵奇，因此書商就把一大套書拆分零賣以求厚利，造成是書分藏各國的現狀。
無論如何，牛津殘葉至遲在1607年已來到歐洲，插增甲本《水滸傳》是最早出口到歐洲的中國書中唯一知道書名 的一部，這是可以確定的。
三、來自英國的23張殘葉
現在要說到新發現的殘葉了。
2007年12月，我在ebay看到英國賣家Now05then08的店鋪有幾冊帶圖畫的中文書，賣家不諳中文，將它們都標識為日本出版物。實際上，其中三冊是上世紀末榮寶齋或朵雲軒刊刻的木板畫冊。另一冊紙色古舊、上圖下文的書，是用中文舊書的書葉剪貼而成的硬皮本子，賣家說它是“Antique Hagakure book，guide for the Samurai warrior”，當成了古時《葉隱》一類的日本武士道修行指南。他提供的圖片很小，但可勉強看到朱貴、林沖等人名，我意識到這是一部舊刊《水滸傳》的殘葉，就參與競拍，花費26英鎊買了回來。
拿到書後，我首先判斷這些殘葉並非日本刻本，而是來自一部明版書，從字體看，應在萬曆前期。幸運的是，其中一頁帶有書名“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慶忠義水滸全傳卷之三”，檢索書目，發現它可能是《水滸傳》的插增甲本。恰好當時馬幼垣的兩部水滸論著剛由三聯書店出版，研讀之後，可以肯定它們是插增甲本。
殘葉共有23張，原來的書主人沿著板框將每半葉圖文剪下來，並裱貼在硬紙上裝訂成冊，因此是23個半葉。版心文字資訊一字不存。殘葉內容大致集中，主要為林沖上山和楊志賣刀兩段，少數為靠後的故事。將葉子排好順序，按照圖像的題目，存如下內容，其中一葉卷端有書名，另存三回回目（圖一至圖二十三）。
林沖管住草料場
陸謙放火燒草場
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慶忠義水滸全傳卷之三
第十回 朱貴水亭施號箭 林沖雪夜上梁山
林沖醉臥雪堆中
林沖被捉遇柴進
林沖逃走梁山泊
林沖酒店題歎詩
林沖店內見朱貴
王倫杜遷見柴進
王倫要討投名狀
林沖下山投東去
第十一回 梁山泊林沖入草 汴梁城楊志賣刀
楊志大怒趕林沖
林沖忿力戰楊志
楊志在京賣寶刀
楊志怒恨殺牛二
楊志拿刀去首官
楊志投見梁中書
周瑾與楊志比箭
楊志射周瑾落馬
朱仝雷橫去捕賊
第十三回 赤發鬼醉臥靈官廟 晁天王舉義東溪村
雷橫廟裡投（捉）劉唐
將王婆剮死示眾
燕順置酒待宋江
花榮計策捉秦明
雖然書葉失去了版心，但從版式看，與馬幼垣描述的版面特點及提供的書影完全一致：板框尺寸統一（圖一板框高20.5cm，巴黎藏本板框高在20.1cm-20.9cm之間）；上圖下文；圖占版面四分之一，插圖風格一致，圖兩旁有標題；正文半葉13行23字；與斯圖加特藏本書名完全一樣。據此可以確定它們就是插增甲本，至少是同一版本系統。
後來我用殘葉與馬幼垣《插增本簡本水滸傳存文輯校》對照閱讀，又有一個驚奇的發現，那就是殘葉與斯圖加特藏本之間，存在十分緊密的關係。
斯圖加特藏本現存90葉（圖二十四為其中一頁，轉引自《水滸論衡》），其中有殘缺，有的整葉不存，有的殘存一半。而新得殘葉23張，與斯藏本的缺葉完全互補，凡是斯藏本有的，這本就沒有；這本有的，斯藏本就沒有。特別是斯藏本中有幾回基本完整，只缺半葉，恰恰這冊裡有幾個半葉，正是那本所缺的，文字銜接，若合符契。
如“林沖管住草料場”，斯藏本上葉最後是“只是小人家”，此葉開端是“離得遠了”；“朱仝雷橫去捕賊”，斯藏本上葉最後是“姓雷名橫，身長□□□”，此葉開端是“寸”（斯藏本缺字處，《水滸志傳評林》作“身長七尺五寸”）；“花榮計策捉秦明”，斯藏本上葉最後是“秦明”，此葉開端是“引軍趕時”。等等。“巧合”到這種程度，只能有一個解釋：新發現的23張殘葉，就是斯圖加特藏本中散落出來的。如果能將殘葉與斯藏本作實物拼合，當可得到確證[⑥]。
