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為何禁止開礦，因為礦產越豐富，百姓就越是貧困

如果按照現代社會一般的經濟發展規律， 哪個地方礦產資源豐富， 當地的地方經濟應當較為發達， 當地居民也多多少少沾一點好處。 許多地方政府對開礦樂此不疲， 以為是一本萬利的事情， 因此也帶來礦難、環境污染等一系列問題。

可看明代的歷史， 發現一個今天看來很奇怪的現象：當時哪個地方礦產越是豐富， 當地的居民負擔反而更加沉重， 百姓和地方不但從礦產中得不到什麼好處， 反而深受其累。

在《明史》和《明通鑒》等歷史著作中， 有關因開礦激發社會矛盾的比比皆是。

浙江的溫州、處州，

福建的浦城等地， 明代有銀礦， 每年朝廷在此徵稅。 稅額逐漸增多， 到明代中期福建銀礦增加到三萬兩， 浙江增加到八萬兩。 地方財政為此枯竭， 百姓苦不堪言。

明英宗繼位後， 下詔令封閉礦山的坑道。 但是政府不開， 一些所謂的“奸民”私下裡偷開礦山。 大約和前些年遍地開花的小煤窯一樣， 私開小礦， 上面征不了稅， 管理成本也很低， 自然利潤豐厚。 於是蜂擁而上的“奸民”， 因盜礦相互鬥毆， 死傷不斷。

古代採礦現場

英宗正統九年（1444年）福建參政宋彰， 浙江參政俞士悅針對私人盜開銀礦的種種問題， 上書請求“重開銀場， 使利歸於上而礦盜自覺”。 這兩位官員的建議不是沒有道理的， 與其讓朝廷的礦產資源這樣浪費和流失， 還不如直接由官府開採。 但當時的浙江按察使堅決反對， 他的理由是：重開銀場雖然一時得利， 但開採的各種器用由民間出， 恐怕有關部門橫加科派騷擾， 禍患更深。 不如選官看守， 嚴加禁止， 盜礦行為自然絕跡。

朝廷一開始接受了這位按察使的建議， 可是沒過兩個月，

福建、浙江的銀場又重新開採了， 這次是邢科給事中陳傅的提議。 但真正的原因是什麼？是當時宮中的宦官和一些大臣爭相附和， 背後操作。 最後規定了每年向銀場徵稅， 福建為兩萬一千餘兩銀， 浙江為四萬一千兩銀， 比宣德年間減少了一半， 可卻是洪武年間的十倍。 而供應官府的費用， 比稅額還多得多。 從此當地老百姓更加困苦， 浙、閩之盜相繼而起。

請注意， 促成皇帝改變主意， 重新開設兩省銀場的是宮中太監和一些大臣。 這些人為什麼這樣積極？難道他們真是公忠體國， 關心朝廷的財政收入？不是， 他們是關心自己個人的利益， 只有以朝廷的名義去開採礦場， 他們才有牟利的機會。

明代派遣宦官充當礦監，

是當時百姓的一大災難。 橫行各地的礦監稅使中， 最為驕橫的要數陳增、馬堂、陳奉、高淮、孫隆等數人。 陳增是萬曆年間的宦官， 被派往山東任採礦使， 陳增到山東後即插手地方事務， 並與福山知縣韋國賢發生矛盾。 陳增誣告韋知縣阻撓開礦， 將他逮捕免職。 山東參政萬象春僅為韋國賢辯護了幾句， 竟也被停發薪俸。 陳增隨即在山東大規模地強行採礦， 隨意抽取壯丁， 致使多人死在礦井中。 陳增將少量所得送給朝廷， 而將大部分歸入自己私囊。 ——明代管理礦產開採的官員基本上如陳增這樣跋扈。

其實開國不久， 明太祖就認為“（礦）利於官者少， 損於民者多， 不可開”。 也就是說， 開礦對朝廷沒多大好處， 對老百姓只有壞處。 朱元璋這個觀點是符合當時事實的。

如果放到資本主義社會， 這就是奇談怪論了。 西方等資本主義國家， 工業革命的初期無一不是從開工廠、開礦、興辦貿易開始的。 獨獨在明朝為什麼對朝廷和老百姓只有壞處， 沒什麼好處呢？這就是管理體制和經營模式的區別了。 中國古代無論是開礦還是給鄭和艦隊造船， 或是架橋鋪路， 一直到清朝的洋務運動時期， 都是政治活動和經濟活動不分， 用搞政治的方式去搞實業。 具體到開礦， 不是把礦作為一個企業來經營， 該支付的成本必須支付， 才能確保收益的穩定， 皇帝派出太監替他去開礦， 變成了一項誰也不能討價還價的政治活動。 如上文所說的陳增要報復當地官員， 給他安的罪名是“阻撓開礦”。 開礦是皇帝交辦的政治任務，阻撓開礦就是反對皇帝，這種上綱上線羅織罪名的方式，在帝制社會裡是百試不爽。

這樣的體制下，管理礦產的官員因為是皇帝身邊的人，便有無窮的權力，他能以公權力來強迫當地百姓幾乎無償給他勞動，也可不給當地支付任何成本而將礦挖走，“器用”都出於當地，可見起碼的設備和運行成本都是當地承擔。而大部分利益落到管理礦產的私下腰包裡，朝廷得到的是很少一部分，對當地百姓則是百害無一利。

明太祖朱元璋像

黃仁宇評價明代是內斂保守的政府，完完全全用管理農業社會的方式治國。這樣的情況下，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很難成長，現代企業管理模式更不可能出現。在此情況下，國家對於礦產資源，越消極反而越好。就如明太祖和那位浙江按察使的主張一樣：乾脆不去開採，國家也不會有什麼損失，老百姓負擔會更輕。

開礦是皇帝交辦的政治任務，阻撓開礦就是反對皇帝，這種上綱上線羅織罪名的方式，在帝制社會裡是百試不爽。

這樣的體制下，管理礦產的官員因為是皇帝身邊的人，便有無窮的權力，他能以公權力來強迫當地百姓幾乎無償給他勞動，也可不給當地支付任何成本而將礦挖走，“器用”都出於當地，可見起碼的設備和運行成本都是當地承擔。而大部分利益落到管理礦產的私下腰包裡，朝廷得到的是很少一部分，對當地百姓則是百害無一利。

明太祖朱元璋像

黃仁宇評價明代是內斂保守的政府，完完全全用管理農業社會的方式治國。這樣的情況下，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很難成長，現代企業管理模式更不可能出現。在此情況下，國家對於礦產資源，越消極反而越好。就如明太祖和那位浙江按察使的主張一樣：乾脆不去開採，國家也不會有什麼損失，老百姓負擔會更輕。