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媒體報導尼克森辭職。
《籠子裡的美國總統》
作者：陳偉
版本：法律出版社 2017年
通過對美國白宮史上三個著名的總統濫權案例聽聞此事後， 衝破障礙前往災區， 拍攝了真實的人間慘劇， 並在《時代》週刊上刊發詳細報導。
1944年， 白修德又隨美國軍事觀察團在延安採訪了三周， 充滿朝氣的中國共產黨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回到美國後， 他將自己在中國的見聞寫成了一部書， 名為《中國的驚雷》，
此後， 如果白修德繼續關注中國， 他很可能像斯諾一樣， 成為美國人眼中的“中國通”和中國人的“老朋友”， 被定格在兩國人民的歷史記憶之中。 但是， 由於中美隔絕， 回到美國之後的白修德， 迅速將自己作為專業新聞記者的敏銳目光轉向了國內的政治活動， 連續報導了1960-1980年間的五次總統大選， 並出版了四部系列同名著作《美國總統的誕生》， 其中， 講述1960年那場關鍵選舉的第一部《美國總統的誕生：1960》， 還獲得了美國新聞界最高獎“普利策獎”。
那場大選， 改變了兩個人的命運， 也改變了美國總統的權力邊界， 出現了所謂的“帝王總統”。 然而好景不長，
尼克森與1960年大選
1960年的大選是在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理查·尼克森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約翰·甘迺迪之間展開的巔峰對決。 他們兩人， 一個是具有8年副總統經驗、迫切希望“轉正”的政壇老手， 一個是家世顯赫、極富魅力的聯邦參議員。 最終， 尼克森以0.2%的普選票差距， 敗給了比自己小四歲的甘迺迪。
不過， 有心理學家認為， 尼克森與其說是敗給了甘迺迪， 還不如說是敗給了電視。 在1960年的大選末期， 競選雙方展開了美國史上的首次總統競選電視辯論。
當然， 也有人提出， 甘迺迪在大選中險勝主要靠的是選舉舞弊。 因為在伊利諾和德克薩斯兩州， 甘迺迪獲得的普選票數， 竟然大大超過了兩州民主黨登記選民的總數， 大約有36萬張選票涉嫌作弊。 對此， 共和黨當然不服氣， 當時， 黨內大佬們就紛紛鼓勵尼克森提出重新清點選票要求， 甚至是向聯邦最高法院提起訴訟。 但是尼克森以大局為重， 主動放棄重新計票。 他後來在《六次危機》中寫道：“如果我要求重新計票， 新政府的組織以及舊政府對新政府在職權上有秩序的移交，
但是作為“自由化”大本營的新聞媒體卻並不買帳， 他們厭惡尼克森的保守“反共”立場， 不相信他的所作所為。 當然， 尼克森也不信任新聞媒體。 在後來的1968年大選中， 他繞開新聞媒體， 直接向所謂的“沉默多數”選民呼籲， 竟然大獲成功。
不過， 尼克森雖然在1968年登上了總統， 1960年大選失利的陰影卻一直揮之不去， 為了確保在1972年能連選連任， 他同意自己領導的競選班子利用一切手段收集對手的情報。 正是在採取非法手段收集民主黨競選情報的過程中， 尼克森的白宮顧問連同他所雇傭的“管子工”被警方抓獲， 引發“水門事件”。 尼克森得知此事後， 非但佯裝不知內情，還參與掩蓋，招來國會調查與法院審判。在新聞輿論揭露批評、國會彈劾威脅和最高法院一致判決的三重壓力之下，尼克森被迫辭職，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也是迄今為止唯一一位辭職的總統。
