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裡丹（1751-1816）
蕭伯納（1856-1950）
王爾德（1854-1900）
C.S.路易士(1898-1963）
庫丘林
神話對愛爾蘭文學也有著極大的影響。 《阿爾斯特故事集》是愛爾蘭早期的史詩作品， 其中的《奪牛記》塑造了一位名叫庫丘林的英雄。 這位勇士被描繪成太陽神的兒子， 在傳說中單槍匹馬捍衛國家， 因此也被視為民族氣概的代表。
阿貝劇院
阿貝劇院又名愛爾蘭國家劇院， 由富有的英國婦女安妮·霍尼曼捐贈給葉芝， 此後成為新戲劇運動的主要場所。 葉芝、辛格、葛列格里夫人等人的新戲劇都曾在這裡上演。 1951年， 阿貝劇院毀於一場意外火災， 後來經過重建， 沿用至今。 圖為焚毀前的劇院原貌。
都柏林復活節起義
一戰爆發後， 愛爾蘭議會選擇與英國並肩作戰， 但部分民族主義者拒絕被英國統治。 1916年復活節， 愛爾蘭爆發了持續一周的起義。 對此許多作家都有所描寫， 葉芝也寫下挽歌紀念在起義中犧牲的愛國人士， 同時也對起義者的狂暴行為表示質疑。 狂熱的民族主義讓愛爾蘭的文化氛圍變得極為保守， 這也是後來許多作家紛紛離開都柏林的原因。
《都柏林文學地圖》
作者：約翰·唐麥迪
譯者：白玉傑、豆紅麗
版本：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2017年10月
以都柏林歷史為主線，將其民族發展過程中的文人與政客編織在一起，繪製出一幅完整的都柏林文學地圖。
說到愛爾蘭，可能很多人不會想到她與土豆有關聯。但是，想想愛爾蘭的諺語吧，“世界上只有兩樣東西開不得玩笑，一是婚姻，二是土豆。”
婚姻開不得玩笑容易理解，因為愛爾蘭人信奉天主教，教義規定，只要雙方在神的面前宣誓成婚，則終生不可以離婚，分離的唯一可能是其中一方去世。把土豆的重要性與婚姻並列，估計是愛爾蘭所特有。究其根源，大概是因為土豆在愛爾蘭人的食物比重中佔據80%的份額。詩人謝默斯·希尼在那首意義重大的詩歌《挖掘》中寫道：“馬鈴薯發黴的冷味，走在濕泥炭上的嘎紮聲……在我的食指與拇指之間，夾著這支粗短的筆，我要用它來挖掘。”這是詩人對寫作行為的反思，也是對泥層之下、深埋的愛爾蘭靈魂的挖掘。
因為歷史與政治原因，許多愛爾蘭文學作品被讀者當作英國文學來欣賞，比如來自愛爾蘭首府都柏林的作家——斯威夫特、謝裡丹、王爾德、蕭伯納、貝克特、喬伊絲、葉芝，等等。細想就會發現，一旦少了這些來自愛爾蘭的作家，那麼，英國文學的風采將銳減。
沒有眾多的愛爾蘭劇作家，英國的戲劇可能只會停留在莎劇的輝煌裡；沒有喬伊絲，意識流小說又要到哪裡去溯源？打個比方，愛爾蘭文學對於世界文學的影響，就如同西餐中的土豆——營養豐富、不可缺少，但不張揚。
唯美與現實：現代戲劇的愛爾蘭之光
先從戲劇說起。愛爾蘭是一個有著豐厚文化底蘊、深愛戲劇的國度，愛爾蘭人世代消遣的方式之一就是編寫詼諧幽默的喜劇。愛爾蘭人以睿智見長，範例可見喬納森·斯威夫特（1667-1745）那種犀利而又平易近人的諷刺風格。他在1729年創作的小冊子《一個使愛爾蘭的窮孩子不致成為他們父母的負擔的溫和建議》，用“反語”的方式提出了一個“公平、全面而可行的建議”，對殘酷剝削愛爾蘭人民的英國統治者，提出了有力控訴。這也成就了一個文學批評術語——喬納森·斯威夫特風格。
童年在都柏林文法學校接受教育的英國戲劇大家理查·謝裡丹（1751-1816），就深受斯威夫特風格的影響。根據筆者手上1883年版《謝裡丹戲劇集》的前言介紹，謝裡丹的祖父是愛爾蘭的一位教師，同時也是喬納森·斯威夫特的密友，他們經常在一起玩文字遊戲。謝裡丹的父親也曾撰寫文章介紹斯威夫特的生平軼事。謝裡丹的風俗喜劇《造謠學校》如同斯威夫特的《格列夫遊記》，用犀利的手筆暗諷英國上層社會的無知淺薄、懶散腐敗，表達了民眾對權利平等的渴望，人物刻畫極為生動。