這也再次說明分散在歐洲各地的插增甲本，原來共屬於一套書。
四、新得殘葉的價值
鄭振鐸初見插增本，正是學界對《水滸傳》繁簡二本誰前誰後熱烈討論的時候。鄭振鐸當時主張簡前繁後，插增本多出田虎王慶故事，是一個“全本”，增添了簡本的重要性，所以他欣喜異常，說“雖為零星殘缺的剩本，卻有無比的高價”。後來容與堂本等含有田王故事的繁本《水滸傳》明刻本陸續發現，鄭振鐸轉而主張繁前簡後，插增本被看作刪餘之物，又僅存殘卷，地位自然下降。但從更廣角度看，插增本仍有其獨特價值。
自上世紀三十年代以來，《水滸傳》明刻本時有發現，最早的全本是萬曆二十二年（1594）餘象鬥刻《水滸志傳評林》，也是一部簡本。傳入歐洲的插增甲本，刊刻年代早于《評林》，從整體看是存世《水滸傳》最早的版本之一。若分內容看，版本比插增甲本早的有嘉靖本《忠義水滸傳》殘本，文本早的有插增乙本，但二書僅存後半部分，前面內容仍以插增甲本為現存最早，其插圖也是現存最早的水滸畫。這樣一部書，雖然只剩殘編斷簡，仍然值得寶貴。就像馬幼垣說的：“插增本是連一紙殘葉也該慎重處理的本子，任何發現都可能有舉足輕重的影響。”所以歐洲所藏三冊一葉插增甲本，均有影印本行世，並未因其殘缺而被忽視。
歐洲這部插增甲本，還是有書名可考的最早出口到歐洲的中國書，從中西文化交流角度來看，擁有獨特地位。如今部分殘書能以偶然的機會回到故土，也是一件難得的事。
馬幼垣曾表示，歐洲方面再有插增本（不論甲本乙本）新殘冊出現的可能性不高，日本的可能性更低，中國大陸的情形則尚難斷言[⑦]。又說：除非確知大陸或其他地方還有未見得到的大聚義之前的插增本出現，他將不再繼續追尋插增本了[⑧]。而今這些曾曆歐洲、重返中國的大聚義前的插增甲本書葉，可以為馬先生提供新的研究資料了。
插增甲本是明代福建書坊為牟利而粗製濫造之書，《插增本簡本水滸傳存文輯校》對此作了全面揭示。但這不等於它一無是處。如林沖在朱貴酒店題詩，新得殘葉是八句五言詩：
仗義是林沖，為人最樸忠。
江湖馳名望，慷慨聚英雄。
身世浮萍梗，功名類轉蓬。
他年若得志，威鎮在山東。
容與堂本也是八句五言：
仗義是林沖，為人最樸忠。
江湖馳聞望，慷慨聚英雄。
身世悲浮梗，功名類轉蓬。
他年若得志，威鎮泰山東。
《評林》本卻是四句七言：
仗義林沖最樸忠，馳名慷慨聚英雄。
身世今如浮萍梗，他年得志鎮山東。
在詩體字數上，插增本與容與堂本相同，但有三處異文：“馳名望”與“馳聞望”、“浮萍梗”與“悲浮梗”、“在山東”與“泰山東”。評林本與插增本詩體不同，這三處文字卻相同。至少就“威鎮在山東”與“威鎮泰山東”而言，前者優於後者，因為梁山泊分明在泰山之西，怎麼會“威震泰山東”呢？山東又不是以泰山得名的。所以插增甲本雖然是坊刻，是刪節本，但仍有其版本價值。至於價值大小，還有待於通過全面校勘來揭示。
五、甲、乙本的定名與其他
插增甲本、插增乙本，是馬幼垣根據發現時間前後命名的。通過比勘，他得出乙本早於甲本的結論。他同時認為，甲、乙本得名已久，如果按文本先後順序改換過來，會造成混亂。
從工作角度看，確實沒有換名的必要。但是從學術角度看，這種命名方式又不盡合理，應該探討一個更能從本質上區分二本的名稱。
新得殘葉被裁去了版心，但歐洲保存的三冊一葉插增甲本，版心均有簡化的書名，如“全像水滸”“全像水滸傳”“全相水滸傳”“全像水滸全傳”等。所有書名突出的都是“全像”二字。這個本子每葉有兩張圖畫，在文本同為插增田王故事的情況下，“全像”是它自我標榜的特點和優勢。而插增乙本每葉只有一張圖畫，版心就沒有“全像”字樣。
