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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是哪裡人呢?

我國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司馬遷, 生於何地?有河津與韓城之說。 而我認為司馬遷是河津人, 理由有三:

一有司馬遷《自序》為證。

司馬遷在《自序》中講:“遷生龍門, 耕牧河山之陽”。 “龍門”就是指河津, 而不是韓城。 先看司馬遷自己怎麼說。 凡是熟讀《自序》的人都知道, 司馬遷是在講了自己的先祖從司馬錯到司馬喜七世都世居“夏陽”(即韓城), 並對自己父親司馬談的經歷和成就(論六家之要旨)作了一番詳細的介紹後, 才說自己“遷生龍門, 耕牧河山之陽”的。 顯然, 這裡有轉折之意, “龍門”指的並不是“夏陽”。 如果是指“夏陽”, 為什麼不說自己也生“夏陽”, 或者乾脆什麼都不說。 根據他先祖世居“夏陽”, 誰還不知道他也生於“夏陽”, 而突然冒出一個“遷生龍門”呢?在講述自己與先祖同居一個地方時, 前後運用不同的概念, 這在行文上是無論如何也講不通的, 尤其是對於司馬遷這樣的大手筆。
從這裡我們可看出, “龍門”肯定是另有所指。 指哪裡呢?只能是河津。

河津最有理由稱“龍門”。 河津與韓城僅一河之隔, 我也認為, “龍門”兩邊的山都叫“龍門山”, “龍門”也為兩縣所共有, 正如黃河所共有。 但是, “龍門”作為一個地方的代稱(“遷生龍門”, “龍門”是地方代稱, 不是指“龍門山”, 也不是指禹鑿的“龍門”, 雖然這個代稱由此而來), 只能是指一個地方, 而不會指兩個地方。 那麼, 作為地方, 河津、韓城誰更有理由稱“龍門”呢?只能是河津。 這與地緣文化有關。 河津在河東, 為之陽。 黃河兩岸所共有的東西, 一般都以河東為代表, 以陽為代表。 如“龍門”所建禹廟, 東禹廟規模很大, 是主廟, 西禹廟很小, 是配廟, 為何這樣設計, 這樣建築, 就是這個緣故。

河東又是中華民族的主要發祥地之一, 堯舜禹時都建都在這裡。 “龍門”是禹鑿的, 而河津又緊鄰都城, 來往比較密切。 “近水樓臺先得月”, 把河津稱為“龍門”是很自然的事。 夏朝是禹的兒子啟建立的, 也建都於河東, 他絕不會舍近而求遠, 跳過河去, 稱韓城為“龍門”的。 事實上, 河津自禹鑿龍門以來就稱龍門了, 河津有從北魏到北宋近700年的建“龍門縣”的歷史, 並曾設立過“龍門郡”, 這是河津先前就代稱“龍門”的鐵證。 後來, “龍門縣”雖改稱“河津縣”, 但歷朝歷代, 一說“龍門”。 誰不認為就是河津?直到今天, 仍然如此。 “遷生龍門”, 指的就是河津。

大概怕後人會產生誤會, 司馬遷在“遷生龍門”之後, 緊接著說了一句話:“耕牧河山之陽。 ”這是對“龍門”就指河津的精確注釋。

在這裡, 河, 就是指黃河。 龍門山之南, 黃河之北, 謂之陽, 指的正是河津這塊地方。 韓城與山之陽相符, 但與河之陽是無論如何掛不上鉤的。 至於河津當時叫“皮氏縣”, 為何司馬遷不說“遷生皮氏”而說“遷生龍門”?這是因為當時“龍門”的名氣已經很大, 外人甚至知“龍門”而不知“皮氏縣”, 這也是後來“皮氏縣”改稱“龍門縣”的根本原因。

二有司馬遷的墳墓為證。 司馬遷死後葬在河津。 雖因年代久遠, 自然災害的侵襲, 司馬遷的墓廟已不復存, 但這有酈道元的《水經注》為證。 酈道元是北朝人, 偉大的地理學家。 《水經注》是經他實地考察, “尋圖訪跡”, 在對《水經》作了周詳的考證韻基礎上寫成的一部內容十分豐富的地理學名著, 成書於西元六世紀初期,

對研究我國古代的地理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該書說:“河水又南, 右合陶渠水”, “又東南逕司馬子長墓北。 墓前有廟, 廟前有碑。 永嘉四年, 漢陽太守殷濟瞻仰遺文, 大其功德, 遂建石室, 樹碑立桓。 太史公《自序》曰:遷生龍門。 是其墳墟所在也。 ”