18世紀的英國劇壇有來自愛爾蘭的謝裡丹；19世紀，有來自愛爾蘭的奧斯卡·王爾德（1854-1900）和蕭伯納（1856-1950）。王爾德被現代人所熟知，是作為唯美主義的代表人物，但是在當時的英國文學界，真正為王爾德贏得聲譽的是他的戲劇作品，比如《莎樂美》《認真的重要性》和《理想丈夫》等等。當時的倫敦，會出現不同的劇場同時上演著王爾德不同戲劇作品的盛況。他的一些戲劇，被稱為是自謝裡丹的《造謠學校》以來最優秀的喜劇作品。
作為一位在17歲就獲得都柏林三一學院獎學金，20歲獲得牛津大學全額文學獎學金的高材生，王爾德本可以成為文學領域、特別是劇本創作界眾人仰望和追捧的藝術家。遺憾的是，他並沒有走完這樣的人生。他在生活中的特立獨行、著裝上的放浪不羈，加之公開自己的性取向，這些與當時道德標準相衝突的行徑導致他備受世俗的譴責。1895年，他因為同性戀行為被判入獄。兩年後出獄的王爾德被迫遷往巴黎，在那裡貧病交加、孤立無援，46歲英年早逝。他曾說，“我那麼摯愛的生活，像猛虎把我撕得粉碎。”
每每想到此句，不禁讓人聯想起他的《夜鶯與玫瑰》：在寒冷而寂寥的月夜，夜鶯將胸緊緊抵住玫瑰樹的尖刺，讓自己鮮紅的心血慢慢流入玫瑰樹乾枯的莖脈，為的就是給一位元需要用玫瑰向女友示愛的大學生一朵鮮豔的玫瑰。最後，夜鶯死了，象徵著愛的玫瑰被扔到大街上，被車輪碾過……這個故事也象徵著王爾德所宣導的“為藝術而藝術”的唯美主義觀點與現實的矛盾。唯美主義認為藝術是純粹的，不該帶有任何功利色彩，藝術不應該屈服於時代或市場,藝術家的個性不應該受到壓抑，也不應受道德的約束。
劇作家蕭伯納深受易蔔生戲劇和英國戲劇家威廉·阿切爾發起的“新戲劇運動”的影響，他所創作的話劇探討的不是上層社會貴族先生、太太的唯美問題，而是社會各階層的現實生活。1891年，他發表了關於易蔔生戲劇創作的重要評論文集《易蔔生主義的精華》,並於次年正式開始進行劇本創作，一生創作了包括《華倫夫人的職業》在內的50多部劇本。他的創作，以及他所推介的易蔔生等人的現實主義題材戲劇，著實改變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國戲劇表演的內容，成功地讓話劇取代詩劇，也扭轉了英國戲劇日趨頹廢的趨勢。
因為在愛爾蘭的童年生活受到一位音樂家的影響，蕭伯納有著良好的音樂素養。他醉心于巴赫、海頓、莫札特、貝多芬、瓦格納等音樂大師的作品，也自然而然地將自己對音樂的理解融入戲劇創作，用華麗的音樂形式闡發複雜而深刻的人生哲理。愛因斯坦曾說，蕭伯納劇本裡的每個字都像莫札特音樂裡的一個音符，靈動而富有樂感。蕭伯納通過現實主義題材的戲劇創作，來進行帶有人文主義精神的社會批判。他本人也因此成為戲劇界的革新家，掀開了英國戲劇史的新篇章，為英國現實主義、平民化戲劇創作鋪平了道路。
傳統與荒誕：愛爾蘭新戲劇運動
同一時期，愛爾蘭本土也有著一些從事戲劇創作的匠人，他們發起愛爾蘭新戲劇運動，大本營是都柏林的阿貝劇院（Abbey Theatre），又名愛爾蘭國家劇院。
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愛爾蘭詩人葉芝(1865-1939)，被艾略特稱為“當代最偉大的詩人”，他也是該劇院的創建者之一。他的《統一的愛爾蘭性》《凱爾特曙光》《凱薩琳伯爵小姐》等作品，鼓舞了愛爾蘭人的民族主義情緒，他本人也成為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的重要代表。他不僅自己創作了26部劇本，也致力於發現和扶持新的愛爾蘭劇作家，比如辛格(1871-1909)和奧凱西(1880-1964)。
