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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生育率陷阱”隱現!人口戰略前瞻性研究已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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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低生育率陷阱, 是指生育率一旦下降到一定水準以下, 由於價值觀的轉變、生存壓力增加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

生育率會繼續不斷下降, 很難甚至不可能逆轉。

如果中國進入超低生育率陷阱, 將會迎來一系列重大難題。

來源丨21世紀經濟報導

值得注意的是, 取得這份資料的背景是, 2017年是實施全面二孩的第二年, 有關部門和學界都預計, 2017年出生人口將達到峰值, 普遍預計在2000萬以上。 出生人口遠遠低於預期, 還在於一孩生育數比上一年大幅下降, 以及此後每年育齡婦女減少幾百萬, 將使得中國每年生育人口總數將持續下降, 同時生育率也會持續下降。 這正是人口陷入低生育率陷阱的表現。

總和生育率之謎

由此, 新的問題產生了, 即中國到底每年生了多少孩子, 目前的中國真實的生育率是多少, 仍沒有準確的數字。

國家統計局此前的人口普查發現, 中國2010年總和生育率僅為1.18, 也就是一個婦女一生生的孩子總數是1.18個, 這只有正常人口更替的2.1水準的一半。 如此低的數字, 意味著生育率屬於超低的水準, 這比西歐發達國家水準還要低。

這一資料的準確性有待商榷。 有專家認為, 過去沒上戶口的生育人數沒有納入統計, 有漏報的因素, 因此總和生育率估計在1.5-1.6左右。

但是, 實際上漏報的人數可能大大低於預期。 比如2017年12月, 公安部發佈消息指出, 廣大公安民警通過深入開展走訪調查, 摸清底數並調查核實, 及時辦理戶口登記, 歷史遺留的1300余萬無戶口人員落戶問題基本解決。

而這1300萬人口, 並不是新統計出來的, 國家統計局原局長馬建堂在2011年就指出, 2010年全國人口普查沒上戶口的人數有1300萬左右。

這意味著全國人口生育率過低, 可能是事實。 西南財經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中國人口學會常務理事楊成鋼認為, 生育率走低現在看來是一個可能的趨勢。

2017年的生育數字表明,

二胎生育量上升, 全面二孩政策效應有所釋放。 另一方面, 一胎生育率下降, 要做人口學分析。

在生育觀念方面, 現在進入到一胎生育年齡的人基本是85後和90後, 這批一胎生育的主力人群, 生育觀念與上一代相比發生了較大變化, 在他們成長過程中, “少生為好”的觀念對他們是有影響的。

一胎生育的主力人群受教育程度比較高, 他們的初婚年齡和初育年齡大大推遲了;同時他們成長的這十多年, 也是中國城市化進程推進最快的十多年, 有很多農村人口進入到城市, 其工作和生育觀念, 受到城市生活的影響。

“城市的節奏是現代工業社會的節奏, 也造成他們結婚年齡的推遲, 所以城市化的進程會改變相當一批農村人口的生活方式和生育觀念,

這也是造成這種變化的影響因素。 ”楊成鋼說。

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瞭解到, 造成2017年生育人數未達到預期的2000萬以上, 在於一孩和二孩的生育意願都在下降。

王廣州認為, 目前調查的情況看, 整個生育率在持續走低, 不只是生育一孩的意願下降, 二孩生育的意願也在下降。

據他調查, 比如2015年已經生育了一孩不想生二孩的比例為45%左右, 到了2016年這一比例提高到66%左右。 導致如此的原因是, 儘管國家有政策允許生育二個孩子, 實際上因為成本和負擔上升, 加上各種顧慮, 比如子女入學難等問題, 所以放棄了生育二孩的意願。

目前, 公安部對超生子女都已經無條件上了戶籍, 再加上住院分娩、教育醫療等各類大資料, 全國的出生人數以及總和生育率,有了精確統計的基礎。

王廣州認為,比如根據2010年國家統計局人口普查,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僅為1.18(一個婦女一生生育1.18個孩子)。考慮到公安部宣佈1300萬無戶籍人口的戶籍應解決,按此看,現在全國實際總和生育率已經與國家統計局調查數字差不多。

人口戰略研究迫在眉睫

如果中國進入超低生育率陷阱,這對中國意味著重大挑戰。

生育率過低,老齡化程度會快速提高,勞動力減少,領取養老金的人數增多,養老金支付對財政構成巨大壓力,經濟持續發展的動力削弱。

日本為什麼經濟出現了持續20年多年的零增長,與老齡化程度上升快有一定的關係。日本人口從1995年開始,迄今22年間淨增長一直在零上下徘徊。

原新指出,日本目前60歲以上人口比例為三成左右,也就是說每3個人中有一個老人,中國2017年60周歲及以上人口2.409億,占總人口的17.3%。預計2050年左右,中國60歲以上人口約5億,占全部人口的三成,達到日本目前的水準。

考慮到中國老齡化的趨勢不可逆轉,現在需要加快政策研究,下一步如何實施放開生育政策需要論證。另外也要緊密跟蹤全面二孩政策試實施效果,做好目前的資料觀察評估。最後還要啟動人口發展戰略的研究。

“就目前而言,還是要執行好全面二孩政策,離不開有關部門的政策配合協調。”原新指出,像對二孩父母的個稅按家庭徵稅,需要其他部門配合出臺政策。

此前,中共十九大報告提出,要促進生育政策和相關經濟社會政策配套銜接,加強人口發展戰略研究。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構建養老、孝老、敬老政策體系和社會環境,推進醫養結合,加快老齡事業和產業發展。

王廣州認為,低生育率有兩個直接相關因素,一個是父母受教育水準和受教育機會提高很大,這部分父母對子女受教育要求較高,導致養育孩子成本提高。二是城鎮化水準提高,提高了子女受教育的整體成本。另外女性就業、養育子女等達不到預期,也會影響生育。