怎麼理解這段話呢?“河水又南, 右合陶渠水”, 說的是黃河出龍門又向南流去, 右邊靠近韓城的陶渠水。 “又東南逕司馬子長墓北”, 這講的是司馬遷墓廟的位置。 “東南”, 即黃河之東南, 即河津地界。 “逕司馬子長墓北”, 說的是黃河逕直從司馬子長墓的北面流過。 這說明司馬遷的墓廟在蒼頭村以西, 石咀以南。 黃河出龍門, 流經清澗灣, 直撲石咀。 受阻, 滑向西南流去。

“墓前有廟, 廟前有碑。 永嘉四年, 漢陽太守殷濟瞻仰遺文,大其功德,遂建石室,樹碑立桓。”這是酈道元當時看到的墓廟的情況,並說明這是晉永嘉四年(西元310年)。漢陽太守殷濟到河津司馬遷墓看了他的墓碑,為其功德所感動,才為他重修的。

“太史公自序曰:遷生龍門。是其墳墟所在也。”這是酈道元看了司馬遷墓廟後所發出的感歎,即:太史公在《自序》中說他生於龍門,這是對的,這裡就是他死後埋葬的地方。這裡,酈道元也確認,“龍門”就指河津。

《水經注》酈道元的這段記載還能有別的什麼解釋嗎?他生在河津,葬在河津,還不是河津人麼?

有人以現存司馬遷廟在韓城方憑,說司馬遷是韓城人,這不對。眾所周知,現存司馬遷廟司馬遷的墳是衣冠塚,而不是真墳。這說明該廟只是一座紀念性的廟宇,而不是真墳的所在地,這反而證實了《水經注》所載司馬遷墓在河津的真實性。韓城司馬遷廟為宋時所建,至今還不到950年的歷史。司馬遷是河津人,韓城人為什麼給他蓋廟?這是因為,司馬遷祖居韓城,那裡的人們也以司馬遷為榮,遂建廟以示紀念,以彰其功德。這是一件好事,但如果說建廟是為了證明司馬遷是韓城人,那就是建者所誤了。若不是建者所誤,那就是後人對建者所誤了。

三有司馬遷的後裔為證。河津今距司馬遷墓東約10裡,有個辛封村。村裡有姓司馬者20來戶,近200來人,世稱自己是司馬遷的後代,且有家譜,至今還保存著世傳的司馬遷的朝王板。這個村也世稱司馬遷故里。這是司馬遷是河津人的血親證據。

韓城那邊並沒有姓司馬的。說司馬遷是韓城人,又找不到姓司馬的,這說不通。有人說有後裔,因避難,改姓司、姓馬、姓同、姓馮了。這也說不通。司馬遷因受李陵之禍被判刑,但並未株連九族。他的女兒、女婿、外孫都活得好好的,且女婿、外孫都受到漢武帝的重用,緣何他的遠在家鄉的兒孫們要改姓呢?有人說不是當時改的,是後來改的。司馬遷當時受難時都不改,後來平反了,又當了太史公,得以完成《史記》。《史記》問世後,司馬遷聲望逐高,為世人所敬仰,這只能庇護自己的子孫,怎麼反而有害了呢?“辟莽亂”,“辟劉宋之禍”,也難以成立。封建社會的刑罰是很嚴酷的,哪有改姓就能避免得了的?封建社會也從未有過以改姓代刑罰的政策。況且,若要改姓,改姓一個就行了,為什麼要改四姓?還有,如果確因避亂改姓,那麼亂過之後,就應改過來,為什麼直到現在還不改,還不返祖歸宗呢?這到底是真還是假呢?

辛封村不僅有姓司馬的,而且這個村名也叫得很不一般,很可能與司馬遷有關。《漢書》載:王莽新朝時,封遷後為“史通子”。歷經磨難的司馬遷的後代及鄉親突然得到這樣的榮耀,欣喜之餘,把自己的村名由“太和坊”改為“新封村”,這是情理中的事。後來,為紀念司馬遷,為紀念這個功名的來之不易,裡邊含有許多辛酸,把村名又演變為“辛封村”,誰又能說沒

有道理呢?這難道不也證明辛封村確是司馬遷的故里,司馬氏是他的後裔嗎?