在阿貝劇院上演的戲劇與倫敦劇院常見的傳統戲劇不同，那裡的劇中人物所採用的不是謝裡丹劇本裡那種倫敦上層社會所講的英語，而是平民化的愛爾蘭方言，並側重發掘愛爾蘭題材，比如奧凱西的戲劇主要關注都柏林的貧民區，辛格的戲劇則善於表現愛爾蘭的農村生活。同樣獲得諾貝爾獎的詩人謝默斯·希尼（1939-2013），不喜歡描寫工業社會中的城市，而是用樸素、但不落俗套的語言描畫普通農村景物和堅忍的勞動者，比如，他筆下關於“瑪麗姨媽在農場裡烤麵包”的詩歌，寥寥幾行，就將農婦的勞作場景活脫脫地展現給讀者，他對英語文學的另一個巨大貢獻是將古英語史詩《貝奧武夫》譯成現代英語。希尼生前是英國倫敦愛爾蘭文學學會的會長，他去世後，繼任會長的伯納德·奧多諾格也是一位來自愛爾蘭的著名詩人兼學者。
回到戲劇主題，撒母耳·貝克特（1906－1989）的戲劇也具有平民化、隨意性、場景碎片化的特點。正如馬丁·艾思林在《荒誕派戲劇》中所指出的，其實荒誕派戲劇是向著更古老的傳統回歸，荒誕派非語言等藝術手法的表達與愛爾蘭古代滑稽劇密切相關。貝克特在愛爾蘭的成長經歷深深地影響著他的戲劇創作。從大環境看，他所經歷的愛爾蘭是凱爾特文明衰落、英國殖民文化大規模湧入，天主教、新教、獨立組織與各種起義交織的國度。我們只有想像10歲的貝克特在愛爾蘭復活節起義期間，被父親領著目睹都柏林的大火，看一個城市的繁華如何在一夜間化為灰燼，才能理解為什麼他的喜劇裡那種荒涼感和個體的渺小無助感。
1953年和1954年，貝克特《等待戈多》先後在巴黎與倫敦首演。劇本中兩個流浪漢從開始就在一棵枯樹下等待戈多。儘管“他並沒有說一定要來”，但是他們“必須等待”。這種抽象極簡的風格開啟了“荒誕派戲劇”之河，英國荒誕派戲劇代表人物、200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哈樂德·品特（1930-2008）深受貝克特的影響。品特的劇本也用極簡的對話，以及光禿禿的場景展示現代社會裡人們的慘澹生活。對於貝克特的影響，品特曾經說，貝克特推銷什麼，他都會願意收購，因為“他催生了美的事物”。
愛爾蘭的戲劇影響著世界，當下活躍在倫敦、百老匯和好萊塢戲劇舞臺上的人，仍有很多來自愛爾蘭。
喬伊絲、貝克特、奧布萊恩：愛爾蘭文學“三劍客”
2005年布克獎得主、愛爾蘭作家約翰·班維爾（John Banville）曾做過這樣的分類：“今天的愛爾蘭作家分兩派，要麼是喬伊絲派的，要麼就是貝克特派的。喬伊絲總是想方設法把世界填得滿滿的，而貝克特剛好相反，總是給世界留空，等人們思考‘怎麼辦’。”
談及愛爾蘭作家對世界文學的影響，來自愛爾蘭天主教家庭的詹姆斯·喬伊絲（1882-1941）是不可回避的人物。他的長篇小說《尤利西斯》不僅開創了“意識流”的創作手法，也深入地刻畫了都柏林居民精神生活的庸俗和乏味。該書不論是在結構還是語言上都作了大膽創新，使其成為世界小說發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他的《都柏林人》，同樣描述了這座愛爾蘭城市中卑微者生活的磨難與困苦。小說集裡的每一個故事都已經夠讓人感觸，而這些故事又匯成生活在一個區域的一群人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們如同《等待戈多》中的人物一樣，悲哀無奈地生活著、等待著，但是讀者能感受到他們在迷茫之中，充滿著期待。
喬伊絲作為愛爾蘭文學界的巨匠，受到其他愛爾蘭作家的敬重。比如當他在完成《芬尼根的守靈夜》過程中，因為各種家庭事務纏身，加之眼疾困擾，寫作速度下降，於是他的仰慕者，包括貝克特都出力幫助他渡過難關。當這部作品出版後被批評，貝克特又馬上撰寫文章聲援這本新書。貝克特在法國結識喬伊絲之後，既成了他的助手，又是他的忘年交。貝克特戲劇中將生活場景碎片化的表現方式，以及對人類困惑、焦慮與孤獨的富含哲學思考的抽象表述，與喬伊絲的意識流表述方法異曲同工。但是，貝克特本人也許意識到，在小說創作方面，他將永遠處於喬伊絲的陰影之下，所以儘管他的小說創作卓有成就，但還是在戲劇創作領域多加嘗試，並開拓出一片天地。這樣一來，在世界文學舞臺上，小說領域有了喬伊絲，戲劇領域有了貝克特。