翻船“水門”的“帝王總統”
《美國憲政歷程》中“‘帝王總統’的自我彈劾”一章曾對“水門事件”與尼克森下臺的前因後果、來龍去脈做了清楚明白的介紹。學者陳偉從美國權力分享、三權鼎立的憲政框架入手，介紹了20世紀30年代以來總統權力的急劇擴張，導致美國從19世紀的“國會政體”演變為20世紀的“總統憲政”。到尼克森執政時期，“帝王總統”的權力由外交和軍事領域日益擴展到國內政治。白宮幕僚大權獨攬、專橫跋扈，甚至發展到建立秘密員警“管子工”的程度。最初只是“屁事兒”一樁的水門竊聽案，實際上只是白宮幕僚一系列非法行為的冰山一角。這種現象引起了國會、新聞媒體和各界有識之士的不安和警覺。新聞媒體對水門案的揭露，給立法、司法部門制衡總統和白宮幕僚的權勢提供了千載良機。由於特別檢察官、聯邦地區法院和國會深入調查水門事件，聯邦最高法院果斷介入，對總統行政特權予以限制，導致尼克森被迫辭職。所謂“帝王總統”從此一蹶不振。
近幾年，陳偉將《美國憲政歷程》中的“水門案”一章擴充成編，以“帝王總統”翻船“水門”為題，收入《籠子裡的美國總統》一書，作為第一編。其中很多內容幾乎完全改寫，而且增加了精彩的心理分析與宏闊多邊的國際視野。比如，在描寫尼克森艱苦卑微童年造成的與生俱來的緊張與不安時，陳偉寫到，“就深層性格而言，尼克森沉默寡言，天性怕羞，喜歡沉思冥想，不擅長與人交往。雖然靠競選出人頭地，尼克森卻把競選視為苦役和煎熬。在多年的政治生涯中，承受著沉重的精神壓力，遭逢世態炎涼風霜，忍受媒體刻薄挖苦，以及一度連遭敗績的慘痛經歷，都已成為尼克森心中永遠的痛”。
但是，尼克森青史留名的強烈衝動卻不遜於美國歷史上的任何一位總統，所以他才會在白宮安裝自動錄音系統，希望退休後能夠根據錄音撰寫最精彩的總統回憶錄；所以他才會先派基辛格、然後親自出馬，不遠萬里跨越太平洋，發展與中國的正常關係。誰料，他在白宮留下的錄音帶，竟成為自掘的墳墓，將自己拉下總統寶座。
憲法界定權力邊界
當然，《籠子裡的美國總統》並非尼克森個人傳記或者“水門事件”研究報告，而是以“水門事件”與後來的雷根政府時期的“伊朗門事件”（上世紀80年代）和克林頓政府時期的“拉鍊門事件”（上世紀90年代）為三大個案，探討美國政治文化和制度中，總統所受到的各種制約。
“伊朗門事件”和“拉鍊門事件”這兩大醜聞之所以出現，固然跟美國總統權力太大，疏于約束下屬或者疏于自我約束密切相關，但醜聞最終得以曝光，與美國強大、獨立而且偏愛揭醜的新聞媒體密不可分。
及時而充分的新聞曝光一方面增加了民眾的知情度，影響他們的情感好惡和選擇偏好，另一方面，也給負有管理責任公共義務的掌權者造成輿論壓力，這種透明而有壓力的新聞輿論環境所構築的“軟性牢籠”，讓身處其中的掌權者時刻提醒自己，小心行使手中的權力，不要碰壁。
但是，權力具有天然的擴張性，不碰到堅實的邊界，不可能收手。總統的權力邊界當然不能完全指望毫無政治權力的新聞媒體，而是來自于美國憲法文本的授權與建立在憲法基礎之上的慣例。美國的成文憲法就是總統的權力牢籠，這個籠子每四年打開一次，鑰匙就掌握在選民手中。為了制約總統，美國憲法還賦予國會否決甚至是彈劾總統的權力。這就好比，萬一猛獸衝破牢籠，出來傷人，飼養員有權將其擊斃。
當然，彈劾總統只是不得已而為之的非常手段，類似於核武器，可以儲備恐嚇，但是無法也不能經常使用。要紮緊美國總統日常權力的牢籠，還需要另外一項制度設計：美國國會的調查聽證權。無論是“水門事件”，還是後來的“伊朗門事件”和“拉鍊門事件”，國會的聽證會都是令總統頭疼和畏懼巨大威脅。而且國會為舉行聽證、收集證據，還可以發傳票，收到傳票者不得拒絕出席，若是無故不到，則屬於藐視國會，與藐視法庭一樣，可以入罪。