以上三證,足以證明司馬遷是河津人。那麼,司馬遷的先祖世居韓城,其父親也生於韓城,司馬遷緣何就成了河津人呢?這是因為司馬談在年輕時遷居到了河津。雖然史無明確記載,但並非毫無依據。司馬遷在《自序》中說,其父病逝于周南。但葬於何地,並沒有說。把世居夏陽的世祖死後葬于華池、高門都交待得清清楚楚,唯獨不交待自己的父親也葬于華池或者高門,這就是一個最大的疑點。這說明,司馬談很可能葬於別處,葬於他的遷居地河津。據司馬遷後裔講,距司馬遷故里辛封村西北約10裡的地方有一座司馬氏的遠祖墳,這座墳很可能是司馬談的墓。這至少是目前證明司馬談葬於河津的一個證據。

司馬談為何要遷居河津呢?可能有兩個因素,一是求學的因素。司馬遷在《自序》中講,“太史公學天官于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于黃子。”這說明司馬談年輕時主要是在外求學,不然他就寫不出《論六家之要旨》那樣的使自己一步登天的曠世文章。那麼,在哪裡求的學呢?河津很可能是一個主要的地方。河津是大學問家卜子夏的故鄉,魏文侯時曾“西河設教”50年,不僅對河津,而且對河東及山西文化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漢武帝時離魏文侯時並不遠,想必當時河津的教育事業也很興旺,文化的底蘊比較雄厚,是黃河中游學子求學比較集中的地方,且河津與韓城離得很近,到河津求學應是司馬談最理想的選擇。由於長期在這裡求學,產生了感情,並認為在這片文化沃土上有利於自己子孫的薰陶成長(司馬遷成為大史學家、大文學家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所以決定遷居。遷居就遷在當時的太和坊,即今辛封村。太和坊是大學問家卜子夏的故里,是“西河設教”的主場所。司馬談之所以遷居這裡,這和司馬談遷居的動機和目的是完全一致的。二是返歸故鄉的因素。司馬遷在《自序》中講,其遠祖是從晉適秦,人“少梁”的。那麼,司馬遷遠祖是從晉的什麼地方遷到“少梁”?最有可能是河津。因為河津、韓城離得很近,為避亂;過河就可以達到目的。河津是其遠祖的故地,即使不是,山西總是,加上他長期在這裡求學,有了感情,這就遷回了河津。事實證明,他也確實遷回了河津。

最後,作一大膽推測:司馬遷為什麼叫“遷”?誰能說這與司馬談遷居河津毫無關係呢?誰能說這不是對其遷返故鄉的一個永久性的紀念呢?我說,很可能是的。

司馬遷是河津人應當無疑。

漢陽太守殷濟瞻仰遺文,大其功德,遂建石室,樹碑立桓。”這是酈道元當時看到的墓廟的情況,並說明這是晉永嘉四年(西元310年)。漢陽太守殷濟到河津司馬遷墓看了他的墓碑,為其功德所感動,才為他重修的。

“太史公自序曰:遷生龍門。是其墳墟所在也。”這是酈道元看了司馬遷墓廟後所發出的感歎,即:太史公在《自序》中說他生於龍門,這是對的,這裡就是他死後埋葬的地方。這裡,酈道元也確認,“龍門”就指河津。

《水經注》酈道元的這段記載還能有別的什麼解釋嗎?他生在河津,葬在河津,還不是河津人麼?

有人以現存司馬遷廟在韓城方憑,說司馬遷是韓城人,這不對。眾所周知,現存司馬遷廟司馬遷的墳是衣冠塚,而不是真墳。這說明該廟只是一座紀念性的廟宇,而不是真墳的所在地,這反而證實了《水經注》所載司馬遷墓在河津的真實性。韓城司馬遷廟為宋時所建,至今還不到950年的歷史。司馬遷是河津人,韓城人為什麼給他蓋廟?這是因為,司馬遷祖居韓城,那裡的人們也以司馬遷為榮,遂建廟以示紀念,以彰其功德。這是一件好事,但如果說建廟是為了證明司馬遷是韓城人,那就是建者所誤了。若不是建者所誤,那就是後人對建者所誤了。

三有司馬遷的後裔為證。河津今距司馬遷墓東約10裡,有個辛封村。村裡有姓司馬者20來戶,近200來人,世稱自己是司馬遷的後代,且有家譜,至今還保存著世傳的司馬遷的朝王板。這個村也世稱司馬遷故里。這是司馬遷是河津人的血親證據。