部分由於愛爾蘭文化復興運動的影響，部分由於愛爾蘭作家多是離開自己的出生地到異地打拼，許多愛爾蘭作家有很強的群體認同感，拒絕被異質文化同化。當時，也有一些愛爾蘭作家會固守家園，從未到倫敦或巴黎生活過，比如威廉·卡爾頓(1794-1864)。他一直以愛爾蘭的鄉村生活為描述重點，筆下有各種類型的農民人物形象，凸顯了愛爾蘭農民的苦難生活。葉芝將威廉·卡爾頓稱為“愛爾蘭最偉大的小說家”。
長期居住在國外的喬伊絲也努力提攜愛爾蘭的本土作家，比如對弗蘭·奧布萊恩（1911-1966）的作品，喬伊絲一直大力推介。奧布萊恩的《雙鳥游水》和《第三個員警》，以荒誕、幽默、戲諷的黑喜劇為特色，曾被媒體選入20世紀百部最佳小說之列。可惜的是，這位作家因為父親早逝，過早地擔起了照顧眾多兄弟姐妹和母親妻兒的重任，生活的艱辛加上酗酒，他在54歲就死於酒精中毒及癌症。儘管他的作品沒有喬伊絲和貝克特那麼多，但是仍對狄蘭·湯瑪斯、約翰·厄普代克、威廉·特雷弗、庫爾特·馮內古特、以賽碼利·裡德等作家產生深遠影響。文學研究者將其與喬伊絲、貝克特合稱為“愛爾蘭文學三劍客”。
路易士VS向達倫：奇幻文學的守望者
愛爾蘭作家不僅在戲劇與小說領域發揮著重要作用，其誇張、怪誕的風格在奇幻文學(fantasy)界的作用也尤為明顯。比如，葉芝不僅是詩人和劇作家，也是眾所周知的神秘主義者，他甚至創建過“都柏林秘術兄弟會”。儘管他的神秘主義觀點被一些人詬病，但是，不能否認愛爾蘭的神話與民間傳說對其影響很大，他不僅收集和出版相關作品，還在自己的詩歌創作中著力展現。“吸血鬼小說”的鼻祖——布拉姆·斯托克，也是來自都柏林的奇幻文學作家，他是《德拉庫拉》的作者，恐怖小說界的一個著名獎項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包括斯蒂芬·金在內的很多作家，都會以獲得布拉姆·斯托克獎為榮。
奇幻文學界還有一位來自愛爾蘭的作家——C.S.路易士(1898-1963），儘管他在英國牛津生活了大半個世紀，但是他的童年在愛爾蘭度過。在那裡，他閱讀過的書籍，大人給他講述的愛爾蘭的民間故事、北歐神話傳說，那些小妖精、食人魔、巨人怪，都深深地留在他的記憶深處。以至於後來經歷了失母創傷、兩次世界大戰、親眼目睹戰爭中的血肉橫飛之後，他將自己對生活的感悟融入了奇幻文學之中，代表作是《納尼亞傳奇》系列。該系列被翻譯成40多種語言，發行量超過1億冊，吸引了不同國家幾代的讀者。不止是兒童，成年人也折服于作品中想像的魔力。
在那個繽紛多彩的想像空間裡，一方面，人是不用長大的，仍然可以做許許多多現實生活中自己不敢做的事情；另一方面，顛倒輪回的因果關聯，又影射著成人世界的林林總總。讀過之後，讀者既感受了心驚肉跳，又可以掩卷安慰自己，沒事兒，這不是真的。這種矛盾的心理，大概是讓奇幻文學可以在文學領域一枝獨秀、經久不衰的原因。從《指環王》到《哈利·波特》，從《暮光之城》到《向達倫大冒險》，每出來一個奇幻系列，總會迷倒成千上萬的大人和孩子。
當代奇幻文學界，還有一位生活軌跡與C.S.路易士相反的愛爾蘭作家——向達倫（Darren Shan 1972-）。他出生於英國倫敦，六歲時隨父母移民愛爾蘭，自我歸類為愛爾蘭作家。他的筆名出自其重要傳奇系列——《向達倫大冒險》（The Saga of Darren Shan）。該系列由12本書構成，講述的是一個名叫向達倫的小男孩成為半吸血鬼的故事。讀它好似看到哈利·波特到了暮光之城，裡面有吸血鬼、血腥的殺戮，還有令人心痛的好友反目成仇。但是比較而言，他的作品有更深邃的倫理意識，比如它的結尾總會落在人性深處的淳樸與擔當。其實這一系列與《納尼亞傳奇》一樣，帶有明顯的北歐文化特色和愛爾蘭民間傳說的痕跡，讀著像維京海盜，甚至貝奧武夫故事的延續。
天馬行空的想像之余，向達倫對讀者提問的回答也非常坦誠和勵志。比如當他被問及，如果擁有超能力，他會怎樣做？他坦誠地說，“超能力這種捷徑會降低一個人的成就感。因為任何生活的目標都應該通過努力、奉獻和專注來實現，那樣才有意義。”他本人也一直筆耕不輟，至今為止，已經出版40多部奇幻小說，包括惡魔系列（the Demonata），僵屍系列(Zom-B),城市系列(the City Trilogy)等，被翻譯成30多種語言，在世界各地出版量超過2500萬冊。