余象鬥《評林》本序言上欄有一則《水滸辨》，稱“水滸一書，坊間梓者紛紛：偏像者十餘副，全像者只一家，前像板字中差訛，其板蒙舊，惟三槐堂一副，省詩去詞，不便觀誦。今雙峰堂餘子改正增評，有不便覽者芟之，有漏者刪之，內有失韻詩詞欲削去，恐觀者言其省漏，皆記上層。前後廿餘卷，一言一句，並無差錯。士子買者，可認雙峰堂為記”。根據裡面透露出的資訊，可知在當時書業，把每葉兩圖的書叫作“全像本”，把每葉一圖的書叫作“偏像本”，把畫像置於書前的叫作“前像本”。當萬曆二十二年，閩中書坊的《水滸傳》有“偏像本”書版十餘副，“全像本”卻只有一副，顯然是具有競爭力的新產品，所以餘氏雙峰堂選擇“全像”版式來爭取優勢。從這個角度看，所謂“插增甲本”，在當時應叫“全像插增本”，“插增乙本”，則應叫“偏像插增本”。
坊刻書籍的書名，往往就是書坊的廣告，要把自己產品的優點，通過誇張的書名告訴讀者。因此從書名也可以推斷出一部書擁有何種產品形態。試看“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慶忠義水滸全傳”，比起“忠義水滸傳”來，至少增加了以下幾個項目：全、插增田虎王慶、全像、京本。也就是說，依次減去這幾個項目，就會比較接近原始文本。插增本複雜的書名，表明它已是文本演進的後期形態，不可能是《水滸傳》早期祖本。
從增加內容（插增田虎王慶）到增加插圖（全像），反映出當時圖書市場競爭的激烈。《水滸傳》在明代後期風靡一時，自然引來坊賈競相翻刻。按照市場法則，一件商品要在競爭中勝出，必須儘量壓低成本、提高品質、豐富功能。古時出版成本有幾大塊：刻板的材料費、工錢和紙墨成本，這些都是硬成本，很難壓縮。在競爭壓力下非要減少支出，只能偷工減料，反映在書中就是大量刪節文字、粗製濫造。一味刪減也不是辦法，讀者早晚會不買帳，這就需要增加產品功能，提高附加值。現在看來，萬曆時期福建書坊的辦法是在書的厚薄大小保持基本一致的情況下，增加故事情節和圖畫，在圖書內容上進行競爭：你每葉插一張圖，我就插二張；你增加了田虎、王慶故事，我就增加詩詞評論，所有這些擠佔了版面，只好再刪削文字。所以，在插增本系統的三種書中，偏像本每葉一圖，文字最詳；全像本每葉二圖，詳略居中；《評林》本每葉二圖之外還增加評論一欄，文字最簡略。
全像插增本（甲本）比偏像插增本（乙本）多增加了圖像，在產品形態上更先進一些，其文本形成時間應晚於後者。這與馬幼垣通過文字比勘得出的結論正可相互印證。
[①] 中國的圖書館目前未發現藏有插增本。吳希賢編《所見中國古代小說戲曲版本圖錄》（北京：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5年）第3冊收有數幅插增甲本和乙本書影，似為殘書，內容與歐洲所藏本重合。吳希賢所見書據雲乃康生強佔之書，文革結束落實政策後不知所終。見馬幼垣《梁山聚寶記》，《水滸二論》第21-23頁，北京：三聯書店，2007年。
[②] 《小說月報》第18卷之第11期，1927年11月。
[③] 二十一卷實存四葉，不足半卷。馬幼垣有說。
[④] 馬幼垣《現存最早的簡本<水滸傳>----插增本的發現及其概況》，《水滸論衡》第51-89頁，北京：三聯書店，2007年。下述插增本搜尋、研究過程均見此文，不再出注。
[⑤] 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2004年。該書印刷120套，由作者分贈世界各大圖書館收藏。筆者在中山大學王丁教授的幫助下得以借讀，謹致謝忱。
[⑥]1982年發現斯圖加特藏本後，發現者魏漢茂（Hartmut Walravens）於當年底影印50本出售流通。也可用此影本來研究斯藏本與新得殘葉的關係，但筆者尚未借到此書。
[⑦] 《梁山聚寶記》，《水滸二論》第24頁。
[⑧] 《兩種插增本<水滸傳>探索——兼論若干相關問題》，，《水滸二論》第125頁。
刊于《華西語文學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