為了制約總統這頭猛獸，防止總統濫用權力，在上述常規與非常手段之外，美國政治體制中還有一項不太常用的特殊手段：設立獨立（特別）檢察官，具體負責調查和起訴涉嫌違法的總統。有趣的是，獨立（特別）檢察官辦公室雖然設在司法部，但卻相對獨立，不受司法部長和總統直接管轄。在美國歷史上，尼克森和克林頓兩位總統，都曾受到獨立（特別）檢察官的調查與起訴。
不過，美國總統受到國會的如此眾多制約，固然很難有機會濫權，但是兩者之間的鬥爭，往往也會造成“府院之爭”式的國會與總統對立，加上黨派分歧與利益團體糾葛，導致美國政府效率和治理能力低下，嚴重時甚會迫使政府關門。
正如陳偉在書尾所言，如何妥善地處理分權制衡、限權政府與行政效率、治理能力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英美等西方國家數百年的民主法治歷程，並沒有給世人提供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完美答案。在多數情況下，人們只能是“兩害相權取其輕”而已。 □胡曉進
【延伸閱讀】
《美國總統的誕生：1960》
作者：（美）白修德
譯者：舒琦 趙仁濤
版本：中信出版社 2016年11月
《美國憲政歷程》
作者：任東來 陳偉 白雪峰
版本：中國法制出版社 2015年6月
非但佯裝不知內情，還參與掩蓋，招來國會調查與法院審判。在新聞輿論揭露批評、國會彈劾威脅和最高法院一致判決的三重壓力之下，尼克森被迫辭職，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也是迄今為止唯一一位辭職的總統。翻船“水門”的“帝王總統”
《美國憲政歷程》中“‘帝王總統’的自我彈劾”一章曾對“水門事件”與尼克森下臺的前因後果、來龍去脈做了清楚明白的介紹。學者陳偉從美國權力分享、三權鼎立的憲政框架入手，介紹了20世紀30年代以來總統權力的急劇擴張，導致美國從19世紀的“國會政體”演變為20世紀的“總統憲政”。到尼克森執政時期，“帝王總統”的權力由外交和軍事領域日益擴展到國內政治。白宮幕僚大權獨攬、專橫跋扈，甚至發展到建立秘密員警“管子工”的程度。最初只是“屁事兒”一樁的水門竊聽案，實際上只是白宮幕僚一系列非法行為的冰山一角。這種現象引起了國會、新聞媒體和各界有識之士的不安和警覺。新聞媒體對水門案的揭露，給立法、司法部門制衡總統和白宮幕僚的權勢提供了千載良機。由於特別檢察官、聯邦地區法院和國會深入調查水門事件，聯邦最高法院果斷介入，對總統行政特權予以限制，導致尼克森被迫辭職。所謂“帝王總統”從此一蹶不振。
近幾年，陳偉將《美國憲政歷程》中的“水門案”一章擴充成編，以“帝王總統”翻船“水門”為題，收入《籠子裡的美國總統》一書，作為第一編。其中很多內容幾乎完全改寫，而且增加了精彩的心理分析與宏闊多邊的國際視野。比如，在描寫尼克森艱苦卑微童年造成的與生俱來的緊張與不安時，陳偉寫到，“就深層性格而言，尼克森沉默寡言，天性怕羞，喜歡沉思冥想，不擅長與人交往。雖然靠競選出人頭地，尼克森卻把競選視為苦役和煎熬。在多年的政治生涯中，承受著沉重的精神壓力，遭逢世態炎涼風霜，忍受媒體刻薄挖苦，以及一度連遭敗績的慘痛經歷，都已成為尼克森心中永遠的痛”。