總之，愛爾蘭特有的歷史與文化，造就了一群獨特的愛爾蘭藝術家。他們一方面保留著荒誕、幽默、詼諧的風格，另一方面從未放棄自身的社會擔當，努力用文字探尋生活中的奇跡。愛爾蘭文學就像愛爾蘭的土豆和音樂一樣——低調而優雅地為世界文學做出重要貢獻。
□王敬慧（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都柏林文學地圖》
作者：約翰·唐麥迪
譯者：白玉傑、豆紅麗
版本：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2017年10月
以都柏林歷史為主線，將其民族發展過程中的文人與政客編織在一起，繪製出一幅完整的都柏林文學地圖。
說到愛爾蘭，可能很多人不會想到她與土豆有關聯。但是，想想愛爾蘭的諺語吧，“世界上只有兩樣東西開不得玩笑，一是婚姻，二是土豆。”
婚姻開不得玩笑容易理解，因為愛爾蘭人信奉天主教，教義規定，只要雙方在神的面前宣誓成婚，則終生不可以離婚，分離的唯一可能是其中一方去世。把土豆的重要性與婚姻並列，估計是愛爾蘭所特有。究其根源，大概是因為土豆在愛爾蘭人的食物比重中佔據80%的份額。詩人謝默斯·希尼在那首意義重大的詩歌《挖掘》中寫道：“馬鈴薯發黴的冷味，走在濕泥炭上的嘎紮聲……在我的食指與拇指之間，夾著這支粗短的筆，我要用它來挖掘。”這是詩人對寫作行為的反思，也是對泥層之下、深埋的愛爾蘭靈魂的挖掘。
因為歷史與政治原因，許多愛爾蘭文學作品被讀者當作英國文學來欣賞，比如來自愛爾蘭首府都柏林的作家——斯威夫特、謝裡丹、王爾德、蕭伯納、貝克特、喬伊絲、葉芝，等等。細想就會發現，一旦少了這些來自愛爾蘭的作家，那麼，英國文學的風采將銳減。
沒有眾多的愛爾蘭劇作家，英國的戲劇可能只會停留在莎劇的輝煌裡；沒有喬伊絲，意識流小說又要到哪裡去溯源？打個比方，愛爾蘭文學對於世界文學的影響，就如同西餐中的土豆——營養豐富、不可缺少，但不張揚。
唯美與現實：現代戲劇的愛爾蘭之光
先從戲劇說起。愛爾蘭是一個有著豐厚文化底蘊、深愛戲劇的國度，愛爾蘭人世代消遣的方式之一就是編寫詼諧幽默的喜劇。愛爾蘭人以睿智見長，範例可見喬納森·斯威夫特（1667-1745）那種犀利而又平易近人的諷刺風格。他在1729年創作的小冊子《一個使愛爾蘭的窮孩子不致成為他們父母的負擔的溫和建議》，用“反語”的方式提出了一個“公平、全面而可行的建議”，對殘酷剝削愛爾蘭人民的英國統治者，提出了有力控訴。這也成就了一個文學批評術語——喬納森·斯威夫特風格。
童年在都柏林文法學校接受教育的英國戲劇大家理查·謝裡丹（1751-1816），就深受斯威夫特風格的影響。根據筆者手上1883年版《謝裡丹戲劇集》的前言介紹，謝裡丹的祖父是愛爾蘭的一位教師，同時也是喬納森·斯威夫特的密友，他們經常在一起玩文字遊戲。謝裡丹的父親也曾撰寫文章介紹斯威夫特的生平軼事。謝裡丹的風俗喜劇《造謠學校》如同斯威夫特的《格列夫遊記》，用犀利的手筆暗諷英國上層社會的無知淺薄、懶散腐敗，表達了民眾對權利平等的渴望，人物刻畫極為生動。
18世紀的英國劇壇有來自愛爾蘭的謝裡丹；19世紀，有來自愛爾蘭的奧斯卡·王爾德（1854-1900）和蕭伯納（1856-1950）。王爾德被現代人所熟知，是作為唯美主義的代表人物，但是在當時的英國文學界，真正為王爾德贏得聲譽的是他的戲劇作品，比如《莎樂美》《認真的重要性》和《理想丈夫》等等。當時的倫敦，會出現不同的劇場同時上演著王爾德不同戲劇作品的盛況。他的一些戲劇，被稱為是自謝裡丹的《造謠學校》以來最優秀的喜劇作品。