他指出,中國如果進入超低生育率陷阱,意味著應對未來的人口結構性問題,特別是老齡戰略要加快調整。

現在應對老齡化的戰略政策採取的是居家養老為主,但是中國進入超低生育率陷阱意味著未來的人口家庭結構是獨生子女家庭為主,這樣會出現大量的空巢老人,居家養老戰略面臨挑戰。

另外中國進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後,老齡化程度會快速上升,老齡人口比例很快達到1/3,這對經濟社會發展形成制約因素,對目前的養老支付系統將產生巨大的挑戰。

“但是未來老年人預期壽命如何,需要多大的養老支付能力,這些都需要儘快基於原始個案人口資訊和相關大資料進行系統、全面和深入科學的研究,比如建立在微觀人口和大資料基礎上的電腦模擬研究等,為科學決策提供堅實的研究基礎。”王廣州說。

楊成鋼認為,中國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很高,這會推遲她們的結婚年齡,推遲初育年齡。此外,現在生育和撫養孩子的成本比較高,還有高房價,這些都給年輕人造成了很大的經濟壓力,都是出生人口下降的影響因素。

此外,優質幼稚園、小學的供給比較短缺,嬰幼兒的撫育制度供給不足,生育期婦女的保障也不夠到位,職業女性很難兼顧家庭、孩子和工作。

楊成鋼建議,生育政策不要計較微觀層面上的不平衡,不要計較某一個家庭是生一個還是生三個,人口政策調節的是宏觀上的人口狀態和發展趨勢。所以要以微觀上的不平衡換取宏觀上的平衡。另外要儘快完善婦女的生育保護、勞動保護、就業保護以及嬰幼兒撫育的相關制度和政策機制,盡可能消除職場女性的生育後顧之憂。

全國的出生人數以及總和生育率,有了精確統計的基礎。

王廣州認為,比如根據2010年國家統計局人口普查,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僅為1.18(一個婦女一生生育1.18個孩子)。考慮到公安部宣佈1300萬無戶籍人口的戶籍應解決,按此看,現在全國實際總和生育率已經與國家統計局調查數字差不多。

人口戰略研究迫在眉睫

如果中國進入超低生育率陷阱,這對中國意味著重大挑戰。

生育率過低,老齡化程度會快速提高,勞動力減少,領取養老金的人數增多,養老金支付對財政構成巨大壓力,經濟持續發展的動力削弱。

日本為什麼經濟出現了持續20年多年的零增長,與老齡化程度上升快有一定的關係。日本人口從1995年開始,迄今22年間淨增長一直在零上下徘徊。

原新指出,日本目前60歲以上人口比例為三成左右,也就是說每3個人中有一個老人,中國2017年60周歲及以上人口2.409億,占總人口的17.3%。預計2050年左右,中國60歲以上人口約5億,占全部人口的三成,達到日本目前的水準。

考慮到中國老齡化的趨勢不可逆轉,現在需要加快政策研究,下一步如何實施放開生育政策需要論證。另外也要緊密跟蹤全面二孩政策試實施效果,做好目前的資料觀察評估。最後還要啟動人口發展戰略的研究。

“就目前而言,還是要執行好全面二孩政策,離不開有關部門的政策配合協調。”原新指出,像對二孩父母的個稅按家庭徵稅,需要其他部門配合出臺政策。

此前,中共十九大報告提出,要促進生育政策和相關經濟社會政策配套銜接,加強人口發展戰略研究。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構建養老、孝老、敬老政策體系和社會環境,推進醫養結合,加快老齡事業和產業發展。

王廣州認為,低生育率有兩個直接相關因素,一個是父母受教育水準和受教育機會提高很大,這部分父母對子女受教育要求較高,導致養育孩子成本提高。二是城鎮化水準提高,提高了子女受教育的整體成本。另外女性就業、養育子女等達不到預期,也會影響生育。

他指出,中國如果進入超低生育率陷阱,意味著應對未來的人口結構性問題,特別是老齡戰略要加快調整。

現在應對老齡化的戰略政策採取的是居家養老為主,但是中國進入超低生育率陷阱意味著未來的人口家庭結構是獨生子女家庭為主,這樣會出現大量的空巢老人,居家養老戰略面臨挑戰。

另外中國進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後,老齡化程度會快速上升,老齡人口比例很快達到1/3,這對經濟社會發展形成制約因素,對目前的養老支付系統將產生巨大的挑戰。

“但是未來老年人預期壽命如何,需要多大的養老支付能力,這些都需要儘快基於原始個案人口資訊和相關大資料進行系統、全面和深入科學的研究,比如建立在微觀人口和大資料基礎上的電腦模擬研究等,為科學決策提供堅實的研究基礎。”王廣州說。

楊成鋼認為,中國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很高,這會推遲她們的結婚年齡,推遲初育年齡。此外,現在生育和撫養孩子的成本比較高,還有高房價,這些都給年輕人造成了很大的經濟壓力,都是出生人口下降的影響因素。

此外,優質幼稚園、小學的供給比較短缺,嬰幼兒的撫育制度供給不足,生育期婦女的保障也不夠到位,職業女性很難兼顧家庭、孩子和工作。

楊成鋼建議,生育政策不要計較微觀層面上的不平衡,不要計較某一個家庭是生一個還是生三個,人口政策調節的是宏觀上的人口狀態和發展趨勢。所以要以微觀上的不平衡換取宏觀上的平衡。另外要儘快完善婦女的生育保護、勞動保護、就業保護以及嬰幼兒撫育的相關制度和政策機制,盡可能消除職場女性的生育後顧之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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