韓城那邊並沒有姓司馬的。說司馬遷是韓城人,又找不到姓司馬的,這說不通。有人說有後裔,因避難,改姓司、姓馬、姓同、姓馮了。這也說不通。司馬遷因受李陵之禍被判刑,但並未株連九族。他的女兒、女婿、外孫都活得好好的,且女婿、外孫都受到漢武帝的重用,緣何他的遠在家鄉的兒孫們要改姓呢?有人說不是當時改的,是後來改的。司馬遷當時受難時都不改,後來平反了,又當了太史公,得以完成《史記》。《史記》問世後,司馬遷聲望逐高,為世人所敬仰,這只能庇護自己的子孫,怎麼反而有害了呢?“辟莽亂”,“辟劉宋之禍”,也難以成立。封建社會的刑罰是很嚴酷的,哪有改姓就能避免得了的?封建社會也從未有過以改姓代刑罰的政策。況且,若要改姓,改姓一個就行了,為什麼要改四姓?還有,如果確因避亂改姓,那麼亂過之後,就應改過來,為什麼直到現在還不改,還不返祖歸宗呢?這到底是真還是假呢?

辛封村不僅有姓司馬的,而且這個村名也叫得很不一般,很可能與司馬遷有關。《漢書》載:王莽新朝時,封遷後為“史通子”。歷經磨難的司馬遷的後代及鄉親突然得到這樣的榮耀,欣喜之餘,把自己的村名由“太和坊”改為“新封村”,這是情理中的事。後來,為紀念司馬遷,為紀念這個功名的來之不易,裡邊含有許多辛酸,把村名又演變為“辛封村”,誰又能說沒

有道理呢?這難道不也證明辛封村確是司馬遷的故里,司馬氏是他的後裔嗎?

以上三證,足以證明司馬遷是河津人。那麼,司馬遷的先祖世居韓城,其父親也生於韓城,司馬遷緣何就成了河津人呢?這是因為司馬談在年輕時遷居到了河津。雖然史無明確記載,但並非毫無依據。司馬遷在《自序》中說,其父病逝于周南。但葬於何地,並沒有說。把世居夏陽的世祖死後葬于華池、高門都交待得清清楚楚,唯獨不交待自己的父親也葬于華池或者高門,這就是一個最大的疑點。這說明,司馬談很可能葬於別處,葬於他的遷居地河津。據司馬遷後裔講,距司馬遷故里辛封村西北約10裡的地方有一座司馬氏的遠祖墳,這座墳很可能是司馬談的墓。這至少是目前證明司馬談葬於河津的一個證據。

司馬談為何要遷居河津呢?可能有兩個因素,一是求學的因素。司馬遷在《自序》中講,“太史公學天官于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于黃子。”這說明司馬談年輕時主要是在外求學,不然他就寫不出《論六家之要旨》那樣的使自己一步登天的曠世文章。那麼,在哪裡求的學呢?河津很可能是一個主要的地方。河津是大學問家卜子夏的故鄉,魏文侯時曾“西河設教”50年,不僅對河津,而且對河東及山西文化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漢武帝時離魏文侯時並不遠,想必當時河津的教育事業也很興旺,文化的底蘊比較雄厚,是黃河中游學子求學比較集中的地方,且河津與韓城離得很近,到河津求學應是司馬談最理想的選擇。由於長期在這裡求學,產生了感情,並認為在這片文化沃土上有利於自己子孫的薰陶成長(司馬遷成為大史學家、大文學家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所以決定遷居。遷居就遷在當時的太和坊,即今辛封村。太和坊是大學問家卜子夏的故里,是“西河設教”的主場所。司馬談之所以遷居這裡,這和司馬談遷居的動機和目的是完全一致的。二是返歸故鄉的因素。司馬遷在《自序》中講,其遠祖是從晉適秦,人“少梁”的。那麼,司馬遷遠祖是從晉的什麼地方遷到“少梁”?最有可能是河津。因為河津、韓城離得很近,為避亂;過河就可以達到目的。河津是其遠祖的故地,即使不是,山西總是,加上他長期在這裡求學,有了感情,這就遷回了河津。事實證明,他也確實遷回了河津。

最後,作一大膽推測:司馬遷為什麼叫“遷”?誰能說這與司馬談遷居河津毫無關係呢?誰能說這不是對其遷返故鄉的一個永久性的紀念呢?我說,很可能是的。

司馬遷是河津人應當無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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