作為一位在17歲就獲得都柏林三一學院獎學金，20歲獲得牛津大學全額文學獎學金的高材生，王爾德本可以成為文學領域、特別是劇本創作界眾人仰望和追捧的藝術家。遺憾的是，他並沒有走完這樣的人生。他在生活中的特立獨行、著裝上的放浪不羈，加之公開自己的性取向，這些與當時道德標準相衝突的行徑導致他備受世俗的譴責。1895年，他因為同性戀行為被判入獄。兩年後出獄的王爾德被迫遷往巴黎，在那裡貧病交加、孤立無援，46歲英年早逝。他曾說，“我那麼摯愛的生活，像猛虎把我撕得粉碎。”
每每想到此句，不禁讓人聯想起他的《夜鶯與玫瑰》：在寒冷而寂寥的月夜，夜鶯將胸緊緊抵住玫瑰樹的尖刺，讓自己鮮紅的心血慢慢流入玫瑰樹乾枯的莖脈，為的就是給一位元需要用玫瑰向女友示愛的大學生一朵鮮豔的玫瑰。最後，夜鶯死了，象徵著愛的玫瑰被扔到大街上，被車輪碾過……這個故事也象徵著王爾德所宣導的“為藝術而藝術”的唯美主義觀點與現實的矛盾。唯美主義認為藝術是純粹的，不該帶有任何功利色彩，藝術不應該屈服於時代或市場,藝術家的個性不應該受到壓抑，也不應受道德的約束。
劇作家蕭伯納深受易蔔生戲劇和英國戲劇家威廉·阿切爾發起的“新戲劇運動”的影響，他所創作的話劇探討的不是上層社會貴族先生、太太的唯美問題，而是社會各階層的現實生活。1891年，他發表了關於易蔔生戲劇創作的重要評論文集《易蔔生主義的精華》,並於次年正式開始進行劇本創作，一生創作了包括《華倫夫人的職業》在內的50多部劇本。他的創作，以及他所推介的易蔔生等人的現實主義題材戲劇，著實改變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國戲劇表演的內容，成功地讓話劇取代詩劇，也扭轉了英國戲劇日趨頹廢的趨勢。
因為在愛爾蘭的童年生活受到一位音樂家的影響，蕭伯納有著良好的音樂素養。他醉心于巴赫、海頓、莫札特、貝多芬、瓦格納等音樂大師的作品，也自然而然地將自己對音樂的理解融入戲劇創作，用華麗的音樂形式闡發複雜而深刻的人生哲理。愛因斯坦曾說，蕭伯納劇本裡的每個字都像莫札特音樂裡的一個音符，靈動而富有樂感。蕭伯納通過現實主義題材的戲劇創作，來進行帶有人文主義精神的社會批判。他本人也因此成為戲劇界的革新家，掀開了英國戲劇史的新篇章，為英國現實主義、平民化戲劇創作鋪平了道路。
傳統與荒誕：愛爾蘭新戲劇運動
同一時期，愛爾蘭本土也有著一些從事戲劇創作的匠人，他們發起愛爾蘭新戲劇運動，大本營是都柏林的阿貝劇院（Abbey Theatre），又名愛爾蘭國家劇院。
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愛爾蘭詩人葉芝(1865-1939)，被艾略特稱為“當代最偉大的詩人”，他也是該劇院的創建者之一。他的《統一的愛爾蘭性》《凱爾特曙光》《凱薩琳伯爵小姐》等作品，鼓舞了愛爾蘭人的民族主義情緒，他本人也成為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的重要代表。他不僅自己創作了26部劇本，也致力於發現和扶持新的愛爾蘭劇作家，比如辛格(1871-1909)和奧凱西(1880-1964)。
在阿貝劇院上演的戲劇與倫敦劇院常見的傳統戲劇不同，那裡的劇中人物所採用的不是謝裡丹劇本裡那種倫敦上層社會所講的英語，而是平民化的愛爾蘭方言，並側重發掘愛爾蘭題材，比如奧凱西的戲劇主要關注都柏林的貧民區，辛格的戲劇則善於表現愛爾蘭的農村生活。同樣獲得諾貝爾獎的詩人謝默斯·希尼（1939-2013），不喜歡描寫工業社會中的城市，而是用樸素、但不落俗套的語言描畫普通農村景物和堅忍的勞動者，比如，他筆下關於“瑪麗姨媽在農場裡烤麵包”的詩歌，寥寥幾行，就將農婦的勞作場景活脫脫地展現給讀者，他對英語文學的另一個巨大貢獻是將古英語史詩《貝奧武夫》譯成現代英語。希尼生前是英國倫敦愛爾蘭文學學會的會長，他去世後，繼任會長的伯納德·奧多諾格也是一位來自愛爾蘭的著名詩人兼學者。