但是，尼克森青史留名的強烈衝動卻不遜於美國歷史上的任何一位總統，所以他才會在白宮安裝自動錄音系統，希望退休後能夠根據錄音撰寫最精彩的總統回憶錄；所以他才會先派基辛格、然後親自出馬，不遠萬里跨越太平洋，發展與中國的正常關係。誰料，他在白宮留下的錄音帶，竟成為自掘的墳墓，將自己拉下總統寶座。
憲法界定權力邊界
當然，《籠子裡的美國總統》並非尼克森個人傳記或者“水門事件”研究報告，而是以“水門事件”與後來的雷根政府時期的“伊朗門事件”（上世紀80年代）和克林頓政府時期的“拉鍊門事件”（上世紀90年代）為三大個案，探討美國政治文化和制度中，總統所受到的各種制約。
“伊朗門事件”和“拉鍊門事件”這兩大醜聞之所以出現，固然跟美國總統權力太大，疏于約束下屬或者疏于自我約束密切相關，但醜聞最終得以曝光，與美國強大、獨立而且偏愛揭醜的新聞媒體密不可分。
及時而充分的新聞曝光一方面增加了民眾的知情度，影響他們的情感好惡和選擇偏好，另一方面，也給負有管理責任公共義務的掌權者造成輿論壓力，這種透明而有壓力的新聞輿論環境所構築的“軟性牢籠”，讓身處其中的掌權者時刻提醒自己，小心行使手中的權力，不要碰壁。
但是，權力具有天然的擴張性，不碰到堅實的邊界，不可能收手。總統的權力邊界當然不能完全指望毫無政治權力的新聞媒體，而是來自于美國憲法文本的授權與建立在憲法基礎之上的慣例。美國的成文憲法就是總統的權力牢籠，這個籠子每四年打開一次，鑰匙就掌握在選民手中。為了制約總統，美國憲法還賦予國會否決甚至是彈劾總統的權力。這就好比，萬一猛獸衝破牢籠，出來傷人，飼養員有權將其擊斃。
當然，彈劾總統只是不得已而為之的非常手段，類似於核武器，可以儲備恐嚇，但是無法也不能經常使用。要紮緊美國總統日常權力的牢籠，還需要另外一項制度設計：美國國會的調查聽證權。無論是“水門事件”，還是後來的“伊朗門事件”和“拉鍊門事件”，國會的聽證會都是令總統頭疼和畏懼巨大威脅。而且國會為舉行聽證、收集證據，還可以發傳票，收到傳票者不得拒絕出席，若是無故不到，則屬於藐視國會，與藐視法庭一樣，可以入罪。
為了制約總統這頭猛獸，防止總統濫用權力，在上述常規與非常手段之外，美國政治體制中還有一項不太常用的特殊手段：設立獨立（特別）檢察官，具體負責調查和起訴涉嫌違法的總統。有趣的是，獨立（特別）檢察官辦公室雖然設在司法部，但卻相對獨立，不受司法部長和總統直接管轄。在美國歷史上，尼克森和克林頓兩位總統，都曾受到獨立（特別）檢察官的調查與起訴。
不過，美國總統受到國會的如此眾多制約，固然很難有機會濫權，但是兩者之間的鬥爭，往往也會造成“府院之爭”式的國會與總統對立，加上黨派分歧與利益團體糾葛，導致美國政府效率和治理能力低下，嚴重時甚會迫使政府關門。
正如陳偉在書尾所言，如何妥善地處理分權制衡、限權政府與行政效率、治理能力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英美等西方國家數百年的民主法治歷程，並沒有給世人提供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完美答案。在多數情況下，人們只能是“兩害相權取其輕”而已。 □胡曉進
【延伸閱讀】
《美國總統的誕生：1960》
作者：（美）白修德
譯者：舒琦 趙仁濤
版本：中信出版社 2016年11月
《美國憲政歷程》
作者：任東來 陳偉 白雪峰
版本：中國法制出版社 201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