回到戲劇主題，撒母耳·貝克特（1906－1989）的戲劇也具有平民化、隨意性、場景碎片化的特點。正如馬丁·艾思林在《荒誕派戲劇》中所指出的，其實荒誕派戲劇是向著更古老的傳統回歸，荒誕派非語言等藝術手法的表達與愛爾蘭古代滑稽劇密切相關。貝克特在愛爾蘭的成長經歷深深地影響著他的戲劇創作。從大環境看，他所經歷的愛爾蘭是凱爾特文明衰落、英國殖民文化大規模湧入，天主教、新教、獨立組織與各種起義交織的國度。我們只有想像10歲的貝克特在愛爾蘭復活節起義期間，被父親領著目睹都柏林的大火，看一個城市的繁華如何在一夜間化為灰燼，才能理解為什麼他的喜劇裡那種荒涼感和個體的渺小無助感。
1953年和1954年，貝克特《等待戈多》先後在巴黎與倫敦首演。劇本中兩個流浪漢從開始就在一棵枯樹下等待戈多。儘管“他並沒有說一定要來”，但是他們“必須等待”。這種抽象極簡的風格開啟了“荒誕派戲劇”之河，英國荒誕派戲劇代表人物、200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哈樂德·品特（1930-2008）深受貝克特的影響。品特的劇本也用極簡的對話，以及光禿禿的場景展示現代社會裡人們的慘澹生活。對於貝克特的影響，品特曾經說，貝克特推銷什麼，他都會願意收購，因為“他催生了美的事物”。
愛爾蘭的戲劇影響著世界，當下活躍在倫敦、百老匯和好萊塢戲劇舞臺上的人，仍有很多來自愛爾蘭。
喬伊絲、貝克特、奧布萊恩：愛爾蘭文學“三劍客”
2005年布克獎得主、愛爾蘭作家約翰·班維爾（John Banville）曾做過這樣的分類：“今天的愛爾蘭作家分兩派，要麼是喬伊絲派的，要麼就是貝克特派的。喬伊絲總是想方設法把世界填得滿滿的，而貝克特剛好相反，總是給世界留空，等人們思考‘怎麼辦’。”
談及愛爾蘭作家對世界文學的影響，來自愛爾蘭天主教家庭的詹姆斯·喬伊絲（1882-1941）是不可回避的人物。他的長篇小說《尤利西斯》不僅開創了“意識流”的創作手法，也深入地刻畫了都柏林居民精神生活的庸俗和乏味。該書不論是在結構還是語言上都作了大膽創新，使其成為世界小說發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他的《都柏林人》，同樣描述了這座愛爾蘭城市中卑微者生活的磨難與困苦。小說集裡的每一個故事都已經夠讓人感觸，而這些故事又匯成生活在一個區域的一群人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們如同《等待戈多》中的人物一樣，悲哀無奈地生活著、等待著，但是讀者能感受到他們在迷茫之中，充滿著期待。
喬伊絲作為愛爾蘭文學界的巨匠，受到其他愛爾蘭作家的敬重。比如當他在完成《芬尼根的守靈夜》過程中，因為各種家庭事務纏身，加之眼疾困擾，寫作速度下降，於是他的仰慕者，包括貝克特都出力幫助他渡過難關。當這部作品出版後被批評，貝克特又馬上撰寫文章聲援這本新書。貝克特在法國結識喬伊絲之後，既成了他的助手，又是他的忘年交。貝克特戲劇中將生活場景碎片化的表現方式，以及對人類困惑、焦慮與孤獨的富含哲學思考的抽象表述，與喬伊絲的意識流表述方法異曲同工。但是，貝克特本人也許意識到，在小說創作方面，他將永遠處於喬伊絲的陰影之下，所以儘管他的小說創作卓有成就，但還是在戲劇創作領域多加嘗試，並開拓出一片天地。這樣一來，在世界文學舞臺上，小說領域有了喬伊絲，戲劇領域有了貝克特。
部分由於愛爾蘭文化復興運動的影響，部分由於愛爾蘭作家多是離開自己的出生地到異地打拼，許多愛爾蘭作家有很強的群體認同感，拒絕被異質文化同化。當時，也有一些愛爾蘭作家會固守家園，從未到倫敦或巴黎生活過，比如威廉·卡爾頓(1794-1864)。他一直以愛爾蘭的鄉村生活為描述重點，筆下有各種類型的農民人物形象，凸顯了愛爾蘭農民的苦難生活。葉芝將威廉·卡爾頓稱為“愛爾蘭最偉大的小說家”。
長期居住在國外的喬伊絲也努力提攜愛爾蘭的本土作家，比如對弗蘭·奧布萊恩（1911-1966）的作品，喬伊絲一直大力推介。奧布萊恩的《雙鳥游水》和《第三個員警》，以荒誕、幽默、戲諷的黑喜劇為特色，曾被媒體選入20世紀百部最佳小說之列。可惜的是，這位作家因為父親早逝，過早地擔起了照顧眾多兄弟姐妹和母親妻兒的重任，生活的艱辛加上酗酒，他在54歲就死於酒精中毒及癌症。儘管他的作品沒有喬伊絲和貝克特那麼多，但是仍對狄蘭·湯瑪斯、約翰·厄普代克、威廉·特雷弗、庫爾特·馮內古特、以賽碼利·裡德等作家產生深遠影響。文學研究者將其與喬伊絲、貝克特合稱為“愛爾蘭文學三劍客”。
路易士VS向達倫：奇幻文學的守望者
愛爾蘭作家不僅在戲劇與小說領域發揮著重要作用，其誇張、怪誕的風格在奇幻文學(fantasy)界的作用也尤為明顯。比如，葉芝不僅是詩人和劇作家，也是眾所周知的神秘主義者，他甚至創建過“都柏林秘術兄弟會”。儘管他的神秘主義觀點被一些人詬病，但是，不能否認愛爾蘭的神話與民間傳說對其影響很大，他不僅收集和出版相關作品，還在自己的詩歌創作中著力展現。“吸血鬼小說”的鼻祖——布拉姆·斯托克，也是來自都柏林的奇幻文學作家，他是《德拉庫拉》的作者，恐怖小說界的一個著名獎項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包括斯蒂芬·金在內的很多作家，都會以獲得布拉姆·斯托克獎為榮。
奇幻文學界還有一位來自愛爾蘭的作家——C.S.路易士(1898-1963），儘管他在英國牛津生活了大半個世紀，但是他的童年在愛爾蘭度過。在那裡，他閱讀過的書籍，大人給他講述的愛爾蘭的民間故事、北歐神話傳說，那些小妖精、食人魔、巨人怪，都深深地留在他的記憶深處。以至於後來經歷了失母創傷、兩次世界大戰、親眼目睹戰爭中的血肉橫飛之後，他將自己對生活的感悟融入了奇幻文學之中，代表作是《納尼亞傳奇》系列。該系列被翻譯成40多種語言，發行量超過1億冊，吸引了不同國家幾代的讀者。不止是兒童，成年人也折服于作品中想像的魔力。
在那個繽紛多彩的想像空間裡，一方面，人是不用長大的，仍然可以做許許多多現實生活中自己不敢做的事情；另一方面，顛倒輪回的因果關聯，又影射著成人世界的林林總總。讀過之後，讀者既感受了心驚肉跳，又可以掩卷安慰自己，沒事兒，這不是真的。這種矛盾的心理，大概是讓奇幻文學可以在文學領域一枝獨秀、經久不衰的原因。從《指環王》到《哈利·波特》，從《暮光之城》到《向達倫大冒險》，每出來一個奇幻系列，總會迷倒成千上萬的大人和孩子。
當代奇幻文學界，還有一位生活軌跡與C.S.路易士相反的愛爾蘭作家——向達倫（Darren Shan 1972-）。他出生於英國倫敦，六歲時隨父母移民愛爾蘭，自我歸類為愛爾蘭作家。他的筆名出自其重要傳奇系列——《向達倫大冒險》（The Saga of Darren Shan）。該系列由12本書構成，講述的是一個名叫向達倫的小男孩成為半吸血鬼的故事。讀它好似看到哈利·波特到了暮光之城，裡面有吸血鬼、血腥的殺戮，還有令人心痛的好友反目成仇。但是比較而言，他的作品有更深邃的倫理意識，比如它的結尾總會落在人性深處的淳樸與擔當。其實這一系列與《納尼亞傳奇》一樣，帶有明顯的北歐文化特色和愛爾蘭民間傳說的痕跡，讀著像維京海盜，甚至貝奧武夫故事的延續。
天馬行空的想像之余，向達倫對讀者提問的回答也非常坦誠和勵志。比如當他被問及，如果擁有超能力，他會怎樣做？他坦誠地說，“超能力這種捷徑會降低一個人的成就感。因為任何生活的目標都應該通過努力、奉獻和專注來實現，那樣才有意義。”他本人也一直筆耕不輟，至今為止，已經出版40多部奇幻小說，包括惡魔系列（the Demonata），僵屍系列(Zom-B),城市系列(the City Trilogy)等，被翻譯成30多種語言，在世界各地出版量超過2500萬冊。
總之，愛爾蘭特有的歷史與文化，造就了一群獨特的愛爾蘭藝術家。他們一方面保留著荒誕、幽默、詼諧的風格，另一方面從未放棄自身的社會擔當，努力用文字探尋生活中的奇跡。愛爾蘭文學就像愛爾蘭的土豆和音樂一樣——低調而優雅地為世界文學做出重要貢獻。
□王敬慧（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